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主权在民（一） -- 井底望天

六

在万历46年（公元1618年）为了对付日渐坐大的努尔哈赤，朝廷开始征收辽饷来支付辽东军费。这个税收的征收，以土地税为主，每亩地加3厘5毫，第二年又加同样税银，第三年再加2厘，总共是9厘，共征收520多万两。因为这些税银以土地税为来源，自然就是分摊到了俺们的农业省份的头上。

以当年的明朝来讲，在明初的时候，湖南和江西一带仍然是森林密布，洞庭湖一带仍然人口稀少，土地宽裕。随着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这些地方被慢慢开发出来，而当地土著少数民族被赶上了山，就是今天俺们见到的在贵州和湖南边界苗疆长城的出现，就是万历43年（公元1615年）建造，来抵御土著居民的袭击。

而贵州当年则因为当地土司播州（今贵州遵义）宣慰使杨应龙带领苗兵造反被平定，需要安抚当地人民，因此没有在辽饷中征收。

图一 今天中国的主要耕地分省分布图

虽然俺们没有明朝时期的全国土地的耕地资料，但是看一看今天的耕地面积，可以看出来当年的主要耕地是在四川、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安徽和江苏的江淮地区和陕西的关中地区。而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地区，山多地少，耕地面积不大，当地经济无法靠农业为主。

而南宋时期中国之所以出现大规模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兴起，主要原因就是靖康事变中，南迁的中原人民无地可居住，从而导致杭州等大规模城市的兴起。这之前，北宋的城市化出现，也是因为北宋的改朝换代是以兵变的方式进行，没有像以前一样，通过大规模的战乱，从而人口下降没有那么严重，农村土地贫乏，自然导致汴梁等大都市的出现。

其实正如俺在《花开花落》一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农业生产和人口增加之间的奇妙关系。以中国的历史来看，战国时代的李俚给农民算的一笔账，是颇为悲观的。而中国的耕地面积基本上在汉朝时代就奠定了基础，大量的耕地增加主要是后来的东北。可是在人口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土地的产量却一直可以养活增加的人口，无论是当年的南宋时期的过亿人口，还是现在的13亿人口，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城市化的出现，反而刺激了农业技术和产出的增加。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日本，本来日本农业完全无法满足自己的人口需求，反而是上个世纪大规模城市化之后，反而农业技术发展了，可以供应翻了一番的人口了。

但是北宋到南宋时期，城市化加速的步伐，由于蒙古征服在北方造成的严重人口减少，导致了北方城市化步伐放缓，当然并没有影响到南方。在元末，则因为洪水和饥荒，特别是瘟疫的大规模传播，在加上元末的战争，导致人口大幅减少。以同时流行在欧洲的黑死病为例，大约是2500万人死亡，导致欧洲人消失了三分之一。

因此明朝的城市化在早期显著的放慢，其中有人口减少的原因，再加上明太祖朱元璋在农村进行的保甲制度，这个历史上的人民公社，来稳定基层。而随着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城市化，在明朝中期已经颇具规模，这个可以从反应市民文化的小说的兴起，可见端倪。

而伴随城市化发展起来的工商业，主要是苏州一带的丝绸纺织业、松江一带的棉布袜加工业、嘉兴一带的榨油加工业等等。当然东南地区的其他行业如茶叶等，都是主要支柱产业。

但是很显然，明朝的税收以今天的标准来讲，应该是比较低，而且大部分是压在了土地税上。由于土地兼并慢慢严重，和无地流民的大幅度增加，税收的重头显然落到了自耕农的头上。平时收成不错，当然还可以应付，一旦碰到过天灾的话，大家就只好拔腿走路，去当流民了。

这个问题严重到朝廷的财政差不多要破产，于是才有万历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的张居正改革。张居正的改革，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兼并的恶化，增加了3百万顷地，让政府财政有所好转，算是扭转了“私家日富而公家日贫，国匮民穷”的局面。

不过张居正的国进私退政策，虽然用了一条鞭法，用了摊丁入亩，和货币取代实物，而造成明朝货币经济化，但他的政策却没有解决明朝缺乏国家货币的大问题。

而由于纸币发行，在明太祖时期导致通胀，将实际币值贬到了票面价值的70分之一，导致了政府纸币信用的破产。而后来依赖的铜币，则由于使用铸币工艺，而不是印币工艺造成的成本过高，朝廷供应的货币奇缺，引发私自铸币的盛行。而这些非法铸币，又因为成色不足，中间混入铅，同样导致了货币的贬值。

当时由于海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世界白银流入中国，其实是完全有可能实现银本位制。但是明朝从来没有人试图建立自己统一的银币，而是任由碎银和银锭流通，是货币制度异常复杂，增加了交易成本。在这种复杂支付的情况下，靠判断银子成色的金融业大量兴起，成为最为赚钱的行业，反而导致了资金流向这些地方，而减少了流入实体制造。

这种情况可以说，和美国金融业盛行颇有类似之处，就是金融系统过于复杂，利润太过丰厚，反而导致了实体经济受到了损害。

如果俺们现代人，以为当时明朝那些朝廷里混饭吃的人精，就像今天美国国会里面的那帮议员一样，没有看到工商业和贸易上的油水，以为他们只是些大谈道德、清廉、小政府、大市场和看不见的手的傻子，那就是俺们才是真正的傻子了。

其实明朝政府在这方面也看得出来，倒是很想收税来着，不过因为官僚士绅读书人在这方面的利益太多，在朝廷上遭到极大的阻碍。于是官僚靠不住，只好靠太监。结果就是这些油水行业，人家官僚和士绅的好处本来就大，自然不愿意被你国家来伸筷子夹肉，再加上你派来的又是那些不男不女没有卵子的玩意儿，别说这些玩意儿手脚本来就不干净，可是就算你是清正廉洁，俺也看不惯你这些废人，有什么资格骑在大爷头上？

五

因此将道德之功能无限放大，从而忽视读书人在知识获取过程中的专业能力的缺乏，就会培养出一批迂腐的清高之士，开口就是道德文章，闭口就是圣贤榜样，往往把技术和观念的争执，简单化为人品的指责。

当然道德挂在嘴上，是不是自己身体力行，又另当别论，反正结果就是捣乱的多过干事的，折腾的多过务实的，嚷嚷的多过耕耘的。在明朝万历年间，被烦到头疼的明神宗朱翊钧因为立储之争，尤其是朝廷的言官的凶悍，以三十年不上朝的罢工作为抗议手段。而兴起的东林党，和齐楚浙诸党之间的恶斗，都导致了整个文官体系的瘫痪，从而为魏忠贤的阉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在知识界的文艺腔盛行的时候，正好就是中国在科技上，开始被西方赶上并超过的时候。中国在历史上享受了几千年的科技领先地位，在这一段时期开始衰落，以万历朝为例，来自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红夷大炮，以及火枪，远洋船只，和这些产品背后代表的科技和工艺能力，已经超过中国。

不光是西方，连明朝的对手后金国也很快在这个技术上超了过去。在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的宁远保卫战中，明朝将领袁崇焕用了红夷大炮之利，大败后金军，并导致了努尔哈赤之死。第二年的宁锦之战中，皇太极也吃了大炮的大亏。这之后，在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后金终于靠著俘虏的明朝工匠，仿制了红夷大炮，并运用了脱蜡法，用了铸钢代替铸铁，并对火炮的不同部位进行复杂的退火和淬火处理，从而一举在制造大炮技术上超越了明朝。

于是在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短短的13年后，曾经被大炮轰得血肉横飞的后金军，开始用大炮对付明朝守军了。在松锦之战中，这些大炮帮助后金军攻陷了塔山和杏山，入关之后，又靠这些大炮轰开了扬州城墙，以便让满清铁骑血洗扬州。

万历年间的明朝经历了两场外患，一场是日本的丰田秀吉入侵明朝的属国朝鲜，明军入朝作战，靠了自己的大炮优势和骑兵，打垮了进攻的日军。但是另一场后金的努尔哈赤却在东北的萨尔浒打败明军，导致明朝在东北陷入守势。

在这种国难当头的份上，看不出整个官僚系统和知识界，对国家的现实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整个控制政治和舆论的精英阶层，主要的关注点是所谓太子谁做的国本之争。通过攻击明神宗不愿立长的妖书案，到后来企图谋杀太子的梃击案，在明神宗死后，终于出头的太子明光宗朱常洛，因为搞女人过度，一个月后暴毙时发生的红丸案，以及围绕着明熹宗这个世界上著名的木匠艺术家朱由校登基的移宫案，都导致朝廷官僚和在野清流这两个知识分子阵地，发生了不可弥补的分裂，和越加残酷党争，因而对真正的社会问题和国防威胁，倒是没有太多精力去关注了。

这种只顾内斗而不理实事的政治文化，在北宋的新党和旧党之争时候已经出现，但是到了明朝才真是集了大成。在万历之前的嘉靖一朝，就因为明世宗朱厚熜如何处理其父亲兴献王的地位问题，而引发了从正德16年（公元1521年）到嘉靖17年（公元1538）长达17年的政治斗争。这个大礼之争的波澜壮阔，从道统这些虚活儿的口头之争，到官僚的派别倾扎这些实际利益搏杀，斗争的高潮之处，是朝廷官员200多号人，在左顺门跪地抗议，直接和皇帝对撼，然后锦衣卫的廷杖大打出手，导致18位官员被打屁股而死。

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看那个时代，有种感觉就是当时的文化人们，就是说俺们民族的精英阶层，颇有一种吃饱了饭，找不到其他太好的事情可以做的感觉。其实那个时候社会上的问题已经层出不穷了。朱元璋时代建立的人口普查结果，就是“黄册”和“鱼鳞册”已经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了，朝廷的财政和税收也面临比较大的困难。

而且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了二元化，就是以中原为主的农业经济，和以东南，从浙江、福建到广东的海洋外贸经济已经形成。虽然明朝在宣德年间开始实施海禁政策，遏制对外贸易而引发的工商业发展，但这个政策，大部分还是远在京城的官僚们意淫一下而已。在东南沿海的各种对外贸余，因为中国的贸易带来的丰厚利益，和欧洲黄金和白银比价与中国的差价，导致各地商人将白银运到中国，换成黄金，回到欧洲兑换白银，谋取暴利。

因为当年在南宋和元代，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征服，导致了大批东南地区移民，迁徙到了东南亚一带。然后在这些地方起家的华侨们，就以向俺们自己汉人皇帝进贡的口号，浩浩荡荡回来做生意了。你不是不让人做生意吗？俺这些华人回来拜见自己的皇帝，进贡一些海外奇珍异宝，你总不能这么不尽人情吧！

于是俺就带来了十条大船的船队，进了广州和泉州港，九条船里面都是用来做生意的香料、白银等等，一条船里就是带上朝廷的贡品，其实就是关系打通费，算是把皇帝、皇后、太子、皇子和公主们，掌权的大臣们，受到宠幸的太监们，一股脑全部给收买了。这样反正地方官员也有份子的那九条船，自然可以平平安安的发财，不会受到朝廷的监督使之流的干扰了。

这套方子当然蛮夷们也会玩，各地方的小王国们个个摩拳擦掌，带着货物，要来北京进贡。那时候明朝的进贡体系，差不多就是今天的WTO了。两个来自日本的武士豪族大内氏和细川氏，在宁波因为进贡的排名先后问题，互相厮杀，并趁机打劫当地，引发了争贡之战。

可是贸易发展的兴起，和东南地区工商业发展迅速，并没有为朝廷带来财政和税收上的好处。而相当于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东西部经济差距，在明朝时期已经明显出现。新儒家理论中的重农抑商其实也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但是以农业税收为主要税收来源的财政体系，其实是加重了西部和中原的负担。而东南为基地的读书人们，日子过得其实颇为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