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70年代外贸部和上海广州之间的明争暗斗 -- 绿水
家园 70年代外贸部和上海广州之间的明争暗斗 李强资料中一段话让人不解：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守岗位，对“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进行了斗争，努力减少外贸工作所受冲击。记忆当中，四人帮对外贸工作挺支持的，加上从来没听说过李强在政治上出过什么风头，部里没问题，个人也没问题，那问题在哪里呢？
70年代外贸部跟四人帮之间只有一件出名的事，这件事跟小山讲的故事有关。
一件事情是出国人员的补助和海外合作伙伴的佣金支付等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但因为只不过是个程序规范化问题和部门间平衡问题，处理过了以后就无声无息了。
另外还有社会上对外贸部投机的一些议论，后来报纸上发过几篇解释文章，说明挖资本主义墙角是好事，也就完了。
这两件事都跟江青有关，但她也仅仅是出头而已，或者说是起个推动作用，后面的处理程序跟她没有什么关系。
查了查网上，《姚依林——百夕谈》对这其中的过节描述的很全面。唯一的问题是很难看懂，特此翻译翻译，做个纪录。
就从姚依林1973年春节前后恢复工作谈起，以前的过节这里就不说了。
1973年过了春节，他重返商业部，给他安排了办公室，配车接送，又通知他可以出去跑跑。于是他带上两三个人， 4月份便去了上海、浙江、福建，在杭州度过“七一”才回京。8月份又去了黑龙江，跑了十来个县。调查可自选题目，他去浙江便调查蚕丝，去黑龙江便调查大豆。“好久没出去跑跑，无非是‘公费旅游’。”他微笑着说。
文中的“他”或“六兄”一概指姚依林。
土共的官员就是特别，工作之前先要调查清楚，应该还需要写个工作计划，大致计划期满以后上级或本单位复核。这工作也不容易。虽然篇幅不限，象李强200字就够，但也得先有说服力，大家都认可，你才能开展工作。
姚依林说公费旅游，是自嘲自己大半年时间都浪费了，原因是他后来去外贸部了，那他在商业部系统做的调查也就全废了。
经过大跃进和文革，农村的经济实力提高，地方的权力越来越大，大部分农副产品已经可以在各省内部形成循环，导致商业部的作用越来越小。同时，各省市对海外交流的愿望越来越强，因此外贸部的作用越来越大。事实上也是如此，后来商业部很快就被合并了。
结果姚依林就在提出要求以后，到了外贸部。
“对外贸易部没有批周。”他微笑道：“我们批林批孔也搞得轰轰烈烈，批白××!”白××原是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紧随林彪、黄永胜，调升外贸部部长。此人忠实执行林彪的政治路线，在广东“文革”中犯有支一派压一派的严重错误。林彪自取灭亡后，他被撤职。
白××被批判后即回部队，调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不久离休。和其调升上来的广州军区陈树福也同时下去了。
白相国是当时的部长，后来李强接任。白相国和陈树福都是广州军区的，都很快离休了。所以你要把这两位下台理解成干部年轻化专业化可以，理解成清除军队势力可以，理解成清除地方势力也可以。说成林彪的政治路线，那就是说是清除军队势力了。其实好像这种事儿跟林彪也没什么关系，另外白相国下台的时间和陈树福升为副部长是同一个时间，而白相国回到军队也不算降职，也只能说是人员的自然更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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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资料很不错，谢宝兼挑个小错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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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好象有个小BUG，陆克文76年才上大学，那时候周总理已经逝世了，不可能见的是他。
家园 您怎么到新兵营来了？ 家园 白的事儿应该算清除军队势力,林在时往各部安插了 不少军队的人.
回部队算是好的出路.李震在公安部把命都丢了
家园 70年代外贸部和上海广州之间的明争暗斗 (2) 他了解李强和柴树藩是可以共事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一致，这就是外贸部在当时和以后能“混”下去，得以抵制一些歪风邪气的缘故。批孔时六兄主讲了汉朝桑弘羊的经济学著作《盐铁论》。当时《盐铁论》是被划为法家著作宣传的。桑弘羊的经济改革有进步意义，汉武帝时曾引起一场大争论，桑弘羊后被杀，却不是因其学术著作。他在宣讲时只是评介了桑弘羊，未联系什么实际。“四人帮”当时掀起的“批林批孔”，企图突出周总理是所谓当代“大儒”，因为周总理在“文革”中起了良好的缓冲作用，“四人帮”视之为夺权的最大障碍。外贸部的“批林批孔”始终未乱，表面也轰轰烈烈，还开了训练班，实际上有出奇制胜的招数。
第一句话最难懂。实际上这句话是说，李强和柴树藩市很好的业务干部，不会争权。
当时外贸部排名是白相国李强姚依林柴树藩，理所当然的推测是，批白相国是姚依林发起的，训练班是姚依林组织的，确实称得上出奇制胜。同时还说明四人帮和外贸部不发生任何关系。
令人吃惊的是，姚依林还主持讲解《盐铁论》。《盐铁论》不符合政治经济学，也竟然有人听。不过《盐铁论》是讲内政的，跟外贸部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后面没有故事了。
在那时，他们能这样巧混则混下去，也有时无法巧混，只好憋一肚子气。 1974年春他赴穗，为了广交会展览的问题。展览会的大门买了进口铝合金做门框，当地“左”派惟恐不“左”，无中生有，闹到北京。“四人帮”对此门框斥之为卖国主义，又说交易会展览反映问题严重，不合革命路线、政策。周总理便叫他去穗看看，同行者有外交部副部长符浩、外经部副部长李克，他们组成三人小组开赴广东检查展览会现场。去后，首先换了门框，周总理让换上自己生产的铜材做门框，才平息了地方意见，门于是被呼之为“争气门”。之后，他们又去展览厅，一间一间屋地去看过。1974年恰逢虎年，有一张画画了树林里有三只虎，一大二小，意见说是“宣传了林彪”，便换下来。摆出来卖的观音像、佛像，意见说是宣传了封建迷信，便撤下来……这次是广州和外贸部的冲突。广州人的广告意识还挺强，这么赔本儿的事也做。当时中国没有广告市场，展览会门框这种产品完全没有市场。所以外贸部到相熟的香港买现成的产品，是可以理解的。但广东人要立自己的牌子，广交会是最好的机会。这种广州和外贸部打架的事情以前不会发生。当时香港的贸易发展很快，广东人当然知道，所以也就有样学样了。
广东人闹到北京，只能先找陈树福，看来副部长也解决不了问题。文中的四人帮只是江青。江青给的罪名跟现在网上争论差不多，名实符不符不管，意思表达了就完了。符浩是江青的代表。三个副部长，浩大的代表团，可以证明广东人的意见有多大。“争气门”，大概是因为上报纸了，记者总是要夸张点儿。
三个老虎的画儿在这个事件中全国有名，印象中以后还拍卖过，想来现在这么有名的文物，再次拍卖，超过百万元应该是最起码的。观音像、佛像倒不大明白，那是卖给外国人的东西，也许广东人真气坏了？
他下榻锦江饭店，马天水突然去找他。马天水解放后一直是上海市委副书记，柯庆施赴沪任市委第一书记时，陈丕显是二把手，马天水是三把手。马天水在“文革”中倒了过去，任市委副书记兼上海财办主任。马天水找上门来谈的是想让上海管财贸的头头黄金海到外贸部当副部长，征求他的意见。当时上海已在酝酿什么“大使训练班”，“四人帮”企图以上海为基点，把他们的党羽输送到中央各个权力部门去当政。他当即答复马天水说，因自己调去不久，对外贸部人事情况不大清楚，尚未过问这些。马天水直磨缠到深夜2 时才走。政治家就是政治家。这个“倒了过去”，是当时的老百姓惯用词。姚依林在说白相国时引用官方定论，虽然这个定论可能是姚依林自己写的。但说到马天水时就避而不谈官方定论了，同时还要强调马天水谈到“深夜2时”，偏偏要谈的问题其实不用谈，他可以“当即答复”，加上马天水在来之前也知道这些情况，这里就有文章了。从敏感词“大使训练班”来看，他们是在谈后备人才库的问题。一个是人才培训问题，一个是人才大胆使用问题。对黄金海的安排，看起来姚依林应该是答应了，否则没必要谈什么还在“酝酿”的问题。
他返京后即找李强、柴树藩商量如何对付此事。黄金海如真的来了怎么办? 商量好如真的塞进来黄金海，可让他卡在他们之间。但他们对此事态度不积极，黄金海终未塞进来，此事得罪了“四人帮”。自此后，外贸部和上海的关系一直紧张。1975年周总理病重离职，国务院工作停摆；当时无人可代替总理，毛主席只好让邓小平出来运筹帷幄，说好要小平同志不要和江青等闹矛盾。毛主席并批评了四人的帮派，这也是“四人帮”一词之由来。邓小平出来工作后，对“四人帮”无所顾忌。他感到1975年比较好过，但不久，“四人帮”便伺机反扑，又闹起了所谓“批邓反右倾”。前半段也比较难懂。字面上的意思是，如果上面让黄金海到外贸部的话，黄金海的位置应该在柴树藩之前。其实柴树藩也是个传奇人物，后来改行造船去了，名气比李强大得多。这里李强、柴树藩不同意黄金海调进来，使得外贸部和上海之间关系紧张，但姚依林还是好人。
1975年高层政治变化快。毛泽东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三株大毒草，四人帮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竟然把邓小平的大毒草和刘少奇的《修养》下发，使每个人都能读到，而同时大部分人其实还读不到毛泽东选集，给邓小平的复出埋下伏笔。当时万里整顿火车正点比较有名，虽然当时既不能开除工人，也没有升降工资一说，但开始可以把工人从正式职工改成合同工，威力还是很大。邓小平下台很快，当与此有关。
姚依林没有提翻案风，大概是因为外贸部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当中，没有与刘少奇有牵连的人，再加上四人帮跟外贸部没什么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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