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173名抗战伤兵死因旁证 -- gaogeli

吕营长苦笑笑，将烟蒂丢在江中，说：“他就在德胜坝伤兵医院做院长，现在是上校啦！……那医院，妈的，面上干干净净，骨子里可是个地狱。伤兵医院是肥缺，程福通勾结一伙人，大量盗卖药品、酒精、纱布和药棉，良心给狗吃了，不知贪污了多少钱，这小子肥透了！”

家霆忿忿地说：“怎么不告他？”

吕营长苦笑笑：“贪污的事先在见怪不怪了！他有后台，老鼠就成了千里马！住院的伤兵无权无势半死不活，谁敢得罪他？”

……

老钱告诉家霆一件轰动的事。说这件事时，脸上笑容没有了，语气沉重。“大少爷，德胜坝那个伤兵医院你知道吗？前天上边来人检查工作，院长伤天害理，为了打扮门面，也为了怕人控诉揭发，一早将些半死不活的重伤号抬到江边树林里搁在地上。检查大员走后，夜里将重伤号抬回，发现好些野狗在那里吃人，有的重伤号连肚肠都给野狗扒出来吃了。……”

半个月之后，这些新兵被饿得面黄肌瘦，走路是东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连爬也爬不起来了。他们大声小声呻吟着：“肚子饿，肚子饿！”喊得大声一点的，背枪的兵听到，还去打嘴巴子。

又是两三天过后，饥饿的呼喊声也听不到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无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条条地睡着。人虽死了，而两只眼睛还在睁着，我去看了一眼，真够害怕。带兵的人，从新兵中还找不出几个能抬死人去埋的人，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残酷的是，病饿的爬不起来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边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愿死，拼命的两只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枪的兵却狠心地用枪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1942年寒冬腊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连从贵州接来一批壮丁，约二百人，从我们门前经过进驻南楼上。斯时也，天寒地冻，蓬断草枯。所有壮丁，其衣也，除下身穿著几块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极其单薄的稻草蓑衣，既无鞋，更无袜，一概赤脚；其状也，皮包骨胳，瘦若枯材，如以“鹄形菜色”四字去形容，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俨若骷髅，活似鬼样；其色也，一身黝黑，难见其真正皮肤，惟有两个白眼仁在翻动；其行也，你拉着我，我扶着你，纵未用绳捆索穿，则天然连成一串，颤颤抖抖，蹀躞蹒跚而行。

……次日凌晨，接兵连押着壮丁往湖北方向开去，不久，黔江县商会会长李伯星、何学如等人来向卫生站联系说：“该接兵连在杉木垭一带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个壮丁，未壅头部，奄奄待毙，我们去挖起来集中在东门外陈仲云家的空房里，请你们去给药治疗一下，作点好事。”

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一万人的师每月600人。

……新兵由摧残而冻馁，由冻馁而病死，随死随弃，极尽人间惨事。第九师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余名；余者大半无衣着，以稻草蔽体，鹄形垢面，奄奄一息，民众睹此，无不叹息……

史迪威要求把这种自私，无能和腐败从指挥部里清涤出去，让一九四四年的中国军队——一支如此贫病与饥饿的，在骇人听闻的领导和野兽般的虐待之下的军队去打日本人，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缅甸，史迪威捡起了一九四二年战役后的中国残余部队，把他们从渣滓锻成了战争中钢铁；他所用的方法其实是惊人的简单，但是却无可非难的成功。他给他们给养．给他们衣服，训练他们，武装他们；于是缅北这支军队的中国军官开始懂得了一个现代后勤制度的用途，也学会了领导进攻的技巧。

　　看到8月21日《倪宅发现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报道，退休老教师徐安钦很快向本报反映：“那块纪念碑正是下宅方村蟹钳山上抗战阵亡将士墓丢失的。”他还透露一个惊天秘密，“墓中173名将士大多死于自己人的枪口。”

　　好心乡绅捐钱建公墓

　　徐安钦说：“我虽然是花街镇双溪村人，但是，我小学一直在蟹钳山上九安乡中心学校就读，当时我已是十四五岁的少年了，那一幕记得特清楚。”

　　原先，这些国军将士死后全部分葬在公路边，个个坟头朝公路，一座座坟前都竖有一块小木排，木排上写着死者的名字，一到晚上更显得阴森恐怖，附近村民吓得不敢从那里过。

　　1943年冬，一些好心乡绅捐钱在蟹钳山上建了一座公墓，把173名国军将士全部安葬到公墓里，并立下这块纪念碑。当时，仪式非常隆重，做了“水陆道场”，请来绍兴的笃班（越剧的前身）、东阳婺剧团和永康省感班3个剧团，演戏3天3夜。

　　前两天，记者特赴蟹钳山上向一直为抗战阵亡将士守墓的下宅方村村民潘茂威求证。潘茂威说：“前两天，倪宅村的倪贻斋老人也来问过这事，我明确答复，倪宅村没有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附近乡村也都没有，那块碑毫无疑问是这里丢失的。这里过了公路便到了倪宅村的田，离搭田坎的地方也不远，抬过去还是方便的。”

　　下宅方村民证实阵亡者大多死于自己人手中

　　徐安钦说：“这座公墓中的国民党部队将士大多数并非抗战阵亡，而是死在自己人手中。”

　　徐安钦永远也不能忘记1942年5月19日这个日子。当时，听说日本人快要进永康了，他与父母亲一道将生活用品搬到附近的山上，突然，从下宅方方向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他大吃一惊：“日本鬼子这么快就打进来了？”吓得他一家连忙卷起铺盖逃往山上。

　　第二天，听人说才知道那是虚惊一场，头一天的枪声是国民党部队枪杀自己的伤病员。他们怕日本人，准备往丽水方向逃，这些伤病员不会走路，是一大累赘，就这样当“包袱”甩掉了。他不敢相信这个传闻，就特地跑过去看了，但见公路边多了几十座新坟，每个坟头都插着一块写了死者名字的木排。

　　“伤病员自己不会走路，可雇些民工来抬走嘛！也可以留下来让他们与日本人拼命，至少还能解决一些鬼子，何必要杀自己的同胞呢？”记者疑惑地问。

　　“国民党部队不是共产党部队，与当地群众关系不好，他们还经常抓壮丁，年轻男子早就吓得逃往深山老林里去了，他们能到哪里去找民工？再说雇民工要工钱，这样就地解决掉既省粮食又省钱。至于为什么不让他们死在日本人手里，我猜测是为了防止他们被俘虏后受凌辱。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大概怕他们被俘后经受不住酷刑，而将军事机密，特别是部队的行踪泄露出去。”

　　徐安钦老人的话从下宅方村87岁老人方陈东和83岁老人应桂叶口中得到了证实。这173名国民党部队将士确实大多数死在自己人手中。方陈东说：“平时伤病员不太会动了，就活生生扔进棺材里，钉上棺材板将他们活活闷死。当时，他们住在村祠堂里，我的房子就在后面，我常常听到被活葬的人大声喊：‘不要葬我，不要葬我，我还活着’。有的棺材抬出去时，里面还有响声。最惨的是1941年农历过年前一天，有一伤病员被推进棺材里，他一边用手抓住棺材沿奋力往外爬，一边喊：‘让我过了年再死。’一名军官模样的硬是把他的手掰开塞进棺材，叫人把棺材板钉死。”

　　应桂叶说：“我出生在塘头应村，11岁到下宅方当童养媳，婆家房子就在祠堂后，当时的情况我都见到了，我婆婆每次看见他们这样活生生处决伤病员，都伤心得暗自流泪。有一次，她看见他们又准备处决伤病员了，就将其中一名伤员拉到家里偷偷藏起来，连续几天熬粥给他吃，后来，那位伤员竟然康复了，又是一名活蹦乱跳的小伙子。”

　　不过，村民黄根有证实，他父亲曾亲眼目睹8名伤病员被日军打死。

　　士兵特别怕受伤，老百姓特别怕抓壮丁

　　徐安钦说：“‘国军’如此残忍对待伤病员，士兵们都特别怕受伤，倪宅村确实驻扎过‘国军’第21师，但日本人从来没有驻扎过。当时日军曾驻扎在大屋，跑到倪宅、双溪等村顶多是抢粮食吃，跑到村民家里抓猪抓鸡。而21师顶多是在大老远的山上放几声空炮，人却躲在远远的不敢靠近，包括曾经炮击八字墙日军碉堡也是如此，这样能打死日军那是‘瞎猫碰到死老鼠’，而‘国军’连受皮毛伤都不可能，更不可能在抗战时阵亡。”

　　方陈东说：“因为当国民党兵这么苦，当地百姓特别怕抓壮丁，一听说有人来抓壮丁就像逃日本人一样，逃到深山老林里躲起来。我就曾在灰铺里躲了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