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宋代理学的两颗大毒草（以前写的哈） -- 王威

不过我个人还是以为，这样做太刻板了，太过形式化

关键还是知行合一的问题

以下是蔡仁厚先生對“宋明理學”一詞的解釋：

宋明儒者之學，通常被稱為「理學」，這個「理」字當然有它的實指，而不只是平常所謂義理、道理的意思。道家講「玄理」，佛家講「空理」，而宋明儒所講的則是「性理之學」。

所謂「性理」，並不指說是屬於性的理，而是即性即理，性即是理。但伊川朱子所說的「性即理也」，卻並不能概括「本心即性」的「性理」之義。於是，與其稱為性理之學，又不如名之為「心性之學」，或許更為恰當。

但心性不是空談的。一個人要自覺地過精神生活，作道德實踐（表現道德行為），便不能不正視心性。念茲在茲，時時講習省察，豈能視為空談？縱或有人空談，魚目又豈能混珠？空談者自是空談，豈可因此而忽視心性之學的本質和價值？

心性之學亦就是「內聖之學」。內而在於自己，而自覺地作聖賢工夫（道德踐履），以完成自己的德性人格，這就是所謂「內聖」。儒家之教，立己以立人，成己而成物，它必然要由內聖通向外王；外而達之天下，行仁政王道以開濟事功。但宋明儒講習學問的重點，畢竟偏於內聖一面，外王一面則欠缺積極的開發（內聖強而外王弱）。

內聖之學又可名為「成德之教」。這內聖成德之教，亦可名為「道德的宗教」。它既與以捨離為首要義的「滅度的宗教」（佛教）相異，亦與以神為中心的「救贖的宗教」（耶教）不同。這是自孔孟以下先秦儒家本有的弘規（孔子「踐仁以知天」與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便是這個弘規的基本模型），並不是宋明儒者的憑空新創。宋明儒者所講習的，便是順著這個本有的弘規而引申發揮、調適上遂。於是，世俗所認「陽儒陰釋」，根本是不明學術之實的顢頇之言。

宋明儒者的學術，大致可以分為「北宋」、「南宋」，和「明代」三個階段。北宋諸儒（以周濂溪、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為大宗），上承儒家經典本有之義，以開展他們的義理思想，其步步開展的理路，是由中庸易傳之講天道誠體，回歸論語孟子之講仁與心性，最後才落於大學以講格物窮理。至宋室南渡，儒學為三系：

程明道開胡五峰之湖湘之學，程伊川開朱子之學，陸象山則直承孟子而開出心學一派。湖湘之學受朱子貶壓，一傳而衰，故南宋以後，只有朱陸二系傳續不絕，而元明之時，朱學且進居正統之位。及明中葉，王陽明承陸象山而盛唱心學，創立致良知教，王學遂遍天下。至明末劉蕺山，則又呼應胡五峰而盛言「以心著性」之義，宋、明六百年之學術，亦到此結穴，而完成了發展之使命。

宋明儒者上承先秦儒家而開顯的「生命的學問」：一、由主觀面的縱的實踐，要求與天道，天德合而為一，這是成就生命之「質」的統一高明；二、由客觀面的橫的實踐，要求與天下民物通而為一，這是成就生命之「量」的廣大博厚（聯屬家國天下而為一體，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高明以配天，博厚以配地，兩面合起來，人之高貴莊嚴和充實飽滿，即可獲得真實之完成。

宋明儒學，似乎又可歸結為本體與工夫兩大問題。其中追問道德實踐成聖、成賢所以可能的超越客觀的根據，是屬於「本體」的問題。追問道德實踐成聖、成賢所以可能的內在主觀的根據，則是屬於「工夫」的問題。

從本質上說，宋明儒者最大的貢獻，是復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孔子講仁，孟子講心性，中庸易傳議天道誠體，都蘊含著，而且顯發出「天道性命相貫通」的大義，這是一種極其平正，而又極其高明的形上智慧。

但秦漢以來，先是陰陽家的攪混，加上象數的穿鑿附會，儒聖的慧命遂因之而沈晦。接下來是魏晉玄學興起，玄學代表道家的復興，他們表現的是玄智，講的是玄理。東晉以後，玄學趨衰，佛教因緣時會，靠了道家玄智的接引，而進入中國的文化心靈，形成南北朝隋唐階段佛學之盛行。佛家表現的是空智，講的是空理。講玄理而顯發的「無」的智慧，與講空理而顯發的「空」的智慧，都已達到玄深高妙的境界。然而，由玄智空智而開顯出來的「道」，畢竟不是儒聖「本天道為用」的生生之道。這生生之道，要等宋儒出來，始能重新光復。

須知天道生生，仁道亦生生。天道生生是生化萬物，仁道生生是由「純亦不已」的道德心發出道德命令，發動道德創造，不斷地表現道德行為，不斷地成就道德價值。所以儒家之學，一方面上達天德，一方面又下開人文，以成就家國天下全面的文化價值。這樣的道，當然比佛老更充實、更圓滿。這「於穆不已、純亦不已」的浩浩大道，是通過「仁的德慧」而彰顯，是先秦儒家本有的弘規。自北宋諸儒由中庸易傳之講天道誠體，回歸於論孟之講仁與心性，再到陸王之心學、良知之學，正表示儒家形上智慧的復活，和道德意識、文化意識的重新發揚。「天道性命相貫通」的大義既已恢復，中華民族的文化生命乃又返本而歸正。此便是宋明儒學最真實的價值。（蔡仁厚）

不能为国出力保疆卫土，反以欺凌弱者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