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坚持淮南 --- 记解放战争初期的淮南战场 (7) -- 洪枫

朱云谦带着十六团从白云寺出发, 星夜兼程，向东南方向急进。没想到天公不作美，部队刚行动不久，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大家只能在泥泞的山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冒雨前行，终于在10日拂晓赶到了来安县的东寺港宿营。

朱云谦刚把部队安顿下来，就有人报告说有队伍朝这赶来。他急忙出来一看，原来是徐速之他们带着地方武装跟了上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昨天晚上与十六团分手后，徐速之立即召集地方区委书记以上，部队营以上干部开会，宣布成立盱来嘉中心县委，并传达了上级要求大家留在原地继续游击坚持的决定。没想到这一决定刚一传达，下面就乱成了一锅粥。有人说可以继续坚持，但更多的人认为在目前的状况下继续坚持实在太困难，即便要继续坚持，也需要先撤到淮北略事休整，安顿伤病人员，精简队伍，补充枪弹医药，再打回来坚持游击。

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实已经十分困难：嘉山大队本来有3个连，但第一连已经在洪泽湖以南的都管堂(村名) 被敌包围，全部损失；第四连又在敌人的追击下被迫撤到淮北；现在嘉山大队只有第五连一个连了。这样盱来嘉县委的全部兵力只有两个连，再加上20余人的一个便衣队。可是随部队行动的县区乡干部还有两三百人，这对部队的快速行动摆脱敌人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再加上弹药消耗几乎殆尽，没有补充，已经难以继续战斗。

从内心说，徐速之对继续坚持原地的成功性也信心不足，现在看到大家都倾向于先北撤休整然后再打回来的折中方案，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坚持原来的决定。这样在会上大家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先跟上十六团一起北撤休整再说！

大家说干就干，十六团才刚走不久，抓紧时间追，兴许还追得上。于是徐速之和胡少卿连忙集合起各县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约五百多人，沿着十六团东进的路线急追了过来，终于在东寺港追上了十六团。

朱云谦听徐速之这么一解释，心里已经明白了大致是怎么回事。虽然上级决定应该坚决执行，但徐速之他们的困难处境和想法朱云谦也十分同情和理解，而且他们的做法也不算完全违背上级留在原地坚持的决定。让他们跟十六团一道撤退，无疑会增大十六团北撤的困难，但若是硬将他们扔下不管，或是强叫他们转回去坚持，他们又必然凶多吉少，朱云谦也是既不忍也不愿。不过朱云谦也不便公开支持他们的做法。就在朱云谦正在琢磨如何回应徐速之的时候，敌人帮忙来了！

十六团刚到东寺港不久，就被敌人发现，很快就从施官集向东寺港扑来。所以朱云谦还没有来得及与徐速之商量讨论地方武装的去留问题，就有人来报告敌人进攻的消息。这时朱云谦当机立断，一面叫十六团赶快抢占前面的174.4高地，一面让徐速之胡少卿抓紧组织嘉山大队和来安大队打前站，各县地方干部居中，十六团殿后。此地不可久留，要抓紧时间摆脱敌人向东挺进！

9月5日，在十六团和盱来嘉地方武装在淮南游击坚持了约40天后，华中军区终于向朱云谦来电下达了撤退命令。该命令的要点是：

1） 朱云谦率十六团经六合，天长，仪征向高邮转移；

2） 盱来嘉地方武装留在原地继续坚持游击战，具体安排由朱云谦组织布置。

朱云谦在接到这份命令后，既感到高兴，又有些犯愁：当时华中的战局他多少已有些了解，那就是战场已经北移，华中主力也从苏中逐步北移，短期内已不可能顾及淮南。现在十六团已是孤悬敌后，而且战斗部队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全团战斗部队已不足一个营。现在马上北撤还有可能保全十六团。但就撤退路线来看，走六合-天长-仪征-高邮这条线，路程既远，又因要穿过数道公路封锁线，易被敌人阻拦包围，还不如从盱眙在淮北我军船只的接应下北渡洪泽湖安全方便。思前想后，朱云谦给淮南军区发了一封电报，希望上级同意从盱眙北渡洪泽湖的撤退方案。淮南军区于9月7日很快回了电报，要求朱云谦坚决按华中军区的命令办，即按原定路线撤退。

于是朱云谦只有做好向东打，冲过敌人封锁的准备。

对于让盱来嘉地方武装继续留在原地坚持游击的方案，朱云谦也颇费思量。

经过一个多月在淮南敌后的游击转战，其艰难困苦朱云谦和大家都品尝到了。如果让盱来嘉地方武装继续留在原地，前景的恶劣大概是想象得到的。何况其中有不少是共事多年的老同事，老部下，朱云谦从内心来讲多少有些不忍。现在来安县委和来安支队，以及嘉山县委和嘉山支队都与十六团会合在一起，但盱眙县委及其地方武装却一直联系不上，朱云谦心里很是焦急。

当朱云谦在9月初刚从路西转回路东，就立即派人去盱眙与盱眙县委金江他们联系，但由于盱眙局势严重恶化，绝大多数的联络点都被破坏或切断，派去的人没能找到金江他们，只好无功而返。朱云谦并没有气馁，他第2次派了得力参谋植品三前去联系，期冀着植品三能够完成任务。

植品三绰号叫“老弯” ，盱眙人，在盱嘉地区很有名气，是抗战时期盱嘉地区有名的“三杆枪” 之一。植品三胆大心细，足智多谋，经常孤身一人出没在日伪盘踞的村镇里进行除奸和收集情报等活动，让日伪对植品三颇为忌禅。植品三长期战斗在盱嘉地区，曾任独立团连长，区委书记，县敌工部长，很得朱云谦和金江的赏识和器重。本来植品三在抗战胜利后已被华中局选上派往东北，未料走到淮阴后才知道华中通往东北的交通线已被国军切断，于是植品三又回到淮南路东工作。

朱云谦对植品三满怀信心和希望。

没想到植品三竟也一去不回！

难道金江他们已经全军覆没了？难道植品三也落入了敌人的陷阱之中？

朱云谦隐隐感到了盱眙局势的严重，盱眙县委手握的力量太弱了，是盱来嘉三县中最弱的一个，只有区区一个排。但朱云谦仍不死心，在9月5日接到华中军区撤退命令以后，他又派盱眙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董锐再次前往盱眙寻找金江他们，同时让董侦察能否在洪泽湖边搞到船。临行前，朱云谦对董锐交代说，如果仍无法找到金江，你要留信在联络点，告诉他们撤退的消息，叫他们尽快赶来。

朱云谦把与盱眙县委失去联络的坏消息也电告了淮南区党委。淮南区党委也感到了局势的严重，于是在9月7日的电报中指示朱云谦，叫他把现存的盱来嘉地方力量合在一起，成立盱来嘉中心县委，由徐速之任书记，胡少卿任副书记，金江(已失去联络)、李锐、范国璋为委员，并将现存的地方武装合在一起，成立游击大队，继续留在原地坚持。

董锐回来了，但他仍未能找到金江及盱眙县委，只好在指定的联络点留信叫金江他们尽快赶过来。

朱云谦预感到金江他们很可能已经凶多吉少，但他已没有时间再拖延等待。9月9日上午，朱云谦将十六团和各县地方武装及干部召集在嘉山的白云寺，他首先向各县负责人通报了华中军区及淮南区党委关于十六团北撤和地方武装坚持原地的决定。没想到，一些地方同志对继续坚持原地的决定十分抵触，他们气呼呼地说：“不能把我们甩下，坚决跟你们一起走！”

说实在话，让地方同志继续留在原地坚持确是勉为其难：一方面他们在这40多天的游击坚持中已经疲惫不堪，粮弹俱缺，战斗力已大为下降，士气也相当低落。另一方面，敌人仍留有5个团的重兵在路东反复清剿，敌人的基层政权也普遍建立起来，气焰嚣张，这让很多基本群众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开始疏离我们。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留在原地坚持，前途实在凶多吉少。

但朱云谦也无权改变上级的决定，他只好对地方的同志做说服工作：这是上级的决定，大家留与不留，不是我说了算的。其他同志也说上级命令应坚决执行，这样才勉强止住了争议。

到了黄昏，朱云谦跟徐速之交代了留下坚持需要注意的事项后，就带着十六团与留下坚持的地方同志依依惜别，踏上了北撤的征途。

从1939年算起，朱云谦在淮南这块土地上整整战斗了7年，与这里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日寇与敌人浴血奋斗，写下了多少英勇感人的篇章。朱云谦眷恋着这块土地，眷恋着这里的人民，更眷恋着曾在这里同生共死的战友。“你们一定要坚持到我们打回来啊！” 朱云谦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尤其是对金江，他在心底有一种隐痛：当年他们在工作上是那样的默契和同心协力，但现在连招呼都没有打成就撇下他们走了，而且自己这样一走，金江他们必然更加困难，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在折磨自己：金江，你在哪里？

在淮南路东地区，除了盱来嘉一带有十六团和盱来嘉地方武装在游击坚持外，在东南方向上的甘泉，仪征和六合一带，其实也有我方武装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着敌后游击，这就是六合县大队，仪征县大队，以及甘泉县大队各地方武装的游击坚持斗争。

由于路东保卫战的仓促撤退，淮南区党委及淮南军区没有来得及对东南方向的六合，甘泉，仪征地区的游击坚持做出统一安排和具体布置，致使该地区的游击坚持在路东根据地失守后的初期陷于混乱无序而又各自为战的局面。尽管如此，各县委及县大队仍自发地同干部群众一起坚持着当地的游击斗争，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六合县委和县大队在六合一带进行的游击坚持。

六合县大队由六合县委书记秦超和县大队长艾明山率领，有4个连的实力，在当时路东各县武装中是实力比较强的。当我军主力于7月29日撤出淮南后，六合县委为了有利于避开敌人的“围剿”,寻找联系各区、乡坚持斗争的干部,镇压还乡团、摧毁国民党基层政权,决定兵分两路进行活动: 一路由县长刘力行、县大队副大队长张伯锷率部分县、区干部与县大队两个连,在冶山、樊集与仪征交界地区坚持斗争; 另一路则由县委书记秦超、县大队长艾明山率部分县区干部和县大队两个连及一部分侦察队, 向西突过天六公路,寻找竹镇区委,沿途待机打击还乡团。竹镇在抗战后期是我来六县委驻地，群众基础较好，而且紧靠山区，有利于游击坚持。

7月31日晚,秦超等从仪征草庙山出发。一支由侦察队和部分县、区领导骨干组成的30余人的武工队,在队长程万里、副队长许传道和党委书记达慈带领下,由熟悉路线的何世德、何学安作向导, 在前面侦察敌情。入夜后队伍到达东旺庙,捣毁了东旺庙乡公所,镇压了乡丁林士太,缴枪10余支、手榴弹6箱。

次日黎明, 队伍进入梵山乡，活捉了国民党副乡长陈亚夫、副乡长周福和保长章连九。后转移到民主乡大树候,此时天已大亮。因我县大队的着装同国民党县保安队的军装一样(都是黄色),便冒充成敌县保安队,找到保长陈道海、曹庆中,诈称去竹镇“剿共”,要他们立即准备早餐。餐后由该二人带路至均朴乡, 在此处决了陈亚夫、周福、章连九及陈道海,曹庆中经教育释放。

8月2日晚, 秦超所带队伍在奶奶庙附近与县民众联合会副主任凌如竹及竹镇区、乡干部会合。之后便在竹镇一带坚持游击斗争，并与盱来嘉工委及十六团取得了联系。

当敌在8月下旬对坚持在淮南路东的十六团和盱来嘉地区地方武装进行疯狂的驻剿、围剿、合击的时候。六合大队及县、区干部也多次受到天六仪扬国民党军队的几路包围和合击,有时一天数次被围,数次突围,经常食不果腹、日不能息、夜不能眠,粮食、弹药均得不到补充,伤员得不到救治,斗争环境极其艰苦恶劣。

在来安六合边界活动的竹镇区乡干部,也多次遭到敌人的“围剿”。当他们离开来安县委返回到六合境内时,仅剩下19人。8月30日在广佛寺又受到六合、来安两县还乡团的围攻。凌如竹因病被来安铁佛乡还乡团头子郭文彬俘获杀害。其余人员突围时跑散。原竹镇区农会主任严如松,突围后无法寻找组织,但他坚信解放战争一定会胜利,为免遭敌人的迫害和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趁夜回家,在地洞里藏了720个日日夜夜,直至1948年7月19日解放军打回竹镇, 严如松才重新回到我方队伍中。

8月中旬,根据留在六合、仪征一带活动的淮南区党委社会部长陈雨田的建议,仪征、甘泉、六合三县负责人研究决定建立中共东南工委,从三县共抽调七个连队组建东南支队,陈雨田任工委书记兼支队政委,艾明山任支队司令, 仪征县委书记魏然兼支队副政委，留在天长及仪征边界地区活动。陈雨田在抗战时期曾任六合县委书记，对东南一带的地形人情以及干部队伍都比较熟悉；艾明山是红二十八军的老战士，曾任六旅十七团团长，游击斗争经验丰富。从此六合、甘泉、仪征三县的敌后斗争就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加强了我方力量在东南地区进行游击坚持的生存能力，提高了干部群众进行游击坚持的信心。

8月下旬,县委秘书任文彬根据县委布置,带领八百桥、四合墩等区乡干部14人,从樊集出发,前往半塔寻找西行的秦超等。因暴雨受阻,天亮前在香火庄一农户汪金林家隐蔽,遭到大井赵和四合墩还乡团的联合围攻。安全突围后,又迷失方向,天亮前仅剩下7人，隐蔽在山槽周长玉家。次日,刘力行得到国民党调集兵力向樊集地区“清剿”的情报,就决定率部队向天六公路以西转移。下午2时左右,刘力行所带队伍在黄泥坝与国民党护路队遭遇,相互打了几枪。这时任文彬等正返回白土山，他们循着枪声找到了刘力行。随后一起向天长长兴、谕兴集方向转移。

西行至竹镇的秦超、艾明山等通过十六团电台,接到东南工委要他们返回樊集的电报。秦出发前,布置竹镇区乡干部继续与来安县委在一起活动。然后便带人多次机智穿插于敌人空隙之间,于9月9日到达仪征谢集,与县委和东南工委会合。是夜,东南工委召开会议,针对复杂、残酷的斗争环境,研究决定: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大步迂回与小股隐蔽相结合,依靠基本群众和坚决镇压还乡团首恶分子相结合的策略,坚持对敌斗争,从而站稳脚根,打开局面。会后,县委率县、区干部及部分县大队战士返回谕兴集。

在靠近长江北岸的六合县东(沟) 瓜(埠)钟(林) 一带，由于敌情更加严重，县委决定专门设立东瓜钟工委，汪中富、丁明新为正副书记。不久,东瓜钟工委便与县委失去联系。为了坚持敌后斗争,所属武装改称横山大队,相机袭扰敌人。

卢殿宝原为钟林乡指导员,在国民党军队占领横山后叛变投敌,不仅密告收藏武器情况,还积极收交献敌,很快被东瓜钟工委捕获枪决。工委还在钟家集、月塘集一带四处张贴宣传标语,破坏敌通讯线路,组织群众捣毁横山工事,镇压为敌效劳的首恶分子戴三腊子等,使敌人终日提心吊胆。

8月中旬, 工委副书记丁明新在冶山附近找到县长刘力行,并汇报了斗争情况。根据丁明新的请求,刘力行派县政府秘书吴功去钟林区协助工作。不久, 东南工委对东瓜钟工委成员作了调整,由吴功任书记,汪中富、丁明新任副书记,并将跟随陈雨田的武工队10余人留下,以加强对敌斗争的武装力量。26日,吴功等得到情报:在天长金集一带“清剿”的国民党整编二十六师一个营,由还乡团配合,将对钟家集等地进行“清剿”。工委决定连夜转移至敌已“清剿”过的金集一带活动。汪中富和徐峰带8名武工队员留在原地, 等待去与仪征县委联系工作的东沟区两名干部返回,然后到金集会合。可是汪中富等并未按计划去金集, 而是继续在原地与敌周旋。28日晨,汪中富等转移到蔡家洼时,遭到国民党“清剿”部队及还乡团的三路围攻,徐峰和一名武工队员牺牲,汪中富突围时被俘,其余队员跑散。汪中富虽受到樊集镇长陈守义的毒刑拷打,但坚贞不屈。后来汪被国民党军队充作新兵留下，直到1947年从山东战场趁机逃回。

吴功等刚转移到金集,就被敌人发现,只得再返回原地。但“清剿”之敌尚未离去,不得已绕道草庙山、官塘,再转移到林阳山，与八百桥、四合墩区乡的刘济川等10余名干部会合,一起行动。

当吴功等转移到八百桥官塘附近时,家住官塘的县交通局副局长李明道带两名武工队员回家了解敌情, 不幸被敌抓获,两名队员牺牲。李明道后来虽被救出,但吴功等人的行踪已被敌发现,这时还乡团胁迫数百名群众在前面开道，向吴功等人的隐蔽地扑过来。为不致误伤群众,吴功等未予还击,而是向东转移,穿过天六公路,先后到达菱塘桥、高邮湖,与县长刘力行、副县长汪伯民会合。经过休整,留下病残人员,其余人员过湖回转，至仪征秦栏与张伯锷率领的县大队一部会合。经一夜急行军,到达仪征沙家集,又与秦超、艾明山等部分县、区干部会合。

六合及东南支队的游击斗争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东南地区（六合、仪征、甘泉）长期以来一直是游击区，干部队伍和基本群众都具有比较丰富的游击斗争经验；另一方面，东南地区正处于国军整编二十六师和整编二十五师的交接地带，特别是因为驻守在甘泉仪征一带的整编二十五师的主攻方向是苏中，对淮南方面的清剿没有责任，使得东南支队能够利用国军的这种不协调在东南地区坚持游击斗争。最后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当时高邮城尚在我手中，东南支队可以利用高邮湖与苏中我军保持联系，进行休整和补充。

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中敌后游击坚持斗争，其复杂性、残酷性、特殊性在当时中共党内从上到下都是严重估计不足的，总以为八年抗战都坚持过来了，国民党的“清剿”又算得了什么?总以为人心都是在我们一边。但现实严酷地表明，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中敌后斗争，比抗日战争时期困难得多，斗争尖锐、残酷得多。首先，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全国人民的大多数甚至包括大资产阶级中的爱国人士都站在抗日的一边，日伪很难找到可以依靠的社会基础。而在解放战争初期，战争的性质从民族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不少原先拥护抗日的地主倒向国民党政权，向广大农民进行“反攻倒算” ，阶级关系尖锐对立起来，国民党在农村中有其社会基础。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也不同于日伪军，特别是由恶霸地主、逃亡人员、地痞流氓组成的还乡团对我威胁更大。他们与国民党军队紧密勾结，不仅占领城市、集镇、交通要道，而且直接与我基层政权争夺农村阵地。他们熟门熟路，各种情况无不一清二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解放战争初期，普通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强大和正统性普遍抱有幻想，对国共之争普遍持有无所谓的态度，这对当时的人心向背很有影响。这一切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使得解放战争初期的敌后斗争格外艰难，比原先预想的更困难、更残酷、更尖锐复杂。而这种情况在淮南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由于从华中局到淮南区党委对淮南敌后游击斗争的相对不重视，使得淮南的敌后坚持从组织安排和思想准备上都显得匆促而紊乱，对敌后游击的长期坚持完全没有准备和相应的部署以及手段措施，对华中主力在短时间内打回淮南抱有强烈的幻想和依赖心理；其次，在淮南区委的党政领导中，没有一个留下来指导淮南地区的敌后斗争，因而对敌后斗争的具体情况变化没能做出相应的对策指导，这一点对敌后坚持的成功与否十分重要。没有适应于敌后坚持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手段，敌后坚持将变得十分困难；最后，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武装力量太薄弱，只有1个团的正规部队加上10来个连的地方武装坚持敌后游击，而面对的却是至少有6个团的敌人正规军加上若干省保安团的“清剿” 。从苏中和其它地区坚持游击的成功经验表明，坚持敌后游击的成功与否一方面取决于有利的客观条件(如山区湖汊地区等) ，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敌我力量的相对平衡和适当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手段，而后者影响更为重要。

由于我方领导力量的薄弱和武装力量的薄弱，斗争策略和斗争手段的不适应，以及敌方力量的相对强大，使得淮南的敌后斗争在8月底以后基本上是以“躲”为主。这反过来又严重挫伤了我方基本群众对我方力量的期望，甚至因为游击坚持而造成他们生活上的诸多困难对我方干部产生了强烈的埋怨情绪，也严重打击了我地方干部对坚持敌后斗争的信心。在淮南地区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就是土地改革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就胎死腹中，这对争取农村广大群众是很有影响的。再加上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的强大和“正统性”，使得淮南地区的人心逐渐发生了扭转。以前我方可以任意进出的地方现在已被敌方控制；不少群众也开始配合敌军，指示和暴露我方的行踪；我方的基层干部和党员也开始大批自首投敌。这些都使得淮南的敌后游击环境急剧恶化，让淮南的敌后游击斗争变得异常艰难。

十六团主力一撤离路东，敌人气焰愈加嚣张。他们占领了所有的集镇和大的村庄。还乡团配合刚建立起来的保甲政权在城乡各地检查户口，办理联保连坐，搜捕、迫害未及撤走的中共地方干部及其家属。同时，在大小集镇设立临时据点，进行“清剿”、“驻剿”。就在这段时间里，盱眙县委与各区的联系全部被敌人切断。

这时盱眙县委游击队还有三十来人，为了减少目标和便于解决吃饭问题，金江把县委游击队分为三组活动。一组到老子山区活动，一组到古城区活动，由各县委成员与当地区委一起领导打游击。而县委书记金江则带着县委委员民运部长施敬友及其他八人为一组，转移到河梢桥一带山区打游击(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60多年后，就在他们游击坚持的山上，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我的兄弟叫顺溜”) 。

留在原地坚持的地方干部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很大损失，其中盱眙县的损失最为严重。在鲁山突围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有两个区游击队遭到了损失。

最先受到损失的是仇集区委游击队。由区长秦加林，副区长刘克贵，区农抗主任戴宝辉带领的区游击队在仇集的苗小街附近被敌二十六师一部包围，游击队虽拼力抵抗，但终究寡不敌众，秦加林和戴宝辉等人被俘，刘克贵英勇搏斗，坚守不出，最后被敌人纵火活活烧死。

盱眙县县委委员兼民兵总队政委梁化农也是在这一时期牺牲的。

8月底的一天，梁化农在一个村庄与躲藏在那儿的爱人关绍瑜及两个年幼的儿子邂逅相遇。由于形势紧张，夫妻二人只作了简短的谈话，他对爱人说：“你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两个孩子。此地的还乡团能认识你，你要化装成老奶奶，带孩子到亲戚家去躲一阵子，或者回到来安县的娘家去躲躲。”接着，他又轻轻抱起不满三岁的玉枢和刚满八个月的玉柱，深情而坚定地说：“在五个月内，可能没有机会去看望你们。我们在山里打游击，即使今后遭不测，我也决不会投敌！” 这是梁化农对亲人说的最后几句话。

之后，梁化农在带领古城区游击队向仇集东南十里左右的龙山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冲散，他只好率领部分同志撤到一座名叫“十家牌”的山上，但敌人已经包围了这座山头。梁化农率领部下英勇抗击，直到最后身边的几个同志也被打散，只剩下梁化农独自一人。这时的梁化农虽然单身只影，但仍然坚持斗争。他隐蔽在秫秸丛中，开始过着“野人”似的生活。他吃的是生玉米棒子，喝的是河湾里的冷水。不久，他被一个姓陈的农民发现，这个农民早在抗战时期就认识了梁化农，他主动给梁化农送饭送水，并通报附近的敌情。然而，随着形势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这个姓陈的农民，怕牵连身家性命，很快就变了心，让他的养子向敌人告了密。

9月7日，天刚蒙蒙亮，敌人就扛着机关枪上山，把梁化农包围了。他们一边放乱枪，一边狂喊：“梁化农，你跑不掉了，快出来投降吧！你在共产党那边当官，到我们这边也给官当，给你每月300大洋！”

面对敌人的威逼与利诱，已经浑身浮肿,身体十分虚弱的梁化农仍十分坚强, 他主意已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绝不当俘虏！梁化农使出全身力气，举枪打倒了一个敌人，随后便将枪口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

梁化农牺牲后，残暴的敌人用绳子扣在他的两只脚脖子上，拖到集镇的一棵大白果树下，并惨无人道地开膛剖腹，挖出心肝，砍下头颅。梁化农的心肝真的被敌人用油爆炒后吃掉了。第二天下午，敌人又将梁化农的头颅高悬在古城闹市口的一棵洋槐树上“示众”。面对这些目不忍睹的惨状，乡亲们暗暗流泪，有的失声痛哭。看着亲人的头颅高悬“示众”，梁化农的姐夫王正方心如刀绞。他在第三天夜晚，摸到古城北大街，找到了梁化农的生前好友及结拜兄弟颜廷坤。是夜，他俩冒着杀头的风险，摸到了现场。颜廷坤轻轻地越过围墙，悄悄爬上高高的洋槐树，将头颅解了下来。然后，他们迅速地用梁化农教书时穿过的蓝色洋布大褂，把头包裹起来，放进一只美孚牌煤油桶里，秘密埋葬在古城小学后面的一块空地里。至于梁化农遗体的其他部分，一直没有找到。

来安县的游击坚持也愈来愈困难。为了缩小敌人的清剿目标和易于搞到粮食，徐速之和高英将来安支队分散，以排为单位在来安各区进行游击坚持和周旋。

为了减缓盱来嘉方面受到的压力，淮南区党委于8月26日在北撤的天长、高邮两县及三专署公安处的干部、战士中选调了50余人，组成天高游击支队，以天长公安局长林长青为支队长，天长县委书记梁明伦为政委，高宝县委副书记张静江为副政委，天长县委副书记周庆生为副支队长。队员每人装备长短枪各1支。9月5日，天高游击支队由闵家桥出发，乘船横渡高邮湖，在周家渡登陆后向西活动，夜袭了国民党大通乡公所，但未克。以后便西去盱来嘉山区寻找十六团，但未能找到。为缩小目标，梁明伦和林长青各率一部分散活动。9月10日，梁明伦率部在小陆庄(今大通乡小店村)被敌包围，遂分四个小组突围，梁明伦等3人化妆突出陆庄向北，准备经南王庄到北王庄，敌人发觉后紧迫不舍，梁明伦的警卫员被俘。梁明伦与队员范杏舒向西撤退，傍晚到小胡庄，隐藏在一个竹园里，准备到天黑再行动。敌保长钱祥带6名自卫队员追到小胡庄后，因坏人告密，梁明伦、范杏舒被发现，二人分头突围。梁明伦且打且退，到一土地庙旁与敌对峙，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枪杀。天长县委副书记周庆生也在这一时期被捕，在受尽敌人拷打折磨后，于1948年底被敌杀害。其余人员被打散后，分批撤出淮南。

朱云谦带十六团主力从管店附近越过津浦路转移到路西后，发现路西情况比路东更糟。因为路西失陷已有3个月，桂系敌军对农村的控制更为严密。十六团刚到路西就被敌人发觉，随即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十六团一路南下到滁县大柳地区，白天黑夜不是行军就是打仗，连喘息的时间和地点都找不到，更找不到自己人。更糟的是，电台用的手摇马达又坏了，这使得十六团与上级失去了所有联系。就这样十六团在路西走走打打，呆了一个星期，朱云谦又带着十六团主力回到了路东，在老嘉山以东的黄寨与彭团长带领的二营会合。

朱云谦在会合后，立即动员地方干部找电池。来安县张山区区委书记高占元接到任务后，就带着电台台长和一位乡长以及几名战士在黄寨附近捉住了一个地主，命令他三天之内把20节电池送来，否则性命难保。结果这一招还真灵，第二天就有一位中年妇女提着一篮鸡蛋找来，鸡蛋下面就藏着电池。于是地主当即放了回去。电台的几位同志把一根竹竿内的关节打通，把几十节电池都放了进去，这样才与上级恢复了联系。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一个多星期里，淮南军区领导十分焦急，还以为十六团有可能“全军覆灭”了。

就在朱云谦刚与淮南军区恢复联系的时候，桂系军队又开始向黄寨进犯。得到情报后，朱云谦令十六团先敌占领黄寨前方的332高地老嘉山。当敌人一接近，十六团就居高临下，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抬不起头。就在朱云谦和来安县委书记徐速之，十六团团长彭济伍，政委王胜凯站在山头上指挥战斗的时候，一发炮弹突然在山头上炸开，王胜凯胸部脸部多处受伤，顿时双眼失明。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三个小时，直到暮色降临，敌人不敢夜战，只好后撤。十六团也撤出战场，连夜转移。

王政委伤势很重，既不能走，也不能骑，战士们就用担架抬着他走。夜里下起大雨，道路泥泞，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终于来到了自来桥东边的一个小村庄。可部队刚宿营还不到一小时，一股敌人又从附近山上向我袭击。战士们虽然已经疲劳万分，但听到枪声后，又拼着一股劲往山上冲，将敌人击退。

这样艰难的环境，这样频繁的战斗，是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未曾经历过的。朱云谦曾在湘赣边区坚持过三年游击战争，但他也认为，淮南游击坚持的这一个多月，其艰难困苦比起三年游击战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胜凯负伤后，朱云谦非常关心，他说：“只要部队在，政委就在。一定要把政委带着，就是抬也要抬走。”但部队也是困乏至极，大家都盼望主力快点打回来，摆脱目前的困境。

敌人的这次进攻以团营为单位集中行动，十六团打不动。而且枪声一响，敌人就从四面八方围上来，越打越多。因此十六团不敢恋战，只好边打边走，跟敌人在盱来嘉山区兜圈子。

在这次敌人进攻前，敌人虽然已经占领了各主要交通集镇，但相当一部分山区农村还在我手，在盱来嘉山区还有四十来个村镇任凭我来往出入。但随着敌人的这次进攻向山区深入，敌人的还乡团和地方基层政权也开始进入山区，控制了山区中的各大村镇，并大搞“强化占领区” 的活动。他们强化保甲制度，实行“五户联坐” ，借此切断基本群众与新四军的联系。在此高压下，相当一部分群众也被争取了过去，这使得我军的活动更加困难。只要发现我军，就白天敲锣，夜晚举火，向敌人通风报信。群众稍有违犯，就轻者吊起来毒打，重者加以杀害。这使得我军只得一日数迁，而且村庄不能停留，只得露宿山头。很多区乡干部被清剿得在本地站不住脚，只好找到十六团，要求随部队行动。这一方面使得部队行动愈加不便，另一方面与各地方的联系也日渐削弱甚至被切断。在敌人的重兵清剿压迫下，我军的活动区域最后只剩下盱来嘉交界的丘陵地带，东到古城，半塔，西到老嘉山，嘉山，北到仇集，涧溪，南到屯仓，保山集，方圆不到一百里。

淮南的8月，一会儿骄阳似火，一会儿大雨滂沱，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加上十六团的背包已送去淮北，干部战士都没有了换洗衣服，不少人都已经衣衫褴褛。特别是敌人已经切断了粮食来源，大家不得不用南瓜，地瓜，生玉米等杂食来充饥。部队日日行军，夜夜荒宿，已是疲劳万分，敌人的网也越收越紧。

8月26日晚上，朱云谦带着十六团在盱眙刘营一带与金江带领的盱眙县委游击队分手，准备向嘉山的白沙王一带转移。临行前，朱云谦对金江说，现在游击坚持的形势越来越险恶，我们损失很重，我已经将此情况向上级汇报，希望上级批准我们北撤休整。如果上级批准我们的北撤计划，我马上派人与你联系，一同北撤。

8月27日拂晓，朱云谦带十六团转移到嘉山的白沙王，与李锐胡少卿带领的嘉山大队汇合在鲁山。就在当天上午，数倍的敌人也接踵而至，从四面八方向我围了上来，形势十分危急。十六团及嘉山大队奋力抵抗，与敌激战至黄昏。这时朱云谦果断决定，部队分三路突围转移：朱云谦带一营和三营向路西的滁县定远一带转移；十六团团长彭济伍带二营向来安转移；李锐胡少卿带嘉山大队向盱眙方向转移。

由于转移及时，这三支部队都安全跳出了包围圈，没有受到大的损失。

十六团离开淮南路东地区后，在盱来嘉地区进行游击坚持的各地方武装的处境更加困难而险恶，敌人很快控制了盱来嘉山区的各村镇，并在一些地方采取了迁村或并村行动，企图掐断各地方武装与支持我方群众的联系，截断我方的粮食来源和各种补给，将坚持游击的各干部武装困死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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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来天的休息整顿，十六团基本上恢复了元气，朱云谦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狠狠打击一下敌人的嚣张气焰。

就在8月初，朱云谦接到陈毅从淮北来电，要求十六团在淮河南岸准备一个桥头堡，以接应淮北的部队南下淮南。为此朱云谦专门抽出十六团的一个连，并配上盱眙县的地方干部，前出到老子山一带活动，看能否控制一些淮河码头。没想到这个连刚撒出去不久就被敌人搞掉，该连指导员只带了一个排跑了回来。

这次行动的失败表明，将十六团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撒出去是行不通的。这对以后的游击坚持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本来忽合忽分是游击战中很常用的手段，它既可以使敌人很难捕捉到我军主力的行踪，又可以打击小股敌人，特别是对还乡团和敌人的基层乡保政权有很大的威慑力。但由于十六团的具体情况，人生地不熟，在敌人重兵压境的形势下军心也不很稳定，于是朱云谦只好将十六团集中行动。

朱云谦带领十六团和各县地方武装于8月中旬开始出击，主要攻击目标指向敌人分散孤立的据点，特别是还乡团，区乡公所等基层政权。从8月17日开始，分别打了自来桥，半塔集，古城，仇集等十多个集镇，如在18日夜间，十六团二营在营长周云翔，教导员丁植民的带领下攻入半塔集区公所，活捉美械装备的敌兵30余名。一时间闹得敌人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也给坚持游击斗争的基层干部和基本群众带来了希望和鼓舞。华中军区来电表彰，称：“屡获捷报，得悉你们坚持盱来嘉地区斗争的任务英勇地完成了，使淮南西部沿山广大地区在敌后屹立和巩固。对于敌后群众，因你们的存在和胜利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 延安解放日报也在8月28日以“盱来嘉地区恢复要镇多处” 为题，记载了当时淮南盱来嘉地区的敌后游击坚持斗争：

“新华社淮南前线二十七日电：淮南津浦路东新四军某部配合地方武装收复盱(眙)来(安)嘉(山) 地区重要集镇多处。十七日晚，新四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收复来安北四十里之京山集后，十八日张山集(来安东北十二里) 等地蒋军纠集百余增援，又为新四军击退。十八日晚，新四军某部袭击半塔集(来安东北四十五里) ，毙蒋军二十余，俘三十余，缴获长短枪十八支及军用品一部。同日晚，新四军另部以突袭收复嘉山东北二十五里之自来桥。该地蒋军伤亡数名外，其余人枪数十全部被俘。除宝山集，自来桥外，尚有屯仓(来安北二十五里) ，复兴集(来安西北十五里) ，古城(盱眙南四十里) ，仇集，涧溪(均在盱眙南五十里) 等镇，均为新四军收复。上述各地，均系上月中旬为蒋军所侵占者。至此该区有四十五个乡政府辖地重归解放区。”

十六团和各县地方武装的一系列出击，一方面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敌人的高度重视。他们宣称：“共军新二师朱云谦部五千人” 留在淮南，“四处骚扰” 。8月下旬，敌人纠集了整编二十六师的一个旅和整编四十八师的一个旅，再加上保安团队，以十六团为主要目标，分头向十六团所在的仇集山区扑来。

一时间路东形势急转直下，严峻时刻已经到来。

国军的精锐五军和整编七十四师在完成了对淮南路东的占领后，稍事休整，就于8月6日被调离淮南，转用于其它战场。前来换防的是从湖南赶来的整编二十六师。整编二十六师即是原二十六军，刚刚在7月底完成整编。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下辖3个旅6个团：四十一旅旅长董继陶，四十四旅旅长蒋修仁，一六九旅旅长曹玉衍。二十六师师部和一六九旅的一个团驻六合一带，主要负责六合一带的防务；一六九旅(缺一个团)驻竹镇、马集、天长、汊涧、铜城、郑集、金集直到三河南岸，旅部设在汊涧，主要负责天长一带的防务；四十四旅配合整编四十八师的一三八旅驻防来安，自来桥，古城，半塔，主要负责来安和嘉山一带的防务；四十一旅驻防盱眙，主要负责盱眙一带的防务(以洪泽湖方向为重点)。四十一旅不久后即调往淮北。

国民党军队在占领了淮南路东各要点后，各国民党县党部也随之进入县城，并在各区建立区党部或区分部。同时还成立了县调查统计室和特种汇报行动队，在全县范围内采用“拉网”、“清剿”等手段，搜集共产党军政情报，搜捕坚持游击斗争的中共党政军干部及其家属。与此同时，各乡镇的还乡团也纷纷返回家乡，对本地的中共干部及其家属进行反攻倒算和迫害。过去在抗战期间同情和支持新四军抗战的开明地主和士绅也大多转变立场，投到了国民党一边。在日益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一些基层干部和民兵也叛投了过去。

比起国民党正规军来，各地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和还乡团所起的破坏作用更大。首先他们人熟地熟，对中共基层干部群众大多都知根知底。其次他们与那些翻了身的“泥腿子” 好多有宿怨和血债，因此动起手来也特别狠。

国民党来安县调查统计室在这期间就先后活埋中共党政军人员100余人。

安徽省保安团王德舜部配合“还乡团”从明光到蒲子岗、古沛等地对群众和基层干部实行白色恐怖，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及抗日军人家属。涧溪区石岩乡民兵队长黄凤芝一家三口被活埋。

8月初，因原马头乡村干部周文杰叛变告密，留在县内坚持斗争的来安县委副书记王化农和半塔区区长张明禄，在小郢周家被国民党乡长谢长荣、保长高汉文逮捕，不久被杀害于凤凰台。

人称北霸天的国民党六合县七区(马集)自卫队队副、恶霸地主章连桥,还乡便向佃户倒算粮食500多担,拉走牛、马、驴100多头,杀害基层干部、群众10人,强奸妇女30余人,仅章营一个村庄被迫背井离乡的就达80余人。区农会会长何世德被其逮捕后遭受酷刑拷打,先绑在树上被打得遍体鳞伤,再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压扛子。何世德视死如归。章竟用长针刺入何的十指,又用两根铁钉钉入何的脚心,还强令其拖车行走。何始终坚持革命气节,毫不屈服。章恼羞成怒,将其杀害后不准收尸。

国民党六合县青天乡乡长葛祥惠将村“农抗”理事长张寿安抓去后进行毒打,张乘夜挣脱逃跑,被葛抓回,绑在烈日下曝晒一天后杀害。葛还将张家洗劫一空,并将张的长子抓进牢房,逼用重金赎回,再抓去当壮丁充炮灰。张家孤儿寡母在外流浪数年,直至解放。

国民党六合县二区区长、当地人称“土皇帝” 的朱其寿,杀害解放区基层干部、群众10余人,强抓壮丁当炮灰300余人。六区区长张仲甫,均朴乡乡长王贵琦,是竹镇地区的两条毒蛇。仅王就先后杀害解放区干部、群众28人,强奸妇女十余人;张仲甫也杀害干群9人。六合县三青团分团书记谈超云先后杀害干部、群众12人。竹镇区“妇抗”主任贺飞霞被抓到后,张命人将铁丝烧红穿进贺的乳房并挂上手榴弹。贺坚贞不屈,严守机密,被张杀害。解放区清算委员蔡长元遭杀害后,被斩首示众,尸身喂狗,惨绝人寰。均朴乡共产党员王立德夫妇双双被杀,老小遗孤,痛不欲生。六区未来得及北撤而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就有30多人;龙山乡16名共产党员中,有7人被杀害。

但白色恐怖并没有把朱云谦和十六团吓倒，也没有把盱来嘉工委徐速之，金江，李锐他们吓倒，一场清剿和反清剿的较量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