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美企业差异随想 -- suqier

忙总介绍了他整顿国企的经验，也提到了他离开后，人走茶凉，他留下的制度被改得面目全非，企业再度陷入亏损。我在回贴里谈到这个根源在于产权制度，即资产/产权占有人，与所有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话题转来转去，又转回了97年初的那份中央全会公报，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建立怎样的现代企业制度。

然后我就想到了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中美差异，特别是文化差异，导致的习惯性内斗，与协作精神如何移植到中国。

中美差异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被无数人说了无数遍。刚到美国时感受到的第一个culture shock，一个也刚来的北京女孩子抱怨约她出去吃饭的ABC居然要她AA付自己的饭钱，说以后再也不和他约会了。上周赵小兰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她和她老公相互间的磨合，赵美心也谈到华人的政治觉醒，加上看到一篇报导，西雅图的一个银行职员在两周前因为抓了抢银行的匪徒而丢了工作，于是想写这样一篇文章。

其实来美以后就一直在留心中美差异，试图确认哪些是美国的竞争力所在。美国的优势分成几类。一是由历史形成的军事/金融霸权，地理资源优势，这是不可复制的。二是科技研发优势，这是可以跟随的。三是制度优势，这个就很麻烦，有的制度是可以直接照搬的（6sigma/BSC），有的制度看上去好（民主自由/三权分立/新闻自由），但是不适用于中国国情（危及政权稳定，然后变成俄国或者印度），有的制度可以被应用到中国，但是却需要修正以适应中国国情。

1。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加入版权公约，似乎是91年的事。我依稀还记得外文书店里那些影印书一夜之间被撤柜的情景。从整体的实践上说，中国是一个鼓励，纵容盗版的国度。从软件，工业设计，名牌商标，到商业机密，技术资料，都是如此。

代价，就是对创新的损害。在研发和培训上不肯过多地投入，企业家变得短视，急功近利。

另一个代价，就是学术界的抄袭日益严重，同时伴随着中国博士扩招/质量下降。中国新招在读的博士去年已经超过了美国。

在盗版-创新的trade off取舍中，直到创新相关的利益足够大之前，知识产权的保护都不会加强。

这是对中国有利，并且将会被照抄的制度，只是目前的阶段时机尚不成熟。

2。产业政策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

我相信所谓的中央在下很大一盘棋，阴谋论，都是出于对人性的了解，和对这句话的认识。我不相信坐在中央那些位子上的人都是清末满官那样的傻子（事实上清末满官，包括慈禧，很多也不傻，只是见识不足罢了），也不认为贪官就必然无能。我觉得中国的产业政策失误，例如稀土，主要原因仍然是见识不足。而制度缺陷和贪官只是次要原因。中国仍然是集权政权，只要中央看清形势，下了决心，想做什么就一定能做得起来。

事实上我感觉很强烈的一点就是美国企业习惯于作长远期的计划，跨度十年的forecasting和financial plan，我最初接触时曾经抱怨说企业的外部环境变化太快，超过三年的计划都会变成bull shit，后来才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变化速度是美国的三倍，所以中国企业不习惯作长远的规划，当然经济危机一来，这些plan也真的变成bull shit了。

美国的全球化布局,是通过各大财团内部解决的.表面上看上去,是一只只fortune 500强的全球化,背后,我们都知道这些大企业归属于哪个财团,你能相信这些财团没有作过布局么?如果他们是那种执着于市场股价表现的经理人，这些企业早就倒下了。但是财团是以一个个董事会董事来实现自己的意志的。

日本的通商产业省就不多说了，曾经是计经委/发改委的榜样。日本的企业集团，经理会的形式也保证了资本意志的集中，而经理和董事是一体的（这个大概是日本特色），三井集团在中国的布局，这个不就是阴谋论么？阴谋论不是现实么？

3。teamworks

为什么中国人习惯于内斗，而美国人习惯于协作（办公室政治/斗争一般只局限于高层，也不太会影响下层）？我所见过的唯一让成员充满了协作和相互信任的中国组织是PLA。

《河殇》说这是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差异，在大海上，船员就必须协作。从这个角度上看，WOW在中国的流行，迫使玩家习惯于五人小队以至于四十人团队的协作，对于培养中国人的协作精神，实在是大有教育意义，而绝非羊叫兽所言的电子毒品。在WOW的副本出现之前，中国的网游都是让玩家习惯于单打独斗。

协作精神能移植到中国企业么？似乎很难。扫地妹出身的吴士宏曾说起过她刚空降MS时的团队去作团队协作培训，效果很好。但是我听说的更多的是，做游戏时大家相互协作相互信任（比如那个著名的向后倒下高台，等你队友接住你），回来上班后仍然是该斗争还是斗争。

过来美国后，我逐渐认识到，这其实是大环境与小环境的相互影响的问题。大环境不鼓励协作精神，那么小环境是无力对抗大环境的。

在美国多待了几年的同学朋友都说起一点，自己变笨了，回国感到不适应。为什么会变笨，因为这里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个规则明确的社会，一个信用社会，政府提供了充分的公共产品，以减少交易中的摩擦和信息成本。

而国内的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个人必须操心这操心那。几天前阿尔及利亚的中国人与当地人发生群殴，起因是口角，然后中国人就叫了五十多人来报复，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不相信当地的领事馆能够切实，公平，公正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有人回wxmang的贴，讨论中国黑社会时，说，只有社会黑，哪见黑社会。如果你相信政府能够切实，公平，公正地维护你的利益，那么东北的下岗工人，高到天上去的房价，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在一切都要靠自己，而不能指望政府时，协作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背叛的成本小收益大，你不能指望政府对背叛（比如盗窃你的商业机密）进行惩罚，因为政府提供不了这种公共服务产品，或者说只能向少数大投资额的外资企业提供，或者因为经办人员索贿/手续繁杂使得成本门槛过高。只有在军队里，背叛的代价是生命，协作才会牢不可破。

不协作与内斗之间还是有差别的。为什么不仅不协作，还要相互拆台呢？桥牌不打，打麻将。

这涉及到中国的传统，宁为鸡口，不为牛后。而根源在于集权体制下的赢家通吃的游戏规则。集权体制下，权出于上。谁上位，竞争者便只有死路一条。一朝天子一朝臣，企业换了一个头头，非我这一派的都请滚蛋。这个问题在美国这边也有，但是一般只涉及顶层，而中层和下层不会被牵扯进去，对企业的元气的伤害不大。至于非竞争者，构成危胁的如韩信/岳飞之流也只有死路一条。不象封建体制下，领主对领地的权利不受国王的约束，法王要加税还要领主们批准。

相互拆台，就是为了防止对方上台然后通吃自己，而自己也努力上台去通吃对方。

这个基本无解，要确立协作精神，就要破除政治上的集权体制，把整个社会的外部环境进行改造，而这种改造是政治禁区。

有限度的协作，在几种情况下，是可以移植的。

第一是一个小组，相互间知根知底，收入和小组整体的绩效挂钩，适度放权。但是这个放权的标准很不好掌握，你想放权？想想新加坡的里森，想想中航油和香港中信。

第二是各部门的业绩考评，有部分要依赖于其它部门的表现。也就是说，销售人员的提成不单纯的以销售业绩为标准。有点类似于平衡计分卡，但是在设计上就需要很花心思。

第三是产权的单一化和产权代表人的负责制。

企业内的人事斗争，根源在于最高层领导们之间的派系斗争，经常性地为反对而反对，相互拆台。而最高层领导们之间的斗争，根源又在于公有产权的背后有着多方的影响力，一堆的婆婆都可以插一手。只有象倪润峰，或者产权集中的私企那样有一个影响力极大，可以一言定鼎的人物在，意志才会被统一，而摩擦才会被减到最小。

这事实上就是CEO的角色，但是忙总不是CEO，他任命一个中层干部，都要一堆的人在那儿讨论研究先。资本的意志不能集中，就必然会发生内斗。

但是做到这第三点的另一面就是，一言堂之后，只手遮天，无法无天，如大邱庄庄主那般。超大额的贪污案，几乎都是因为这种情况。

监督=>制约=>扯皮=>内斗，所以，这也是一种trade off。如何取舍？还是说人事与财务要受监督？监督/制约到什么程度才能既有效率又防止出现贪污？这个都很难确定边界。

第四，就是企业全面采用外企人员和年轻人。但是年轻人也会变得年老，外企人员也会被大环境所污染，这个法子只能持续几年有效，然后企业又会变得充满中国特色。

如何在大环境中建立一个与之相反的小环境？

这个和生物体的负熵建立在自然界的正熵中不同，企业的人员，一周只有40小时是在企业中，而更多的时间在企业之外受大环境的影响，这个负熵基本上无法建立。

所以，在中国建立一个能持久地充满协作精神的企业，基本上属于痴心妄想。只能在局部的短时间的小范围地形成这种次企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