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资料】西安事变前五个月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部分分析 -- frnkl
家园 看到大家认真的讨论 没有彼此争吵，我真的好高兴，这样的话，我也敢出来冒个泡泡了，真好！
家园 Credit的归属问题 本来想用光荣属于谁的题目，又觉得太乍眼，后来还是决定用英文词Credit，最准确。
前面说了，我喜欢历史，最喜欢的两部分是科学技术史和中国的近现代史。这里简单解释一下前者是如何影响我对近现代史中Credit归属问题的思考的。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中任何一个理论一项技术的进展，其实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的，严格来讲，光荣是属于整个科学技术共同体的，更广义的讲，属于全人类。但在实际当中，某个理论、某项技术，经常是归功于一个或少数几个人。那么，判定的标准是什么呢？这里有两个基本模式。对于基础理论基础技术而言，荣誉归于第一个或第一批完整提出基本框架（可以有缺陷）或基本技术路线（可验证）的人；这是第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的例子例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其中的方程式洛伦兹其实早得到了）和高温超导诺贝尔奖的发放（给的是高温超导路线的第一个提出者和验证者）。第二种模式是现代社会的专利制度，重点奖励的是Creative Idea或者说创新的点子，谁最早提出的Credit归谁，哪怕是不同的人前后短时间内独立想出来的；讲究一个抢先性。
如果像抗战中提出的战略Idea都可以申请专利的话，老毛的持久战理论有可能躲不开“侵权”的法律纠纷，哪怕他把一个粗糙的Idea发展成多么完备的体系。但是，要类比的话，用专利模式来认识这个问题比以基础理论来看待老毛的持久战合适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像这类问题，我觉得用第一种模式评价才是恰当的。
（基本思路在此，抱歉没时间展开）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蒋百里并没有提出持久战抗日的战略 假如一个士兵，甭管国军共军，王二1937年初说了，TMD我们要跟小日本鬼子慢慢死磕，耗死他狗娘养的，我们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耗他个十年八载的，小日本不死也得掉层皮。
于是乎，王二首先提出抗日持久战的战略？笑话！
论持久战，不是几句空话，几个毛点子，而是一个能够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的系统化的战略体系。
国民党的战略基本上就是长期消耗，顺带搞个皖南事变啥的，蒋百里提出的也就是长期消耗而已，这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根本就是不是一回事情。具体地说，蒋百里有没有提出运动战呢？
实践出真知，蒋百里大书生一个，连仗都没打过，怎么可能提出真正切实可行的战略呢。毛泽东确实浴血奋战多少年的实践经验，是真正摸着中国脉搏的人。
支持frnkl兄所做的工作！
家园 顶一下.老毛的长处是论证完整. 大家都说"持久战",老毛说明白了这持久战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赢得胜利的力量来源是什么.所以老毛的《论持久战》开辟了人类战争历史的新纪元，被压迫民族可以积小胜为大胜赶走侵略者。
而蒋百里说“持久战”，就没有完整的论证。例如，“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跟他们讲和”，不讲和之后呢，能不能赢得最后胜利，如何赢得最后胜利，没有论证。再例如，“三阳三昌”云云，仿佛神算，但是为什么会到达，怎样到达这“三阳三昌”，就又没有论证。事实是，蒋介石抗战前几个月根本就没按照持久战的路子来，在上海把精锐基本打光以后，国军不得已退守三阳三昌。
所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划时代的经典，被压迫弱小民族赢得胜利的指南，而蒋百里的“持久战”，只是书斋里的玩物和茶余饭后的谈资。
家园 有一个问题，提供给各位作一些思考，不针对任何人。 抗战之前土共的土地革命战争，打了十年，算不算“持久战”？土共实践了十年的“持久战”，十年间，特别是长征结束后经过清理总结，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是不是已经形成相当成熟的经过实践检验的套路？
如此，毛先生在《论持久战》中那些完整精僻的阐述，能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产物么？能是纸上论兵文采飞扬的泛泛之论么？而同时期的兵家们，无论是在“持久战”的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还有谁，能跟土共一较高下？
这里再给各位提供一个东东，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有过一个《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决议中已经开始提出了对日作战的具体问题。其时，红二、四方面军尚在长征途中，常凯申仍被土共定位为“汉奸卖国贼”。所以土共此间的这个“对日作战”，准备的是同时面对两个敌人（“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走狗”）！也就是说，比后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全民抗战的局面，情况还要恶劣——那就是说，更要“持久战”啦——
[SIZE=3]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SIZE]（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甲、战略方针
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之下，在中国红军及其他革命武装力量的现状之下，党的军事策略即战略方针应有如下各项：
㈠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这即是“抗日联军”，“红军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队”，“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士兵及军队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全国同胞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打倒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的汉奸卖国贼”，“打倒帮助日本灭中国的卖国头子──蒋介石”，“打倒侵入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卖国贼”，“反对汉奸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巩固抗日后方”，“扩大抗日根据地”，“红军白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做抗日军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做抗日军的经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战到最后一滴血”，“民族革命战争万岁”等等的口号及行动。
㈡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2]，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3]方面）。
㈢猛烈扩大红军，一九三六年全国主力红军应有二十万人，第一方面军应有五万。
㈣为坚决而有力的执行㈠㈡㈢项所述之方针（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地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
㈤第一方面军以外之红军（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对于南京卖国贼军队之削弱与牵制，有极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行动应适当地指导之。
㈥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指导原则应如下：
1.一切游击队以民族战争的面目出现（日本占领区、自治区及其附近省份称中华抗日义勇军。其他地区──华中、华南，称中华抗日游击队，在这些地方──华中、华南游击队壮大起来时，称中华抗日人民革命军）。土地革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与策略之下执行。
2.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而着重于主要的省份（河北，山西，热[4]察绥，东三省，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陕甘）。在大江南北原有苏区变为游击区域的地方，使之从恢复形势迅速地提高到发展形势。
3.地方党对于游击战争，在白区是唯一的指导者，在苏区是主要指导者。
4.大量地吸引卷入反日浪潮中的白军士兵与青年学生到游击战争中去。
5.游击队应有根据地，但反对保守主义（这容易给游击队以损害）。
6.游击队同当地革命民众密切地结合起来。
7.提高游击战术。
8.使游击队变为正规的革命军。
9.游击队是苏区的创造者。
10.使游击战争增加计划性。
㈦使白军士兵革命运动在民族战争旗帜之下，同抗日红军抗日游击队结合起来，注意如下的指导原则：
1.没有士兵的援助（中国的，还有日本的），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
2.士兵的援助是可能的（亡国奴境遇，饥寒交迫，不得休息）。
3.把运动放到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去，从关门主义解放出来，公开运动同秘密工作相结合。
㈧把蒙回两族（首先蒙古）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
㈨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把敌人营垒中间的矛盾与破裂组织到民族战线上去，把我们营垒同“第三营垒”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营垒。
㈩把苏联红军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首先是技术条件的结合。
乙、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㈠战略防御时：
1.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
2.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一般的）。后发制人，即诱敌深入，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宁都会议[5]及其后），而是内线作战的正确原则。
㈡战略进攻时：
1.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当由战略防御中的反攻转到战略的进攻时，以及在整个战略进攻的过程中，均应为扩大战略上的战果而奋斗），为夺取先机而奋斗。
2.反对冒险主义：
⑴适可而止，保证已得的胜利（已得胜利是可能丧失的）。
⑵把阵地转到新的方向去，使处在两个大战斗间的红军得着暂时的休息，使苏区得着扩大，并把扩大苏区的任务同创造战场迎接新的战斗的任务联系起来。把两个以上的苏区打成一片和消灭苏区中间及其附近的白色据点（打土围子），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党报[6]），而是执行了正确的方针。
⑶发展形势中的推进政策，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即是所谓“巩固地发展苏区”，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反对冒进政策（敌我对比许可时是例外）。
⑷打城市及敌人巩固了的阵地是有条件的，过去反“上山主义”反“东北路线”[7]是错了的（一九三二年）。
㈢一般原则（不论防御时或进攻时）：
1.反对只“打”不“走”的拚命主义，又要打，又要走，自然走是为了打的。战争方式的游击性，即没有固定战线，这是由于技术条件落后而决定的中国红军作战的特点，也正是过去军事指导的长处。在这里反“游击主义”是错了的。第五次反“围剿”中企图建立固定战线是失败了。拿这一战线的暂时失利（地方被占）换得别一战线的胜利，这一战线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地方是可以恢复的）。
2.争取这种可能，迅速改变红军的技术条件，使没有固定战线的状态改变为一般有固定战线的状态，运动战还是运动战，但大大减少了游击性。没有这个现代的条件，要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可能的，对于改变技术条件的消极是不对的。
3.运动战是基本原则，反对“不让寸土”的保守主义的阵地战，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
4.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上一个拳头打人，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消灭战；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反对战略上的“全线出击”，反对击溃战（战略的及一般战役的）。
5.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拚消耗”。
6.要有充分的休息训练，反对无益的急，学习必要的慢。
7.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
8.依情况决定指挥方法，统一决心下的分割指挥是容许的、需要的。
9.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
10.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
丙、主要的三个步骤，达到打通苏联与巩固发展现有苏区的任务第一步在陕西：
二月五日前完成下列任务：
1.扩大五千新兵。
2.给北面进攻着的敌人一个打击。
3.夺取甘泉宜川两城。
4.赤化宜川洛川两县。
5.组织第二十八军（北面）第二十九军（南面）。
6.着手组织骑兵旅。
7.扩大游击队到原有数的二分之一。
8.完成渡河准备。
9.完成政治准备（部队中的，对山西方面的，对陕甘宁的，对苏区的）。
10.赤少队的扩大整理。
11.三百个地方干部准备到山西去。
12.着手绥远方面的布置。
13.红校[8]第一期出校，第二期入校。
14.为准备三百个排长，在三月后使用，方面军开办教导营。 15.治疗突击（办药），争取二分之一伤病员在一月底出院。
16.着手组织蒙古游击队。
17.其他组织上的准备（党的，政权的，军事的）。
第二步在山西：
准备以六个月（二月──七月）完成下述任务，依情况延长或缩短之：
1.击破阎锡山[9]的主力，消灭其一部。
2.开辟山西西部（靠黄河一带）五县以上地区，使之成为初期的苏区。
3.扩大红军二万人，山西一万三千人、陕西七千人。
4.创立占领区域内的游击队到一千人。
5.调动敌军，恢复神木、府谷、佳县、吴堡、清涧、米脂、绥德等县敌占地区之全部或一部，陕北游击队大部或一部过山西去。
6.着手对内蒙民族的宣传工作，取得部分的切实成绩。
7.扩大蒙古游击队最少二百人。
8.加紧对绥远的布置。
9.完成骑兵旅。
10.组织上指导上加强河北游击战争。
11.创立晋直[10]察绥交界地区及晋豫交界地区的游击战争。
12.指挥上加强陕甘游击战争。
13.二十八、二十九两军各完成二千人。
14.陕北陕甘两苏区游击队扩大至一月时的一倍。
15.完成与苏联的通信联络。
16.红校出产五百个连长，三百个指导员，五十个营长，三百五十个游击战争的干部，以两期计算（每期六百共一千二百）。
17.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
18.着手抗日联军的组织。
19.完成出绥远的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准备。
20.保证黄河船渡，必要时回陕西一行。
第三步在绥远：
1.由山西向绥远转进之时机，依日本帝国主义对绥远之行动如何而定。
2.向绥远转进之估计，有困难的（日本可能的阻挠，阎锡山的骑兵，内蒙民族与我们间政治上联系的薄弱），但是可能的（三种困难，都是相对的）。
3.即使暂时不容许背靠外蒙，或靠近了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时，下文的问题，因地区宽大，人口众多，反日潮流高涨，有许多文章可做。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1]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军事战略方面，会议确定以打通抗日路线为中心任务，以山西和绥远为红军行动和发展苏区的主要方向。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二十三日通过。
[2]这里指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控制的地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汉奸殷汝耕在河北省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二十二个县。
[3]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一九五四年撤销。察，指察哈尔，旧省名，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一九四九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区，一九五二年撤销。
[4]热，指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一九五五年撤销。
[5]宁都会议，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等提出的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否定了毛泽东主张的“诱敌深入”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而要求红军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后，调毛泽东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6]党报，这里指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该报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上发表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
[7]一九三二年三月中旬，毛泽东在江西赣县江口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打赣州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打赣州是错误的，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会议多数人的否定。这个主张被要争取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称为“上山主义”、“东北路线”。
[8]红校，即工农红军学校。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干部营（由原干部团缩编而成）与陕甘红军干部学校等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合并组成。一九三六年一月，改名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六月，扩建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9]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10]直，指直隶，旧省名，辖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大部和河南、山东两省的小部地区，一九二八年改为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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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回诸位关心的朋友 写这个帖子不是想挑起什么争论，而是想尽量提供一些原始资料供大家分析。我虽然是学理科的，但对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非常感兴趣，读过一些东西；跟历史学家比自然是小白，但基本常识还是有的。每个人都有观点和偏见，这个我承认，但我也知道客观理性公正不是靠对自己思想的自我阉割能得到的，而是通过切磋交流。欢迎大家参与讨论，一般而言，理是越辩越明的。
如果我在提供资料的过程中，若干评论有河友感到被冒犯的话，请接受我真挚的歉意。但不想修改了，因为评论的对象，不是针对河友，而是我引用的几个帖子的作者代表的一类人。诚实的说，他们首先冒犯我了；逼到一个份上，有些话我不能不说，正如去年许多人因自发的朴素爱国行动被JY骂为“爱国贼”的情形一样。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兄弟退出这场争论，退出前向各位推荐一本书……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该书主编者为曾任国民党军作战厅长的郭汝瑰老将军，撰稿人多为参加过抗战的前国军将领——也有前共军将领，还有一些学者专家。该书参考了两岸及海外各种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并与亲历者的回忆相映证，史学史料价值应该是兄弟目前看到的最高的，也是最接近客观准确的——而且是曾经浴血者切身的体验。兄弟手中有该书的ＰＤＦ版，只是来不及配图，有需求者可留下伊妹儿，兄弟可以发给各位。
这里摘引其《后论》中关于持久战战略的一部分——
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抗日战略总方针，或者说一般的方针，是“持久消耗”战略。这一战略是随着中日关系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直至全面抗战开始后才逐渐形成、确立的；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似乎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就有了基本的战略构想。蒋介石明确地说过：“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1]当时连抗战的决心尚未定下，怎么可能产生抗战的战略构想？那一时期国民党对日本的根本方针其实就是忍让妥协。虽然蒋介石也曾说过“不断抵抗”、“长期的抗战”之类的话，但把这些泛泛之言上升到战略决策的高度，是很难令人信服的。1935年，日本公开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使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中国共产党及时发表了要求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的“八一宣言”。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军追击红军入川。蒋介石到四川，认为“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这时国民党才“致力于实行抗战的准备”，[2]才产生了抗日战略的初步构想。当时蒋介石设想的对日政策指导方针是：“一面呼吁和平，期求集体安全，一面整备国防，充实军备，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3]至于如何达到持久战的目的，则尚无明确的设想。
1936年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秉承蒋介石的意图，在拟制的《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中将作战指导要领写为：抗日战争“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4]这是第一次将持久战写入国防作战计划。但很显然，这个计划中的持久战还不是战略方针，仅是作战指导方针，其基本内涵是依托多道阵地进行逐次抵抗。
“七七”事变爆发后1个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有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等参加的国防会议，经研究、讨论，最后决议“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至此，持久战成为中国全面抗战的战略总方针。在8月20日颁发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的“方略”中规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基本主旨”。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要决策者们对持久战的认识，大多仍侧重于战术运用方面。8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向军队发表的演讲中就说：“观察倭寇此次的企图，在倾其全国可能对华的兵力，运用飞机大炮战车的威赫，要求速战速决，先解决冀察，压服我国……我们的应敌战术是什么？第一，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消耗战”；第二到第五战术是“守住一个地方或一个据点，无论敌人如何猛烈轰炸、冲锋射击，我们只是镇静防护”，“要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充分利用民力与地物……坚守阵地，乘虚出击”，“讲求防避敌机大炮战车毒气等的战术和方法”。[5]9月1日，蒋介石在出席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时说：“现在我们要争取最后的胜利，必须设法使战胜必需具备的要件——即全国军民的战斗准备和战时必需的物质条件，逐渐充实调整起来，尽可能的迅速准备妥当，则一年的战争，一定可以维持下去。”他还说：“我们与苏俄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到相当时间，他自然要参加我们这一次为正义、为自由而发动的神圣战争；不仅苏俄要参加，他现在还在运用他的外交，使各国都不能旁观。”[6]可以看出，蒋介石这时还存在着完全依赖国际力量迅速结束战争的幻想，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持久抗战的思想。
淞沪会战结束、上海失陷之后，蒋介石等才认识到“这一次战斗，决不是半载一年可了”。但他对战争的长期性依然估计不足，说“日本占领上海以后的气焰，各国是受不住的，尤其英国是决不能忍受的”。“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日本“在二三年以内一定站不住，决不能持久下去”，“占地愈大，派兵愈多，旷日持久，师老民怨，断不是他先天不足的国力所能应付的”，“他现在如冒险前进，想要进攻南京，那就是他失败的开始”。[7]
南京陷落，陶德曼调停失败，特别是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后，蒋介石等方认真考虑持久抗战的问题。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军事报告中说：“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8]蒋介石向与会代表进一步阐述这一战略说：“运用广大国土、众多人口，坚持持久抗战，以创造有利之机势，而谋取最后胜利。”[9]他说的“有利之机势”，仍然主要为依靠国际力量打败日本。如1938年1月，他在开封召开的第一、第五战区团以上官长军事会议上说：抗战以来“许多国家在加紧准备，要来消灭日本。”“虽然与他冲突得最厉害的英、美、法、俄各国目前还没有参加战争，与我们共同一致来打日本，但这并不是国际不动，而是时机未到。只要我们誓死不屈，持久抗战下去，敌人就时刻陷在危机的深渊，一有失利，或一旦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各国就会毫不迟疑的加以打击。”“一旦时机到来，他就要失败；他的失败就是我们的成功。”[10]
徐州会战结束后，德国决定召回在华的军事顾问；日本又通知驻汉口的各国领事，宣称即将进攻武汉，要求各国的军舰、商船撤离芜湖至湖口间的长江江面，而英、美等国虽对两大阵营的政策有所改变，但并无积极支援中国抗战和干预日本侵略行为的表示，这就促使蒋介石等进一步坚定了持久抗战的决心。8月13日，蒋介石在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的讲演中公开宣布：“我们的战略，是以持久抗战消耗敌人的力量，争取最后决战的胜利。”[11]众所周知，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而所谓全局，则包括空间、时间两方面的因素，既要照顾到战争的各个方面，又要照顾到战争的各个阶段。战略总方针，是从敌我双方实际出发而制订的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不仅要能指导当前阶段的战争，而且还必须能指导尔后阶段的战争。综观蒋介石的各次讲话、命令和军事委员会的作战计划，到此时为止还都是以加强防御措施、保卫武汉核心为中心，尚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指导尔后阶段战争的具体方针。
当武汉会战接近尾声、日军在大亚湾突然登陆时，蒋介石认为“我军战略政略皆有重新检讨之必要”，曾分别向高级将领征求今后对战争指导的意见。如致昆明行营主任龙云的电报说：“倭寇在粤登陆，战局又进一步，对于以后外交军事之战略与政略之运用，吾兄荩筹硕画，必有所见，请详告是荷。”[12]经过对一年半抗战实践的总结，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从战略上将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退军、岳州沦陷为止，是抗战第一时期”，“从今以后的战争，为第二期”。第一期是“拿我们劣势的军备，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根据抗战的经验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力量，以逐渐完成我们最后战胜的布置”。现在“已经完成战略上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部署”，今后“第二期的抗战”则是“遂行转守为攻的任务，达到转败为胜的目的”。[13]两个战略阶段任务的规定，标志着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总方针已经全面形成并确立。
而1938年5～6月徐州会战时期，毛泽东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了他的《论持久战》。该文也已通过周恩来等传至国民党许多高层将领手中。文中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错误思想，提出持久战总方针，以及预测抗日战争将经历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这三个阶段。这是毛泽东对近一年全面抗战经验的科学总结，可惜没有得到国民党军队高层将领的重视。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在1946年10月总结抗日战略总方针决策的根据时说：“我国因军事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准备，不宜实施迅速决战之战略；但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在各地，具有长期作战之条件，故我国对倭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此项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并进一步阐述：“我以军备不足，对有多年准备而挟有现代陆、海空军之敌，为求粉碎其速战速决之计划，以避免为其不断之攻击所歼灭，乃策定持久消耗之最高战略，一面不断消耗敌人，一面扩散战场，分化敌之优势。在第一期，以空间换时间，俾增强战力；在第二期则坚持敌后游击，以便积小胜为大胜。”[14]
如果不论其他方面，仅从总体上就战略总方针的本身而言，国民党采取持久消耗战略总方针符合中日力量对比的客观实际；其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培养自己的力量以及在战争初期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等的原则，就战争全局而言，也是符合中国的特点的。国民党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8年的抗战，并在战争初期主动开辟淞沪战场，分散了日军的兵力，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和对实行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是正面战场的主流，应当予以肯定。
[B]但是……
最后引一个毛先生的东东——
另有一些人，口头上赞成持久战，但不赞成三阶段论。这也是不对的。所谓持久战，所谓长期战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战争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毛泽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载《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册第386～3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