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温故知新沈崇案】1.沈崇和谭卓 -- 陈郢客

　　老伴精力充沛，办事麻利，退休之后很想趁机到处玩玩，可丁聪哪儿都不想去，儿子定居美国已近２０年，叫他去玩已有１０余年，可他至今未成行。老伴想去，可离了她，他饭都吃不上。年前，老伴到单位聚餐，丁聪一个人打不燃煤气炉，几近煤气中毒也煮不了一碗方便面。别人说他是大智若愚，他说自己是大愚若智：在家里，不要说现代文明——手机、电脑不会使，就是“古代文明”——开电视、接传真也时常犯糊涂，老伴离开半步也不行。他的眼睛里就那点画，脑子里就那点书，别的都浑然不知。

　　老伴是“家长”，家里的大小事儿她说了算，朋友们都知道他家的这档事儿。１９９６年，丁聪８０华诞，美术馆给他办了个人画展。可他动了大手术，正在住医院。老伴既要盯在画展上，代表他接待观众，又要跑医院为他熬甲鱼汤。老伴不无幽默地说：“结婚几十年，这个时候，他才觉得我有点儿爱他。我说：‘ 你这才想明白，是不是迟了点儿？不过有你这句话，我已很满足了。’”

。。。。。。

丁聪的人缘好，朋友遍天下。但他自我感觉长得矮小，心里很自卑，怕碰钉子，从不敢接触女人，人到４０还是光棍一条。朋友们都笑他：“人家是老婆换了一个又一个，你是一个没找着。”夏衍发话了：“小丁要结婚，一切费用由我包了。”迫于朋友们的压力，丁聪才想到了找夫人。她是他小妹妹的同学，俩人大学毕业同时来到了北京，妹妹带她到哥哥这儿来玩，见丁聪到这时还“没人要”，就“克服困难”她要了。俩人是１９５６年年底结的婚，第二年，丁聪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走的时候，儿子刚出生，母子俩还没出医院。之后的２０余年，丁聪都是在接受教育、挨批斗和劳动改造中度过的。偶尔回家一次，她又下了干校，俩人就是碰不上面。等到１９７９年年底，俩人真正安定下来时，儿子已经大学快毕业了。可以说，直到晚年，丁聪才过上了有家的日子。

——論國民黨為什麼敗走台灣——

二十世紀全球頭號大輸家

。。。歷史實際上是由偶然性組成的，必然性存在於偶然性之中，從目前已經澄清的歷史事實可知，國民黨敗走台灣絕非人心所向或曰天意，而是由許多偶發事件堆砌積累而成的。以下一百個偶發事件大致可分為十八種類型：。。。

又如28日中央社和时闻社的“沈女士似系良家女子”，“美兵是否与沈女士认识须加以调查”，“沈系在影院和美兵搭过话”等含义暧昧的报道，以贬低受害者的身份。

尤其是国民党在大学的一些职业学生非正式散布的一些言论更让公众觉得难以置信：“北大各院今晨发现有‘情报网’壁报一种，谓此次强奸事件系延安方面所施行之苦肉计，派其‘八路同志’引诱美军成奸，以便籍此发动反美运动，并有标语如‘罢课吧，斯太林的信徒！’等”[39]。

上述一些难称严谨的做法，意在淡化和歪曲事件，平息公众的激烈情绪，但手法拙劣，令人反感，而遭到各地学生和一些对国民党不满的报刊的痛斥， 不但未能达到目的，反而将有关人员的形象弄得很糟。

在上海，12月30日，即有所谓“上海市学生总会”的组织，在《告同学书》中宣称“我们相信政府当局一定能够会同美军主管妥善处理，使事情得能迅速合理的解决，……至于急躁盲动荒废学业徒为阴谋分子所利用，决非我们学子所应为”[43]。稍后，又有“光华政治学会复旦政治学会等十余学生团体及明德……等中学学生，4日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继续罢课，荒废学业。”[44] 5日，“上海市学生反暴动联合总会”发表《告各界同胞书》，说“中美邦交素来甚厚，更不能因一个美军之过失，而使中美友谊丧失，今美军当局，既已全部接受我国所提之要求，我们何能再有任何苛刻之条件，”提出“反对各党派利用学生，作政治斗争的牺牲”，“打倒煽动罢课、罢工、罢市，破坏社会秩序的暴徒”，“ 请不要只顾了党的利益，而置民族国家于死地”等口号[45]。将强奸说成是“过失”，说学生的要求是“苛刻之条件”，官方喉舌的言论，确实令人厌恶。

在天津，有由三青团组织的“学生正义联合会”在30日向天津各报社发出《为美军无礼事件告全国同胞书》，宣称“美兵的非法行动是他个人的行为，个人的罪恶，由其个人负责，与美国策无关，”因此主张“在政府交涉过程中，严守岗位，不采取任何行动。”[46]

类似情况，在南京、武汉、广州、重庆等地均有发生[47]。这些做法，看似高明，其实效果却适得其反，因为这类由官方操纵的团体及抗议行为，邀宠与做戏的痕迹太浓，并不能为公众所信赖。

实际上，各地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在此之前就对学潮有着相当严密的监视，对于学运的发动者、领导者、请愿学生代表以及积极分子的姓名，学运筹备的情况，会议记录等，均已搜集上报，如北平市警察局内六分局、内七分局、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中统局自12月28日以来就已上呈有关情报多份，其中北平市警察局的一份报告称：“本局自本案发生后，立即探悉不逞分子扩大事件之阴谋企图，当即妥派干员，并把握各校忠实学生密加监视，复在学生游行之际严予戒备，”防止了事态扩大[58]。

从各方提供和转发教育部的情报看，参与监控学潮的还有各级党部、国防部第二厅、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及各地支团部、内政部警察总署等等部门，可说是党政军警宪特等一切国家机器，均被动员起来，以应付这种威胁越来越大的风潮。

。。。。。。

“学运工作联系办法”主要是规定秘密联络的方式，教育部通知各省市教育厅长、各大学校长，有关学运情报“除急要件应电呈外，余可随时函寄南京第508号信箱孙为慧先生收。” 此代号自1946年12月19日开始启用。[64]。除“孙为慧”之外，教育部还有“赵静涛”、“朱学权”等代名，国民党中央党部有“夏益功”、“丁伯诚”等代名，中统局有“詹明远”、“易同欧”等代名。 1947年1月17日，中央党部以“夏益功”名义致函教育部：“迳启者，关于各机关更换代名一案，业经第22次联络秘书会议决议通过纪录在卷，兹随函附送空白表一纸，务希于本（元）月24日以前填交本处，以便汇集应用为荷。”教育部复函：“拟改为赵静涛。”[65] 此后，各机关的有关公文往来多用代号，但还是用的该机关的用笺纸、机关地址。一些地方的教育厅在呈教育部情报上也只署代号，如浙江省教育厅的代号为6027。这反映出当局为应对突发事件在技术层面上也作了颇为精心的设计。

虽然总体上当局采取了克制和忍耐的态度，只是做秋后算账的准备，但在不同的地方，由不同的部门主使，仍发生了数起暴力事件。1947年2 月，学潮稍有平息， 2月5日，重庆学生抗暴联合会宣传队“在江北公园因言词过激，至引起当地军队士兵及人民之愤慨，一时喊打之声，不绝于耳，秩序大乱，中共学生纷纷奔逃，结果有七人被挤跌伤，……中共又拟籍此扩大事件”[66]。8日，重庆市再度发生打人事件，抗暴宣传队“被一群预伏的有人指挥的特务暴徒……包围毒打达1小时”，学生重伤8人，轻伤20余人[67]。9日，上海百货业职工抵制美货筹备会受到二三百人围攻，打死1人，打伤20余人，打人者还高喊“打倒共产党，打倒民主同盟”，“国民党万岁，蒋主席万岁，我们胜利了！”扬长而去[68]。 14至20日,北平军警又进行空前大逮捕，一周内，各界人士被捕者达2000余人，包括高校师生数名，从而引发了新的抗议活动[69]。

当然，这些事件不一定是最高当局的统一部署，某些主管部门或地方当局并不一定赞同这样。如对于重庆打人事件，朱家骅在2月17日急电示重庆市教育局长任觉五：“此事影响至大，各地正在酝酿大规模学潮，应付困难。希速设法结束此案，平息渝市波动，……总之，此种枝节，于政府甚为不利，应特别慎重，随时密切注意为要。”[70]

。。。。。。

北平市当局的态度实际上也不尽一致。学潮起来后，“行辕李主任恐事态扩大，曾令各方注意维持秩序。”[77] 战后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由于与蒋介石的隔阂，他后来自嘲，他主持的是“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没有实权的行辕，“在北平，我不仅竭力禁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78] 北平市长何思源则是1946年11月1日才上任，他被免去山东省主席后，差点被远派阿根廷当大使，几番周折，谋到此职，心中并不痛快，1948年被免职后，走上与共产党人合作、奔走北平和平的道路。据传他被免职，即有“处理学潮不力”的因素。李、何对学潮主张“疏导”，与北平市警备司令、蒋的亲信陈继承和在平的军统特务主张严厉镇压的态度是有分歧的，在其中起到某些缓冲的作用[79]。

据重庆《世界日报》4月22日披露，近几个月以来，当局在各地查禁或勒令停刊的报刊至少在100种以上[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