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和草纹MM——献给那些逝去的先辈们 -- 老拙

草纹MM的外婆在皖南事变突围时腿部负了重伤。

与外婆一同突围的一位女同志被捕了。

1942年6月17日，上饶集中营转移途中，发生了著名的赤石暴动，六中队的新四军干部在渡崇溪时举行暴动，冲向武夷山。

6月19日下午4时左右，国民党在赤石镇虎山庙旁对在押的新四军干部实行报复性屠杀。这位女同志是牺牲者之一。

屠杀的场面令人惊骇。一个国民党宪兵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那真是令人惊心动魄。一百四十一人之中，只有一个十七八岁的流泪喊冤枉，其余没有一个不从容倔强，视死如归，高呼口号声中倒在血泊里。有一个女的，中了三枪还在喊口号，中了七枪才断气，头颅都被打碎了。......我们回来后，大家心头不知压着什么重东西，连呼吸都困难，真似做了一场恶梦。这事给我们弟兄的刺激太大，我那时下了决心，死也要离开这个刽子手队。”

他说的，就是那位与外婆一同突围的女同志。当年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外婆是这位女同志的党小组长。

这之前，这位女同志是我爸他们的文化教员。

那时侯，我爸他们是一群娃娃兵。

有位河友搜集了很多皖南事变前辈的回忆文章。他告诉我说：你老父亲当时只有14岁，是他们中间最大的。

那是到南昌之前。

国共合作，赣奥边红军游击队和湘南桂东红军游击队在江西省大余县改编成新四军时，组建了一个红小鬼儿童歌舞队，19个孩子中间我爸最大，当然的孩子头。

到了南昌人就多了，还来了不少女孩，成立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上面说到那位女同志，当时是女兵队长。

到了皖南人就更多了，组建了新四军教导总队。男孩女孩从此“分班”，女孩专门编为八中队。

我小时候可淘，到五年级才入队。

那年好容易找到组织，明确了领导关系。我家LD回到他们医院分糖，一帮子女兵围着她打听：你找的是谁？找的是谁？

我家LD一报我的大名，就听女兵中一片惊叫声，好象我家LD找的是个土匪。

孟利娜尖叫一声：是他？上小学的时候，他在我抽屉里放了一只死麻雀！

我家LD回来跟我一学，让我想起来，那是上小学时，听见唯一一次老师表扬我。

那天孟利娜去老师那儿告了我的黑状，小丫头回来很神气地对我说：老师叫你去！

我磨磨蹭蹭走到老师办公室门口，就听见老师在骂另一个淘气包：你淘什么？学习这么差还淘？！你要是跟拙XX那样，每次考试都90分以上，你就去淘！

我一听，那个高兴啊！立马转身就玩儿去了。

这么淘，我爸却从来没有打过我。每次听到我干的那些坏事，他的眼睛就会瞪得很大，拳头攥得很紧，可就是从来没打。

有些叔叔伯伯就问我：你爸打你吗？

我死劲想，想完了说：没有。

叔叔伯伯们不信。

我爸笑笑说：我这个人，不搞棍棒主义。

说到这儿想起郑晓龙跟我说的一件事。那天他跟我们谈《爸妈都是老党员》剧本，说着说着就说到他爸（也是从皖南冲出来的）。他爸教育他的办法，跟蔡明有一拼。或者说，蔡明那是跟他爸学的。

比如说，郑晓龙在外边跟同学打架了，他爸就把他叫来，一边看着文件，一边很耐心地问他。

为什么打同学？

因为他骂我！

为什么骂你？

因为我借他的铅笔，他不借给我！

为什么借他的铅笔？（郑爸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文件）

因为我的铅笔断了！

为什么你的铅笔断了？

因为戈建要借我的铅笔，我不借给他，就抢断了！（同学在窗户外向郑晓龙招手）

为什么你不借给他？

因为我只有一只铅笔。

为什么你只有一只铅笔？

因为别的铅笔都不见了！（同学使劲招手“快点出来玩”！）

为什么别的铅笔都不见了？

郑晓龙急得抓耳挠腮：爸！你还是给我一巴掌吧！

郑爸的眼睛仍然盯着文件：为什么给你一巴掌？

我倒。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老爸为什么不打我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那时侯比我们淘气一万倍！我们整女生的那一套，在他们那儿根本是小巫见大巫，都是他们玩剩下的。

在皖南的时候，来了很多女生，一个个都神气的很。

一次女生们跟着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江南总指挥部演出。总指挥冷欣在演出后召开座谈会，对服务团精彩的演出大加赞赏，然后拉着一个小女生问：“你的戏演得很好，一个月拿多少钱呢？”

小女生说：“三块钱。”

“太少了。到我们这里来吧，可以拿二十多块呢。”

小女生不屑一顾地说：“我不要钱，我家里钱多得很。我是来参加新四军抗日的。”

她家是上海有名的资本家。

我外公家也很有钱，可他的三个女儿都跑到新四军去了。

烈士陈洛涟（田守尧妻子，两人同时牺牲）带着14岁的妹妹，半夜从温州中学翻墙跑出来，去皖南找新四军。家里怕剩下的三个女儿再跑，赶紧都送出国留洋。

我岳母从家里跑出来，她父母追到江边，我岳母就躲到山上。她父亲喊话说：“你一定要去参加抗战，我们也拦不住，我们给你带来一些衣服用品哩！”说完，他拿出一只箱子，放在船头上给大家看。我岳母只好下山上船，谁知一上船，她母亲就拉住她大哭大叫，并要船老大马上开船。我岳母拼命挣脱逃上岸去，这时船已开动了。船越开越远，隐隐还听到她母亲的哭声。那只黄色的小皮箱还在船头放着，随着江水的起伏摇晃着。

还有女生从国外跑来的。泰国的女孩钟时、许可、林苹，在泰国都有一个比较富裕的家。钟时在哥哥结婚的那天，让妈妈给她戴上手镯、项链等金饰，准备就用它们作为回国的路费。她偷偷地给父母留下了一封信，然后许可、林苹一起登上了太古公司的轮船，躲在甲板上的牛栏里，在牛群中度过了不眠的一夜。第二天一早，她妈妈、哥哥和父亲公司的总管乘小船追上轮船，劝说她回家。她却对妈妈说：“如果你一定要我回家，我就跳海了！”“妈妈！打跑了日本鬼子，我就会回来的！”妈妈见女儿如此坚决，知道无法挽留，只得流着眼泪，默默地祝愿女儿早点赶走小日本，早日回到自己身边。她把身上带着的泰币全都留给了女儿，抽泣着乘船回去了。此后，钟时再也没有见到妈妈。

这些八中队的小女生来到新四军，当然是要扛枪打日本，她们不是为演戏来的。他们看到我爸他们娃娃兵都有枪，就去找总队领导吵吵：“我们也要上前线！我们也要拿枪！”

于是就发枪训练实弹射击。

既然有枪，又经过训练，晚上就得自己站岗了吧？

那天晚上，从上海来的15岁的小女生潘吟秋连哭带喊地从哨位上逃了回来，中队干部赶紧跑出去，一看原她身后跟着一条大黑狗。

我爸他们娃娃兵听说以后，一个个笑得，捂着肚子在床上打滚。正好他们刚学的夜间偷袭战术，小屁孩们一商量，认为必须好好训练一下这些小女生们（其实他们得管人家叫姐姐），这个样子怎么能上战场？

按他们学的夜间偷袭战术，这帮捣蛋鬼兵分两路，一路正面仰动，吸引女生哨兵的注意力；另一路从哨兵身后偷袭。

皖南大山里没有月亮的暗夜，两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前面树丛里一晃当，已经就给吓傻了，背后再让木棍子一顶，顿时狂叫起来，枪就掉地下了。这帮小屁孩还捉弄人家，上去拣起枪，哗啦一声就上了膛：给，拿着，再有人来就开枪！

小女生不敢接上了膛的枪，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跟我爸他们比，给女生抽屉里放只死麻雀，实在算不上什么。估计我爸想到这儿，攥紧的拳头就松开了。

所以，我劝各位，孩子淘气不要“棍棒主义”。想想自己小时侯，再想想他爷爷小时侯，就不算个事儿啦。这就叫：淘不淘，想想革命老前辈。

哎？怎么说草纹外婆，绕到这儿来啦？

回来，还说草纹外婆。

外婆在皖南事变突围中腿部负了重伤，不能继续留在部队了，组织上派她到重庆做统一战线工作。在重庆，曹孟君是外婆的直接领导，所以外婆才会在王昆仑家重逢余心清。

在重庆，外婆认识了朱艾江，她是冯玉祥秘书赖亚力的爱人。

当时，余心清周围一堆的共产党。王昆仑、曹孟君不说了，冯玉祥秘书赖亚力、王冶秋，鹿钟麟的秘书梁蔼然，王倬如还没入，不过也差不多了。

说后来余心清后来为孙连仲起义的事玩命地找共产党，却找到了外来户陈融生（他是抗战后从美国回来的共党），我实在有点疑惑：在重庆，余心清周围不都是共党吗？难道他真的看不出来？

说句笑话，那时侯恐怕想找个可靠的、又不是共党的人，反倒很难。

1941年底，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赵守钰从西安来重庆，临走时提出要梁蔼然担任他的驻渝办事处主任，为此事专门请鹿钟麟吃饭，鹿表认可。赵于是说：“今天我很高兴！这些年我的第一个秘书是吴黎平，这个人很有才干，不想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早就走了。我的第二个秘书吴波，跟了我好几年，人极精明勤谨，但未料到他又是中国共产党，1936年到延安去了。现在又请梁蔼然同志来担任我的驻渝办事处主任，我很高兴！希望你总不是共产党了吧？”余心清一听一口茶喷了出来。

其实赵守钰自己跟共产党的关系也不浅，两个儿子都交给了共产党，其中一个在晋察冀反扫荡中牺牲。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身边的共产党一研究，认为内战的重点在北方，因此决定到北平建立情报据点。

这时，曹孟君把外婆分配到南京，朱艾江分配到北平。

1946年底，徐冰在北平王倬如家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梁蔼然（保定绥署少将参议）、丁行之（也有的资料称丁行，孙连仲机要秘书、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王冶秋（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参议兼华北设计委员会资料室主任）、王倬如（任河北省政府参议）和朱艾江（北平“民实”负责人）五人。徐冰把这五人编成一个情报小组，梁任组长。这个小组直属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不发生关系。就在这次会上，由梁蔼然、王冶秋介绍王倬如、丁行之两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2月，国共谈判破裂。徐冰在王倬如家召开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五位情报小组成员全部到齐。徐冰说，内战已不可避免，中共代表团将撤离。你们这个小组要留在北平，要更深地埋入地下，以后通过党的秘密电台联系，过些时候派人和你们接头。

所以，“北平电台事件”中，保密局是同时破获了北平共产党的两个重要情报组。

一个是由“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在1946年上半年亲自组织的，包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外事处少将处长陈融生，二处少校参谋石淳，代理作战科长朱建国和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等。其中陈融生在1947年6月，忽因余心清发动孙连仲起义事，被组织召回解放区。可见对此组织上已经采取了措施。

另一个就是上面说到的梁蔼然这个组。

实际上，后面这个组更为重要。他们搞到的情报之多，使得电台每天都必须发报四个小时以上，最多时甚至达到7个小时。这样，必然就会引起保密局警觉，专门调来进口的测向车，致使电台被破获。

所以，“北平电台事件”的发生，更主要的原因不是余心清发动孙连仲起义，而是固定在一个地点的发报次数过多、时间过长。为什么西安情报科系统的电台一直坚持到解放，就是因为他们经常更换电台，更换了9次之多。后来干脆使用国民党的电台发报。到最后是使用中统西安站的电台发报。左尔格的电台也坚持了很长时间，他们采用的是移动发报方式。

现在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个重要情报组使用同一部电台，一旦出问题，两个没有联系的情报组同时被破坏。再有一点就是跟西安总台联系，造成一连串出问题。西安情报科就不跟西安总台联系。

梁蔼然这个组，最后是梁蔼然，丁行之被捕，王冶秋、王倬如、朱艾江逃脱。丁行之牺牲。

再后面草纹说了：1949年初，余心清和梁蔼然被外婆他们营救出狱，去了香港，又从香港回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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