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建安九年：河北群贤 -- 李靖岩

汉朝的最后时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

总论：

来自各个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起初或许是细微的，但逐渐深远，到此时已经促成了汉王朝的崩坏，表现在外界就是一场又一场激烈的战争。在此之前，大战并非没有。比如建安五年的官渡和建安十三年的赤壁，都是三国时代屈指可数的大战役，其中牵涉人物之多，变化之剧烈，影响之深远直到今天仍然为人所乐道。相比之下，建安十七年以后的王朝末世里的汉中争夺战和荆州争夺战并没有前者那么耀眼。然而，正是这两个而非前两个战役更多的推动了王朝崩坏。因为只有到这时，所谓“三国”的三方魏、蜀、吴才真正强大到足以站在相似的高度运筹博弈。

假如我们稍微回首前尘，就会注意到无论建安五年的官渡还是建安十三年的赤壁，对敌双方实力差距都相当悬殊。当袁曹两家在河北争霸时，蜀汉的肇建者刘玄德虽已有英雄之名，却尚不足以参与如此高级别的博弈。八年以后赤壁之战之时，孙刘两家联手实力也远过曹操，不降即战，严峻局势使得他们没有更多选择余地。而在三方三国基业最终创建后，就再没有出现过这种不得已的“时势造英雄”的事情，三方都灵活敏锐的勇敢或自由的运用政治军事外交各种手段，权术纵横，机谋变化。三方均是独立的，任何一方都不敢轻信他方同时也不会被他方轻信。虽然因为实力的关系，吴和蜀在之后数十年间基本一直保持着名义同盟的关系，但双方隐藏在戏言嘲噱后的严密戒备始终没有撤去。以白帝城一线为界的蜀汉防线一直保持到数十年后蜀汉灭亡，即使其间东线无战事——事实证明那是有必要的。当蜀汉灭亡时，以名将陆抗为首的吴军曾经对这个防线展开猛烈攻击，以期趁机取得蜀汉部分领土。但东线的守将们坚决的顶住了东吴，然后有条件的情况下投降晋国。任何一个同盟都不是也不会是理想主义的。和中有打，打中也有和。和和打打，打打和和。所谓“联吴抗曹”即使出于蜀汉贤相诸葛亮，也只能注定是指导策略而非一以贯之的真理。

这三方争夺最激烈也是这一章高潮之处，就是建安二十四年的荆州攻防战。围绕着这一战略要地，三方几乎可以说都是殚精竭虑精英尽出。最终结局虽然要在二十四年结尾那几天才落定，但争夺早在建安十九年就已明朗。这就是十九年关羽濑和二十四年的荆襄两章。而在这两年之前发生在建安十八年的濡须口战役和建安二十三年的阳平关，则是三方势力最雄厚的曹魏分别向孙吴和刘蜀发动的攻击。我们可以从这两组对照中充分感觉到当时时局变化的激烈程度，甚至体察到其中复杂难言的微妙。

年已六旬的曹操时日无多。虽然仍然亲赴戎马，但他的意志已经明显消沉下来，或者带有一些极微妙的顾虑和隐忧。建安二十年，曹操拿下东川，汉中五斗米教的领袖张鲁归顺。其过程颇富戏剧性，我们可以在“鹤鸣山上张天师”一章中看到。一年以后，曹操晋爵魏王，达到了人臣的极限。他的各揣心腹的臣僚们趁机鼓动他“再进一级”，曹操婉拒。倘若把这个拒绝和一年前他拒绝他的谋士们如司马懿和刘晔鼓动他趁势席卷西川的劝谏对照来看，其中意味深长。军事只是政治的工具。曹操说，苟天命在孤，吾其周文王欤？

曹操寄托重望的继承者曹丕，并不能算是军事的门外汉。然而与曹操的期望相反的是，想成为“周文王”的他的庙号是武帝，而他期许以“周武王”的儿子曹丕的庙号是文帝。虽然他的弟弟曹植文名更盛于他，然而曹丕也以七言诗发明者和文学理论家的双重身份不失为一个卓越的文学家。所谓“建安七子”的提法也取自于他与吴质的书信。“七子”中除孔融外的六人均是亲曹系。建安二十二年的著名的瘟疫使之遭受重创，七子几乎一时皆空，曹丕为之深深叹息。倘若说军事是政治的工具，那么文学何尝不是！这一章的各节内容彼此交融，以至于竟不能拆分。

18、建安十八年

濡须口：文武之道，赤炎白羽

————隐藏在英雄传说下的，是谨慎的犹豫与逡巡

在曹操一生之中，曾经不止一次被迫在感情和权力中做出抉择，这种抉择有时是艰难的。从他起事以来，如张邈、袁绍、陈宫、许攸、娄圭等人，无不曾是他骏马轻裘时的莫逆之友。然而在争霸天下的征途中，历史一次次的将他们推到对立面，而曹操的应对也总是冷静决绝。在这个层次的人物之间，任何纠纷争斗都已不仅是个人问题而还必然牵涉到他们身后深邃庞大的利益集团，因此一个指令或判断的给出，有时甚至不取决于领袖人物个人。建安十七年末，当荀彧继前述诸人之后起而反对曹操，曹操几乎是本能的拿掉了荀彧，象搬开挡在前路的石头一样。然而一旦失去荀彧，对曹操的打击也远非前述诸人所能企及。这个被称为五百年来贤哲的荀彧几乎伴随曹操走完了整个称霸路程，并且比其他人更贯注心力的辅佐之，股肱之，直到道不同不相与为谋。这是来自汉朝臣子的最后反击。这一年的冬天寒冷而漫长。第二年春，曹操进兵濡须。

江东的孙权立即警惕起来，并且迅速应对。建安十八年春，孙权的七万军队开到濡须口，与曹操据说总数多达四十万的人马隔江相对。战争的气氛悄然浓重起来。敌我的实力差距是鲜明的，因此尽管孙权和曹操可能比任何人更深刻的了解这场战争本质，孙权也不得不小心谨慎防范以免弄假成真。能够轻易取得江东重镇的话，曹操是不会客气的。

但战争的肇始却仍然是基于一些隐晦难明的原因。比如说因为荀彧之死而带来的曹魏内部集团的种种裂痕。这个集团并不是铁板一块，没有一个阵营纯然无瑕，它们都由极多的细小而微妙的关系和矛盾交织而成，某一条不起眼的暗线或许不久就会成为决定即将到来的战争胜负的关键契机。不久以后，曹操就以相似的罪名制裁了崔琰等其他一批人。兵进濡须口虽然是十七年已经既定的方略，但在此时，其政治作用远大于军事作用。这一点，孙权也心知肚明。孙权此时三十多岁，年富力强，正是一生中的黄金时期。所谓“年少万兜鍪，坐乱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他很清楚曹操这一仗的目的。所以双方总和近五十万的大军在长江两岸僵持月余，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长久僵持以后，双方都开始缓慢的试探。据说，孙权曾亲自乘一叶轻舟探看曹营水寨的虚实。曹操也相应的礼貌对待。仅在孙权船退走时象征性的射了一阵乱箭。，因为箭只都射在船的一侧，以至船只发生倾斜，于是孙权命令将船掉头，使另一边挂上同样的箭以保平衡。这就是“草船借箭”在历史上的原型。总之，双方都表示了足够的默契。而后曹操军马攻破了孙权的江西营，擒杀都督公孙阳，于是孙权准备发动另一场袭击。这袭击本身和它的领导者日后都成了传奇。

让我们设想一下。那是一个沉静的夜晚。没有月亮，星光也阑珊。篝火在四周点燃，映的中央反而更暗。酒和肉食川流不息的运送上来，又在众人的狼吞虎咽中川流不息的被消灭掉。甘宁站在队伍前面审视着他的士兵，士兵们也审视着他。这位东吴著名战将个子并不高，黑而瘦弱，然而精壮，仿佛浑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他的眼睛很深，瞪着眼看人的时候锐利的眼光仿佛月夜里井中的水纹一样闪着光芒，令人不敢轻视。

这些人都是甘宁素日里培养起来的精锐，而今聚会在这里，总数大概百人左右。虽然对自己和将军都充满信心，他们心里仍然不免忐忑。因为他们即将去执行一个看起来很疯狂的计划。趁黑夜冲进驻扎在濡须口的曹操的大营屠杀一气然后撤回，而敌军的数量据说是四十万。这些士兵虽然每人均已有低级军官的资格，但大多没受过什么教育，然而四十万比一百的比例用不着计算也知道象水滴进海里一样。但甘宁随即用低沉的声音开始说起。

甘宁是四川人，准确的说是巴郡临江人。这个中年将军半生转折之丰富为江东诸将中所仅见。虽然多年以前周瑜曾经提出过千里取蜀的计划，但实际上江东将领之中只有他一个人真正到达过成都。不但如此，就是在那里的一场失败的抗争才使甘宁走出蜀中，登上天下的舞台。虽然甘宁的祖先应该是汉人，但他的话语中却经常带着一种少数民族般的奇怪的语调。然而听起来冷酷而残忍，很有职业军人味道。

甘宁说：“卿等见知于至尊，孰于甘宁？甘宁尚不惜死，卿何以独惜死乎？”

士兵们屏息肃立，几乎纹丝不动。于是队伍趁着夜色悄悄出发了。这是一支精锐的步兵，然而为了节省时间，来回都要骑马，每一匹马都有一片白色的翎羽作为标志。冰冷的风象水波一样吹过皮肤。甘宁忽然想起少年时被人称做锦帆贼时的事，那时他的船队在长江上往来驰骋，船割裂江面，那感觉也就象现在一样。

临近曹军的大营时，众人勒住了马，将马远远赶开，然后象风一样向大营掩袭过去。飞快的翻过鹿角，曹营的值夜兵卒还未发出警告就被背后猝然伸出的短刀割断喉咙。一只火把落下去，几乎是在瞬息之间，腾腾的火焰从曹军的营帐中蹿起来。大营之中随即传来此起彼伏的惊叫声。一座又一座军营燃起灯火。甘宁和他的百名精锐象水一样在大海里消失不见，每一出现就带走敌人一颗头颅。曹军大营终于混乱起来。百名精锐迅速的撤离，当他们退到安全地带清点人数时，发现几乎没有损失。他们迅速的跨上战马消失在黑夜里。那时曹军的大营已经完全惊醒，火把纷乱的闪着亮光，远远望去，象星河一样……

在关于三国的各种记述中，甘宁百骑劫魏营都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桥段之一，而且基本符合历史真实。在这场战役中甘宁所表现的坚忍和冷酷令人惊叹，当他凯旋而归时，孙权十分高兴，并且评价道：“孟德有张辽，孤有甘兴霸。足相敌也！”

实际上，甘宁的战绩并不出色。作为以个人武力见长的斗将，他并没有象关羽那样策马刺颜良于万军之中的骄人战绩。也没有象许褚、典韦、文鸯那样突出的武力表现，甚至连史书上仅有的几次单挑纪录——吕布对郭汜、马超对阎行、太史慈对孙策中也没有他的份。然而人们一想起甘宁，仍然会感到一种透骨的锐利。

那是因为甘宁虽没有象以上各战那样确凿的战例，却有比以上各战更锋锐的表现。比方说百骑劫魏营。比方说关羽濑。面对天下闻名的武将而笑谈咳唾即擒之，整个江东也只有甘宁一人做得到。而甘宁之所以这样做也不完全是出于自信。和一般的印象不同，甘宁并非只是粗暴好杀的匹夫。虽然粗暴好杀的确是他性格特征之一，但甘宁的另一面竟还颇有谋略。若干年前，甘宁就曾向孙权提出过一系列完整的战略部署。

《三国志吴书甘宁传》：宁陈计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骄，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权深纳之。

事实上这个计划虽然简略，但步骤却已与日后周瑜提出的伐蜀计划相当接近。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才敢以数百兵马去对抗关羽。因为他料知关羽身为大将，必不肯轻易犯险与之相斗。同样的计策程昱也曾用过。

“袁绍在黎阳，将南渡。时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闻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绍拥十万众，自以所向无前。今见昱兵少，必轻易，不来攻。若益昱兵，过则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两损其势。愿公无疑！’太祖从之。绍闻昱兵少，果不往。”

但程昱是曹操部下屈指可数的谋士，而甘宁则是猛勇将军，有此见识则更为难得。然而孙权虽也有混一宇内问鼎之志，却因客观环境所限总不能如愿。建安十八年春，曹操兵临濡须口。然后有甘宁百骑之事。实际上，一百个人的武勇再为出色也不能左右战局的胜负，百骑劫魏营隐含的内在意义是对战局深刻而准确的把握和精密的计算，而甘宁只是作为一个过渡出现在恰当的场合。此举使甘宁博得声名，然而就整个濡须口战场而言，毋宁说甘宁百骑只是个台阶。以使曹操明了双方的默契程度进而退兵——因为在这个级数的对手之前，曹操是没什么便宜好占的。而假借战争转移集团内部矛盾，这个目的已经实现了。双方集团之内各自尚有无数微小矛盾，有些甚至尖锐而意义深远。比如甘宁的以非江东系将领而在江东称雄。即使在武将之中，也往往会分成若干派系而相互争竞，这一点，孙权和曹操皆有深刻体会。

与甘宁相提并论的张辽在魏国五子良将中排名第一。他的长处和弱项均与甘宁颇为相似。因为邺城和江东都面临一个世族的问题。所谓的五子良将张辽、徐晃、张郃、于禁、乐进就均是无世族背景而靠个人卓越能力得以出头的人。相反另一些将领如李典、李通、臧霸、许褚等则或拥有千百亲族，或能影响方面城池，纵非世族，亦属豪右。因此君主们才越加看重他们的能力并将其树立起来以为屏障，也是政治上的缓冲。实际上这种先天存在的裂痕很难弥补。张辽和乐进就与李典不睦。而李典有恂恂然如君子的美誉。很难这样一个有君子之风的儒将，一般而言，表面上总会和光同尘，不至于卯着劲跟自己的主将过不去。而张辽和他的护军武周之间的矛盾似乎也可侧面说明，这位魏国大将的脾气并不怎么好。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与张辽及徐晃交情深厚的关羽也是“刚而自矜”的脾气。当年，这三人同为降将而在许都，自然因身份地位的相似而比较容易接近。相反李典乐进虽然并非曹氏亲族，却是与夏侯兄弟、曹氏兄弟共同起兵的宿将。六人之外，第七个大概就是于禁了。然后夏侯敦引荐典韦，典韦牵出许褚。这是个很明确的关系网。也都是根底清白无其他政治背景的。但是后来曹操集团不断扩大，降将越来越多，而且都不是一个人。张辽有臧霸、徐晃后来吸收了朱灵、史涣，张合有高览，其余象宋宪魏续马延张凯之流一堆。联起来足可以与曹操的老班底们较较劲了，那么矛盾自然生成。曹操用将，千古莫及。部下们只要保证对他的忠心，彼此有点小矛盾有利于竞争，反正敢公然打起来的还是少数。当兵的一点个性没有怎么出来混？郭德纲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厨子不是好裁缝！

由此可见，政治斗争一抓就灵实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曹操旧将之中，无论先时后来，恐怕都是夏侯敦领头。降将之中当年关羽要留下肯定是首领，关羽走了就轮到张辽了，所以李典这样的大好人才与张辽不睦。甚至乐进本身也是五子之中，跟这个五子之首也不对付。大概也就是为此，曹操才特意把这几位安在一起。从历史经验来看，这是很标准的搀沙子行为，三结合队伍。曹操总是善于利用矛盾的。但是当矛盾显著且尖锐到一定程度时候，不管就不行了。

所以日后的人事调配总是把两系人马打乱。降将系的老大张辽就带旧将系的李典乐进。旧将系的曹洪节制降将系的张合，旧将系的于禁统率降将系后来的重要人物庞德。庞德打关羽时候其子庞会尚未成年，考虑到马超马岱的年纪，庞德很可能也就是三四十岁，在当时已经属于少壮派，正是前途无量。倘若真叫庞德杀了关羽，抢了于禁风头倒是小事。所谓时之良将五子为先，五子中二张一徐都是降将，乐进还受张辽节度，于禁再被庞德盖过，整个旧将系一败涂地。从博望坡之后，旧将系老大夏侯敦自重身份，已经不大插手军务了。宗族新血象曹真曹休们恐怕干不过庞德。宗族老将夏侯渊战死，曹洪一直不上不下的，也就是曹仁还能咬咬牙撑撑门面，充当事实上的旧将核心。所以傅子说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过也，张辽其次焉。这是一句投机的话。因为旧将系打架虽然渐渐打不过降将系，但因为根基深厚，政治影响力还是高的。所以总体仍能持平。旧将系的夏侯敦夏侯渊曹洪许褚典韦哪个没救过曹操命？降将系在这方面是不能比的。

这个平衡要直到曹丕即位才被打破。曹丕不喜欢旧系老将，收拾的曹洪灰头土脸。虽然是本宗一点没给面子。他好歹也是帝王之尊，根本原因绝不是为了当年曹洪没借他零花钱，而是因为当年曹操给旧将系选定的新核心大概是曹彰。旧将系仅存的三巨头夏侯敦、曹仁、曹洪之中选曹洪来敲山震虎显然是最恰当的。然后打发于禁去守陵。但曹丕也不喜欢降将系。张辽已时日无多，曹丕弄个大帽子把臧霸从军旅中拿下来绑回朝廷做个闲官。

张辽以下，降将系的首领大概就是徐晃了。徐晃当年战败关羽解了樊城之围，相对张合在汉中被张飞痛打，声价要高些。为了谋求政治平衡，徐晃自然的向可以与旧将系诸曹以及曹丕扶植起来的新旧将系诸小曹们抗衡的另一政治势力司马懿倾斜，以至有请缨做先锋事，其实就是表忠心，然而命不好，刚表示依附就被孟达射死了。虽然如此，旧将系第三任核心张合还是与司马懿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友善合作关系，直到发觉司马懿志不在臣僚。旧将系和降将系彼此再怎么斗，奉曹操为主这一个中心是不变的。于是司马懿设计借诸葛之手杀了张合。之前曹丕废了臧霸，降将系已经没有领军人物了，于是斗争转为司马直接面对曹。派系都已不在，平衡的消亡也就是自然的事情。曹魏的英雄时代结束了。

这就是我们前文说过的“没有一个阵营纯然无瑕，它们都由极多的细小而微妙的关系和矛盾交织而成，某一条不起眼的暗线或许不久就会成为决定即将到来的战争胜负的关键契机。”即使是看似最不谙政治的将领之中也会自然而然的产生某些关系。从细部来看，往往还是由某人的品格决定的，似乎完全是主观，但是联合起来综观，就会发现这一系列矛盾和分歧的最终指向与历史的大势竟是一致的。这也就更进一步的使我们体会到历史大势的无处不在和不可抗拒。

建安十八年，曹操对濡须口的用兵虎头蛇尾。实际上，就是旁观者也清楚曹操不可能轻易打下江东，否则也不至于保持若干年鼎峙局面。本年之后，曹操尚有若干大事要做，因此对江东的用兵目的不过是耀威而已。虽然甘宁的百骑白羽应该给曹操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但更重要的态度配合只能由孙权来做。孙权亲自执笔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指出继续缠战下去对曹操的不利。此外又附有两行大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后也许会心微笑。

这一年，曹魏和孙吴两家打了一场虎头蛇尾的架，各自收兵回去暂歇。这一架使得双方阵营中的内部矛盾暂时收敛，但它们还存在，还延续，并在以后的岁月中还会发挥作用。刘备则暂时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面临的外部矛盾如此明显，以至他蜀汉阵营中的内部矛盾这时还不足以暴露。刘备取蜀的战役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离成都只有一步之遥，然而最后一关雒城的坚守者刘循防守的异常坚强，硬是攻不过去。倘若仅是迁延时日，那还没什么。毕竟西川的取得基本已是时间问题。然而庞统的战死令他十分恼火。

和甘宁或张辽不同，庞统没什么高强的武力，然而在争霸天下的棋局已至中盘时，他的损失比之甘、张更令人惋惜和不可弥补。甘、张最多只能在一路发挥作用，而庞统则可在一方面发挥作用。从建安十六年刘备与刘璋反目并开战起，庞统一直担任谋主。此人与诸葛亮并称为伏龙雏凤，是颖川诸贤中年轻一代最卓越者。有些人曾经好奇庞统为何享有如许声名，因为史书上记载的庞统献计也无非中规中矩，并不出奇。或者《彧别传》中的一句话可以解释此中奥秘。“彧自为尚书令，常以书陈事，临薨，皆焚毁之，故奇策密谋不得尽闻也。”

事实上不单是荀彧或庞统，绝大多数当时的机密文件我们是绝对看不到的。尤其当时天下纷乱，数十年间天下屡变，蜀汉竟有“国不置史”之嫌，即使国有史官，实际上也不可能象和平时期那样将千头万绪分别统筹规划后归档。每一次朝代的更替几乎就是前一代历史资料的毁灭性损失。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史书之上言行，并不能代表真实人物的全部。刘备素有知人之明，而进攻西川时带庞统而非诸葛亮，则诸葛亮虽长于治政，相应来说庞统也当娴于兵事。而诸葛亮的水平已足以抗衡司马懿，并被称为天下奇才。因此庞统的真实水平应是汉朝末世所罕见人物。只是发挥空间太少，以至并未建立奇功。

庞统如此突然的死去给刘备的人事造成一个巨大的空白。这又与甘宁不同。因为庞统无法替代，象他这样的人在刘备麾下一共只有三个，即诸葛亮、庞统和法正，而目前刘备需要掌控的摊子就有西川和荆州两块。因此不得不调诸葛亮率张飞赵云入蜀助战，而荆州只留关羽一人。虽有马良辅佐，但关羽傲上而不忍下，马良的温顺的性格后果可想而知。倘若情况理想，诸葛亮或庞统之一本应常驻荆州。

此外尚有一节，即庞统才是荆楚集团士人的领袖。这是由他特殊的家庭背景和身份决定的。庞家在荆州属于世家大族，虽然诸葛亮才干殊不在庞统之下，但毕竟是外来户。所谓诸葛三杰龙虎犬，倘若细排脉络，则魏朝的诸葛亮族弟诸葛诞才是诸葛一族的嫡系。日后也正是他这一系演化成了晋朝影响深远的诸葛世家。而诸葛亮这一支则不得不通过与荆襄豪族蒯家、蔡家、庞家等彼此联姻才得立足。庞统应当是比任何人更适合主持荆州的内政和文事。可惜天不假人寿。庞统号称雏凤，据传说，凤凰每五百年集香木自焚，而后于火中更生，毛羽新鲜，宛如洗濯。但当建安十八年凤雏庞统在雒城的箭雨中黯然落马时，没有赤炎从他身上燃起，他毕竟不能更生。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建安十七年十二月，曹操兵下濡须口，与孙权隔江相持。几乎是同时，因病留守寿春的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荀彧收到一个从前线寄给自己的食盒。然而打开后却空无一物。空白的食盒似乎预兆着什么。于是荀彧饮药而卒。终年仅五十岁。对于一个卓有建树的政治家来说，也算英年早逝。

荀彧死亡的消息迅速被江东探知。孙权随即贴出布告，指斥曹操因为荀彧拒绝执行他杀害伏皇后的命令而迫害荀彧致死。布告贴到蜀中，刘备给了八个字评语：老贼不死，祸乱未已。

是时三方鼎足之势已成，彼此再无顾虑可言。横竖二五也是一十，以炎汉正统自居的刘备干脆就将曹操比做汉朝的庆父，也即祸乱根源。历史学家们认为关于孙权指斥曹操一事证据不足，以荀彧之聪明智慧，便有此事也不会落到如此狼狈。但江东并不在乎给政敌曹操多加一条哪怕虚拟的罪状。何况迫害伏皇后实在是有的。而且是有大贤之名的“龙头”华歆亲自带队执行。虽与荀彧无关，却同曹操有碍，也不能说绝对冤枉了他。而荀彧之死也的确与曹操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曹操逼死了荀彧。

而这两人彼此的推诚相待亲密合作至今已经二十一年。二十一年以来，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取代荀彧在曹魏集团中的作用或对曹操的影响。虽然曹操麾下谋臣如云，尽有奇思妙策人所难及者。但是荀彧只有一个。所有谋臣之中，只有荀彧被敬称为令君而不名。这不但是曹操也是许都所有名儒文士们的共识。二十一年来，每当曹操领兵出战时，留守根据地负总责的一般总是荀彧。曹主外，荀主内，曹操是大汉王朝的丞相，而荀彧却是曹操的丞相。荀彧道德厚重，学问渊深，忠正老成，政事通达，爱才善举，能识大体。许都冠冕之中他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人。因此有所谓五百年间命世者之称。曹操说，“与君共事以来，立朝廷，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已多矣。”司马懿说，“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

然而事到建安十七年，曹操竟已不能再容忍这个贤才大德继续生存下去。因为之前不久荀彧曾反对过曹操晋爵魏公的建议。虽然措辞并不苛刻，语调也并不激烈，但反对的意见既出自荀彧之口，就绝不能小视。曹操为之很不高兴。

公爵的取得非同小可。因为这已超越了寻常所谓臣僚的范围，而有开府建国之权。之前，曹操也可以将贤人们招揽进丞相府以便为自己服务。比如杨修或七子们。但从体制来说，丞相本身即是汉臣，因此他的僚属们便也均为汉臣。而倘若跃升为公，则可裂土分茅，建立自己的国家。定都并且组建从属于自己的文武班子。汉朝初肇始时，诸王威权极大，在各自的领地上行政、军事、财政一总统之，虽有朝廷派出的相和尉加以匡扶，但仍经常出现诸王权力大到破坏平衡的程度。因此本朝中后叶尽管名臣辈出，如国公级别的大人物却极罕见。之前建安元年时汉献帝刘协迁都许昌，从此开始建安时代。但也正在这一年，王朝的实际权柄即归于曹操。因此一般公卿官佐们都在努力的揣摩皇帝与曹操之间的关系以求在两者中寻找到平衡。因此曹操倘若晋爵为魏公，威权并重，在礼法制度上已可稍与皇帝抗衡，而远在其余大臣之上。这无疑是一个破坏平衡的信号。

荀彧因而反对。但即使以他的远见卓识也未必想到数年之后满朝公卿真的已被架空。随着曹操晋爵为魏公不数年后又晋爵魏王，在制度上享有行政权和人事任免权，天下贤才名士文武将佐便蜂拥而上的去魏国求一官职。以至皇帝刘协手下的汉官们无论名义还是实际上均已成为一种摆设。著名的猛将夏侯敦先时曾任汉朝伏波将军，然而当魏国肇建时他却迟迟不得封号，于是不满的向曹操抗争。曹操的答复是以夏侯敦的功勋威望，在新创建的魏国中任职不免屈才，因为按本朝的礼节。臣僚可以分几个等级，而最高等的臣子可以为君主之师，即所谓“太上师臣，其次友臣”。汉朝成立垂四百年，明主贤臣不胜枚举，自然有资格用夏侯敦这样的臣子，但魏朝初建根基尚浅，所以不敢贸然将夏侯敦纳入自己治下。但夏侯敦坚辞要求，于是得封为魏国的前将军。此时本朝名士已基本都在魏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正如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四人在汉中王刘备那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样。

因此当建安二十三年许昌发生叛乱时曹操才盛怒几乎将汉官杀光。以至于当时有朝中又换一面目的慨叹。但即使真正杀光，于时也已无碍。正如建安元年国家的政治中心从洛阳迁到许昌一样，此时已从许昌倾斜至魏国的都城邺城。曹操将许昌的汉官们都召集到邺城，然后令当晚出门救火的汉臣出列。汉臣们觉得救火应该有功无过，于是纷纷出列，而曹操将他们都杀死，理由是在许都混乱之时出门救火，纵无附逆之实，也有添乱之嫌。此刻实际上处理国家大事以及朝廷日常事务的机构已全在邺城。许昌诸汉官虽然体系完备，却已全被架空。此举令我们联想到千余年后明朝的两京之制。虽然永乐皇帝朱棣迁都至北京，但南京首都的资格并未废除。在南京也有一个体系完备的和北京一一映射的官吏系统。但因并非政治中枢，实际上无权无钱。国家的基本俸禄只能糊口，以至于南京官吏们只能另想出路谋财。以梗直闻名的副都御史海瑞去南京赴任时，惊讶的看到官吏们在街上横征暴敛，宛如抢劫。

建安十七年，荀彧虽然想不到日后的情况比他曾设想的还要糟。但曹操晋爵魏公之事却已被提到日程之中。荀彧并非不知即使自己出头反对多半也于事无补，因为这件事背后实在有很深内涵。于曹操，则十余年来把持朝政，根基已稳，是时机将自己的统治进一步纳入正轨。同时也可试探一下朝野反应。而于群臣则均想借拥立之功再进一步，谋求更高的职位。因此日后当刘备拒绝担任皇帝时，诸葛亮的劝说中便提到这点，倘若群臣的意愿得不到满足，则于事业必有极大损害。因此即位有时也的确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虽然所谓“坚辞不就”也是烟幕。

反例则可举出宋江。之前，李逵曾经多次拥护其杀上东京，夺了鸟位做皇帝。宋江囿于“忠义”钳制，始终不敢应口。实则梁山众将所以不满招安，其根源并非对忠义的坚持或对起义的忠诚而是对利益的坚持。倘使宋江做了皇帝，则诸将当然可从草寇提升到朝廷重官大将，好处自不待言。否则即使投降朝廷，也要有必然的政治待遇和安全保障。是时蔡京高俅把持朝政，皆与梁山有旧仇，即使招安，日后的升迁之路也必然艰辛。果然所谓一百单八将中得任官职的极少超过上梁山前级别。以前是中级，现在还是中级。招安丝毫无利益可言，又不如在山寨时的痛快淋漓，倘若不是愚忠贯顶为博声名不惜性命的人，谁愿意做这赔本买卖？因此梁山招安各领官职之后，宋江、卢俊义一死，便涣然冰散，兄弟彼此再无往来。并非当日忠义而今淡漠，而是已经形不成一个聚合的利益共同体，涣散是必然结果。

因此荀彧的出头几乎是挑明了和曹操以及以曹操为首的利益共同体为仇作对。本来，倘若荀彧拥护甚至默许，当曹操顺利晋爵魏公或魏王时，辅弼大臣之首仍然是非荀彧莫属。是时荀彧本人也将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广泛的声名，前景之美好触手可及。

然而荀彧还是毅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且理由很简单。虽然二十一年以来荀彧和曹操几可称肝胆相照祸福与共，但荀彧的心里始终将自己摆在汉臣的位置上，而非也决不是曹操的附庸。

这就是荀彧！

如果说之前汉臣荀彧与汉臣曹操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共同辅佐汉朝皇帝，那么本年之内汉臣荀彧便要站出来面对昔年的同志而今身为汉臣却对汉朝构成严重威胁的权臣曹操。利益的共同已经转变了。曹操偏离了自己的轨道，荀彧就要勇敢的站出来矫正它。

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则是曹操对其汉臣身份的背叛。原本，以曹操只手匡扶社稷的丰功伟业，晋爵为公并非不合情理。倘若本朝皇帝此时并非献帝刘协而是高祖刘邦、武帝刘彻抑或光武刘秀之类本朝明君，则荀彧不但不会反对曹操晋爵魏公，很可能还会第一个站出来为曹操声援。但建安十七年本朝皇帝却是献帝刘协。刘协幼时聪明稳重善于应对，然而毕竟只有九岁，从昔至今二十三年以来皇帝均没有亲政机会。所以也就说不上好坏。当年皇帝幼小，曹操的专权当然可以被视为权宜之计，但现在皇帝已年过三十，幽居深宫状如囚犯，曹操尚未归政，这本身已失人臣之节。古时著名的贤臣周公辅佐幼小的成王时也曾擅权专政，但当成王成年时，周公不但立时归政而且退居群臣之列，举动揖让恂恂然如臣子。因而才被千古传诵。数年以前，曹操也曾在大会群臣饮宴时微醺中随口吟出一篇诗歌，末后的四句是，“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荀彧相信彼时的曹操自况为周公时心态是真诚的。而曹操若干年来餐风沐雨东荡西除的功劳也的确可与周公相比。建安十五年乙亥令的自陈也颇为实际。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曹操并非一个人。他身后是一群已和他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臣僚。即使曹操并无谋篡汉朝之心，这些人为了私利也会不顾后果的把曹操推到前台与皇帝对抗。数年之后，江东孙权上表与曹操，言及劝进，曹操曾大笑道，“是儿欲居我于火上烤”，实则想把曹操扔到火上的远不止曹操一个人，有些更近在肘腋。因此为了防微杜渐，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曹操晋爵魏公之前便将此路封死，以打消无数逐利者不怀好意的念头。

而实际上制度的确立也正为此事。献帝刘协半生中并没有亲政的机会。但即使一朝刘协亲政，其治理政事或用兵的本事也必远逊于曹操。然而不能因此就肯定曹操的篡权或即将篡权是正确的并支持他，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为本朝制度本就鼓励君主任命有能力的贤臣而达到垂拱而治的境界。这理所当然的也被视为君主的成绩。因此判断君主的标准往往不在于其个人才能强弱而是在于其任人成事的能力。舍此之外倘若君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臣子优容以使臣子发挥其能力，便可称为贤明。比方本朝高祖刘邦的著名的三句话，“使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而个人能力颇为出色的如纣王、炀帝、徽宗、后主、明正德却皆非令主。正因为他们个人能力突出，诚所谓文足以饰非，武足以拒谏。因此在与臣下的联系中越走越远。终于导致君臣利益共同体的崩溃，朝纲随之而乱，天下随之动荡。因此即使献帝刘协其人一无所成，只要可以放手使用曹操，则照样可称一个不错的皇帝。

汉王朝此时已历二十四帝四百余载。树大根深，制度之确立迥非一日。献帝刘协本人并无失德。既不残暴，也不荒淫，也不猜疑。虽然曾有外戚影响而使皇帝对曹操心生不满。但当时荀彧并没有旗帜鲜明的支持皇帝。因为刘协本人才能既不足以涤荡平乱，则放手使用曹操据前所述是正确的。即使皇帝做不到这点，曹操以及曹魏集团略施手段使之维系在轨道之内还是合理的。虽然对皇帝本身略显冤枉。但站在四百年历史长河上回溯，则大体仍对王朝有利。但此时曹操既有晋爵魏公之心，而身边群臣的贪欲不问可知，历史正在向另一个趋势发展，汉臣的身份已经制约不住曹操。

荀彧绝不主张曹操废汉自立，正如他默许曹操拥兵擅权一样。因为后者是不得已的举措，即使曹操自己也坦陈诚恐一离权柄便被人害，这既是自卫也是工作需要。倘若苛求曹操谨守臣节罢兵归国，则的确有可能出现曹操被害的情景。那时虽然献帝刘协可以亲政，但刘协能力既不如曹操，王朝就仍然会面临危机。因此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拥兵擅权看似不臣，实则却是两个极端当中唯一的平和。荀彧身为汉臣，举动思想皆以大汉王朝为准，而非皇帝刘协个人。

或问，既然曹操能力远胜刘协，就此废帝自立有何不可？这是因为，一个王朝的正常运转必然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皇帝虽然无能，却并非残暴到民不聊生或专横到臣子无法工作的程度，道德上也并无缺失，因此尚在制度容纳范围之内。相反臣子即使再有能力，废帝自立也会破坏制度。因为无论出于何种意图或想法，废帝自立本质上都代表着暴力对帝制的践踏。重要的是事实而非动机。即使臣子功德再高，此衅一开，也未免瓜田李下之嫌，你既可以暴力推翻此时的皇帝，我自然可以暴力推翻彼时的你。至于你是真正德行高洁能力突出而我是横蛮残暴穷兵黩武，均改变不了暴力废帝的事实，因此在道德上也就居于同一起跑线，事实上就是枪胜于法，至此原有的制度体系便已形同虚设。西方某政要曾有名言：发动战争！而理由总是找得到的。若干年后，曹操的曾孙辈所谓三少帝纷纷被司马家废除，曹髦竟至于被当场杀害。这些即位初文武才智得到满朝臣僚交口称赞的少年，事后总被一系列谴责的文牍涂抹的好像天生荒淫的花花公子。实际上则决不如此之甚。内中的奥妙，大家都能觉察出来。

因此若干朝代以来，皇帝们总是奉行以武定国以文治国的法则。承平年代，则将领再有才华，政治上的发言权也常被抑制。因为军事只是政治的一种保障而非可代替政治。一旦曹操率先开了这个头，则汉朝本已积弱，魏国本以强大。以强凌弱，又兼博取功名，其势必不可挡。曹魏用暴力实质上当然可以推翻汉朝皇帝，但同时也将本朝延续四百年之久的体制全部推翻，而这种体制又不可能是仓促之间便能重建的。因此失去制度保障后新建立的王朝的盛衰将极大取决于皇帝本身。倘若曹操能活一万岁，那以他的才智钳制群臣保证新王朝正常运转问题不大。但实际上谁能活一万岁？一旦能稳定住局势的皇帝死去，而保障王朝的制度尚未重建，新王朝就将立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后便将重复大汉王朝之前的悲惨命运。

荀彧深知利害。因此他的反对不但是为了维系汉朝，实际也是为曹操的魏国着想。但其用意已深，而且谋及后世，所以对眼前矛盾却照顾不周。以至曹操暗生恨意。对荀彧来说，矛盾既已激化，可走的路已不太多。

曹操虽然英明果决，却决不是宽宏大量的人。荀彧至今还能很清楚的记得孔融、崔琰、娄圭、毛介这些曾与曹操执不同政见者的下场。既然自己表示出对曹操晋爵魏公的反对，则指望两人还象之前那样和睦共处守望相助已是梦想。而倘若发动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士族势力与曹操硬加抗衡，又于大局有损。曹操虽然有不臣之心，但此时毕竟还直接肩负着王朝的安危。荀彧虽然不历战阵，但以他在士族中的声威以及颖川荀家数代不坠之声名。虽然仍是众寡不敌却并非没有一拼之力。只是那又何必？

于是，建安十七年十二月。荀彧在接到空白食盒之后沉吟了很久。此时寿春已是深冬。枯树萧瑟，晚来风急。荀彧从容的找出毒药化到水里端在手中。身为曹魏集团长久以来的第二号人物，荀彧曾经听到过司空椽何夔的故事。据说何夔性情刚烈，司空椽职在下僚，经常遭到司空曹操的训斥。何夔随身便携带毒药，一旦受训立即服毒，宁死不辱。当时他听到之后一笑置之，而今却将毒药端到自己唇边。每个人都有自己要用生命去捍卫的东西。如果说何夔是为了个人尊严，那么他荀彧便是为了大汉王朝。可能本朝的一些佼佼者会明了他的深意，但应当不会再有人用生命去捍卫它了。荀彧端起水碗，一饮而尽。水碗落到地上，碎片四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