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文化是“多神崇拜”的文化吗（欢迎讨论：） -- 镭射

这个观点比较荒诞。中国文化跟多神教关系只是表面现象。

儒释道三教都要求人反躬自省，推己及人，去恶向善，泽及苍生。

只要发挥自己心中的善念，人即是圣！

反观西方的一神教，都是威逼利诱人们无条件信仰它，崇拜它，没有自己的思考和选择，是属于落后愚昧的宗教。

以中华文明的先进性，是不可能走回头路，再去崇拜这些落后愚昧的一神教的。

这个“唯物主义”其实还是早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而“不讲信用，狡猾奸诈，趋炎附势”才是没有人工痕迹的与自然人文发展规律相符合的天生优越性。西方文化的本质上把人向机器人般的干电池转化的文化，但中世纪以下的历史却表明了一个与此相反的趋势，即东方文化的“万众一心”与西方的百花争鸣，这个现象就不能简单的用宗教这种远古的概念来解释了。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的是同一个神，天天打过来打过去的，还叫“圣战”，真不知道是为谁圣战啊。

在国内推动国内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合一（国内信犹太教的少，就不说他了），重新编纂一部圣典，这次没有什么先知了，每个信徒利用自身的“圣灵”属性，通过会议、辩论投票来决定。当然，信耶稣的还可以继续信耶稣，信穆罕默德的还可以继续信穆罕默德，但是至少，实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名义上的统一，就像正教、天主教和公教实现形式上统一一样。

国内基督教不受教宗领导，国内伊斯兰教本土化性质也很强（如回族），信徒同属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平等。如果在中国实现了宗教的融合和统一，不仅对世界宗教文化是一大贡献，也是对世界和平和历史发展的一大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是“敬鬼神而远之”的，那么，我们能否利用我们超越宗教的智慧，来解决宗教的问题呢？

其实完全可以从神和神话的起源上去探讨

神这个概念的出现和禁忌一类的是很相似的，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人们能模糊的发现一些规律，但对于背后起作用的力量的无法解释，所以就自然而然去寻求一个无须再追问下去的底线。近亲不能结婚就是这样成为很多民族的生活法则的。你要周人去解释DNA他们做不到，但可以同姓不婚。总的来说这是和技术发展同步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在相对简陋和粗糙的上古，神的出现简直是必然的。而神话和神话又有不同，除了那些后世比如战国以后乃至魏晋才发展起来的道家体系，中国先民的早期神话那种全无来源的神是很少的，女娲伏曦多是人格神化，只是当初采石补天肯定荒谬，但细节已暧昧不清。这个就是传播的自然结果。别说这么久远的事，你让五六个人间歇依次传话，最终得到的也和你最初说过的不同。像大禹治水这种几可归结为口传历史，黄帝也差不多，但给黄帝兵书的九天玄女就是附会，假如真有那么个或人或神，甚至不排除最初的人是有意识给自己增添神化色彩的。

所以有神是正常的，但神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有座次有分工，那在事实上就是和一个职业祭司阶层同时存在的。这说明当时的社会生活已经较早期的原始或者部落社会较为丰富，无法探索的领域增多，也就说明人们的认知范围在扩大。典型的对应阶段是希腊和罗马神话，混迹神庙以之为生的那些人。它的特点是，在一个范围比如国家内，人们对其是普遍信仰的。

以此来对比中国相近时期，我们会发现普遍的神的信仰是不存在的，而中国的各种神，是不同地域起源然后逐渐混合的。所以说中国是多神崇拜这个观点就是错误的。多神，但是很难算是崇拜。因为既没有全国或者全文化范畴或者民族范畴的神，这些神也不代表生活的某种规律，更几乎没有大范围的成为国家祭祀的对象。同时神也不成体系。唯一成体系的神是道教或者佛教创造的，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至少在西汉，宫廷斗争巫术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刘彻诛太子。

所以所谓中国文化是多神崇拜是个极端错误的观点，比较符合这一点的是日本神道教，万物有灵，萨满教的进一步发展体。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意无意的曲解这一点无非目的是为了简单的以事实为依据来否定无神论罢了。他们在理论上无法说服无神论者，就拿事实来故意混淆。

其实我个人觉得，一个民族初期的神话和传说完全能反映它的气质，崇天敬祖，但必要的话大禹治水可以开三山凿龙门，此之谓有度。那背后没有明说的，是相对同时代其他地域和民族高度的组织性，以及交流的频繁。如果你深入而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去比较中国人和其他国家民族的不同，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结论。比如，我们常常认为，汉人的音乐和舞蹈天分总是和边疆地区的人们有区别，看起来像是文化的某种萎缩。但实际上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化成熟的太早，分工的也太早，春秋就有乐工了。

以一般生活经验而言，你接触教徒总比接触人类学或者社会学家是更容易的渠道，但其实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是本好书。

道德经里的一生二，二生三，你可以把一解释成任何东西，但总的来说，这句话反映的是哲学上的认识论，即世界是可以认识的，有某种规律可循。这和世界的本质一样，也是最终极的问题之一。何其幸甚，儒家发展的是一种入世的文化，这两点互补性非常强。

我记得看经济史的时候，明清的商人借款以借据为耻（当然不是说没有），这是靠什么保障的？不是信仰，是信用，是熟人社会是商业习惯。社会生活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习惯一定程度上起的是法律的作用，就和农村地区参加婚礼的礼金效果是一样的。所以即便是为了重建道德转向宗教也是缘木求鱼，而在相当长一个阶段，那必然会导致纷争，只不过激烈程度不同，可能是战争，可能是歧视，也可能只是BBS上的吵嘴，这个要视大环境而定。所以可见，宗教的益处不是必然的，恰恰相反，它的害处是必然的。

了解中国文化“表面多神，内核无神”的实质，对我们思考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是很重要的。

以伊斯兰教为例。这个宗教目前在全世界拥有12亿信徒，总数与中国的总人口相当。就中国而言，伊斯兰教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进入了中国，但却一直没有实现与中国主流文化的融合，中国主流文化中几乎找不到来自伊斯兰教的因素，伊斯兰教在中国走向了边缘化和“民族化”。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准确把握中国文化“表面多神，内核无神”的实质就会知道，伊斯兰教在中国边缘化和“民族化”是历史的必然，如果真的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了，倒会让人诧异。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文化交流谈起。任何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的融合，是以相互学习为基础的，而相互学习，是以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为基础的。只有承认自己存在缺陷和不足，才会寻求和别人的交流和合作，才会向别人取长补短。而这，恰恰是伊斯兰教所不能接受的。

首先，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它是来自世界的主宰——安拉的天启，因此，它完美无缺，不需要补充，更没有缺陷。如果承认伊斯兰有缺陷，等于承认真主有缺陷。这是伊斯兰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其次，对伊斯兰教来说，承认别的文化体系（比如儒家）的内容的合理性，就等于承认有别的权威存在。但在它的教义中，除了古兰经和圣训，是不可能有别的权威的。在这两者之间，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是信仰，要么是异端。承认别的权威将直接动摇“真主独一”的信念，这同样是伊斯兰不能接受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在上面提出的两条，并非是可以通过互谅互让就可以解决，因为真主的独一性和完美性是整个伊斯兰信仰的核心，如果它们被动摇，那么整个伊斯兰教就将同时被动摇。因此，伊斯兰教在这两个问题上不可能作任何让步（有一些穆斯林学者在论证孔子“可能”是真主派遣的使者。我认为，他们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接受儒家的若干理论所必然遇到的权威合法性问题。但是我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徒劳的——古兰经和圣训中绝对不可能找到孔子是真主派遣的先知的证据，他们能作为证据的只有那一句话：“我在各个民族中都派遣了使者”，而这完全不能为孔子是使者的论断提供足够的支持）。

文化交流，必须以双向学习为基础。可是伊斯兰内部不能为学习别人的东西提供足够的支持，因此伊斯兰教自己关闭了交流的大门。研究一下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就会知道，从伊斯兰教传进中国起，历代都有非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教产生兴趣，并曾进行过一些深浅不一的研究。可惜他们的交流努力得不到来自伊斯兰的回应，因此也就自生自灭了。直到今天，一听说我要研究伊斯兰教，论坛上就有许多人向我提出要求，要我先加入伊斯兰教。

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只有王岱舆等人曾对儒家学者作出过回应。但正如你也知道的，他们的思想在中国伊斯兰教中一直被主流所排斥，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因此他们的努力也没有什么成效。

因此，伊斯兰教一直没有进入中国的主流文化，一直在中国处于边缘化、民族化的地位，也就毫不奇怪了。

国内如此，国际上也不会有太大不同。伊斯兰教的这种封闭性决定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各国与中国进行任何比较深入的文化交流都是极为困难的，这基本上决定了在未来的国际政治版图中，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中国充其量只能是“合作伙伴”，亨廷顿所设想的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携手的场面根本不可能出现。（待续）

那么，怎么看待和理解前面提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表面上的多神崇拜现象呢？要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得从中国文化的源头说起。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家，即道家、儒家及其他诸子百家，都是从一种相当成熟的一神教——天道教发展起来的。

让我们先从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概念——“太极”开始。

“太极”一词的语义，一向众说纷纭。特别是宋代周敦颐妄用佛教思想解释“太极”，称“太极本无极”，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其实，追根溯源，它的含义并不复杂。“太极”，在古书中又写作“太乙”、“太一”、“泰一”等。从这些不同的称谓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只是一个借词，其本义并不在字形中。那么它是什么含义呢？其实，“太极”，就是“帝”的切语（“太极”的切音为“提”，而“帝”字古音就是“提”，此音至今仍保留在形声字“啼”中）。这种说法有根据吗？有。《史记正义》云：“太一，天帝之别名也。”前面已经说过，“太一”和“太极”为含义相同的两个名词，因此可证“太极”就是“帝”之说不误。

既然“太极”就是“帝”，那么“帝”又是什么呢？所谓“帝”，其本义是上古华夏民族对用来判断天象和季节的主宰天体的称呼。对于一个农耕民族来说，季节的变化对生活和生产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因此，这种主宰天体被人格化为天神——主宰一切的“上帝”。正是从这种对天体和天象的崇拜中，发展出了中国古代宗教。正因为如此，这种宗教与其他国家的宗教相比，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它与天文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天文学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宗教、哲学、艺术，并进而影响着社会、政治直至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天”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由于古人对天文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因此古代中国的宗教观念也是不断变化的。总地说来，中国古代宗教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古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太阳为决定时间和季节的依据。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上帝”就是太阳，由此产生了以太阳神及其配偶太阴神（月神）为主宰神灵的二元崇拜。这一阶段贯穿了自传说中的伏羲至黄帝的数千年，跨越了渔猎文明、采集和种植直至大规模畜牧和垦殖的一系列时代，伴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起源全过程。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那个向来被视为难解之谜的“太极图”的含义了。“太极图”为圆形，古人云：“天圆地方”，圆形代表着天。那一黑一白的“双鱼”，其实就是象征着白天和黑夜（那两只“鱼眼睛”，就是太阳和月亮）。“太极图”所表示的，就是白天和黑夜交替运行。正是从这里，产生了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阴阳观念。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无中生有，有中生无，这个对立面相生及转化的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原理。

第二阶段，大约在商周之际，中国古人的天文观念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太阳不再被视为宇宙的主宰，取而代之的是北极星。北极星代替太阳被视为宇宙的主宰，是有深刻原因的。它的位置几乎就在地球自转轴的延长线上，如果仰望北半球的天空，群星仿佛附着于一个倒扣的大碗上（“盖天”），这天盖围绕着北极星不停地旋转。不但群星，而且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轨迹也是围绕着北极星的位置而旋转（当然，白天看不到北极星）。北极星似乎就是天之枢纽，是天空最高处，群星仿佛都是拱卫着它。因此，北极星就理所当然地代替了太阳，成为宇宙的至尊。而太阳、月亮，则成为了“太一”驾下的“两仪”。《吕氏春秋·孟夏纪》中有这样一段话： “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混混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 这段话可以这样解释：北极星（“太一”）作为天轴，使日、月（“两仪”）围绕之而旋转。由于日月的交替，又导致昼、夜、寒、暑的变化，这种往返不已的变化，就叫“天常”（又叫“天道”）。

这种天文认识的变化，必然导致宗教上的变化。从商周之际起，“帝”——“太一”（“太极”）就不再被看作是太阳，而是北极星了。中国古代宗教的最高主宰由此从阴阳二元神阶段进入了一元神阶段——以“昊天上帝”为主宰的上古天道教阶段。作为这种宗教的主宰的“昊天上帝”有如下特征：

1、天道教内有众多神灵，见诸甲骨文和上古文献的就有四方神、蚕桑神、农业神等等，这些神灵各有特定职司，构成了一个整然有序的神灵系统；

2、天道教有一位最高的主神，即“昊天上帝”。由于继承了此前的阴阳二元神的思想，使得“昊天上帝”成为了一个“阴阳”复合体（可参考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思想）。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中国上古的天道教，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多神教。这种多神教是中国商、周时期的国教。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文，就是商周时期天道教的巫师和祭司们进行占卜留下的。

春秋以后，随着社会大动乱的发生，天道教也解体了。随着上古天道教的解体，中国文化在春秋时期也发生了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变化：人们开始摆脱宗教巫术的思维方式，自然哲学思潮开始兴起。我在前面引用的《荀子·天论》中的论述，就是典型的代表。

但是，天道教毕竟在民间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它构筑和支撑着中国社会的伦理和秩序的基石。对此，儒家的先哲们认识的很清楚。《易传》中说：“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君子“以振民育德”，“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易传·象辞传》）。而要顺利的进行教化，最简单和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自古流传下来的天道教的天神和祖先崇拜。但这又与当时流行的自然哲学思潮明显矛盾。如何解决这一两难处境？以《易传》的作者为代表的儒家先哲找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做法：神道设教。

《象辞上卦·观卦》说：“观天之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也。”这话的意思是：圣人观察四时的运转，春夏秋冬秩序井然，就像有神灵主宰一样。于是设立鬼神祭祀，利用鬼神的力量来推行教化。这样，天下万民因为畏惧鬼神，也就驯服了。“君子”虽然祭天祭祖，但并不是真的祈求天神或祖先保佑，而是为了推行教化，文饰政事，利用传统宗教的力量来让人民接受儒家的伦理和行为规范。用《荀子·天论》里的话来说，就是：“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这是一种宗教和无神论的巧妙结合，它有效的化解了无神论的文化核心与民间神灵崇拜的矛盾，因此一直受到中国历代统治者和学者的推崇，同时也造就了中国文化“表面多神，内核无神”的基本特征。

（待续）

经常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徒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神不存在，那我们凭什么要遵循‘仁’的法则，反正世界只是物质的分合，物质决定精神，为了自己的物质私利，为什么儿子不能杀死父亲？”

对于这个问题，荀子以在其同时代的学者中罕见的卓越学识和勇气，给出了超越其所处时代的回答：

天不是神圣的，天命自然不存在，人间的事情与天无关，那么要办成人间的事情，关键就在“人”身上。由此，“人”和“人性”就成了荀子的主要研究对象。荀子认为，凡是人，都有若干共同的、与生俱来的特点，这就是“性”（《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对人的研究，就是从研究人之“性”入手。

“性”是与生俱来，那么与生俱来的都是什么呢？《荀子·荣辱》中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感到饥饿就想吃东西，感到寒冷就想要暖和，感到疲劳就想休息，喜欢好的而厌恶坏的，这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性”。

但是，现实世界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为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就会引发种种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乃至相互残杀的恶行。因此，荀子认为，人性本身就是恶的，是罪恶的根源。这就是荀子著名的“性恶论”。

人性是恶的，如果放纵人性，结果就将是罪恶泛滥，给人类带来严重危机，甚至导致人类的灭亡。但现实是人类并没有灭亡，这是为什么呢？荀子的回答是：这是因为圣人为人们制定了一套维护人类群体的礼制，使人们按出身、年龄、才能等等差异分别处在不同的社会地位，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从而使人类社会“群居和一”，成为一个结构有序、协调统一的整体，从而维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荀子理论的最后落点：隆礼。

按荀子所说，礼的作用可划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养”，即满足人的需求。“礼者，养也。”前面说过，荀子认为，人性的基础就是人的自然需求，因此礼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满足人的需求。这是人类能存在的基础，自然也就是礼能存在的基础。

二是“分别”。荀子认为，由于人的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不应所有的人都一样的养，而应有所区别。礼的作用就是根据贵贱、长幼、尊卑等明确的规定等级差别，有了差别，才有社会秩序。

三是“损有余，益不足”。荀子主张社会应有不同的等级差别，但也反对将差别扩大化。礼就是起到将差别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上的作用。

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礼是做人的头等大事。不按“礼”办事，社会就会瓦解，陷入混乱；人将无法生活。因此，荀子把“隆礼”作为了自己的理论落点，同时也是他的学说的核心。

由此可见，荀子将从无神论自然主义的角度论证了儒家的“礼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的树立了“人”在“天”面前的强有力的高大形象。早在欧洲文艺复兴前2000多年，荀子就已经确立了儒家的无神论人本主义的价值观。正是这个价值观，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石。

至少2500年的文化史造就了我们，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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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我一直觉得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执着就类似于其他民族对于宗教的执着。每个以中华正统自居的朝代都会主导编修前朝的历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着如此体系完备的由官方编撰的一整套史书，这里面包含这中华文化的一切奥秘。中国的史书除了让人们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之外，还起着近似于其他民族宗教典籍的作用。历史凝聚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使人们产生文化归属感，不亚于基督徒或穆斯林的宗教情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情感的支撑，才使得中华民族无论经历多么打的坎坷磨难，总是能走出困境，重新统一在一起。

　　　　　　　　信教的人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中国人这种不信教的民族，认为这样的人没有信仰没有寄托，心理一定是极度空虚的。其实他们一点也不了解，有着五千年历史传承的中国人，早就获得了比宗教更为高级的心理寄托方式，那就是历史。谁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谁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情感？“吞八荒而扫六合，振长策而御宇内”这是中国领导者的宗教情感，“武死战，文死谏”这是中国文臣武将的宗教情感，“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是中国人对朋友对情人的宗教情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中国人对长辈和晚辈的宗教情感，“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中国人对待真知的宗教情感。看看这些，有谁能说中国人是空虚的？没有信仰的？只要中国能够沿着正确的路走下去，认真的反思和传承传统文化，中国何愁不大出于世界？中国文化何愁不独秀于宇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