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如此混蛋! -- 观望者
家园 玉米砍伐证可是一大发明啊 不知道这些当政者怎么会想到玉米砍伐证的，真是无空不入啊。国家不让收农民的种地钱他们要变个法来捞一点，象这样的干部还是早点下去吧。
家园 每亩500？好黑心哪 假办证真敛财
家园 河南河南 不搞地域歧视，我总觉得这个人口大省的匪夷所思的事特别多，而且多半都与基层土政策、执法不当甚至执法犯法有关。
但观望者直接一句话骂到TG头上，也不对头。这就如同的士司机，凡事都会骂到TG头上去。实际上由于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的素质实在不怎样，即便中央政府发展成为一个完全的廉正高效、方方面面都完备而有章法的政府，河南地方政府恐怕也不见得立马就变得更文明开化。
家园 像你这样的不明不白贴个图 上来就骂人的，还要劳烦别人袋熊给你贴文章，还好意思到处去告？
家园 封建势力太强大 中国的问题很多，但是朋友你没有仔细的分析问题，陷入了一种错觉。
你的错觉在于，错误地把“政府”和“小吏”混为一谈了。
文中所提的现象，不完全是因为当前的威权体制政府所导致的。这样的现象，是两三千年以来，大帝国、封建全能模式的残余，深深根植在中国文化之中。不是儒家的官的问题，而是无耻的“吏”的问题。
作为当前政府的模式，我们沿用的东西和楼主您所想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从封建全能以及社会主义全能，在对这样一些“吏”的管制上前进了一小步。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威权”或者是“大资本主义威权”——随你怎么叫。而你看到的东西，是文化遗留，而不仅仅是体制弊端。更确切地说，是体制渐进过程中，对旧事物的渐进保留/去除中的残留现象。正因为我们前进得慢，所以这样的旧的、落后的事物破除得也就慢。我们可以想见，在可见的不短的时间之内，这样的现象仍然会在相当程度上存在。
如果对于这样一种现象过于急进，片面地完全看到其落后现象，而不追溯其历史文化本因，就会陷入“急进休克疗法”，试图一步到位的陷阱。俄罗斯就是前车之鉴。你可以看到，最终俄罗斯再次回到了威权体制下，可以说是历史的反覆。
当前体制的危险在于，这样的势力过于强大，会直接导致整个政府执政合法性的丢失。但是我们所处的实际是一种零出路途径：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照这个样子走，看上去还是不行。
那么，说了这么多，出路何在呢？我们能指望一些什么人和什么制度？我是看不太到的。我能看到的，只是，目前政府所采取的体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而实用主义，这样一个中国另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哲学传统告诉我，那么，我们现在只能“不妨继续这么走下去”，看它是自我改良呢，还是冗积到一定程度，轰然倒下。我们期待是前者。我们看上去看到的也是前者。问题在于，“急进改革”一定失败，“渐进改革”或许成功。
——那么，能怎么办呢……
家园 其实 生活中有许多事情，从不同角度看，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这个砍拮杆这个，如果你看看卫星地图，看看骡河那块的卫星地图，是否会换个角度看呢，当然，TG这个镇长一向作风野蛮，执政手段低劣，确实该下台啊。
家园 有消息说，这个钱是押金，禁烧秸秆保证金。 “红头文件”规定了什么
●砍倒玉米秸秆才要办证
●收费只是押金，以后会退还
西芮村党支部书记郭春玲告诉记者，其实大家有个误会，农民收玉米是不用办证的，只有砍倒秸秆才需要办证。“谁也不可能傻到阻止农民收割自己地里的庄稼。”郭春玲说，还有另一个误会，说是收费其实只是押金。农民把放倒的秸秆运走后，办证交的钱会如数退还。“啥时候把秸秆拉到不会焚烧的地方，钱就啥时候还。这都是为了防止焚烧秸秆和促进秸秆还田。”
记者看到了一份“红头文件”——裴政[2008]37号文《裴城镇关于加强秋季秸秆禁烧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明确规定，“严禁焚烧秸秆，实施秸秆还田。秋作物秸秆禁烧率必须达到100%”、“谁砍罚谁，谁烧罚谁”、“农户承包地砍伐或焚烧秸秆1亩以下的对该农户罚款300元，超过1亩的每亩罚款 500元。”文件的颁布日期是2008年9月3日。
文件说，对确因养殖、青贮等需要，农户要求砍伐的应先报镇“三秋”秸秆禁烧指挥部同意，按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后经批准方可砍伐，“否则按违反秸秆禁烧规定，依法进行严肃处理。”
郭春玲告诉记者，“相关手续”就是办理“玉米秸秆砍伐证”并立下“综合利用、绝不焚烧”的保证书。西芮村共有4个小组500户2000多人，因为大规模的玉米收割还要一周左右，目前有26户农民办理了“相关手续”，累计收取押金8000多元。
记者了解到，裴城镇的中周村、东芮村、中和寨村等也只有极少数农民办了证。各村办的证不统一，多数是信纸上写明即可。因为郭春玲原先是镇计生办干部，西芮村的“证”就是在育龄妇女B超单的背面写上“今收到××禁烧秸秆保证金××元，验收合格退还”。
农民为何不愿办证
●怕钱交上去，要回来就难了
●秸秆就地还田费事又费钱
从这份“红头文件”我们隐约感到，正如郭春玲所说，镇政府与农民群众之间似乎确实存在一些“误会”。那么，误会是怎么造成的？
记者继续走访农户。西芮村村民芮丰台（音）告诉记者，他知道镇上要求农民办证的目的，也清楚只要没焚烧秸秆，办证所交的钱会退还，“村里的喇叭里都喊过好多遍了”。但他仍然不愿去交钱，“只怕钱交上去，再要回来就难了。”
东芮村的芮林堂老人则告诉记者，“不让砍秸秆就是不让我们收玉米啊。”他说，一直以来自家收玉米的习惯都是先把玉米秆放倒，再把棒子摘下来。现在不许砍秆，对他来说就是不让收玉米。
一位农民指着身边的玉米地对记者说，镇上的玉米大多数都是整片种植的，植株密度大。如果要按镇政府要求的“立秆掰穗”，就必须全副武装裹得严严实实才能进玉米林，否则“玉米叶子及叶子上的虫子让你难受得要命”。
芮士欣告诉记者，对于秸秆粉碎还田他举双手赞成，“不会污染空气，对增加土壤肥力也有好处，宣传车天天在村里转，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但秸秆粉碎还田需要用大型农机具，雇这个机器的钱得让农民自己出，“因为自己收割庄稼从不算工钱，秸秆还田能省多少肥料咱也看不见，请机器来每亩比往常要多花30元左右，对农民来说，能省一分钱都是好的。”所以不少人还是选择了人工放倒玉米秆再掰穗子的收割方式。
属于违法设立行政许可
●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已被免职
●办证收取的“押金”全部退还
《行政许可法》第十七条规定，省级人民政府以下的行政机关或者其内部机构不能通过发文件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显然，裴城镇根本没有设定行政许可的权限，无权发文规定砍伐秸秆要办手续并收取押金，更无权规定焚烧秸秆要受处罚。9月18日上午，郾城区委常委会做出决定，因违规发放“玉米秸秆砍伐证”，裴城镇党委书记楚建杰和镇长赛笋已按相关程序免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办证收取的约4万元“押金”也于18日下午全部退还。
记者辗转找到了裴城镇原党委书记楚建杰。楚建杰说，最近两年国家抓秸秆禁烧的力度很大，地方各级政府也都做出了严格要求。裴城镇属于郾城区比较偏远的一个镇，往年一到收获季节，常出现浓烟滚滚的情况，公路车辆无法通行，境内孟平铁路上的火车曾因焚烧秸秆看不清信号灯而无法前行。去年因为“禁烧”工作比较落后受到市和区里点名批评，所以今年镇政府打算乘着国务院办公厅[2008]105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的“东风”，“做一些探索”，打个翻身仗。
裴城镇下辖24个行政村5万余人，耕地8万亩，玉米播种面积约6万亩。辖区内有重要公路通过。楚建杰说，2007年，他曾选定道路沿线大约3000亩地作为试点，用政府每亩补贴10元的方式引导农民实施秸秆还田，农民很配合，效果比较好。但今年“禁烧”风声更紧，全镇玉米秸秆100%还田。如果按照每亩10元的标准，6万亩地需要60万元专项资金。而这个数字基本等于镇政府全年的工商税收。
于是，便有了裴政[2008]37号文以及相应的“玉米秸秆砍伐证”等措施。
“禁烧”以后该怎么搞
●农民收入低的乡镇不好推行
●绝对不能再靠强制命令
据了解，在郾城区，农民收入高、经济条件好的乡镇推行秸秆还田效果比较好，农民收入低的乡镇就麻烦一些。
在裴城镇采访，许多镇村干部反映，为了禁止焚烧秸秆，收获季节全镇干部齐上阵24小时巡逻，70多人管近8万亩，平均一人负责1000多亩，忙不过来，半个月不回家是家常便饭。“一旦有农民焚烧，除了尽快扑灭根本没有办法，对农民既不能抓，也不能罚，实在是没法。”裴城镇中周村党支部书记王春峰说。
“痛定思痛，我这些天一直在反思，要真正让农民自觉推行秸秆还田，杜绝露天焚烧，绝对不能再搞强制命令，除了发展经济，提高农民和乡镇财政收入，没别的法。相信10年后经济条件好了，让农民砍倒秸秆焚烧，他们也懒得干了，因为砍秸秆也要费人力。”楚建杰告诉记者。
少一些行政强制依赖（采访手记）
记者采访中看到了镇村干部中传阅率比较高的一条短信：“秸秆禁烧真是不好干，昼夜不睡像打游击战……”
被免职的裴城镇原党委书记楚建杰也说：“一边是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禁烧要求，一边是农民千家万户焚烧秸秆的习惯；上面的要求要执行，群众的情绪也要考虑，基层干部不容易。”
近年来，农村一些地区焚烧农作物秸秆现象比较普遍，不仅污染环境、危害群众健康、严重威胁交通运输安全，还浪费资源。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势在必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指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实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把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结合起来，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地方政府作为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和秸秆禁烧工作的责任主体，要狠抓各项措施和规定的落实，但不能将这项工作简单化，只追求结果，不顾实际，不注重程序、过程。“禁烧”必须依法行政。
有专家认为，“玉米秸秆砍伐证”是一些基层政府部门迷信行政强制，习惯于通过强制的方式推行禁令的结果。要改变地方政府部门的违法行政，需要整饬官员们的权力冲动，干部要真正树立法治意识，做到以人为本。
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推行一项政策光有要求是不够的，各级政府还应为具体执行的基层干部创造执行的条件，包括政策支持、配套资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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