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华的逝世想到文革后邓做的三件事。 -- 九霄环珮

我们那里分田到户比较晚，我记得的事情，包括评工分争得红脸黑脸什么的，还有大老娘们扒男人裤子之类的都是有的，积极性高也确实不高，——积极性高与不高，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确实很大，但是积极性有没有提高的办法，我想，没有人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结论。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真不觉得分就是比集体更好的选择，至少在修水利这个方面，分之后绝对不如分之前。

我们那个村子，是湘北的丘陵地带，山与山之间夹一槽一槽的水田，在一槽田最高处和中部，通常都会有几个大的池塘，——大的已经可以算小型水库，这些池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桃花汛的时候开始蓄水，到双抢伏旱（稍微解释一下，湖南北部都种两季水稻，入伏前后要抢收早稻抢插晚稻，是用水最多的时候，而这段时间很容易遭遇旱情）期间，开闸放水，一般自流灌溉就可以顶很长一段时间的旱情。然后，在这基础之上，电排站算抗旱的补充措施。在84年之前，基本上这些水库池塘还有相应的灌溉渠道是出集体工修的，库容量，还有渠道都基本可以满足要求。分田到户之后，先是池塘也分了，承包户拿来养鱼，到伏旱期间，鱼和稻争水，动不动就要用扁担锄头解决水的问题；再往后，泥沙淤积，无人出头组织清淤，库容下降，池塘只能种莲藕——抗旱的功能基本消失，就靠电排站了，可是电排站也因为渠道的破损，能灌溉的面积大幅度缩减了。这两年，电排站又被重视起来，可是塘坝自流灌溉的好处，想得起，可是组织不起人来搞了。所以，每家每户要摊派的抗旱费用又上去了，去年过春节，据说以后国家拨款，要修缮塘坝了，不知道后面能不能兑现。

总体来说，粮食产量与分田之前相比，有提高，可是这个提高，是不是应该完全归功与分田，积极性提高了，我看是要打个问号的。

而且，分田之后，农民种地的成本，肯定是提高了的。这种成本的提高，多数情况下，都被分田的赞成者忽视了。

人的感性认识都是有局限的，客观数据才是强大的。

我不否认你说的是事实，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问题在于，面对这样的事实，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是加强工作改进管理在人民公社的框架下解决问题，还是把田分了了事。

分田到户，“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其实是迎合其小农性，退回到小农经济去。这样做，一时看起来各家都勤快了，打得粮食多了，但从长远看，断绝了农村产业升级的可能。于是无组织的农民，在有组织的工业竞争和高度组织的官僚机构面前，处境只能一年不如一年。多打了几斤粮食，但化肥农药各种摊派增长得更快。

“分田到户”，解散人民公社，是邓小平最严重的政治错误。它使得毛泽东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中国农民，又倒退回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成为市场经济中任人宰割的羔羊。这是今天中国严重的三农问题和部分城市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也是几天中国残存的八千来个人民公社相比当地都还不错的原因。

邓小平有其他历史功绩可以补偿这一错误，而万里等人，是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