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此次贵州群体性事件说几句个人看法 -- 听枫

很多朋友认为此事必有冤情，理由常常是：老百姓没事怎么会冲击政府？又有人说：老百姓有了公平或者公正，谁会走这条路？很多时候这样说是对的，尤其是群体性事件，常常的确事出有因。不过带着这样的预设前提来看问题常常偏颇，我个人是做社会科学的，对群体性事件、社会运动等等也比较关注，下面说几个为什么我认为这样的一刀切不太合适的理由。

第一，按照这个逻辑，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罪有应得这一说了。犯罪的都可以说：如果有公正，我干吗这么干？所以仅仅假定老百姓不会因为非正当理由冲击政府其实逻辑不太严密。

第二，公正这个词其实是抽象的。你眼里的公正跟我眼里的公正都不一定一样。最简单，还有程序的公正和结果的公正之分。另外，由于信息获得的局限，我们做的判断也都不一定准确。拿眼下这事说：假如死者的父母坚称女儿是被奸杀，那是不是法院只有判定结果是奸杀才叫公正？大约不是吧。首先，死者父母都不在现场，他们不是目击证人；第二，父母听到自己的子女暴亡一定会是悲伤过度，很难接受的。这时候一般会下意识寻找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可以提请司法机关甚至他人求证，但是本身并不能成为判决依据。要不，死者家属提什么要求都是合理的了。

群体性事件常常事出有因，爆发出来总是需要一些条件：首先要有由头，或者叫不满的情绪在。这种不满的情绪本身正当不正当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当然做研究我们是不管这个的。这次事件中的不满情绪我觉得主要有二：一是花季少女的死亡本身给家人和亲朋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找出“凶手”自然成为一个要求；二是老百姓可能对地方当局存在很多不满的地方。后者现在在国内随处可见，对政府不满的太多了，虽然有时候政府也蛮冤枉。这种不满往往比较抽象，也说不上什么证据，反正就是坏。例如对城管的印象，大家提到城管就是野蛮拆迁、打砸抢这样的形象。全国各地所有城管都这样吗？不一定的。第二，除了有不满的情绪，你还要有机会表达，所以“机会”是一个重要的群体性事件中的条件。这个概念本身其实有时候比较模糊。我个人认为这次贵州事件本身其实从一个刑事案件演化为一个群体性事件主要是花季少女的死亡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同情，而地方当局开始处理不够谨慎，提供了一个运动机会。第三，运动要兴起，至少还需要动员和组织。这在群体性事件中有时候不明显，也可能很隐蔽。比如说这次，有没有幕后推手？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有迹象显示是有的，例如进攻和撤退的哨子等等。其实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组织常常是比较松散的。大家可能有类似的经验，比如某家出事了，通常亲戚朋友都会一起商量怎么办，从研究者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组织动员的过程。第四，有了不满，有了机会，有了组织，还需要一个动员过程。动员过程我认为分几个层次：其实事情发生之后的传播本身就是一个动员，大部分人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很自然都会对小姑娘产生同情。这个时候加上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人们的情绪很容易被调动起来，而且特别容易往某些方面带。上面我说过这个事件中不满其实有两种的，但是人们很容易就把这两种混起来。除非是关系到切身利益，一般人们是不会去用运动这样的方式表达第二种不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女生的死亡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另外，动员过程可能是通过组织完成的。亲朋就这件事情开会讨论之后可能形成了某种日程。比如谁该去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把什么样的情况都准备到等等。还有，不排除有幕后的黑手在捣乱。例如谣言的广泛传播可能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分子的杰作。当然，这只是可能。还有可能就是大家道听途说，然后就以讹传讹了。

另外，有河友提出来这次群体性事件其实可能并不像我们想得那样有那么多地参与，可能很多人只是旁观。这对于中国大多数群体性事件而言都是常态。不过其实这样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旁观的人很可能很快就会变成参与的。而且，这种参与常常是不问是非曲折的。王晓波说文革是狂欢。群体性事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现场气氛感染之后，看到无数人扔砖头砸车，自己拿起砖头的冲动总是会有的。决不会像我们坐在电脑前坐而论道这么理性。

运动一旦发起，其实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周期。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开始到现在，大家讨论的焦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很多人对于案件本身是非曲折根本不感兴趣，他们眼里只看到一次运动的机会，所以什么样的都来了。

对于政府而言，其实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这个很多河友也提出来了，就是：政府如何让人们相信你是公正的？其实这个问题本身有点诡异，因为政府本身是被冲击的，到后来的话就不能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员了。不过一开始还是可为的，即：为什么公安的处理让家长不满意？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本帖就不罗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