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月光下的菩提伽耶――央视记者走读玄奘路 九（附图） -- 海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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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当年的布道范围似乎总是充满着吸引力，过去让信众痴迷，现在则让汽车疯狂。进入比印度东部的哈尔邦后，汽车就仿佛中了魔法一样开始抖动，这种颠簸的密度之高，让人的身子大部分时间都悬在半空中。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看到道路似乎刚刚经历了地壳变动，大坑连着小坑，所有汽车似乎都感到劫数已到一样抖动不停。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距离那烂陀寺（Nalanda）不到100公里，汽车却整整开了6个多小时。

　　曾经气派宏大的佛教建筑如今已是破败瓦砾，被印度考古监察机构保护了起来。每个遗址都有一个简介，这些简介都要提到玄奘何时来过这里，以及他对这里的描述。这让我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无形中又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多了几分亲情。

　　玄奘从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走来，他先在印度河上游和克什米尔走访庙宇名僧，然后来到了恒河流域，考察了摩揭陀国，最后在公元630年来到了那烂陀寺。那烂陀寺是印度最大的寺院，也是世界的佛教中心，“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公元4世纪游历印度的法显在《佛国记》中只提到此处有舍利弗涅??塔。公元5世纪笈多国王兴建了佛教学院。佛教学院不仅教授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经文、还教授婆罗门教和吠陀文献、哲学、天文学、数学、医学等。玄奘到来的时候，正是那烂陀寺藏书最丰富的时候，已经有宝彩、宝海、宝洋三大藏书殿。玄奘在这里披阅了寺内各类经论，通晓了经论真义。玄奘并不满足于此，他辞别了恩师戒贤法师，在印度诸国云游六年后，才又回到了那烂陀寺，被戒贤法师聘为客座教授，为全寺僧众宣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等经典。

　　当时有一婆罗门自恃才学过人，把自己的十几个观点抄写好后挂在那烂陀寺门口，并向寺内高僧大德公开叫板：“若有人驳倒我的观点，我愿割下头颅认错”。为了维护那烂陀寺的学术地位，玄奘请戒贤法师作证人，与那个婆罗门辩论。不过半晌，那个婆罗门低头认输，并心悦诚服地要求割下自己的脑袋。玄奘说：“和尚不杀人，你就做我的佣人吧”。围观的天竺人看到矮鼻子小眼睛的中国和尚能讲一口流利的梵语，一下子就敬佩了三分。到了玄奘随口旁征博引时，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玄奘从此名声大振。公元642年的曲女城佛教辩论会为玄奘带来了更大荣誉。他谢绝了各国的邀请，在参加了盛况空前的无遮大会后，便携带着675部佛经起程回国。据说当时印度的许多寺庙里都画有玄奘所穿的麻鞋，并以彩云烘托，可见印度当时佛教界已把玄奘的麻鞋当作佛的足印一样敬重了。

　　各种宗教理学在这里沸沸扬扬地讨论了800年，然而穆斯林军队来了，在公元1197年把那烂陀寺烧杀掳掠后，这个佛教的思想家园从此湮没无闻。这也标志着佛教在印度的终结。佛教在印度的败亡在于它缺乏尚武精神，在伊斯兰的武力面前，无法以它的教义组织起反抗。许多学者认为穆斯林的军事入侵毁灭了佛教文明，其实首先是印度人自己放弃了佛教。艰涩的佛经与民众的现实生活已经没有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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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1年，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康宁汉在离巴特纳东南9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片佛教遗址，经过与《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核对后，证明那就是那烂陀寺。现在的发掘面积已经超过了15万平方米。那烂陀东区是僧院。僧房围成一个院落，僧房狭窄局促，里面有石桌和佛龛，僧房通向阳台，有一种豁然开朗的象征意味。西区分布着许多塔寺，其中舍利弗塔最富气势，这座塔分三层，外观雕有精美的图案，角楼的壁龛中雕刻着佛陀在菩提伽耶、王舍城和鹿野苑弘法的故事。沿着阶梯走到顶部平台，整个那烂陀寺尽收眼底。回想一千多年前，上万名教徒在校舍穿梭，辩论声回荡在上空，是一派怎样的佛学盛况。层层密密的建筑中，有一间该是玄奘研读佛经的地方吧。

　　舍利弗塔周围还散落着一些供塔。一些千里迢迢来这里修学的佛子，不幸在留学期间病故，被校方和同学们埋葬在那里，并建塔以示纪念。红砖缝隙里有细小的黄花，安静地开放着，佛子离开了家乡，在精神家园里找到了最后归宿，也算一种安慰。与当年的浩大场面相比，此刻这里太安静了。只有一两株菩提树从寂寞角落伸展枝叶，叶片边缘闪动着阳光，如同佛陀最初思考时的轻声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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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烂陀寺附近有一座中国式的玄奘纪念堂，是中国政府在1957年捐款30万元人民币建造的，以纪念这位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这又禁不住让我内心涌出这样一个念头：假如没有人来过这里，假如来过这里的人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当年气势宏大的修学辩经场面存在过吗？正因为有了中国僧人的笔记，印度佛教才有了一段恢弘的历史。《大唐西域记》被认为是解读印度佛教文化的一部钥匙。印度人对玄奘充满了感激，并破例把玄奘取经的故事编进了印度小学课外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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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印度北方的乡间小路上，经常看到一些身体精瘦的老人，赤脚行走着，一如印度圣雄甘地的形象。每当我看到这一情形时，就会联想到佛陀游化传教的样子。佛陀用最质朴的方式――行脚托钵来传播佛教思想。自从佛陀离开了家乡，他就与所有的修行沙门，甚至和林栖、梵行的婆罗门一样，过着漫游世间、不往屋舍的终年苦修生活。 在原始印度语中，“出家”的意思是，“离开家”、“睡在大自然中”。

　　佛陀在80岁时率领弟子自灵鹫山出发，往西北方向走走停停，渡过根德格河（Gandak），来到了末罗国的波婆村（Pava），净住在芒果树林附近。他在这里吃了一种有毒的蘑菇，但是佛陀强忍着腹疼，依然坚持行进，到了俱尸那迦，佛陀知道自己的生命将要耗尽，他让阿难在婆罗树林中为他铺好了床具，用僧衣做枕头，右胁而卧。在公元前543年5月的一个月圆之夜（北传佛教记载为公元前486年），佛陀在这里圆寂了。

　　俱尸那迦（Kushinagar）位于北方邦戈勒克布尔（Gorakhpur）以东35公里的迦西亚（Kasia）。对于印度人来说，这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村落，但是在佛教徒眼里却是圣地。四散分布的佛塔基座与僧房残石，只能说明印度曾经有国对佛教的礼拜，这些只是触发思古之幽情的遗址，如果在这里寻找佛陀的足迹或者最后的生命印记，只能会找到怅然失落，因为现有的残基都是后代王朝弘扬佛法的建筑。已经清理出来的遗址，寂寞地袒露在天空下，在雨季时节变得水泽丰润，莲花、香茅与浮萍如同悠悠的春梦。

　　印度的历史就是这样，如果不了解它的历史，那么这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如果了解了这野草下面掩盖的历史，心里总会有凄凉或者淡淡哀愁，这并不是对历史的悼念，而是对人世沧桑的感叹。

　　俱尸那迦的遗址不多，相对比较集中。纪念佛陀入灭的大涅??塔呈覆钵样式，恰似一个微型天文馆，三个伞盖叠罗在顶端，衬托着身后的蓝天白云，象征着法脉的传承。旁边的卧佛殿通光性好，里面通透而不失庄严，不同时间的阳光会使室内有一种光影变化，借着这光影的变化，站在不同的角度，仿佛看到佛陀有不同的表情、庄严的、微笑的、安详的，让人想到佛陀的一生。初转法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佛教否定了印度教的礼仪、神碉和种姓 ，用法轮碾碎社会中的种姓制度，这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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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佛是公元5世纪的作品，长约两米多，用整块黑石雕刻而成，出自以雕凿犍陀罗风格雕像而著称的马土腊，那古朴而圆润的雕刻技法被金箔掩盖了，富丽堂皇压倒了平静与安详，佛陀是在放弃了王室里金银珠宝，倡导了一种接近大自然的修行生活。没想到自己圆寂之后，又被披上了金银。 真不知道为什么总用这种浮华东西来遮盖佛陀的简朴的思想。这种做法大概也是导致佛教在印度衰落的原因之一。玄奘来到这里时，看到“傍有咐堵波，无忧王所建，基虽倾陷，尚高二百余尺。前建石柱，以记如来寂灭之事。虽有文记，不书日月。”后来这片纪念性建筑由于年久失修而被荒草湮没了。公元12世纪除叶，穆斯林军队入侵这里时，当地信众曾经把卧佛掩埋在了地下。到了19世纪中叶，考古人员把它从地下挖掘出来后，已经千疮百孔，经过修复和拼合才使佛像基本恢复原貌，卧佛的床榻上刻有高徒阿难、须跋陀罗、末罗酋长以及5位信众，他们都双手合十，神情黯然。

　　我很难想象佛祖衰老之年的模样，大概应该像我在印度北方见到的老人差不多，面庞清癯，浑身黑瘦，两眼炯炯有神。但是我们从全世界的佛像中都看不到这些。所有的佛像都是佛陀在36岁得道后的沉思模样，脸部饱满、表情平静。即使在他圆寂时，脸上连一道皱纹也没有。艺术的夸张照顾了佛教徒的心情，却远离了真实。

　　佛教历史上的“八分舍利”事件也在这里上演，佛陀火化后，许多强国纷纷想得到遗骨舍利，以便获得宗教上强大影响力。几个大国为了争夺舍利，几乎兵戎相间，最后在摩揭陀国的一位婆罗门的调停下，8个国家瓜分了佛陀的是舍利，在本国建造了圆形塔。这种印度的传统坟冢，由于供养了佛陀舍利而变得引人注目起来，也就成了佛教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咐堵波（Stupa）。在不能聆听佛陀的教诲后，教徒开始向佛塔顶礼膜拜，也能给人心灵上的安慰。这种咐堵波到了中国就演变成了楼阁式塔，功能上与印度的咐堵波一样，但是形式上已经是中国所特有的了。佛陀在世时表示，“知法见法后，就算立刻失去生命也无奈其解脱清凉”，强调的是当下体证佛法。后来慢慢地变成了“尽心供养佛，即使立即逝去 ，亦能升天得福”的祭祀万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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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俱尸那迦，最触动我的还是一位外道僧人向佛陀的问话。佛陀在即将进入涅??时，一位叫须跋陀罗的外道僧人匆匆赶来，请求佛陀点拨自己。他向佛陀问道：世间所有信教者都认为自己的信仰无比正确，其它宗教都是歪门邪道。只有自己所行所为才是解脱大道，别人都是误入歧途。他们彼此看不起对方，批评对方，非难对方。请问佛陀到底如何区分正邪？谁有判断的资格？判断的标准是什么？佛陀回答说，惟有佛陀的教法才有真正解脱的法门，惟有佛陀才是一切智人。佛陀如此回答无疑是在维护自己创立的佛教，我们可以理解佛陀当时的心情。如今过去了2500多年，环顾一下我们生活的世界，倒是这位外道僧人的疑问，依然那么一针见血，在我的内心引起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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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瓦伦纳西到鹿野苑（Sarnath）只有十公里的路程，这段行程让我体验到了人口的压力。道路上是黑压压的人群，路边的小镇上也挤满了人。若没有两侧建筑物阻挡的话，这片黑压压的人会如决堤的洪水，覆盖整个田野。街道角落里站着无可奈何的牛，这些牛是印度教大神湿婆的化身，望着黑压压的人群，也只能干瞪眼。我乘坐的三轮车机动车在人群中喘息了好长时间，才挪了出来。当路上的人渐渐稀少，我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就到了鹿野苑。

　　进入公园如同进入另一个时空，似乎有一种暗自流动的气场，把所有的纷乱扰杂完全隔绝在外。这里是一片安详清净之地，绿草从脚下一直铺向远方。中间点缀着或方或圆的建筑遗址，同草尖一样高，似乎有意在掩藏过去，又有些不甘心，就这样犹豫在那里。远处的绿树轻轻地托着几朵白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几只小鸟在阳光下梳理羽毛，这些小鸟对人们很信任，这种信任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而是2000多年的经验积累，因为这里自古就是修行者的苦行禅定之地。

　　当年佛陀在菩提伽耶顿悟后，步行3百里来到了这里，寻找当年的五位同修者。那五位修行者当初离开释迦牟尼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看到释迦牟尼放弃了苦行，跑到河里洗澡，还喝了牧羊女的牛奶粥。他们一致认为释迦牟尼失去了苦修的毅力，失望之下来到了鹿野苑寻找高人指点。佛陀找到了依然在苦苦修炼的5位修行者，说自己找到了解脱心灵困惑的“药方”，五位修行者将信将疑。随着佛陀平静讲述，这五位修行者终于打开了心灵的窗户。佛陀认为，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的困惑。若能清除自身的贪欲，便可以从生命的痛苦状态解脱出来。这佛法如同清水一样，立刻滋润了5位修行者的心灵。

　　无数个世纪以来，人们站在死亡大门一直向里面眺望，想弄清楚里面的秘密。佛陀的叙述如同一束光照射到里面，顺着这光柱望进去，逐渐发现了一个开阔敞亮的自在境界。佛陀的观点很新奇，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徒。佛法传承中最重要的“三宝”―佛、法、僧，在这里聚齐了。佛祖与五位信徒生活相当艰苦，他们轮流到外面乞讨，在季风雨到来后还要躲避湿热的侵蚀。佛教主张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自我修行来达到觉悟，所以佛陀从来都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也不争取王室来推广佛法。只是在佛陀圆寂200多年后，孔雀帝国的阿育王被佛陀的理论所感动，才开始弘扬佛法，佛教第一次得到了王室庇护。为了纪念佛陀初转法轮之地，阿育王在这里修建了大量佛塔寺院，后来的笈多王朝也在这里大兴土木。公元640年，玄奘来到了这里，他看到“鹿野伽蓝，区界八分，连垣周堵，层轩重阁。” 考古学家发现，这里有四、五层垒叠的寺庙和僧房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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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阿育王弘扬佛法的举措，使佛教徒的社会地位普遍提高，一如执政党那样吃香。混入僧侣队伍中骗吃骗喝的外道人逐渐多了起来，最多时有6万。佛教僧团对佛陀思想的解读也出现了偏差的发展，佛团从原来的大众系、上座系以及属于上座系统的分别说部，又分裂出更多的派别，都宣称自己是佛陀思想的捍卫者，然后相互指责对方，佛法陷入了混乱的纠缠中，进而导致了7年无法举行“布萨”（每月定期集会，讨论戒律与忏悔生活中的是非）。阿育王面对这种佛教分崩离析状态，不得不召集佛教长老召集到华氏城，要求他们开展了一次“四清运动”，把混进佛教队伍中的“敌人和叛徒”清除出去。长老们组成了一个口试团，让所有僧人一个一个到场考试，如果不能正确理解佛陀思想，就视为“贼住”，然后清除出僧侣团，从而纯洁了队伍。

　　为了整肃佛教纪律，阿育王颁布了“佛教纪律”，并用婆罗米文字刻在石柱上：“鹿野苑的修行者，比丘与比丘尼，应该勤于修行受戒。若有人破坏戒律，必将逐出鹿野苑精舍。”如今这个石柱的下端还矗立在鹿野苑，让人想到佛教内部派别的争斗和空耗。我站在这残缺的阿育王柱前，理解起那种状态来毫无困难。事实上，佛教从来都不是全体印度人们的宗教，当时信仰最多的是印度教，佛教和耆纳教的规模旗鼓相当。在阿育王之后的几百年里，官方一直在大兴土木，支持佛教的发展。一旦官方停止支持佛教，佛教也就离衰亡不远了。到了12世纪，尽管受到了穆斯林军队的打压，印度教和耆纳教却依然薪火相传，直到现在依然蓬勃旺盛，而佛教早就衰亡了。昔日的圣地成了垃圾场，砖石成了免费的建筑材料，被附近的民众搬走盖房了。直到1835年，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卡宁汉爵士带领考古小组来到这里开始发掘，历史的辉煌终于显露出了一角。

　　在遗址斑驳的草坪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达麦克塔（Dhamekh）。塔高33?5米，远远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堡垒。佛塔是实心的，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据说这里是佛祖“初转法轮”的地方。玄奘来到这里后看到，“石为基阶，砖作层龛，龛匝四周，节级百数，皆有隐起黄金佛像。”此塔是在公元500年前后建造的，，对称的花卉浮雕图案是笈多时代的典型佛教图案。据考证这里曾经有一座公元前200年的砖结构佛塔。

　　达麦克塔附近有一座1932年建成的摩犍陀俱提僧院（Mulgandhakuti Vihare），与2000年前的僧院同名。当年佛陀在这里初转法轮后，就开始了游化传教。在后来的45年中，他经常回到这个宁静的林苑，住在简陋的摩犍陀俱提僧院里，度过一年中的雨季安居期。这座新建的寺庙里供奉着从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和南印度的龙树丘挖掘出土的佛舍利，成了鹿野苑的灵魂所在。寺院外面有一棵枝繁叶密地菩提树，是1931年从斯里兰卡移植来的，据说这棵树的先祖原来在菩提迦耶。公元前288年，阿育王的女儿把从那棵树上截下一段，带到了斯里兰卡，经过多代繁衍后，其中的一枝被栽在菩提伽耶，另一枝被带到了这里。五位比丘聆听佛陀教诲的场面被塑造了出来，只是手法太过粗糙，不能给人亲切感。

　　这里出土的文物大都展览在鹿野苑博物馆里。这座博物馆就坐落的在遗址公园的门口。博物馆大厅中间是阿育王石狮柱头，有一种威震四方的力量，成了印度国徽的标志。四头背靠背的狮子，目光警觉威严，前肢挺拔，肌肉丰满。下方分别是象征勇敢的狮子，佛陀母亲孕育他时梦见的大象，佛陀离家出走时乘坐的马，以及象征着哺育和营养的牛。四个动物都用象征佛法的法轮隔开。最下一层是倒垂的莲花。立柱历经两千多年依然光洁照人，温润如玉。博物馆陈列的大部分是佛像，其中也有印度教和耆那教的雕像。佛像都很清瘦，衣着简单朴素，轻薄贴身。那圆润纯熟的雕刻不仅反映了印度工匠们精湛的雕刻技艺和对岩石材料的认识，也还体现出了那个时代的特有精神气质。这就是朴素、含蓄和清净的境界。

　　曾经为这些佛像遮风挡雨的壮观殿堂，最后坍塌了，一切又都归于平静。这正是触发佛陀悟道的动机，现在一切又回到了当初的状态。还会有人像佛陀当年那样思考吗？在公元前6世纪开始，世界东方诞生了佛陀、孔子、大雄等，他们的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环顾四周，看不出有新思想从这片遗址上生长出来的迹象，所以这片废墟一直在静静等待着。风吹过，除了树叶抖动外，还有香客和游客们的左顾右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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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熟悉了印度和周边国家的报道工作后，我工作之余顺便拜访了一些佛教遗址，最先去的就是佛祖的诞生地――蓝毗尼（Lumbini）。蓝毗尼位于尼泊尔南部的特莱平原上，距离加德满都约360公里。这片圣地无遮无掩，似乎要让人们看个明白，佛陀的诞生地是多么清净朴素，仿佛古代农耕社会特意为后人保留了一角，以便让人们了解佛陀时代的自然环境。蓝毗尼面积约为770万平方米，分为三个区：阿育王石柱、菩提树、水池、摩耶夫人祠构成了林园区，各国佛教组织兴建的寺庙为寺院区，以及以保护圣地为目的绿化区。

　　走进园林区，迎面就是白色摩耶夫人祠（Mayadevi Temple）。祠内有一黑一白两块石雕。白色浮雕讲述的是摩耶夫人生下释迦牟尼的场景，传说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u）净饭王夫人摩耶（Maya Devi）产期将临，按当地习俗回娘家分娩。当时天气十分炎热，摩耶夫人在途经蓝毗尼时到水池沐浴解暑，她走出池塘，手扶梭罗树，肚里的孩子便从右胁出了生来。这个新生儿出生后就能够占立，指天指地发了一通议论。这个新生儿便是释迦牟尼。传说显然十分荒谬，但有些象征意味。林园是一个公共场所，一个新生命降生在这里意味着民众有了新的希望。另一块黑岩石浮雕已残缺不全，尚能辨别出摩耶夫人手扶树枝的造型。摩耶夫人信仰的是印度教，母以子贵，她也就被当地印度教徒视为掌管生育的圣母。一些渴望生孩子或者希望生出一个智慧超群孩子的女性，往往要来这里祈求一番。她们把红色吉祥颜料涂在摩耶夫人的脸和身上，这位圣母看上去更像中国戏剧里的忠良角色。

　　走出摩耶夫人祠就会看到一棵菩提树，粗大的树干需七八人方能合抱。传说当年摩耶夫人就是在这里手扶娑罗树,生下了佛陀。如今娑罗树（Sal tree）已经被菩提树（Ashoka tree）所替代。菩提树是印度最平常的树，这棵菩提树受到顶礼膜拜，路边的菩提树却无人问津，可见位置不同，树的待遇也就不同，连佛土净地也不能幸免。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菩提树的位置并不一定就是佛陀降生地，因为园林中央还出土了一块石板，一些考古学家认为那里才是佛陀当年出生的真正地点。其实水也搞不清佛陀究竟出生在哪里，因为在佛陀过世四五百年后，才有了文字记载的经文和史实。以前的口头经文和历史，难免会真伪掺杂。

　　我一直对神化佛陀的描述感到困惑，如传说佛陀是从母亲的右胁降生。这实在是一种荒诞的说法。当我来到印度后，才看出这一说法与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有关，印度最古老的颂歌《梨俱吠陀》描述了种姓的神话渊源：“当他们分开那个‘原人’时，他们会把他分成多少部分？他的嘴巴、双臂、大腿和脚有什么称谓？他的嘴巴成了婆罗门；他的双臂化成了武士。他的大腿成了民众，他的脚化成了奴隶。”释迦族属于刹帝利（武士），说佛陀从右胁出生，是对印度教种姓渊源的字面化理解。对于考古学者来说，土里的东西并不难发掘，最难发掘是淹没在时光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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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树旁有一长方形水池，佛陀出生后就在这里净身。仔细打量一遍，总感到有些欺世盗名，这个水池明显是现代人凿挖的。经过打听，才知道修建于1931年。为了不使自己扫兴，只好推断这个水池是在原有水坑基础上重新开挖出来的。玄奘来到这里时，确实曾经看到一方水池“澄清蛟镜，杂花弥漫”。水池附近有一片僧院遗址，法显在403年来访时，这里还有一些僧人维持着惨淡的局面。玄奘在636年拜谒这里时，已经只剩下了残破的僧院，僧人已经不知去向。玄奘在这里看到了阿育王石柱（The Ashoka Pillar），“上作马像，无忧王之所建也。后为恶龙霹雳，其柱中折仆地。”可见这根石柱上有一马头雕塑，被雷电劈倒在地。从此以后，蓝毗尼便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直到19世纪末西方考古学家才发现了阿育王石柱，证实了蓝毗尼的地点。在后来的勘查发掘中，又发现了不少孔雀王朝、贵霜王朝、笈多王朝时期的遗物。

　　阿育王石柱如今立在摩耶夫人祠西侧，柱高7.79米，周长2米多，但是马头雕像已不见踪影，半截石柱有一道伤筋动骨的裂纹，被后人用三道铁箍固定。石柱离地3米处有婆罗米文字书写的阿育王铭文：“无忧王于灌顶之第二十年来此朝拜，此处乃释迦牟尼佛诞生之地。兹在此造马像、立石柱以纪念佛祖在此诞生。并特谕蓝毗尼村减免赋税，仅交纳收入的八分之一。”印度古代历史如同烟雾缭绕的神话，没有准确的记载。 这些石柱如同镶嵌在时间上的刻度，不仅使印度的一段古代历史有了准确年代，也让人知道佛陀是历史上有血有肉的人物。

　　作为迦毗罗卫国的王位继承人，释迦牟尼过着优越的贵族生活。当他意识到生命消散后的无态时，心生生出对生命的疑惑。释迦族信仰的是印度教，印度教让释迦牟尼懂得了再生的概念，一如白天与夜晚的更替，一年四季的轮回。这并不能解答他对生命真相的疑惑。生命原本就是一个圈，那被太阳照亮的一段，就是我们的人生，大部分都隐藏在始无终的黑暗里，而这正是释迦牟尼所关注的内容。为了寻找自己满意的答案，他放弃了王位和优裕的生活，放弃了做丈夫和父亲的权利，坚定地走向了恒河流域，那里的摩揭陀国（Magadha）有着更为发达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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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毗尼原来属于印度的北方邦。1857年印度爆发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活动，尼泊尔曾经协助英国殖民统治者平定暴乱。为了回报这种鼎力相助，英国在划定尼泊尔与印度边界时，把这一块地方划进了尼泊尔的版图。当时印度人也没有在意，等到了1896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了佛陀诞生地时，印度人悔之晚矣。从此以后，两国为佛陀生活的迦毗罗卫城的遗址争吵不休，互不相让。这两个印度教国家争论遗址并不是要保护佛教文化，而是争佛教游客，多捞些银子罢了。蓝毗尼只在迎接佛陀降生后，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悄悄归隐了。不知道为何被后人抬成圣地，惹来了这么多麻烦。

　　林园外侧就是寺庙区。中国、日本、越南、缅甸、斯里兰卡等国在此修建了寺庙或禅定中心。黄琉璃瓦、朱红围墙的中华寺十分引人注目。这里有常住僧人约30人，却代表六、七个国家，很像佛教国家组成的“小联合国”。共同的信仰使他们和谐相处，每到月圆时，僧人们都要聚集在阿育王石柱周围轮流诵经。当今世界纷争不断，暴力层出不穷，佛教的慈悲与宽容精神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只是这诵经声太微弱了，远远地听上去，如同自然界里昆虫的鸣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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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央视网站 《国家地理》 2003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