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家对何新有什么看法 -- 穷书生

咳咳，小朋友，自己慢慢看，什么叫文革时的“一打三反”，“那个关我的房子原是工厂的一间小库房，又潮又黑，日夜点着一盏刺眼的水银灯，没有透光的窗户，进去几天后你就分不清白天和夜晚。如果神经不够坚强，在里面长期关下去肯定会发疯。

”、“因此对我们这类监管人员不给医不给药。结果我后来病疴日重，但得不到任何有效治疗”－－－为什么在被批斗、坐黑牢时会得风湿心脏病。。。。。。。

某人要再胡搅蛮缠我想也不用再多说了。

七、走向新思维之路

7、当了"反革命"

记者：怎么回事呢?

何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以后不久，1968年夏，毛泽东召见四大红卫兵领袖，废黜了他们，正式终结了红卫兵造反运动。接着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9年4月，九大召开，人们本来认为文革可以就此谢幕了。但没想到九大以后还是一个政治运动接连着一个运动。令人厌倦之极。 1970年初，中央发动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叫做"一打三反"。一打就是打击反革命，三反就是反对"516"（"516兵团"，文革时期的一个政治组织，以反对周恩来为纲领。），反贪污、反浪费等。 这个运动波及到农村。由于知青到农村后，在很多地方与当地人发生矛盾，一大批不肯服从当地社会规范和政治权威的知识青年，被当地领导人借政治运动之势作为反革命分子而揪出来。 这批知识青年都很年轻。在我那个团(友谊农场)，有几百名知识青年被认为是"地下复仇军"反动组织的成员，而被当地人揪出来批斗。这些人被关起来，而且挨打，打得很残酷。

记者：你当时也被揪出来了吗?

何新：不。这个运动开始并没有触及到我。虽然我早就被作为一个"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而被搞运动的积极分子们盯上了。但我是自己跳出来的。 我看到这么多知识青年被抓起来，看到他们挨揍，看到一些严酷的肉刑。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感到很不平。

记者：为什么?

何新：我当时已经深受俄罗斯和法国文学中人道主义的影响。我认为，一个人，不管其政治信念如何，不管他们是不是反对文化革命，至少应当受到人道的待遇，不能这么残酷地打人、折磨人。毛泽东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为什么那些当地人不执行呢? 因此我就给团领导和一打三反的工作队连续写了几封信，教训他们说，你们应该讲政策，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保护大多数等等。结果是把我也揪出来了。时间我记得大概是在1970年的3月-4月。 当线索开始追查到我的时候，我被人们孤立起来，周围的人们都不理我了。

我感受到一种被排挤和歧视。我们同来的十几个知识青年，本来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我们这些青年本来都是一块儿去吃饭，一块去儿上班、下班，彼此关系很亲密的。但忽然，人家互相招呼，却没人来叫我了。而且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回避和我讲话。原来，工作队给"积极分子"们都打招呼了。 我这时就感觉到我可能要倒霉。出事前半个月就已经感觉到了。我那时每天都有一种灾难随时将要临头的预感，诚惶诚恐。

8、奇特的批斗体验

记者：你在被揪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精神准备?

何新：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没有终结的恐怖不如一个恐怖的终结。"（见《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每天都在等灾难临头，那感受是让人压抑而要发疯。但当事情真的临头，不过如此，反而一切坦然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那年3月的一个早晨。凌晨3点钟，全厂集合在一个大礼堂开会。为什么3点钟开会呢？那时是"抓革命，促生产"。3点钟起床搞"运动"，早上7点钟还要正常上班干活。 当我要进礼堂的时候，人家挡住了我，不让我与班组一起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有人把我领到最后一排。 我想，今天就要出事。那个会场的气氛是很威严的，如临大敌，调了一个持冲锋枪的武装连，戒备森严地持枪守卫会场。那个会议的横标是"踢开绊脚石，彻底闹革命"。 开会后，团运动工作队长给大家讲话。这位工作队长是一名年轻气盛的现役军人，当时他还任我们团的副参谋长。这人讲起话来很有气势，而且有煽动力。我至今仍记得他的一些讲词。他说： "有人指责我们不团结大多数。我们是要团结大多数。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多数必须是好人。你是阶级敌人，你这里是劳改队，你让我怎么团结大多数？你问我为什么揪出来这么多牛鬼蛇神？你这里就有这么多，我不揪行吗？"（这些话他是针对着我那封信讲的。） 这话十分雄辩。他又说： "毛主席在纪念鲁迅的讲话中教导我们，在尖锐的斗争面前，要像鲁迅那样做独立撑持的大树，不要做向两边"坑"（倾）倒的小草！同志们，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你们究竟是要做独立撑持的大树，还是做向两旁"坑"（倾）倒的小草呢？！" 他讲话中一声大吼"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其中一位正是鄙人。结果，我就与其他一批挨批判的人，被武装连战士从坐位上揪起来，按到会场前面。 然后有人就开始念大批判稿。挨斗的人弯腰低头站在台上。台下是我所在那个"工业营"的全体职工，大约有500多人。这是我第一次挨斗。那是一种很奇特的人生体验。

9、疯狂的幽默感

记者：你挨揍了吗？

何新：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但多数时间，是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写思想交代材料。 那个关我的房子原是工厂的一间小库房，又潮又黑，日夜点着一盏刺眼的水银灯，没有透光 的窗户，进去几天后你就分不清白天和夜晚。如果神经不够坚强，在里面长期关下去肯定会发疯。

记者：您是怎样熬过来的?

何新：我想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幽默感来对付他们。让我写材料我没什么可写的，那个年代流行的是背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我就不断地把脑子里所记得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还有鲁迅这些圣人的语录，一段一段地默写出来。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每天都能交出一大篇。(笑) 有趣的是，许多语录工作组的人从来没见过，因此他们就说是我瞎编出来的，指责我所写的都是反对马克思，是歪曲马克思主义。我就告诉他们这些话出自于马克思的哪篇著作，在第几卷第几页。如果不信，就让他们去查。也真有趣，我们团那时有个姓高的军人，是学毛著讲用标兵，当时是我那个团的副团长。读了我写的交待材料，他还真的去查书，去核对。 他对哲学理论有兴趣，曾就哲学问题找我谈过一次话。但整起人来，他并不含糊，表明他深谙斗争哲学之三昧。另一些工农出身的工作队员，就骂我是"假马列"，引用林彪的话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读毛主席语录是捷径。我就和他们辩论。 结果，这种审查与批判往往变成了引经据典的意识形态辩论，我想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中的神学辩论也许就是这样吧。但自此以后，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被人们认为是理论修养高深，反倒出了名。

10、活不过40岁

记者：对您的审查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何新：到1970年5月。 由于在被监管中饮食不洁，我患了急性痢疾。一天脓血便十几次。 但是，我是"牛鬼蛇神"。当时药品短缺，又是战备时期，中苏关系紧张（当时由于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出现了战争危机）。少量药品都被屯积起来用于备战。因此对我们这类监管人员不给医不给药。结果我后来病疴日重，但得不到任何有效治疗。 当时氯霉素、土霉素一类对痢疾有效的抗菌素属于一类战备药品，医院不给我们这种坏分子使用。为了治病，我只能在被监管劳动的间隙，偷偷到田头上寻找一些马齿苋、车前草之类的野草，用开水泡烂后当药吃。这些野草的治疗作用，是我读中医本草时了解到的。 我当时还在自学中国的针灸术。教科书是当时很流行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我从商店中购买了不锈钢制的细针，以自己的身体作实验，寻找经络和穴位进行针刺。居然有点效果，能够抑制腹痛，也能够缓解和抑制腹泻。 但是针灸难以根治存在严重感染的炎症。尽管效果有限，以我当时的严重病情，又得不到有效医药，我想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和自救措施的话，我可能那时就送命了。 一两个月后，我患的急性痢疾转变成慢性痢疾。我整个人由于久病而失形，体重由120斤降到不足90斤。

记者：这的确是很惨痛的经历。

何新：更惨痛的还在后来。拖到7、8月间，我日日发低烧，双踝浮肿无法穿鞋，起居行走困难，心率达到每分钟100次以上，有时发生昏厥，显然已有生命危险。 这时监管人员才不得不把我作为危重病人由监管地送进团直属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其间还发生过一次药物中毒，差点真的送命。 发生这次药物中毒后，团医院认为我病情太严重，怕我死在那里面（当时知识青年死的已经不少），就将我转送到佳木斯中心医院。 在这个医院，医生诊断我患了急性风湿性心脏炎。心脏瓣膜已受损害，"左瓣膜狭窄及闭锁不全"，"心尖区可听见三级左右吹风样杂音"。 当时医生认为我会终身丧失劳动能力，很难活过40岁。由于医生认为我已成废人，农场也不派监管人员看守了。但经过两三个月的强化性治疗，每天大剂量注射青链霉素后，我的病情却逐渐有所好转。 这时我找到一个机会，在那一年的国庆节前离开医院，回到北京。

[URL=]http://www.hexinnet.com/documents/sika0/08.htm 何新《思考》－七、走向新思维之路[/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