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作者:黄仁宇 先生 -- foun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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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人物】黄仁宇先生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後,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四六年参加全国考试後,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後曾任国防部参谋。一九五零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分退伍。再度赴美後,于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一九六四)。曾先後在南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的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放宽历史的视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书。曾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编写

      • 家园 黄仁宇

        黄仁宇先生的作品, 我都很爱看, 从新的角度,打开了不同的视野。刘若愚当年问XX “你以为你是中国人, 会中文, 就能上我的中文课么?” 但从一个更高的角度看, 他们把西方的治学, 治史的方法和关点引进, 但未能更上一层楼。 从这一点来说, 他们更是史谱教育,科谱教育,中学西用,西学中用的先行者。

        黄仁宇先生的作品, 我是高山仰止的。

      • 家园 还应该加上

        还应该加上我最欣赏的一本: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蒋介石日记》

    • 家园 我也很喜欢他的文章
    • 家园 此人的东西十分耐看,可惜死了
    • 家园 01、孔孟

      01、孔孟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

      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

      “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做苏格拉底,孟子却可以比做

      柏拉图。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

      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

      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

      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月,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

      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

      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

      莩”。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等辞句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孔没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之一字,出现了66次,

      没有两个地方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

      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

      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

      铁的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

      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

      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

      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

      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

      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

      高兴。孔忆虽不值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

      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

      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

      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

      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

      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

      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孟子》一书开场

      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67年,又115年之

      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

      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

      世袭,一切都按成规,也就是说,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

      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

      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

      定的程序,交点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己甚”是当时

      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

      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

      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

      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

      示了社会的不稳性。但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

      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

      会秩序仍可以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凤鸟不至,

      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

      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

      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

      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

      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

      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

      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

      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

      已经准备长期间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的那样剧烈--凡是年

      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所以这时已不再是

      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

      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

      “斩首七万”,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记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

      也。”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人命的一

      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

      既为各朝经延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形容的影响。而亚

      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例如

      “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

      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

      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

      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

      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

      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股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

      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

      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

      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

      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通有无,社会这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

      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却没有一针见血的指

      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

      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其经过应在下节提到秦始皇的时候追论之。

      • 家园 02、秦始皇

        02、秦始皇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经过贾谊的责难。

        迄至近代,既受过章炳邻和萧一山的恭维,也受过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们的

        好奇心不能因这样的“褒贬”而满足。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单说中国在公

        元前221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

        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庭,仍以

        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也可以问,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

        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较偏僻,交通也不是顶便利的国家(有如波兰或保加利

        亚)作主,以几代的经营,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并吞他们的领土,

        断绝他们各国皇室的继承,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一为一种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事不但在两

        千年前不可能,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头。由此可知,中外历史

        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个性的问题。

        1974年之后,“秦俑”出土,这更增加我们思考的机会。这批陶器塑像据估计

        约为六到七千个,个个不同。从脸上的表情,还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龄和性格。有时一人

        面目紧张,贴邻一人则轻松而微笑,士兵的头发,好像根据“规定”剃束,但发辫之间,

        既大同又有小异之处。他们所着靴鞋的鞋底有圆钉。所穿的甲,铁片以皮带穿贯,都根

        据实物丝毫不苟的模制,步兵和骑兵的制服也不同。并且这几千个塑像带着战车和兵器

        构成战斗队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艺术和技术上的同一标准。这些地方,也使我们对秦

        始皇的为人,另有超过以往历史评价的感想。

        比如说,以今日科技之发达,我们要重新塑制这几千个(也可能几万个,因为现在

        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骊山陵墓东部带北的一角)陶俑,也势必要组成委员会,由军官,

        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集思广益的研究设计,才制造得出来。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

        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

        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宫殿前的装潢,又有如罗马的康斯坦

        丁上在的侧面人像,成排结队的出现,既不必讲究生动,也毋须在艺术角度上斟酌?又

        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权

        的话,为什么不采取埃及的办法,将人像塑成几丈高,又设计为鸟头人身,或照印度的

        办法,造成三头六襞?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这些问题,尚待研究。可是从新发现的资料来看,我们也敢确定中国初期早熟的政

        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

        质的运动,有如陶希圣和沈任远的提议,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战国时代的社会

        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

        动情形。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在秦的领导之下统一。

        最近几十年来地质学,气象学和考古学的发现,也可以连贯到中国初期早熟的统一。

        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黄土铺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

        松疏,经常有100尺到300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

        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坏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本来世界主要河流夹带

        泥土4%或5%,已算很高,南美的亚马逊河夏季能带砂10-12%。然而1940

        年间在陕县附近的观测发现,黄河夹砂以重量计达46%。夏季其中三个支流的夹砂量

        从42.9-63%。由此也可以看出这问题的严重和庞大了。

        因为人口增加,农业技术之进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

        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国家,还恶意的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651年齐桓

        公会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种古籍之中纪载略有不同,有的是“无曲防”,

        “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无障谷”。到战国期间,这问题加紧,公元前33

        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见诸《史记》)。又《孟子》

        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亚圣自己就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

        为壑...吾子过矣!”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并

        非不知道这事,他统一和国后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

        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中国农产区的雨量,80%

        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候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

        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

        雨,全靠两种气流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

        有旱灾。《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已经表现出中

        国初期农业的艰难。姚善友人《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统计,中国在民国前2270年,

        有旱灾1392次,水灾1621次,见于官方的报告(此外尚有虫灾,如“蜚”如

        “螟”,经常见诸《春秋》)。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接济,是为“阻籴”,即可能发

        生战事。各诸候可能因婚姻细故,个人恩怨及扩大地盘的野心而动兵戈,参与的人民则

        更因饥荒所迫而活跃从事。上述的葵丘之会,也有“无遏籴”的彼此保证。《左传》里

        记载因粮食问题发生的争执其著得有如公元前720年,郑国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

        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予以接济。次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感恩图报,

        反而阻籴。因此两国发生战争。叙事的时候,《左传》也提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

        这次战争,秦国胜利,俘虏晋候。恰巧次年晋国“又饥”,秦伯再加以接济,并且说:

        “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还有很多战事,书中未叙明原因,根据我们现在推想,类似

        争执必然不少。

        从春秋到战国,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国与国间的冲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

        不能随便筑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

        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过

        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动员,履

        亩征赋。而且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

        支持兼并。春秋时楚国和随国冲突,一大一小即有“随民馁,楚之赢”的说法,战国的

        时候,梁惠王语孟子,“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经过

        如此的措施,他就觉得他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梁惠王个人的希望没有达到,

        他的想法却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始皇灭六国的

        期间,公元前243年“蝗蔽天下”,235年“天下大旱”,前230年和228年

        均是“大饥”,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

        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振救黔首(老百

        姓)周定四极”。由此看来,再参阅战国以降战事的惨烈,和《孟子》经常提出的“若

        大旱之望云霓”,“途有饿莩”,以及“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

        方”,更感到我们无法责骂秦始皇,虽然我们无从赞同他焚书钳制思想,而他的坑儒

        (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动残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无从“褒贬”之余,我

        们只好强调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

        力量支撑着。

        还有一件事,我们无法忘记,即秦始皇是历史上“万里长城”的首创者。这是嬴政

        统一中国之后命蒙恬率兵三十万,收河南,伐匈奴,在团结对外的条件下,全面筑城。

        此举更表示他的极权政治,有实际的需要。这一事可以留着下面再说。

        • 家园 03、李悝

          03、李悝

          李悝(音魁)又名李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常被提见的人。《汉书.食货志》

          有段记载:

          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

          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晦,治田勤谨则

          晦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日籴甚贵伤民,

          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

          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晦,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

          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岁终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

          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

          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

          魏文侯在位于公元前424至387年,所以李悝是孔子和孟子间的人物,他的政

          策也表现着中国封建制度业已崩溃,各地域间的诸侯组织全民,发动生产的情形。《汉

          书.食货志》里这一段提到以小自耕农作纳税人,注重高度精密耕作,各农家仅有极少

          的收入,甚或不足,政府切身感到它的命运与上述小自耕农的生存有密切的关系。这些

          因素,一经透过历史,成为中国以后两千四百年立国的经常状态。

          李悝的设施,也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的原始风格。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

          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在先秦就有这样的特色?

          我们追究当日背景,至少可以提出片面的解答。

          中国的农业,开始于黄河中流的黄土地带。黄土的土壤能够垂直的堆砌,内中保留

          着很多由下至上的细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够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质疏松,在

          农业初兴的时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这地区耕耘。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同时在

          这地区出现无数的初期农业部落。将他们予以有系统的组织者,乃是周朝创业之主的文

          王之了,武王之弟的周公旦。他的设计,以“礼”为依归。所以有一部《周礼》的著作,

          至今仍传说作者为周公。

          《周礼》的现今版本,在公元前后出现时即被斥为伪书。例如铜质货币出现于东周,

          较周公要迟好几百年,而《周礼》已经提及铸币的衙门,还解说政府要经常巡视市场,

          以纠察物价是否公平,商品是否符合标准。这书里也提及中央政府所直接控制的领土方

          千里,是谓“王畿千里”。此外每五百里见方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内的诸侯因

          距王都的距离不同,他们向中央政府应尽的义务也有差别。其实周都镐,在今日西安附

          近,并未向外每边等距离的拓地五千里。以当日技术之简陋,既不能在地图上精密的确

          定其疆界,也无从于实地立桩勒石。

          《周礼》也提到井田制度,那更是中外学者争论的渊薮。有些人说每八百家各有地

          一百亩是为私田,其中一百亩是为公田,有《诗经》为证。又有些人称井田之井为长方

          形而不是正方形,有些人更说井田整个不可能,全部系杜撰。

          我们今日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观测,《周礼》确在很多地方表现当时行政的精髓,

          其实际作者是谁无关宏旨。倒是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一种观念,却只用书中的一两句话,

          就已解释得明白。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

          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

          待详细的实地经验。我自己曾考唐朝均田制度遗下的资料,也看过宋朝财政的数字,以

          及明朝的统计,回来对井田制度的结论,则是在平地分田割土如切豆腐干,非不可能,

          如果确有此种机会,中国的官僚就会按文字行事。可是实际上最理想的办法,通常也不

          过将假设的几何画案迁就于实地,按情形打折扣,再次之,正方形之井妥协而成长方形,

          甚至百亩变成七十亩五十亩,八家以七家六家顶着算数,都无不可。总之,有如王畿和

          九服,其用几何图案作理想的标准,不出“间架性的设计”,这是立法的基点,不是实

          际考成的尺度。

          周朝人之所谓“礼”,也有一种广泛的解释。传统所谓“礼者理也又履也”,若以

          “背籴”(即邻国有饥荒,吝不加以粮食接济)一事解释,就是所谓“非礼也”,不仅

          不礼貌,而且不合情理,违反处世的基本原则。

          利用这些条件,更通过宗法社会的组织,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它和欧洲中

          世纪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纪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原则上王室

          不直接编制全民,财政收入也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间接交纳,层层节制,

          那土地当然不能买卖,要是土地易主,则根据遗传的金字塔,如“诸侯立家,大夫有二

          宗,士有隶,子弟”的组织,就会整个垮台了。

          公元前6世纪以后,这种制度即无法维持,因为人口激增,货币通行,客卿活跃,

          战事动员波及全民,鲁国和郑国开始“履亩”“作赋”,也就是逾越过去间接管制的办

          法,国君开始向全民抽税。郑国和晋国又颁布刑法,更是摒弃礼的成规,去普遍的管制

          全民。上述李悝的“计划经济”行于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之间,其“尽地力之教”,

          也就是不受封建的约束。商央在秦国变法,行于公元前350年,更是全面扫除封建,

          而整个的代之以“郡县制”。此门一开,国君统制全民,土地可以买卖,官僚不再世袭。

          所以顾炎武说“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

          从李悝的记算我们更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当日天灾频仍,食粮价格极不

          稳定。《史记.货殖列传》也说“夫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

          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因此可以看出米贵时石值铜币九十钱,贱时低至石二十钱,相

          差四倍半,即算平价仍有两倍半以上的出入。因之政府的方针,总在“平准”,也就是

          要做到“民毋伤而农益劝”。然则粮食生产,到底重要,所以种田的为“本业”,其他

          都成为“末业”。传统的重农政策以及低水准平等思想,由来如此。再则货币的流通,

          也以供食粮流通为第一使命。彭信威作《中国货币史》,称世界上历史中的货币只有两

          大系统,一是希腊罗马以贵金属作商人整批贸易的工具,一则是中国的贱金属货币,最

          初即已普遍的行使于民间。又因食粮价格波动之大,商人不一定能有无,也可以“背籴

          居奇”,这样又顺便解释了传统中国对商人歧视的由来。

          从以上情形看来,中国立国最初即与西方迥异,其重点是技术上的着眼不同。先秦

          从封建到郡县,政治家依赖人类的智力,造成庞大的组织,是以美国没学家

          HerrleeG.Greel即坚称中国在公元之前,已拥有20世纪超级国家的姿态。可是郡县制

          也开官僚政治之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几千万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

          刑事案件,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因之更难放弃间架性的设计,以至于一般政令上面冠

          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又仪礼也可

          以代替行政,种种流弊,到二十世纪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则是西欧和日本都已以商业

          组织的精神一切按实情主持国政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亿万军民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今

          日我们重读李悝“尽地力之数”的一段,也只能说他的视界宽,不能说他的眼光深。其

          以简单的数字,笼罩着大量农民,以现代眼光批判,虽早熟仍是原始式的组织。

          • 家园 04、司马迁和班固

            04、司马迁和班固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过去与

            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前及

            公无后各约90年。我们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180年

            的距离,等于我们之去前清嘉庆年代。

            《史记》和《汉书》一为私人著作,另一书稿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

            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经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

            通史,《汉史》是断代史。两位作家的个性癖好不同,也使他们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

            的出入。然则公元前90年和公元后90年,中国的作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环境已有大幅

            度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

            其实汉朝立国行杂霸之制,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际,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

            著作,还参和着阴阳五行的万分涉及灾异。总之整个汉代思想,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大综

            合,早经中外学者阐释。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

            为目的,而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这有他自己的言辞为证。他曾对汉武帝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

            指异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

            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纪统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段话否定学术的独立性,坦白的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今政权。武帝之置五

            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这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

            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他读书不受这政策的影响。而班固年轻时

            “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况且后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刘秀自己就曾为

            大学生。第二个皇帝明帝刘庄更以学者自居,曾在辟雍(大礼堂)讲尚书。第三个皇帝

            章帝刘坦亲自在白虎观制定五经异同,班固也在列。在这种政权领导下的环境里著书,

            就难脱离国家所定标准的束缚了。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

            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

            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

            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归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

            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

            “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

            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

            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

            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而司马迁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以致她亲生的儿子孝惠帝指斥她

            “此非人所为”。班固作“汉书”时,有关刘邦的一段,还大致采取司马迁的材料。但

            是他的〈高后记〉则隐恶扬善,对戚夫人事一字不提,而只在书末〈外戚传〉内叙及。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

            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

            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司马迁借着〈货殖列传〉发挥他个人的私利观。“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

            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他又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

            也。”而且从他看来,贫穷是耻。“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食,饮

            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迟至今日两千多年之后,很多受过教

            育的中国人或敢心里如此想,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嘴里能如此说。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

            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

            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十分的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

            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者,乃是《汉书》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

            里列有古人1931人,包括传奇式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

            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于秦亡为止。而由作史者“显善昭恶”的按上上至下下区

            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而以周公孔子殿后。仲

            尼之外即再无圣人,虽孟子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央,申子,墨

            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

            “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

            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

            下”。

            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除非作者束发受教以来,就先培养了一段“常经”和“异道”

            的观念,决难如此只凭古书里一句一段的叙述即能将这么多的人物列表区分其品格,有

            如衡量其材之长短。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世俗观念中的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

            多方面那些呆板的型式,还是后人之所造作,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

            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

            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

            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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