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作者：黄仁宇 先生 -- foundera

02、秦始皇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经过贾谊的责难。

迄至近代，既受过章炳邻和萧一山的恭维，也受过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们的

好奇心不能因这样的“褒贬”而满足。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单说中国在公

元前２２１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

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庭，仍以

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也可以问，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

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较偏僻，交通也不是顶便利的国家（有如波兰或保加利

亚）作主，以几代的经营，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并吞他们的领土，

断绝他们各国皇室的继承，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一为一种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事不但在两

千年前不可能，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头。由此可知，中外历史

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个性的问题。

１９７４年之后，“秦俑”出土，这更增加我们思考的机会。这批陶器塑像据估计

约为六到七千个，个个不同。从脸上的表情，还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龄和性格。有时一人

面目紧张，贴邻一人则轻松而微笑，士兵的头发，好像根据“规定”剃束，但发辫之间，

既大同又有小异之处。他们所着靴鞋的鞋底有圆钉。所穿的甲，铁片以皮带穿贯，都根

据实物丝毫不苟的模制，步兵和骑兵的制服也不同。并且这几千个塑像带着战车和兵器

构成战斗队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艺术和技术上的同一标准。这些地方，也使我们对秦

始皇的为人，另有超过以往历史评价的感想。

比如说，以今日科技之发达，我们要重新塑制这几千个（也可能几万个，因为现在

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骊山陵墓东部带北的一角）陶俑，也势必要组成委员会，由军官，

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集思广益的研究设计，才制造得出来。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

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

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宫殿前的装潢，又有如罗马的康斯坦

丁上在的侧面人像，成排结队的出现，既不必讲究生动，也毋须在艺术角度上斟酌？又

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权

的话，为什么不采取埃及的办法，将人像塑成几丈高，又设计为鸟头人身，或照印度的

办法，造成三头六襞？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这些问题，尚待研究。可是从新发现的资料来看，我们也敢确定中国初期早熟的政

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

质的运动，有如陶希圣和沈任远的提议，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战国时代的社会

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

动情形。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在秦的领导之下统一。

最近几十年来地质学，气象学和考古学的发现，也可以连贯到中国初期早熟的统一。

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黄土铺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

松疏，经常有１００尺到３００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

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坏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本来世界主要河流夹带

泥土４％或５％，已算很高，南美的亚马逊河夏季能带砂１０－１２％。然而１９４０

年间在陕县附近的观测发现，黄河夹砂以重量计达４６％。夏季其中三个支流的夹砂量

从４２．９－６３％。由此也可以看出这问题的严重和庞大了。

因为人口增加，农业技术之进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

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国家，还恶意的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６５１年齐桓

公会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种古籍之中纪载略有不同，有的是“无曲防”，

“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无障谷”。到战国期间，这问题加紧，公元前３３

２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见诸《史记》）。又《孟子》

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亚圣自己就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

为壑．．．吾子过矣！”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并

非不知道这事，他统一和国后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

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中国农产区的雨量，８０％

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候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

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

雨，全靠两种气流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

有旱灾。《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已经表现出中

国初期农业的艰难。姚善友人《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统计，中国在民国前２２７０年，

有旱灾１３９２次，水灾１６２１次，见于官方的报告（此外尚有虫灾，如“蜚”如

“螟”，经常见诸《春秋》）。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接济，是为“阻籴”，即可能发

生战事。各诸候可能因婚姻细故，个人恩怨及扩大地盘的野心而动兵戈，参与的人民则

更因饥荒所迫而活跃从事。上述的葵丘之会，也有“无遏籴”的彼此保证。《左传》里

记载因粮食问题发生的争执其著得有如公元前７２０年，郑国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

公元前６４７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予以接济。次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感恩图报，

反而阻籴。因此两国发生战争。叙事的时候，《左传》也提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

这次战争，秦国胜利，俘虏晋候。恰巧次年晋国“又饥”，秦伯再加以接济，并且说：

“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还有很多战事，书中未叙明原因，根据我们现在推想，类似

争执必然不少。

从春秋到战国，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国与国间的冲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

不能随便筑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

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过

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动员，履

亩征赋。而且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

支持兼并。春秋时楚国和随国冲突，一大一小即有“随民馁，楚之赢”的说法，战国的

时候，梁惠王语孟子，“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经过

如此的措施，他就觉得他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梁惠王个人的希望没有达到，

他的想法却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始皇灭六国的

期间，公元前２４３年“蝗蔽天下”，２３５年“天下大旱”，前２３０年和２２８年

均是“大饥”，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

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振救黔首（老百

姓）周定四极”。由此看来，再参阅战国以降战事的惨烈，和《孟子》经常提出的“若

大旱之望云霓”，“途有饿莩”，以及“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

方”，更感到我们无法责骂秦始皇，虽然我们无从赞同他焚书钳制思想，而他的坑儒

（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动残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无从“褒贬”之余，我

们只好强调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

力量支撑着。

还有一件事，我们无法忘记，即秦始皇是历史上“万里长城”的首创者。这是嬴政

统一中国之后命蒙恬率兵三十万，收河南，伐匈奴，在团结对外的条件下，全面筑城。

此举更表示他的极权政治，有实际的需要。这一事可以留着下面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