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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股跌破三千三百点，希望政府如慈父般救市的言论再掀热浪，考验决策监管者。

王正鹏：财经专栏作家，独立博客《财经夜谭》写作者，现为和讯股票兼投资资讯部副总监。

中国A股在三千五百点以下的潜行，正在演变成一场意识形态之争。之所以要戴上意识形态这样大的帽子，是为了考量当下的中国A股究竟处於怎样的一个生存状态。

上海综指在三千五百点往下时，原有的估值系统已经内分泌失调，投行、券商、基金公司给出的市场报告与资本评级，在当下的环境下可以视为语言失灵。对於一个新兴市场来说，价值观的动荡在透露著它自身的青春期性格的同时，也在考验著新的市场伦理的土壤是否可以一点一点地形成。

这样的考验比市场观察家们想像到的后果要更严重。对於一个财产收入启蒙的新兴的市场来说，国家仍然像父亲一样，用它的威望和体力作抵押，透支资本市场上可能看得到的盈利空间。这在二零零六年下半年到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中，是一度被放大的全民欲望。但游戏需要中场休息时，继续能够保持规则的权威性，最重要的是，还要打起精神把游戏做下去。

在最近的市场过山车一般的起伏中，人们先是放弃了欧美投行宣扬的「金砖四国」的战略溢价投资思想；随后，他们放弃了按巴菲特式价值投资思想；现在，连江渐大胆的投机者听到「谢国忠」（唱空专家）这三个字时，都充满了焦虑情绪。这就是一套资本市场商业价值观被打碎的过程。过去一个多月里，沪综指先后击破三千五百点、三千四百点、三千三百点，一直逼到四月十四日的三千二百一十二点。以此概算，自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六千一百二十四点以来，中国A股已经蒸发了将近一半的市值。

当十几万亿资产人间蒸发的时候，再论二零零八年的中国股市，有必要硬著头皮承认：现在，我们的游戏仍然需要商业心态，不是政治心态。

Google一下「救市」这个词的频率就知道，救市还是不救市这样简单的「二元论」，现在已经不只是股民的猜谜。就连一直鼓吹市场与制度建设的学者们，也把「救市」这样一个对制度安排充满暴力的词语最近频频地挂在嘴上，写在报纸上，发表在互联网上。

中国A股现在很艰难，但决策者与监管者现在也陷入一个小小的政治逻辑怪圈：要坚持教科书上不干预市场的学术伦理呢，还是重新像父亲一样伸出手去关怀冰冷的股市？

《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在最近的一期评论中，就是市场伦理的捍卫者。她的观点透露出这样一种思想，如果政府出来这样做了，就等於告诉了市场这仍然是一个政府控制的市场，那麽下一次怎麽办呢？另一位学者刘纪鹏一月前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中国经济十分强大，中国股市正在成长，如果任由股市失手四千点，证监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决策者遇到的伦理难题：是在一个新兴市场体的成长中咬牙坚守自由市场思想呢，还是在危难的时候以儒家政治哲学的灵活性，实践一个「实事求是」的管理理念呢？两个东西压得决策者不能出手。在温家宝总理记者会后，中国高级别官员没有对股市说话，在这个国家的政治逻辑里算不算是成功的一小步，仍然有待检验。但市场一再向下背离资本市场的估值逻辑时，这样的沉默算不算错失良机？

这样的猜谜是QFII这样的外国研究机构有时忽略的东西。任何有投资基本知识的人都可以判断，在一个两位数增长的经济体中、在美国次级债危机已经重创了欧美经济的语境下，中国当下的股市估值算高吗？不可能是谢国忠的极度悲观论。四月十一日、四月十四日的两次重挫中，大家都在找原因，就像二零零七年「五三零」大跌找不到原因一样。

决策者的迟疑来自於一个更深的政治理念中。当人民与股民这两个概念重合的时候，往往是经济上的民粹主义破坏力最强的时候。在二零零八年的中国政治、经济语境下，这是一个十分难以回答的问题。无论是在一个民主政治体制下还是一个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对於今年内的股市像父亲一样给予关怀都是一个难题。

在估值系统紊乱后，心理博弈是当前A股的最终支撑。股民与国家的博弈、境外热钱与公募基金的博弈、中国经济信息与美国经济信心的博弈都是影响A股最终走势的决定性因素。决策者对於A股的关怀不如转向对於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关怀，这样就能躲开二亿股民善良愿望给自己挖下的坟墓：一旦在奥运会前进入心理博弈最微妙阶段的时候，因为一个触点而造成千军万马的出逃，那才是中国股市与中国经济的灾难。

最终极的价值观是：以二零零八年四月中旬A股最艰苦的时候为证，在小心翼翼的关注下，让看不见的手一点一点地去调整这个市场，让看得见的手一点一点地去调查国家的经济。最终，希望像慈父一样的关怀能够悄悄地放在心里，而不是挂在嘴上。

（《亚洲周刊》。原标题为“救市之争与意识形态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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