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草莽元帅林--张作霖的空穴及故宅(上） -- 边寒剑

辽宁省和抚顺市的地图上，都没标“元帅林”。

　　地图上的地名都是些大小圆圈，元帅林不是圆圈，甚至连个小黑点都不是。所以若不是当地人领来，我很难走到这个草深松高的地方。如同河南安阳的“袁林”，抚顺城东这片草莽里的“元帅林”也是陵园，是中华民国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墓地。

　　莽莽中华大地上，称为“陵”的君主之丘遍布东西南北，但叫“林”的恐怕只有属于民国的这两座，而名为“元帅林”的，惟此一座。在墓主殒命后的第七十三个年头，正是长风万里送秋雁的时节，我走进空旷而寂寥的元帅林。

　　此地景色甚好！对面是铁骑山，脚下有浑河水，四周峰峦起伏，森林茂然。只是，枉费了张学良与其父的五夫人寿懿女士的一片苦心，这么好的风水竟没招来逝者的游魂――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在张作霖周年忌日前开始建造这座东北第一陵，尚未完工时，“九•一八”的枪炮声就骤然爆响。硝烟起时山河变色，铁蹄踏处工匠四散；国破家亦亡，安能顾陵墓？好精致的一座华夏宏墓，遂成为被废弃的建筑工地。那些被奉军从北京的王公墓前和太监庙里移来的精美和不精美的石人石兽，更是凌乱不堪地倒伏于区内各处，一片狼藉。呜呼！张作霖虽死犹耻，倭寇让这位中国强人死后还蒙受着不能入土为安的屈辱。

　　于是，我的眼前，就只剩一间空荡且落寞的圆型墓室。没有棺椁，没有殉物，偌大的汉白玉棺床一直没等来墓主人。

　　墓室内，穹窿内壁上绘着令人眼眩的海蓝色的天空，天上的一朵朵白云与天下的一片片波涛都绘得十分俗气。最使人不可思议的是，墓门上方竟塑着两个背生双翅却是坐在石墩上的裸女！在我看来，这粗俗的雕塑实在与墓主人的身份不符，真不知张学良当年为何会选择这种不伦不类的图案！西洋化的雕饰与中国化的色彩十分难看地拧在了一块儿，让人十分费解。天文台一样的圆顶罩着一个令我感到悲怆的故事，尽管这故事的主人公一直属于戏文里的白脸人物。我蹑足而出，怕自己蹭起那段历史的幽幽的回音。

　　也许这样对比不恭――但张作霖的这座墓室确与我数度谒过的南京中山陵的墓室十分相似。

　　其实中山先生墓室的设计也非首创，凡在法国巴黎的荣军医院看过拿破仑墓室的人都知道，南京钟山上的那座墓室几乎就是前法国皇帝墓室的翻版。张作霖死于孙中山之后三年，而生前又以“中山先生老友”自居；建此墓园时，正是中山陵刚刚竣工之际，张学良已经让东三省统一在了青天白日旗下，所以，无论出于长远的政治考虑，还是追附当时的审美观，张学良把先父的长眠处建得与中山陵相似是很有可能的。

　　而张墓的外型又与安阳的袁陵相近，也是直接建在平地上，一个高大的方台，一圈石砌的圆顶，墓道径直通进墓室。没有清室皇陵的那种朱墙金瓦峨楼巨碑，只有洁白的石头与靛蓝色的琉璃瓦。民国初时崇尚全盘西化，仅从这些风云人物的归宿设计上亦可看出端倪。

　　不光墓室如同中山陵，整个“林”都与“国父”陵园无二致：正门也在山下，也是必须登一级级石阶才能到达山上的墓丘。只是，站在修葺未久的元帅林牌坊往下看，一切都是反的――原先的一百零八级石阶，现在大部分已沉于深不可测的水中，成了陆地通向水里的码头；而石阶尽头的元帅林正门，更早沦为鱼鳖之宅了。两幢带五角星浮雕的造型独特的石柱，孤零零分立水中，不复有王陵前望柱的威严，倒像西子湖里的“三潭印月”一类的建筑小品。正门成了泽国，旁门便成了通道，我就是“走后门”从陵墓背面绕过圆墙进入陵区的。前后错位，上下颠倒。

　　我禁不住走下残破的石阶，伏身撩了把水。令人心寒地凉。

　　张氏陵前的这一泓大水，是抚顺大伙房水库东北角儿的一段河汊。狂热的1958年，高唱着大跃进歌谣的人们，在努尔哈赤一战功成的萨尔浒古战场上建成这座泱泱水库(总蓄水量二十一亿立方米)。从此，这一方的黑土地饱受滋润，但也从此，一座完整的陵区成为孤立于半岛上的半拉子风景。自从有了下游那道四十八米高的水库大坝，铁骑山与元帅林就成了隔水相望的两个景点。

　　身后，一位租望远镜的老汉指点着对岸的铁骑山说：“瞧见了吧？对面山顶上有块大石头，叫晃荡石，平常老晃荡，可就是掉不下来。不信，你花两块钱看看。”我眼力尚好，极目对面山顶，果见中央凹处有块巨大的石头。我笑着拒绝了老汉的怂恿。我知道，把寻常的景物说得神乎其神是旅游景点的人对外来游客的一种商业性诱惑，如同长白山人士坚称天池里有个巨大的水怪。估摸得有几十吨重的“晃荡石”显然不可能摇晃，无非因为它身陷两峦之间，旁有疏林遮挡，加上相距遥远,时有山岚漫漶，才让人偶会产生视觉上的误差而已。

　　那么，人们对墓主人――那个在北洋时代晚期的政坛巅峰上不摇不坠的小个子东北汉子，是否也一直有视觉上的误差呢？

　　张作霖，奉系军阀首领，时以“奉张”称雄于北方。这位北京政府的最后一位执政者，是惟一不得好死的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众所周知，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4日一大早，从北京撤回东北的张作霖在家门口遭到了日本人的暗算，毙命于两声惊天骇地的巨响之后。因事发当地皇姑屯火车站外的一座铁路桥上，故史称“皇姑屯事件”。

　　从民国元年(1912年)春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只十余个春秋的北京政府，就走马灯似的换过七位国家元首。七位中，数首任的袁世凯和其老友徐世昌干的时间最长，都当政四年；数他张作霖最惨――从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18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宣誓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到转年的6月4日上午殒命于沈阳家中，还未满一周年。

　　来元帅林之前，我曾在沈阳仔细浏览过三洞桥――那个因张作霖被炸而名载史册的铁路桥。

　　我不是头一回来看三洞桥。第一次，1994年“十一”期间，我与三洞桥是擦肩而过。那是我第一次到沈阳，乘出租车偶过此地时，无意间瞥见高高的路基上有块高不过膝的肮脏的水泥牌，上面极不认真地嵌着几个小字：张作霖被炸处。，没待回过神儿来，车已驶远。两年后我随单位领导谭先生路过沈阳，借转机飞延边的空当又打车来看旧地，却道光景依旧――还是那块蒙满尘埃的简陋水泥牌，还是那六个毫无怜悯心的铭文，如同标明此地埋着一条脏狗一样的不屑。那一次我还是连车也没下。这一次，2001年10月24日，借采访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举行的庆祝中国男子足球队入围世界杯的大型演唱会之机，我第三次来到沈阳，也第三次来看三洞桥。

　　所谓“三洞”，说的是桥下由两座水泥桥墩隔成的三个通道，两“洞”依然跑火车，一“洞”为公路与人行道。史籍称此处为“老道口”，指的是它是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两条铁道的交叉口――桥上的铁路北接长春南通大连，桥下的轨道由沈阳铺到北京。当年，日军就是在这座桥上预埋了二百五十磅炸药，待凌晨五时三十分大帅专列如期而至时，五百米外掺望塔上的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队长狠命扭动了开关，三洞桥那极厚重的钢筋混凝土桥面就准确地砸在了第四节车厢上……

　　一个有可能改写近代中国乃至东亚历史的强人消失了。

　　我是一个对历史遗迹有盎然兴趣的找寻者，我对所有影响过历史的人物都怀有一种敬意。所以，我第三次来沈阳之际，专程来到这里，找那块萎缩的水泥标牌。

　　从一个修理自行车的老人身后绕过，登上斜斜的路基，却只见一方新砌的卧式黑色大理石碑取代了原先的标志牌。

　　新碑正面是一行深镌着的大号魏碑金字：

　　皇姑屯事件发生地

　　哦，奉天遗民们对前朝的本土首领有了起码的敬意。

　　张作霖虽为万人唾骂的“反动军阀”，但他主政东三省时，东北地区的民族经济获得很大的发展却是事实，仅以脚下的铁路为例：在没有发达的航海与航空运输业的时代，张氏自建铁路达十一条之多，里程总数竟占了当时全国自主铁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就凭这个纪录，东北人也不该忘记这位先人啊！

　　碑阴是一篇记载事件发生过程的铭文。不过，还是直呼“张作霖”大名，既不是“先生”也不是“将军”更不承认他是“大元帅”。上前摸一摸，尽管每个字窝都黏着金粉，但还是挺脏。

　　我们城市里的铁路两侧总是一幅准垃圾场的窝囊相，脚下自不例外，碑前就是一片极简陋的平房，碑下杂乱的枯草中掺着不堪入目的生活垃圾，让人艰于喘息。铁桥附近正在兴建一座颇有规模的市内公路立交桥，重型卡车来来往往而致尘土纷纷扬扬。这时，道口的横杆伴着鸣笛声缓缓放下，横杆两侧很快积满汽车与行人。俄顷，一列橙色的新型旅游列车自北京方面隆隆驶来，钻桥洞而过，直趋沈阳北站。然后，道口开禁，噪音与尘土相携而起，纷扬不止。

　　2001年10月24日这一天的上午，我站在三洞桥上忽生感慨：在这样的大环境里，人不可能不灰头土脸。

　　张作霖一直是中国近百年历史教科书上灰头土脸的人物。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那个黑色的暮春，张作霖的噩耗传出沈阳城后，除了东三省悬着吊丧的挽幛外，关外乃至国外，竟是异口同声的庆幸！

　　势头正盛的国民党骂他，因为他是“党军”武力统一中国的最后一块顽垒，不是他，南京城外那个著名的无梁殿四壁上的“北伐烈士英名录”就会少镌若干行；共产党骂他，是因为他一直以“讨赤”为天职并杀害了中共启蒙者与北方领导人李大钊。对1949年以前的近现代中国史，国共两党的评价总是你是我非，但说到奉系军阀张作霖，却颇为例外地保持了一致。

　　其实，更为高兴的是两个强邻，两个都在中国东北地区有各自利益的强横邻国。用病榻上的孙中山谆谆告诫年轻的张学良的话说，就是：你们东北身处“红白两个帝国”中间。孙中山不管两个强邻更换什么样的国体外衣挂什么图案的国旗，他一眼就看穿苏联与日本的共同本质。逸仙先生确是神仙！

　　日本人的兴高采烈是可想而知的。虽说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自作主张操办了这次卑鄙的谋杀，以致日本内阁总理在遭天皇责难后不得不引咎辞职甚至忧愤至死，但一直不肯就范的中国“东北王”提前被中止了生命，只会使大日本帝国的“大陆政策”更加顺利地实施下去。

　　苏联人更是欢天喜地。他们一直把中国的“东北王”张作霖视为中国第一仇敌，他们认定张乃日本人的走狗，而曾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他们的日本人一直是苏联人的心腹之患。欲防备日本人的抄后路，必先打倒奉系张作霖，进而在远东建立一个符合苏维埃国家利益的中央政权――苏联人全力策动的中国南方的“国共合作”和北方的冯玉祥的“北京革命”，其实质盖出于斯。苏联人尤其忘不了前些日子张作霖在北京主政时留给他们的耻辱：中国军警突然闯进苏联使馆及相关办公室，起获了七卡车干涉中国内政的材料(李大钊就是在那一天被捕的)，从而使苏联人在世人面前大大地丢了一回脸。现在，与苏联接壤的漫长疆界上没了这个强人，“老毛子”岂不快哉？

　　而且，北京东交民巷里的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美国人等对张的毙命似也有些释然，他们对一直周旋在日本人与俄国人中间的张作霖并不了解也就不太感兴趣，去年张的就任大元帅仪式，西方使节们居然违反国际外交惯例没有到场祝贺，现在当然也就更不会为其丧生而哀伤。国际社会不讲道义只认实力。

　　死了张作霖，居然会让各方都开心！呜呼！该死的张雨亭！

　　张雨亭是张作霖的字，是他1875年3月19日生下来后就有的称谓。待他升任“东北巡阅使兼满蒙经略使”后，人们便以“雨帅”称之，及至其长子张学良长大成人开始带兵后成了奉系的“少帅”，他则升格为“老帅”。

　　张老帅的身世很惨：一个从辽西的穷乡僻壤走出来的流浪儿，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苦孩子。十几岁上，爹被仇家打死，家被洪水冲毁，娘不得不带着他哥儿几个改嫁外乡的一个兽医。他虽天资聪颖却因家贫只读了几个月私塾便不得不辍学，后跟继父学相马、医马、骟马并因之结识了各路“胡子”(土匪)。再后来，当了大清国的兵勇，在日俄战争期间，替两个在中国东北土地上作战的外国军队当过双重间谍；大战结束后，他回乡娶妻，因家中太穷又不得不“倒插门”入住岳丈家，不料又蒙冤入狱，出狱后一气之下落草于绿林，成为一方马贼的首领。这就是张作霖青少年时代的全部履历。与他同时代的未来军阀们在读私塾或读武备学堂的那些年里，他却一个人在荒凉的东北黑土地上啃读生活的艰辛。

　　动荡的成长岁月，使这个生情机敏的小个子拥有了过人的胆识和坚强的意志，拥有了宁肯亡命也不肯认输的倔强性格，拥有了胸怀白山黑水放眼中原大地的鸿志与耐力。

　　这是一个自立于草莽的民间枭雄，这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军阀的多彩元帅，在北洋时代的政治舞台上，这位最后出场的主角无疑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仅复述两个早年张作霖的故事，即可窥其为人。

　　一个说的是他少年时代的一次赌博，遭人合伙算计，输得精光。他悟出被诈，遂一刀剜下了自己腿肚子上的一片肉，掷在赌桌上：“来！我坐庄，赌这块肉！”旧时赌场的规则是庄家赌什么，众人就要陪着赌什么――张作霖赌了身上的一块肉，若赢了，输家也必须奉上自身的一块肉！众赌徒连忙向张作霖认错赔不是，并把诈来的钱悉数退还。敢做敢当，甚至敢玩命，这就是张作霖！

　　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他的大度：新婚后入住岳父家的张作霖因常替各路过往的土匪医马，本人性情也刚烈，遂惹得岳父村里的富户们暗自担忧，一个叫李老恒的乡绅竟向县衙诬告张作霖“通匪”。张作霖与其兄因之蒙冤被逮，关进县狱，一番磨难自不待言。由于查无实据，关了一段时间后，县衙便将张氏兄弟释放。出狱后的张作霖才干脆破罐子破摔，真的投奔了一路胡匪。后来越干越大，成了头目，但又不甘为匪，便设计劫了东三省最高官员盛京将军的小妾，请其为桥，主动接受了政府的招安，摇身成为官军里的中级军官！山不转水转，十几年后，当年被诬“通匪”的张作霖一跃成了中华民国奉天督军――全省的一把手！就在张督军衣锦还乡回到岳父村时,吓破了胆的李老恒与老妻前往督军行辕请罪。谁知督军大人哈哈一笑，说：我张作霖从不记仇，你虽告发我，但也是为了乡里安宁，况且县衙并未将我怎样，反使我奋发向上，才有今日。说罢，反掏出二百块大洋塞给李老恒，劝其回家安心过日子。喏，这样一个心胸敞亮不计前嫌的人物，能不出人头地？

　　没有任何外力帮助的张作霖在乱世中迅速崛起，成为上世纪初期东方大地上的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你能说没有其缘由？

　　那天，站在那个终结了他生命的铁路桥上，我的目光顺着两道泛着阳光的锃亮的轨道滑得很远，直至渺茫的北洋时代……

　　铁路还是当年的铁路，路基也还是当年的路基，旧桥炸毁后又建了新桥，铁路炸断了再续新轨，唯独对斯人的评价，却一点也不肯翻新。

　　望着一旁甚嚣尘上的立交桥建设工地，我很想知道这座城市的决策者与建设者们是否会从这庞大的工程投资里拨出一点点碎银来，在这令整个中华民族蒙羞的地方，为一个曾让历史生动的先人，再留点什么……

　　后来，我找到了当地有关这座立交桥开工时的报道，人们显然没有考虑要为一个坏人殉难处追加点预算――

　　1999年9月28日的《沈阳日报》上是这样报道的：

　　本报讯9月27日,位于当年张作霖被炸的皇姑区三洞桥附近,鸣响了兴建立交桥的哨响。

　　这一开工兴建的群体式立交桥,位于和平区与皇姑区交汇处，该地因历史上曾发生张作霖被日本人所炸而闻名。此处地处交通要道,道路狭窄,车辆拥挤,经常发生交通堵塞。由沈阳铁路局设计院和沈阳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共同设计的这一组大型立交桥,将从地上穿越沈吉、长大铁路……

　　显然，没张作霖什么事儿。

　　走下“三洞桥”，我走进了大帅府。

　　“大帅府”是一座总面积为三万千多平方米的中西合璧建筑群的总称，位于“少帅府巷”。所谓巷，可想而知，是条不宽的路。《沈阳晚报》的同行刘禾把她的白色富康从矗满广厦的喧闹的大马路上拐进一条小巷后，一片异国情调的红砖楼房和一道灰乎乎的豪门高墙便缓缓驶入我眼中。车拐进了张作霖时代，我的思路一时却拐不过来。这就是不可一世的奉系的老巢吗？

　　这就是大帅府。刘禾把车停在了狭窄的停车场。她说，她家原来就住在这里面。

　　刘禾能在这座“东北第一宅”里住，不是因为与张家有什么亲缘。时代沧海桑田，大帅府里最能看出冰川擦痕。

　　自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9日起，也就是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之后，此宅就不是张作霖遗属们的住处了。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把张氏帅府当成了他们占领的主要目标之一。翌年4月，英国人李顿率国联调查团来满洲了解中日战争起因，日本人才把大帅府让给了原奉系将领于芷山所辖的伪“奉天第一军管区”。后来，日本人接着把张学良未建完的西院洋楼群建好，让于芷山把司令部搬了过去，这边则成了“满洲国中央图书馆奉天分馆”和“国立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夏苏联红军击溃日本关东军并占领东三省，中共领导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五千人马随之开进沈阳，把司令部安在了大帅府里，没几天，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四位中共东北局委员们也搬了进来，这里成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秋、冬时节共产党在东北的权力中枢。但共产党人只在这里呆了几个月就被迫撤出，因为斯大林政府与蒋介石政府有约在先：一旦日本投降，苏军就要将除旅顺在内的东北地区交还中国政府。面对气势汹汹前来接收的庞大国军，中共军队不得不退避三舍。于是，翌年的二月末，这里成了国民政府军政部下属某部门和国民党沈阳市党部的办公地。半年后，国民党军政机构撤出，这里又恢复了图书馆与博物馆的功能。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林彪指挥共产党军队攻克沈阳城后，依然让这豪宅保持了文化场馆功能，只是把“东北图书馆”从北边的哈尔滨搬迁过来，使其内涵更为丰实。到1957年，图书馆中又分出档案馆，东北图书馆与东北档案馆两馆一直并存院内。“文革”初期，天下大乱，各地军人秉权，沈阳军区曾三次派人前来查阅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叛徒”材料――刘青年时代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还真的被抓进张学良的监狱呆了一个月。共和国第二任元首被残害致死的三大“罪名”――叛徒、内奸、工贼，头一项便是从这大帅府里查到“白纸黑字”。到1970年，档案馆搬走，辽宁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和辽宁省作家协会又被安排进来填补空白。刘禾的父亲是省文联的领导干部，所以，她也就无意间成了大帅府里的居民。

　　那时候，里面可破烂了！总共有五十多户人家哪，直到九十年代以后，里面的人家才都搬了出来。刘禾数算着。

　　虽然这边的三进院加后头的大、小青楼都已被文化部门清退并成为“沈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西院仍在管文化的人手里，有一幢幢异国风格的红砖楼房的大院，本来是长兄张学良要给众多弟弟们建的家，因“九•一八”事变，张家一天也没住上。至今西院大门口依然挂着“辽宁省文化厅”、“辽宁省文物局”的大牌子，其个头比大帅府正门的两块牌匾还大呢！

　　帅府正门的那两块金属牌匾上嵌着此宅的过去与现在：

　　张学良旧居陈列馆

　　辽宁省近现代史博物馆

　　其实，张学良只是这座庞大建筑群的第二代主人(据说，沈阳房产档案上现在还登录着“张学良”仨字)。管这儿叫“张学良旧居”和“少帅府巷”都不准确，也许，叫元帅府或元帅胡同更为贴切，因为，这儿首先是张作霖的住处。

　　民国元年(1912年)9月，被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的张作霖开始在沈阳城里兴建的这座豪宅，从民国五年(1916年)他携家眷入住，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在此宅内过世，除去在天津和北京住了几年外，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这深宅大院里主家、主军、主政。

　　如同阿Q忌讳光亮，张作霖最不愿被人提及早年落草当“胡子”的经历。其实与他当土匪的短暂岁月相比，他当官军的时间更长――主动受招安后即成了清军的中级军官，清朝覆亡前他已经是堂堂的“关外练兵大臣”。咳！人不能干丑事，雪白的绸衫上有过污点，任后来使多大的劲儿也搓洗不净了。但更大的丑事是他在武昌首义后的弹压“乱党”之举，本来他是驻扎在远离省城的洮南府里的奉天前路巡防营统领，闻省城有革命党人行动后，星夜率部赶至奉天城弹压，并因此而立足省城，成了拥兵自重的关外军阀。这种不光彩的发迹史一直为人所诟病。民国成立之后，他从一“镇”之“统制”摇身变成一师之师长――清时的镇亦即民国的师，统制就是师长，换汤不换药。

　　从张作霖头回晋京接受国家最高领导人召见时的言与行，就可看出此人“思想觉悟”水平之低：他一见到袁大总统，便跪地三叩头。老袁连忙趋前扶起他，笑言：“此民国也，不兴封建那一套礼道矣。”他却振振有词地回禀：“前清时俺只知皇上，如今只知大总统……”

　　后来，他驻节津门，虽已是威风八面的北洋第一人了，但见到比他年轻许多的宣统逊帝时仍翻身便拜。

　　在《我的前半生》中，末代皇帝详细记下了那次会面：

　　我到天津的这年六月，荣源(溥仪之岳父――引者注，下同)有一天很高兴地向我说，张作霖派了他的亲信阎泽溥，给我送来了十万元，并且说张作霖希望在他的行馆里和我见一见。这件事叫陈宝琛(溥仪的师傅)知道了，立刻表示反对，认为皇上到民国将领家去见人，而且去的地方是租界外面，那是万万不可以的。我也觉得不能降这种身份和冒这个险，所以拒绝了。不料第二天的夜里，荣源突然把阎泽溥领了来，说张作霖正在他住的地方等着我，并且说中国地界内决无危险，张作霖自己不便于走进租界，所以还是请我去一趟。经过荣源再三宣传张作霖的忠心，加之我想起了不久前他对我表示过的关怀，我又早在宫里就听说过，除了张勋，张作霖是对于清朝最有感情的。因此，我没有再告诉别人，就坐上汽车出发了。

　　这是初夏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出了日本租界，到了张作霖的“行馆”曹家花园。花园门口有个奇怪的仪仗队――穿灰衣的大兵，手持古代的刀枪剑戟和现代的步枪，从大门外一直排列到大门里。汽车经过这个行列，开进了园中。

　　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却没有事先指点给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这就是张作霖，一个依然敬重旧主的新朝大帅。之后，溥仪还写了张作霖对“逼宫”的冯玉祥和日本人所表示的愤懑，然后，他写道：

　　我每逢外出，驻张园的日本便衣警察必定跟随着，这次也没例外。我不知道张作霖看没看见站在汽车旁边的那个穿西服的日本人，他临送我上车时，大声地对我说：

　　“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诉我，我会治他们！”……

　　瞧，奉张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立场坚定爱憎异常分明的军事强人。

　　两种社会制度转换之际，新与旧的对撞虽不可避免，但也往往不像后人想像得那么尖锐与激烈，阵营也未必旗帜鲜明；所谓“革新派”未必全无旧观念，“保守派”也未必坚拒新东西。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们往往退一步为旧人，进一步又成新人，进进退退，新与旧谁能说得清？慈禧太后杀完了维新人士又颁令全国推行“新政”，李鸿章、张之洞等朝中重臣也都资助过在野的维新团体“强学会”，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包括各省首长如张作霖他们，哪个不是剪了辫子又成新朝栋梁的？即使民国了，应邀北上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第一次见到袁世凯的时候，不也振臂高呼过“袁大总统万岁！”的封建口号吗？以张作霖的身世，他没受过新思潮的影响，满脑门子忠孝节义，是一介只认实力的草莽英雄，所以，他在新旧体制剧烈融合之际的表现也就可以理解了。

　　一任关外风浪起，这厢忙建四合院。

　　民国元年时的张作霖已经三十七岁了，该考虑安家置业的事了。所以，进入沈阳后，他先是租了前清道台大人(地区行政一把手)的一套旧宅住下，后又买了下来，过了一年，又购得其西侧的原江浙会馆，然后，将两处老房子统统拆除――嘁！如此破费，却不过是为了买块地皮而已。穷苦农民的儿子要建全奉天省最棒的房子，土匪出身的长官只想张扬不羁的个性。他命工匠按所见过的奉天城里前清王府的样式来建他的师长私邸。经一年多的建设，这座颇有些规模的三进四合院于民国四年(1915年)秋落成。因妻室太多，不能都挤在三进院里住，所以，他又在后花园建起一座二层的青砖小洋楼，人称“小青楼”；后随着势力增大，二进院里的那排正房(办公室)已容不下偌多的公务，他又在假山之后建成一座三层高的青砖大楼，即当时沈阳城里最高的“大青楼”。民国五年(1916年)的那个春天，张作霖一脸春风，因为四十一岁的他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此时他已荣升奉天督军兼奉天省省长。他以省为家，在家治省，此宅既是他与众多家眷的私宅，也成了他在督军署与省府大院之外的官邸。风云变幻莫测的动荡时代，这一带自然也就成了戒备森严的特殊地区。

　　当时，奉天城里人稀车少，出入此巷的小汽车更寥若晨星，不像现在，几辆旅游大巴就把帅府路塞死，惹得过往的骑车人啧有烦言。

　　话说此宅初建成的那些年里，有一个英俊少年每天都要拎着书包从这大院儿身后的督署街经过，也许坐在洋车上，也许一个人走在马路上，总之，他常常边赶路边怯怯地打量路南的这座庞大的灰色建筑群。直到近半个世纪以后，这个当年奉天洋学堂的学子以共和国首任总理之尊走进这所庞大的宅第后，才第一次见识了灰色高墙里面的一切――1962年6月某日，受人爱戴的周恩来先生边细细参观，边向身旁的夫人邓颖超讲述着当年经过此地时的情景，感慨道：那时，这儿真是神秘威严得不得了！

　　威严的不是空房子，而是目光炯炯的房主人。

　　有历史学家写过：

　　作霖身短小，目炯炯有光，精悍之色见于眉宇。……遇事剖决如流，机警过人，及其怒也，须发毕张，辟易千人，故人畏其威……

　　有威不在身高。威是极少数领袖人物与生俱有的内在气质，威是当权者全不经意间的举手投足。

　　这里有一段轶事。

　　张宗昌也是土匪出身的民国著名军人，落魄时投靠奉张，张作霖曾天天供钱任他赌，对其宠爱可见一斑。后来，这位山东大汉也真争气，凭战功一跃而为奉系骁将。某次他从黑龙江省驻地来沈阳谒见老帅，一入大青楼，就大大咧咧往大帅办公室里走去，边走边道：“老爷子，效坤(张宗昌字效坤)到了……”不料话音未落，张作霖拍案而起：“出去！重进！你是军人吗？妈了个巴子的，当在家里呢！”高出大帅整一头的张宗昌登时目瞪口呆！好在这家伙反应快，马上原地顿足立定、向后转、迈步退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并高喊：“报告！张宗昌到！”待里面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听训。

　　军法森严，公私分明，有张有弛，无论亲疏，这才有了近百万奉军当年的不可一世。

　　说到治军严明，突然就想起一个极有趣的轶闻，即，被毛泽东反复推荐的“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竟是当年苏维埃土地上的子弟兵们从东北大地上学来的！已经有耄耋之岁的东北人回忆过了，比共产党的军队更早唱响这段旋律的，是张作霖的奉军。

　　亲历者不光知道此歌原名叫《大帅练兵歌》，而且还能唱下第一段歌词：

　　2•3 5 5ㄏ353120ㄏ

　　中华民国五族共和好，

　　6 3 6 3ㄏ2326 10ㄏ

　　方知今日练兵最为高，

　　225321ㄏ21236276ㄏ

　　大帅练兵人人都知晓，

　　5•7656ㄏ2•12320‖

　　若不当兵国家不能保。

　　唱的是民国共和，夸的是本军统帅，说的是当兵意义。这首简单明快的“丘八歌”，真是奉军的一首思想政治工作的好教材。不知原创者姓甚名谁了，更不知道他们是否也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是否也是抓来一首好听的曲子新填的词儿。令奉军官兵万万想不到的是，这首本军练兵曲，日后竟一度成了中国大陆上唱得最响的歌曲之一，毛泽东在生前最后一次列车巡游的途中，在提醒登车参拜的省委书记和大军区司令要与林彪划清界线后，曾亲自指挥人们同唱此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是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说过：一首好歌等于一堂重要的政治课和文化课。这话说得真对，你看，无论张作霖，还是毛泽东，都把这首军歌当成了重要的政治课和文化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