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先生李登辉与复旦往事（上） -- 月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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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都在外地出差，本来想今晚继续，可是脑子里纷乱，整理不出满意的文句，只能发出这样一段帖子了。

今年不太平，只能这么说了，让我现在的心很乱。

还是埋头工作，空余时间潜心翻翻书吧，度过这段日子，文采又会回来的。

来河里一幌两年了，花费心血的几张帖子都没能写完整，想想就惭愧，心力还是不够。

很羡慕采薇JJ和雪太傅，有心劲。

河水还是很好，我只是想多潜几天水，俺好歹也算山，没那么容易冲走的：）

复旦诞生于上世纪早期半殖民地社会，原本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物，而早在登辉先生执掌校务之初，学校内就因为生源中的侨生缘故而同国父派革命党人联系密切。与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可谓关系悠远，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国民党势力在全国学界的早期代表。但这种关系到了蒋公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就变得日益疏远了。

登辉先生毕竟是一位纯粹的教育家，终身信奉西方大学办学理念，大学校务自主，学术自由的方针坚守至终。为了办学，可以接受任何势力的资助，但不接受任何势力对校务管理的插手，这显然不符习惯掌控一切的蒋公脾胃，随着“中央大学”等嫡系国立高等学府在全国学界地位的确立，坚持私立的复旦便不再入政府大员的法眼。

更何况，随着蒋公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地位确立，原本国父倚重的老同盟会与南洋侨界政治势力在国民党中央逐遭排挤，从枢机要职中渐渐退出，而与之同气连枝的复旦管理层对蒋记政权自然没有多少心理上的亲切感，产生距离感就显得自然而然。

大学自立，理想很好，可惜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时代，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风云变幻，一方学术的世外桃源谈何容易，而先生主张的治学于世服务社会的学风让复旦与社会始终保持密切联系，一方政治势力的淡出就是另一方势力的乘虚而入，“九一八”狠狠的推动了一把，终使复旦在蒋记专制时代陷入建校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平心而论，复旦在抗战前为了办好校务，其实是努力保持好同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的。甚至可以说是功夫做足。例如，通过关系千方百计拉党国要人陈立夫、吴铁城、孙科、张道藩诸公入校董会；借校庆广邀社会人士，顶着“滥施国家名器”的舆论谴责，公开授予政府显要与官商“名誉博士”头衔；而先生本人也在蒋氏夫妇驻留上海时，以“宋父旧友”（还记得先生初回国时建立留学生社团时的共同发起人宋耀如先生吗^o^）“社会贤达”身份多次应邀参加蒋公私人茶叙，并在过程中不断用流利娴熟的美式英语同蒋夫人交谈——这里补充点花絮，蒋夫人终身以能够用流利熟练的美式英语读阅交流为荣，谁如果能用同样流利娴熟的美式英语与之交流，会使夫人甚有面子，从而对其人产生好感，若做不到则最好一句英语都不要在其面前讲，否则内心必恶之，所谓贵族气质彰显无余——然后由蒋夫人翻译给蒋公听，蒋公则每每以长辈外宾礼之，言谈甚欢。而先生每次回来，同亲近者多次以“为了复旦，总算又去敷衍了一番”自嘲，无奈之色溢于言表。

表面功夫做足，但一涉及复旦根本“校务独立”，先生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抗意识。例如对于国民党在学界的要人朱家骅几次三番的插足校董会，先生就与之抗争到底。

优秀的国民党高级党务工作者朱家骅先生

朱家骅先生说起来也是民国时期一传奇人物，早年毕业于同济，留德，回国应聘北大德文教授；再赴德，获地质博士，再返国，任北大教授及系主任；后离京赴南方，参与筹建民国“中央研究院”、中山大学与中央大学，参与组建民国中央博物院，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术团体创始人之一，多个国立大学校董，几届政府教育部长，在地质建筑水力多个学术及文化组织长期任职。在一般人看来，他是一个与国民党保持密切关系的学者，这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朱公早在中学时期就是同盟会的激进成员，参与同盟会在江南地区的几次刺杀行动；任北大教职同时亦是国民党北方地区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主持民运工作，为配合南方国民党北伐军事活动参与实施了多次群众运动；遭北洋政府通缉后返回南方，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参与南方革命政府军火生产工作，秘密组织对德军火采购，直至抗日战争；而且还是国民党的高级党务人员，CC系的干将，先后主持过广东、浙江等地地方党务工作，以及中统、三青团、中央党部组织部等机要部门的事务工作，是国民党内部少有的具有丰富民运知工及青工工作经验的高级党务人员，多年的国民党中执委员，TG43人战犯名单排名20位，是国民党活动于学界、文化界的当权人物与智囊人物，按当时的流行说法，名副其实的学阀。

可就是这样一位权势人物，富有才华的士人，在先生的嘴中就成了“身为地质博士，不好好从事研究，为国谋力，却喜欢做官，争权夺利”的官僚小人。先生不糊涂，放此公入校董会，就是把黄鼠狼请进鸡窝，凭借其能量与组织能力，复旦只会步步陷入“官学”桎梏，无非又成为一个为党所控的“中大”，这是先生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几次改组校董会，始终不聘用朱公，甚至私下拒绝见面，半点面子都不给。

一个谈不上权势背景的私立大学，一次又一次公然排斥主管部门领导，而且是实权人物，即使在今天都是可以想见后果的。而1935年复旦学运中一次后果类似后世文革“安亭事件”的铁路中断事件成为复旦关闭危机的导火索。

（不好意思，土鳖还是要扛一会铁牛）

对于学生来说，校园是世外桃源。但身处现实中的学校终究也是要经历风雨的，尤其是大学，又是在上海这个风云之地，复旦的成长始终不平静。

在民国时期的上海诸大学，公认势力最强大的是教会大学，由教会组织与相关外国政府势力作保，其次是国立大学，由本国政府直接支持维护，然后才是各类私立大学，完全根据创办者及历届毕业生构筑的人脉关系决定其声望。平心而论，无论现在的复旦如何势大，民国时期的复旦在上海学界的地位中上而已，只不过在上海众多私立高校中算出类拔萃了。毕竟是私立大学，和政界关系不那么紧密，登辉先生又是一个主张远离官场服务社会的教育家，他的观点深深影响了复旦的风气，除了前期因为部分学生与国父政治势力关系密切而产生几位国民党元老人物外，整个复旦校史中就没有太多风云人物，庙堂少人又身处江湖，风雨自然就多些。为了给复旦多备雨伞，民国历届管理层十分重视校董会的成员构成，也正是复旦历届校董会才真正帮助复旦度过了一次次难关。

复旦的校董会变迁与中国近代史密不可分。学校创办初期，校董中有严复、张謇、熊希龄等名士，这些名士在复旦创建时都出资出力，他们大多都是清末洋务党人及其后续北洋党人，复旦因此在创办初期就获得了清廷在江南官方机构数以万计的白银资助与硬件支持，与江南士绅的捐助构成复旦早期的主要经济来源，与南洋公学一样，都属于洋务党人在上海学界的势力范围。

之后随着登辉先生进入复旦主持校务，带来了大批侨籍学生，也带来了同盟党人的影响力，这一影响力随着清末民主革命的深入开展而不断加深，先是学生，而后是教师，直至渗入校董之中。1912年，随着国父受聘担任复旦董事长，伍廷芳、于右任、程德全、邵力子等同盟会成员及支持者组成新的校董会，原有政治势力逐渐淡出复旦，复旦转而成为南方革命党人在上海学界的代表。

新的校董会对于发展中的复旦很重要，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如火如荼之时，先是有大批师生弃学弃教投身革命活动，接着又因为吴淞地处战略要塞，校舍为革命军占用，并在战火中受损，之后再受战火及政权更替影响，办学经费几近枯竭，一度于1911年被迫临时停学。后在江南士绅的支持下借助地方宗族祠堂筹备复学，但因为经费问题始终无法顺利复课。在与复旦有关联的诸多同盟党人上下奔走之后，南方革命临时政府以政府决议的形式指定徐家汇李鸿章祠堂为复旦新校舍，并在各口岸海关因外国列强势力授意拒绝将关税划拨南方政府而导致临时政府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拨款一万银元作为复旦复学的临时补助，复旦由此于1913年复学，并将校区迁至上海徐家汇。复旦进入短暂的大发展时期，也由此与国父领导的政治势力结下不解之缘，这一关系即使在“二次革命”失败，大批国父派革命党人流外海外后依然紧密。登辉先生不但在言论上始终反对袁公及其领导下的北洋集团，而且顶着各方压力，聘用了一批有才华的国父派革命党人担任复旦教师，还支持他们授课之余积极从事国父领导的革命活动。

随便说一句，复旦开始迁入徐家汇李公祠时，祠中几株白玉兰正在开放，花朵皎洁，香气四溢，优雅宛若君子，先生有所悟，遂在其逝前提议白玉兰为复旦校花，为师生接受，维系至今。

期间，还发生了一起教科书事件，登辉先生终身对于国人英语教育充满热情，是国内最早编写面向国人的中初级英文教材的学者之一，他编写的中学英文教材经中华书局出版，在全国中学及大学预班中被广泛采用，是民国早期重要的英文教学教材。就是这样一本教材，先生在“二次革命”结束之后仍然将课文“Doctor Sun Yat-sen”列为教材第一篇，袁公闻之甚怒，认定教材宣传“乱党”，通令所控制各省学校禁止采用该教材，中华书局迫于压力重印时删除该篇课文，先生不屈，发动上海学界教师，在课本之外另著讲义，于课堂中宣讲，并作说明。之后袁公惶惶而逝，教材始恢复“Doctor Sun Yat-sen”课文。

复旦的政治态度让北洋政府十分恼火，复旦也再次陷入困境，不但公款资助一度完全停止，而且所处校址李鸿章祠堂因政府更替导致产权不明，引发李鸿章公后人的产权诉讼，要求复旦将校址退还李家私有，复旦面临扫地出门的危机。而且复旦本身的发展也让复旦校区变得拥挤。先生于是决心在资金缺乏的困难情况下另外选择校址，通过购买校址所属土地永久产权（当时好像还没有××年国土使用一说^o^）使此校址成为复旦永久的校址，让复旦从此再不必四处搬迁。

欲定校址，必买土地，复旦此时的办学经费江南商贾的资助与北洋政府恢复的补助两项加起来只够维持，无余钱置业。先生决定发挥自身优势，亲赴南洋募款，离去之前的1917年，开辟大学本科，升公学为大学，而后暂辞校长职务，全心投入筹款，从南洋侨界前后募得15万银元，并得到以潮汕简氏家族为代表的南洋富商持续财力支持，于1918年在杨浦江湾魏德迈路（今邯郸路）地段购地70余亩，新建复旦永久校址，至1922年完全迁入，开设为大学中学两部。至此，复旦方才成为如今众人心目中的那所“复旦大学”。

因此，先生李登辉虽不是复旦的创始人，但作为复旦大学的奠基人当之无愧。在复旦人心目中，先生李登辉就是那位“老校长”，无可替代。1924年，曾经有教师挑战先生的行政权力，先生不屑与之竞争，辞职而去，半年之后，便在复旦师生的欢呼中返校复职，先生在复旦的威信可见一斑。

其实平心而论，先生在复旦无法动摇的地位除了自身威信，校董会的支持才是关键。作为私立大学，又几经发展中的波折，复旦高层对于学校发展极为务实，所选校董会功能，一则筹款，一则摆平地方，借名士以壮声望的策略不再是首要考虑。因此，为了方便筹款，复旦干脆聘请银行家钱新之为董事长，此公横跨政商两界，人脉甚广，是盛宣怀公一类的官商代表。在董事中，除政界商界外，还聘请一批地方人士担任董事，其中最为人议论的就是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他是通过钱新之老板主动表达要担任复旦校董的意愿，所持目的，无非沽名钓誉，脸上贴金。先生个人愤愤，认定聘一黑社会老大为校董着实有辱复旦清白，欲拒，但提交校董会，讨论后认为有利于复旦筹款与对外交涉，先生方违心下聘书，但拒绝亲自为之颁发。

说实话，这事若发生在现在，恐怕风波会更大。

事实证明，给杜老大的一纸聘书，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复旦大学而言，帮助很大。或许是觉得复旦的聘用对其美誉甚有提高，杜老大此后对于复旦所求各项事务十分热心，除持续捐款外，还多次出面作保，为学潮中的复旦学生免除牢狱之灾，并协调复旦与邻近“公共租界”的关系。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尤其具有代表性。

复旦大学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继续扩建，但受河网与外国租界地界限制，唯有向西发展，但向西发展首先便受一私人园林的阻挡，园林主人为上海富商，空闲时投入大量精力打理自己的私人园林，心爱之物岂能转让，复旦校方几次三番上门商议，都被富商以无法接受的收购高价打回。万般无奈之下，求助于杜老大，杜老大先是多次派人持自己的名片与园林主人协商，提出欲以高价收购，或以同等地块同等园林相交换的条件。僵持中，探得园林主人经商遇挫，近期急需资金，便亲自出马，以大排场宴请园林主人，最终使园林主人通过以园林作抵，从杜老大控制的银行中获取低息贷款的方式转让出园林，杜老大随即将园林的房契捐与复旦，排除了复旦扩建的障碍。

这座园林，后来便成为复旦燕园。

写此段文字，源于最近上网了解到的一条新闻，复旦邀聘流行歌手周杰伦为其新设立的艺术专业学院艺术指导。为了发展，复旦的务实看来是有传统的：）

但是，复旦的务实并不能使其避免危机。1936年，复旦校方收到来自南京国民政府的内部消息，国民政府准备强行关闭复旦，相关决策，甚至已经形成内部文件！！！

土鳖再帮忙扛几天铁牛吧：）

1896年，盛宣怀公筹划，由轮船招商局与北洋电报局出面，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南洋公学”，后统一交由清廷邮传部管理，实权始终由公学督办盛公掌握。中国第一批现代大学生即毕业与此。至1902年，全校共有学生两百余人。

11月5日，公学文科教师郭上课时发现讲台上的墨水瓶洗净为空，（当时水性书写笔为点水笔，按常规，课堂讲台上的墨水瓶应随时保持注满，供教师随堂书写）郭师深感脸上无光，大为恼怒，认定是此班学生有意捉弄，使其难堪，遂严辞追问，此班学生均答不知，郭师更怒，逼迫坐前排的学生三日内必须告发始作俑者，否则将治以“辱师”及“包庇”罪责。不久便有学生报知是学生伍某所为。但仅为指正，未有旁证，而伍某则提供了其事发不正常证据，13日，校方通告，开除学生伍某，引起班级学生反感。

当时西洋新思想开始引进国土，青年知识界思想活跃，民智初开，民权意识觉醒，对南洋公学学生影响很大，而公学管理者出身旧式官学系统，习惯使用旧式礼教苛刻束缚学生，专制武断，不理会学生新思维，双方时常产生对立，矛盾冲突酝酿久矣。班级学生随即推出代表与校方交涉，申辩，但校方态度坚决且对交涉学生恶言相对，引起学生愤怒，经反复力争无效后，该班学生决定以集体罢课抗争，行动前分头向其他各班学生说明情况，引起全新学生同情。而校长为之大怒，认为此为滋事要挟，不问原因，宣布开除全体罢课学生。全校大哗，学生在部分进步老师的支持下于14日再次推出代表与校方交涉，要求校方收回成命。校长认为此为师道尊严，半步不能后退，不但大骂学生代表，并且公开宣布凡有效法罢课学生者以此为示。

南洋公学为清廷创办，初期招生范围基本面向世家子弟及官宦人家，学生多家境殷实之公子，加之受新思想影响，对校方强硬态度十分不满，遂酝酿全校范围内的退学行动，以示对校方的抗争。事态开始升级。

危机中，平时以开明博学而广受学生尊敬，时为南洋公学特班班主任的蔡元培先生出面调解，经过劝说，学生答应暂缓行动，等待校方最终答复。但校方为维护其尊严，始终不妥协。15日晚元培先生前往住所拜见公学督办盛公，盛公以“别有要事”避而不见，实为对校方强硬态度的支持。调解最终失败

16日晨，全校学生打好行囊，集合于学校大操场，在得知校方拒绝答复其要求后，以班级为序，齐声高呼“祖国万岁”，整齐离校。愤慨于校方顽固不瞑的元培先生随学生一同离校，并随后向学校辞职，将学生带至由章炳鳞先生主持的“中国教育会”，由其出面组织“爱国学社”，暂时主持离校学生的学习。为闻名一时的“南洋公学墨水瓶事件”。

事件发生后，两百学生经过反复劝说，仅有五十余人返校，余下态度坚决，为延续这一百五十多名学生的学业，元培先生四方奔走，从友人处得知，马良相伯先生新近向上海的法国天主教会组织捐献了大批田产，预筹新办大学助学金。元培先生大喜，遂拜见相伯先生，相伯先生欣然答应。

马相伯先生

马良相伯先生出身丹徒马家，为清末马氏三杰，早年入法国天主教会，为最早的华人天主教神甫之一。后因参与苏北水灾救助，与教会上层发生矛盾，愤而辞去教职，从事清廷外交及洋务，足迹遍及南洋东亚及西欧，深感时事变化，力主变革策略，不采信，便辞职，客居上海佘山，参与创建佘山天文机构，并与弟建忠合著“马氏文通”，为民国著名文辞工具书。

相伯先生出洋多年，深感普及先进的西洋科技与人文思想对中国青年的重要性，于1899年将祖传田产捐献上海的法国天主教会，由其出面组建新式大学，现又有元培先生的求助，相伯先生深感责任重大，便亲自出面组织，于1903年在上海徐家汇创建“震旦学院”，部分南洋公学退学学生入学，另有一批上海天主教会中学系统的毕业生入学，共计学生130余名。相伯先生亲自主持编撰教材，并授课，号召“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打响了“震旦”在上海学界的名声。

1904年，由法籍教士控制下的上海天主教会整理旗下学校，欲建立以“震旦”为核心，覆盖大中小学的完整教育体系，培养具有天主教信仰的华裔人才，强化天主教会在华影响。在此指导下，上海天主教会派出法籍教士南从周为总教习，以让马先生养病为由排挤以相伯先生为首的华裔校方管理者，推行教会教育与法语教学。震旦学生闻之震动不已，当即摘下校牌，全体签名退学，震旦一时瘫痪。

被排挤的相伯先生原本准备归隐佘山，有学生上门告知集体退学的决定，并将退学签名册交于先生，先生流泪，誓言与学生共进退。随后，拜访江南洋务党人士绅领袖张謇，学界领袖严复等人，得到了江南官绅阶层的广泛支持，于当年筹办新学，两江总督周馥得知后拨款资助相伯先生，并借出吴淞闲职的官府衙门一处暂做新学堂校舍。万事具备，先生拟于1905年正式挂牌，以“恢复震旦”为意，欲名“复旦”。随先生一同退出震旦的学生于右任等人劝导先生不必纠缠往事，校名应包含新事新办之义，先生诺然。遂以《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复旦”二字定义注示校名，意在表达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强不息、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

1904年9月13日（农历中秋），“复旦公学”在上海吴淞正式成立。

第二年，上海天主教会复办“震旦大学”，相伯先生以办学为重，在天主教会的请求下，捐助银元4万及上海市区8处地产，用以建设震旦大学的新校舍，同时也了却了与震旦的往昔过节。

如今，这批校产仍然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名义传承于世，反映着沪江两岸学界百年恩怨的一个片断。

老复旦人回忆，在五卅运动之前的复旦，在学习上完全就是照搬美国大学的教学方式方法，文理工商诸科的必修与选修课程课目，所用教材与参考书多半采用美国大学原本。有老人进一步举例，如当时的复旦文科，除国文、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史等少数课程，所用教材皆为美国教材或教师自行编写的英文讲义；老师上课时，无论外籍华裔，均用英语讲授；学生问答，一般也要使用英语；课目考卷使用英文；各类校园布告基本使用英文撰写；就连上体育课时，一切运动术语都用英语讲述，更夸张的是，校园内如果发生争吵，吵架双方都使用英语，劝架者也使用英语（美式俚语？瞎猜）；至于奖状文凭一类的文书，更是满纸英文，除非毕业生申请，方能另外领到一份油印或打印出来的中文毕业证明书。一个中国的大学文科，生生搞成了“美国文科”。这显然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当初复旦创立是为了建设中国人自己的高等学府，怎么几番下来又成了一个教会高校的翻版？于是不断有师生向登辉先生反映，到后来变成了叶楚伧、邵力子、陈望道等国文教授与校董集体向先生提出严正要求，事情才有了转机。解决方法是将原有的复旦文科一分为二，增设“中国文学科”，同时还增加中文课目与教授时间。按老人们的话来说，“已经是很难得的新措施了”。既便如此，英文教学仍然是复旦的主流。即使“中国文学科”所包含课目，与复旦其他诸科相比，也只是五十对八十而已。这样的局面历经五四与五卅，才逐步转变。

其实这不是个小问题，在如何让舶来的现代高等教育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民国时期的教育家们是前赴后继，相互探索，各抒己见。翻阅他们的史迹，处处可见“愤然辞职”、“辞职离校”、“后因分歧离校”、“另创办”、“后组织创办”、“筹办”等等字句。说到底，他们要探求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大学到底要为中国培养怎样的人才？这个问题到现在都还是个问题，还在继续探索，继续各抒己见。而登辉先生对此是有一套自己想法的。

先生毕业于耶鲁，说起与耶鲁有渊源的华人，不能不提容闳先生，容闳先生的“教育救国论”对先生是有影响的，而先生初入复旦，与严复先生相交甚密，严先生的“天演论”对先生显然也是有影响的。两者的结合形成了先生精英教育理念，他是认为只有精英人物才是带动国家发展的原动力，而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精英，只不过，这种培养过程完全可以在国内完成，不需要大批的出洋留学。因此，具体到复旦的教学理念，先生就是要在教学方面让复旦必须优秀于英美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并且必须与美国大学程度相衔接，使学生不出国留学也能够学习进修到“精纯高深”的西洋学术；即使自己愿意留学，也可以直接进入外国大学修习研究生课程，无需再中间过渡。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复旦大学毕业生留学美国，是可以申请直接插班进入部分“常青藤”高校的本科或研究生部学习深造的，因为他们在复旦修到的部分学分是为这些大学所承认的。

很显然，登辉先生心中的精英人才是西学为骨的精英，这样的精英对于中国到底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不是我作为后人可以轻率评价的。事实上，察看复旦民国时期的著名毕业生，遍布教育、自然科学、法学、文艺乃至工业界各个领域，惟独涉及政界的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先生不提倡自己的学生从政，而是希望他们如教士般奉献服务社会，在社会职业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复旦中人中涉足政界的也多平庸不出彩（于右任邵力子两先生是不能计算在内的，他们太早了），而且在各领域中奋斗的复旦中人虽然多中坚人物（撰写行业史有些人物是不能不提的），但为公众知晓者并不多。这一切现象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故事新编大禹治水篇“里的那群神仙。

就此打住吧，我毕竟只是一个好奇的小辈。

其实先生的治学在细节上并不僵化，尤其是在英语初级教育与国文学习方面，先生表现得很务实。针对学生初学英语所带来的种种困境，他亲自编写了多种初中级华文英语学习教材。在上个世纪初，这样的工作带有很大的探索性，书籍经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销路极好，树立了中华书局在英语教材市场的地位。同时，先生在复旦治学中并不排斥中文课目，其中“国文”被列为基础课目，即使在最西化的学科中也属于必修课。并且自己也努力学习国文，我在资料中找到一则先生学生撰写的有趣小故事，先生平时忙于校务，只有休息时才有时间学习国文，一天早上学生晨练，看见先生与师母乘坐马车来学校，马车上先生手持课本抓紧时间让师母教他国文，学生好奇，借打招呼凑近马车一瞥，结果发现那本国文书居然是“高等小学国文教材”。学生于是在文中感慨，先生是“一面编英文教本，一面读高小国文”。到后来，先生从初回国时无法进行中文对话进步到了可以将四书五经中的某些章节翻译成英文，发表在上海的英文报纸上。

可见，制度由人定，而人比制度更复杂。

撇开治学不说，先生治校张驰有度，偌大的学校，校务工作人员几人而已。在办学初期，学生较少，先生就每天中午轮流邀请四五位学生到他的住所共餐，利用这段时间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并听取个人对学校事务的意见，“各班诸生一一轮到”。后来，学校规模扩大，先生建立了校务部门，但机构简单，学生的管理主要交由学生自己组织的自治学生会完成，先生放手让学生会自我维持生活秩序，即使发生纠纷，也由学生自治会调处。当时中国中高等学校普遍实行这种学生自治管理模式，没有什么特别的。让我惊讶的是在一段时间里，复旦学生间如果在生活方面发生激烈冲突，学校也不出面处理，而是授权学生自治会组成“临时自治法庭”，对这些事情进行调查处理，并合议出处理结果报送校长室，而作为校长的先生居然真的就照此办理了。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治校方式。

不过，先生在治学政策方面也有不近人情的地方，比如男女同校的问题。

现在国内的学校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虽然又冒出若干所谓女校，但谁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但在上世纪初，这在中国就是很大的禁忌。别说大学，就是若干中学实施男女同校政策都饱受议论。论原因鲁迅先生已经在自己文章做了极精彩的描述。不过，当进入上世纪二十年代后，这一禁忌在中国高校中开始逐渐突破。作为校风活泼的复旦，自然也在考虑中，学生自治会形成了实施男女同校的决议，按程序递交给了先生。不料平时很好说话的先生态度十分坚决，就是不同意，学生会的干部反复做工作，还拉来教授校董劝说，先生就是不答应，逼急了，居然还冒出“除非校长不做了，由你们去男女同学”一类的话语。见先生如此坚定的反对，有教授戏谑的提出“特殊的建议”，主张干脆把校名改为“复旦男子大学”，从而遥对“金陵女子大学”，从而“以正视听”云云，先生抱定“笑骂由他笑骂，校长我自为之”的态度，不予理睬。

直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北伐军进入上海后，复旦才在中学大学两部实施男女同校政策，并建筑女生宿舍。后来有学生问先生当初为何如此固执的反对，先生回答：当时翻阅外国报纸知道很多美国大学男女同学后，校风每况愈下，“打情骂俏，始乱终弃，女生怀孕堕胎……”，闹得学风败坏，不成体统，因而反对男女同学，是因为“爱护复旦”，何况开放女禁，设备上和管理上要添许多麻烦，还是专收男生，可以（把学校）办得更好云云。

哈哈，先生也有古板得可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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