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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南进的背景回顾 -- 电子赵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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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南进的背景回顾

    “陆军北进,海军南进”,这似乎是明治末年以来日本“理所当然”的选择。然而无论这个北进还是南进,其具体内容并不明了,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同人士间也有不同的理解。所谓的南进北进之争,想理出一个历史的清晰脉络,也并不是简单的事情。而如果回顾明治末年以来的历史,与“北进”对比不如说“南进”一直是日本政策重点。

    所谓南进,大致应该是向南洋东南亚方向进军;而所谓北进,则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东三省和俄(苏)的西伯利亚地区为目标,还包括了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政治军事膨胀主义,所谓的“大陆政策”。例如1936年改订《帝国国防方针》时,海军军令部作战课长福留繁向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石原莞尔提出“北守南进”时,石原误以为“北守”的意义为放弃在东三省的经营而予以反对,而福留的本意为确保东三省的同时放弃华北分离工作。可见日方的“北进”概念范围广泛,对华侵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北进策略的一部分。

    作为政策的实施,两种理论当然都有其相应的假想敌。1915年德富苏峰监修的《帝国的国防》中便提及,日本的军备扩充应该以海军为主导,以陆军为从属。并认为陆地上的发展将导致同俄(苏)的冲突,海洋方向的发展也无法避免同英美的冲突,同时认为将在华政治经济势力扩大到长江黄河流域的努力将导致同英美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政策自然对俄美两国均抱有戒心。事实上早在1907年日本的《帝国国防方针》中就规定了陆海军的训练分别针对两国。

    但是对于日本有限的国力而言,同时对抗美俄(苏)显然力不能及,两方面自然要有所侧重。从日俄战争结束到华盛顿会议为止,一般的海主陆从的论调比较强烈,也是日美两国白热化的造舰竞赛的原因之一。同时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遭受西方列强的联合围攻,陆军也暂时失去了假想敌,进一步助长了海主陆从的思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列强的势力分布起了重大变化。日本的贸易市场大为扩张,同东南亚的贸易往来以及资本投入等都大有发展。同时,日本夺取了赤道以北的全部德属岛屿。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在主力舰只上日本得到了英美60%的比例许可;1930年的伦敦海军谈判中关于辅助舰只,日本得到了约70%的比例许可,这都改善了日本的战略地位。由于美国并没有将自己的舰队扩充到条约规定的满额,一段时期内日美两国的海军实力看上去差别并不大。陆军此时虽然也有针对美国的作战计划,不过是作为海军的辅助,立足于一旦日美两国爆发战争,击败美国在菲律宾以及关岛等地的舰队,计划中的动员兵力不过两个师团。其基本方向仍然是在满洲,华北以及苏联方向。陆海军的战略重点仍然不一致。这样的情况下迎来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等侵华战争。

    随着日本在华利益的加深以及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海主(要)陆从(属)的国防方针自然也需要更改。1936年8月制定的《国防基准》,基于由首相(广田弘毅),外相,海相,陆相,藏相构成的“五相会议”共同决定,规定了“根本国策为......确保东亚大陆帝国的地步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陆海军的主张已经有所调整,大陆政策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北进的一部分。这个国策的南进方针的实际意义在于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有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军备的重点要同时包括陆海军。陆军方面面临着远东苏军迅速增强的压力(1933年以后,远东苏军迅速增强),海军方面则因为1935年《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到期后包括日本在内的不少国家不再续约,海军军备实际上再度没有了限制,导致了对美军备大扩张的想法“春风吹又生”。随着日本的满洲经营和对华北的渗透,一旦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华中华南很可能要成为海军负责的范围,也成了海军方面的一个口实。

    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中,日本虽然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战后的谈判却不得不退回了原来的防御线(中方似乎也有让步,在原来的中方区域设立了隔离区,禁止双方军事力量驻扎及通行),对此海军方面“复仇”的心理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加之同法国在南海各岛屿上的纠纷,虽然侵华战争前海军的对华方针不如陆军那么激进,战火烧起后的八一三抗战,以及武汉广东沦陷后固执地实施海南岛登陆作战等等,至少浑水摸鱼的心态十分明显。在汪伪政权成立前后日方对汪伪的谈判中,不顾汪伪的反对以及陆军方面的劝告固执己见,强硬地要确保海南岛的支配权(驻军,行政同广东省分离,资源开发),毫不让步。其目的显而易见,是确保为了将来向法属印支,菲律宾和荷属印尼实施进攻的基地。

    这里加一点自己的看法。网上不少资料对于日本陆军口诛笔伐的同时对于日本海军却抱有好感,认为他们在回避对美战争等等。对此我不能简单认同。早在日俄战争后的1907年,日本海军已经把美国作为了第一假想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势力衰退,太平洋上将来的格局就是日美争霸,这一点非常好理解。而且日本海军将领对于美国可能感到畏惧,对于中国可从来不曾手软。珍珠港事件时的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吉三郎就是一二八抗战时的日本舰队司令。同陆军一样,侵华战争爆发前给中方找麻烦的举动(其中不少是外务省都难以容忍的),以及侵华战争爆发后趁火打劫浑水摸鱼之举并不少。例如海军的海南岛登陆作战将可能引起英法美等国的担心,汪伪和日本陆军对此都有所反对而海军固执己见,就是其中之一。两年后闹得不得不去和美国开战,这个责任虽然不能说全在海军,可也不是完全在替他人擦屁股。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日本的南进论基本上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到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为止,其主要论调为征韩征台论,以及以援助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的独立运动为口实,驱逐英美势力进行资本扩张;

    第二阶段,到1935,6年左右为止,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种种战利品,为了进行产业开发对南海南洋方面以国有公司进行投资,同海军关系密切。其间逐渐形成了海军同三菱公司,陆军同三井财阀的联系纽带。南进=海军的观念逐渐形成,开始垂涎南洋方面的重要资源;

    第三阶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9年)为止。随着陆军开始鼓吹“进入”华北,海军开始鼓吹南进论,各种舆论也开始附和。海军方面的主张,国防(包括陆海军双方)的假想敌顺序应该从原有的俄美变成美俄(苏),同时加上了英国。随着1935年华盛顿伦敦两条约到期,海军军备无条约限制,从1936年度预算开始强化南洋基地的扩张。这个扩张工作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1939年2月登陆海南岛,3月宣布占有新南群岛;

    第四阶段,到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南进论作为独立于侵华战争的一环,随着英法荷兰等传统列强要么兵败国破要么自顾不暇,动用武力占领原有势力范围,夺取支配权已经成为可能。即使是在被认为“退缩保守”的阿倍内阁时期,日本政府也在1939年12月28日决定的《对外施策方针要纲》中规定了“要以酿成包括南方在内的东亚新秩序建设的有利形势为目标进行施策”,完成了第二年春天后南进的心理准备。

    • 家园 这里再讲一点。

      这里加一点自己的看法。网上不少资料对于日本陆军口诛笔伐的同时对于日本海军却抱有好感,认为他们在回避对美战争等等。对此我不能简单认同。早在日俄战争后的1907年,日本海军已经把美国作为了第一假想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势力衰退,太平洋上将来的格局就是日美争霸,这一点非常好理解。

      这里说一点,这个1907年将美国作为假想敌并不说明什么问题。一支军队甚至一个国家设立一个假想敌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本身并不说明什么。就比如说现在中国海军想定的第一假想敌是谁?不用想就知道是美国海军,但是这是否说明中国真的最总要走到和美国开战的地步?显然不是这样。日俄战争后日本海军将美国海军作为假想敌,很简单就是作为一个“budget enemy”, 用来为自己的造舰计划铺路而已。前面也说过,对美的作战思想这时虽也起步(这帮人也懒,实际不过是将日俄战争经验依葫芦画瓢,还几十年不变),但真正认真规划起来还是要到20年代华盛顿条约签订,受到所谓美国遏制打压之后。而即使是这时,也不能说是局势失控。真正说起来日本整个的社会的恶质化,在战败投降的道上走到黑,还要等到30年代军部权力膨胀之后(就举个例子,日俄战争中日军的战俘战后遣返回日本,也就回家过正常日子了,没受什么政治上的迫害,你要过个二十年试试)。

      所谓“太平洋上将来的格局就是日美争霸”, 这话放到几十年之后来说,自然是相当轻易。但放在当时哪有那么简单,就算到41年美日接近最后摊牌的日子里,中共还在唱美日妥协远东慕尼黑阴谋的调子(当然,在6月22日后战争的性质突然从帝国主义战争摇身一变为反法西斯战争,中共对美国的调门也稍稍缓和),蒋介石对美日谈判也是一会头大一会头小。其实说到底也很简单,如果美国当时不是由一个像罗斯福一样的目光远大,对世界大势看的很清楚,对德意日的侵略警惕性很高的总统掌舵,那太平洋的局势还真是很难讲。(你要换一个克林顿这号的试试?)就算是罗斯福,在美日谈判的最后关头,还是打算过向日本妥协,牺牲一些中国利益,以争取3个月备战时间。

      从总体上来说,日本海军对美开战是极其不情愿的,这点应无问题,至于为什么最后走到对美开战,这当然军部,政府,海军,三者都有责任,但海军在这三者中责任无疑是最小的。

    • 家园 1930年的伦敦条约

      1929年的华盛顿会议,在主力舰只上日本得到了英美60%的比例许可;1930年的伦敦海军谈判中关于辅助舰只,日本得到了约70%的比例许可,这都改善了日本的战略地位。

      这里29年的华盛顿会议应为21年。而1930年的伦敦条约,应该是削弱了而不是改善了日本的战略位置。

      原因也很简单,伦敦条约实际就是美国针对日本在华盛顿条约后大钻条约的空子,对日本采取的反制措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整日本的。这样一个条约要是能改善日本的战略处境,那未免把美国人说的太天真了一点。

      从表面上来看,在伦敦条约里日本是在辅助舰艇上拿到了对美英70%(69.75%)的比例,但仔细分析一下就知道并不是那么简单。整个伦敦条约对各种类型的舰只的吨位都有具体规定,日本在重巡上被迫接受保持60.23%对美英的比例,这已经是对日本要求至少对美七成论是很大的打击,更重要的是由于日本已经达到了条约规定的吨位数,所以在条约的有效期内日本被不允许建造新的重巡,而同期内美国可以一直建造新式重巡到条约上线。也就是说日本在整个20年代内付出的大量人力物力辛苦劳动所获得的对美在重巡上的优势就被这一纸条约化为乌有。条约规定日本在轻巡上日本保持对美英70%的比例,但是这一型舰只在日本海军看来在对美决战中用处是有限的。至于驱逐舰,条约规定对美英比例是70.3%(10500吨),但是日本海军当时拥有的驱逐舰吨位是132495吨,也就是说日本有义务在条约有效期内逐渐减少自己的驱逐舰吨位到条约规定范围内,尤其是条约特别规定了驱逐舰吨位限制,日本海军之前拼命研制出准备做夜战杀手锏的“特型”驱逐舰被禁止继续建造。而美国海军在条约有效期内却可以通过退役大量一战时旧式平甲板驱逐舰来保证新式驱逐舰的建造。在潜艇上也是同样的问题,日本虽然取得了与美英吨位平等,但是只能保持52700吨,少于现有的77842吨。

      也就是说在伦敦条约里日本在华盛顿条约后为寻求补偿对美海军的主力舰吨位劣势而挖空心思搞出来的两个创新,一个是重炮高速的重巡,另一个是重鱼雷高速的驱逐舰,都被美国人拿一纸条约废掉。这两个可以说是日本海军打算在对美作战中作为改变力量对比的杀手锏来用的,而只是在没什么用的轻巡上对日本做出一点让步(当然后来日本人有故技重拾,在轻巡上搞“重型轻巡洋舰”竞赛,这是后话了),也难怪日本人不忿(山本五十六就是当时谈判代表之一,回国后被骂的狗血喷头)。日本也就是在当时经济大萧条的严重局面下勉强接受了这一条约,并且在签字的时候就打定主意要在36年退出这个条约体系。

      至于九段渐减作战,首先明确一点,整个计划就是对在太平洋上西进的美国舰队打一场对马海战式的主力决战。是双方舰队主力一击决胜负的会战,而不是什么拖垮美国的战略。它里面的消耗,削弱只是战术意义上投入轻型舰只袭扰美国舰队(主要是在主力决战前一晚)以提高数量上居劣势的日本舰队在主力决战中的胜算而已,不是战略上的对美消耗战。至于这种思想的起源,追溯起来一直可以讲到日俄战争后将美国列为假想敌,而贯穿整个战前日本海军对美作战准备始终,绝不仅是进入无条约时代之后。(当然具体到提出完整的九段作战是比较靠后的事情,具体我没有仔细的考证,但也应在条约时代内)。

      • 家园 伦敦条约其实还留了一个口子

        那就是600吨以下的军舰不在限制之内,

        结果日本人搞出了一个“迷你驱逐舰”千鸟级(日本称为水雷艇,按二战的划分应该算是小型护卫舰),只有500余吨排水量,却安上了127毫米双联、单联舰炮各一门,533毫米双联装鱼雷发射管2座(备鱼雷8枚)这样的重武装,使得该型艇的稳性极差,导致1934年3月第三号舰“友鹤”号在港湾内因转弯过猛翻沉海面。

        另一个钻伦敦条约空子的地方就是在新建舰艇上大量采用电焊以代替传统的铆接,使舰艇结构轻量化。但是1935年9月的舰队演习中遭遇台风的袭击,编队中的41艘舰艇有19艘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其中大量采用电焊的轻巡最上、潜水母舰大鲸的舰体都发生了龟裂。

        个人感觉日本人的脑筋真的是用到了歪的地方,与其挖空心思地在吨位上想办法,一味的重武装、扩充舰艇数量,还不如实打实地在质量上下点工夫。反正条约到1936年就失效,到时候再增加数量就是了。看看那些条约中造出来的重巡在莱特湾战役中的表现,1、2颗炸弹或1、2枚航空鱼雷就能让其丧失战斗力,而93式鱼雷反而成了对日本舰艇自己最大的威胁。

        • 家园 关于运输船的问题!

          为什么日本人不大量造运输船呢?一旦开战可以改装成航母。两次海军协定,总不会限制运输船吧?

        • 家园 关于这个600吨以下吨位的规定

          倒真的不算是什么漏洞,条约规定这一条实际上就是算到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不可能在600吨的水平上建造出有作战价值的军舰来。日本人不信这个邪,挖空心思搞出结果自食其果罢了。关于”友鹤“事件,首先说一点,这艘舰的倾覆是在演习中遇到大风浪,而不是在港内试航造成。在此之后,日本海军对其进行了大改装,拆除了2个鱼雷发射管,并改变上层建筑和主炮的布置,最后排水量还是严重超标,不得不将后续建造计划撤销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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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电焊,这个应该说是造船的大趋势,要说日本人钻空子有点说不过去.

          顺便说一点,实际上日本海军真正钻条约的空子还有一条在于隐瞒真实排水量,这种情况到30年代后日本决定几年后将退出条约体系后就更加明显,许多重巡的排水量最终增加到13000吨,当然这增加的吨位大部分还是在日本退出条约以后加上的。

          对30年代的这些“事件”,也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它们实际上是把日本海军舰船设计上存在的问题提早暴露出来,事实上在条约时代内,为了节约排水量,美英日的海军建造的舰艇都或多或少存在稳性和舰艇强度的问题。那么显然的在和平时期内早暴露出来,让海军可以有时间和资源来改进造,比起这些问题被掩盖,在战争中才暴露出来要好的多。事实上太平洋战争中,美国舰队几次遭遇台风造成了重大损失,从这点来说,也很难说比日本好到哪里去。

          至于日本重巡的重鱼雷武装的问题。这还得从日本海军打算让重巡承担的作战任务讲起。在日本海军的作战计划中,重巡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对美主力决战中作为驱逐舰队的旗舰,指挥和控制旗下的驱逐舰编队对美主力舰队进行鱼雷攻击。也就是说重巡在战斗中将首先凭借自身的高航速率领驱逐舰编队占位,接着使用自己的重火力在敌方的护卫屏障上打开一个缺口,让驱逐舰有机会抵近美战列舰编队发射鱼雷。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重巡本身也有相当可能会处于良好发射位置上,在重巡上布置重鱼雷武装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至于到30年代后日本研制出了93式氧气鱼雷,根据其远程高速的特性,日本制定了”远程隐蔽发射"的战术, 也就是说鱼雷发射单位在距离敌人20公里远处隐蔽齐射120到200枚这种没有尾迹的氧气鱼雷,对于这种攻击,敌方很难发现,也就很难采取规避措施,等到第一枚鱼雷爆炸,一切都已经晚了。由于鱼雷攻击战术要讲究齐射数量才能保证命中率(日本海军战前估计在对美主力决战前一夜的鱼雷攻击中一次可以齐射130枚鱼雷,能保证15%的命中率,也就是20枚左右的鱼雷,足以毁伤10艘以上的美国战列舰,为了达到这一效果,重巡,甚至连掩护的金刚级高速战列舰都可以牺牲掉),在重巡上装备重鱼雷武装也就一直保存下来。所以日本人这个设计是有其合理性在里面的,不能由于以后战场环境的变化就说之前的设计不对。

          这种思想的登峰造极就是下面这个怪物,一次可以齐射40雷,只要有一艘一次发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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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平贺让反对重巡上装置鱼雷,主要还是两个考虑,一还是从上层建筑重量过大重心过高的老问题,二是由于重巡的干舷比驱逐舰的高了很多,鱼雷以正确的角度入水可能有问题。这个问题最后还是以在舰体内部设置鱼雷发射管解决。但是这又使鱼雷靠近机舱和弹药库,增加了诱爆的危险,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 家园 再补充一点

          当时主持妙高级设计的平贺让是不赞同在重巡上加装鱼雷发射管,结果和军令部的意见相左,最后被打发到欧美出差。在这段时间内他的副手、来自军令部的藤本喜久雄修改了他的原设计,加上了鱼雷发射管。而这也成了之后服役的日本轻、重巡的标准配备。

          结果二战中,除了开战之初的爪哇海战和萨沃岛海战,日本重巡基本上没有发射鱼雷的机会,反而是一旦遭遇空袭,就必须立刻把那些诱爆机率远大于常规鱼雷的93式扔掉。而整个二战,在战斗中因鱼雷诱爆、导致全舰无法挽救最后沉没或自沉的,就有三隈、衣笠、铃谷、鸟海。

      • 家园

        改善了日本的战略地位之说来自日本自己的资料,这里引用。至于实际作用如何,大家不妨各抒己见。

        • 家园 很怀疑这个日本资料是否正确。

          一般的来说,对华盛顿条约还可以说日本虽然放弃了对美七成的吨位要求,但是由于美英对日本的一些让步(主要是在西太平洋不设防的条例,以及美国事实上没有建造到条约吨位上限),还可以说日本的战略地位实际上是改善了(也就是美英事实上放弃了用军事手段来干涉西太平洋局势的可能性)。 但从伦敦条约上来说,日本没有拿到任何类似的补偿,实在很难说处境有什么改善。从日本海军来说,真正要对美开战的势力成点气候也就是伦敦条约以后。

          至于伦敦条约本身,上次还有一点忘了讲,就是在航空母舰上条约规定10000吨以下的航母也计算在内,补上了华盛顿条约在这上面的漏洞。这样一来,日本人挖空心思造的8000吨半废品龙骧号航母又被计算进日本海军的8万多吨航母吨位里。

          • 家园 我自己的感觉,日本财力已经接近极限

            单纯的去和英美军备竞赛没有胜利可能。这件事在日本的争论确实不小,日本代表加藤回来后夸他的骂他的全有。夸他的无非是因为为日本节省了财政支出,骂他的也无非就是因为条约本身对日本海军确实是一定的限制。实际上两条约在各国都引起过争议,就是您说的“得利”的美国,也有人批评认为对日本妥协得过分。日本人后来自己对那时候的外交方针作了个总结,基本上结论为二战前对类似的妥协方针批判强烈些,二战后则有点过于高看。我手头的资料大都是6,70年代的日本出版物,对此高看些也顺理成章。

            这里就是提供些资料,如何评判当然就是大家各自的眼光了。

            电子赵括:【原创】华盛顿会议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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