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大历史”下的个人 -- 评黄仁宇 -- 蝴蝶
家园 【文摘】“大历史”下的个人 -- 评黄仁宇 作者：刘季伦
来源：时报悦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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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舅的死
一九二八年(2)，黄仁宇（1918-2000）还不满十岁时，清党的旋风，也刮进了他的家乡湖南长沙。他的“钧舅”，也被卷入了。这钧舅，是黄仁宇“五姑外婆”的孩子。当时在清党中被入罪的，不一定经过宣誓的手续矢志当共产党。只要参加过左翼团体的集会，在学校里发过激烈的言论，或只是爱上了具有政治意识的异性，都有遭受逮捕、拘禁、并处以死刑的可能。钧舅就没有逃过这个噩运。
还在读小学的少年黄仁宇，曾经亲眼目睹被押解的一队男女，五花大绑，背上插着「姓名标子”（也就是“犯由牌”），上书“斩决共匪某某”，名字上以红笔一划到底，已经“朱点”(3)过了。为首的人一路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喊得声嘶力竭。后头还有身着水红色内衣的几位二十上下的女子(4)。这些人，让兵押着，走着他们的末路，直到长沙的“教育会坪”。就在那儿，他们被斩首示众。据当时报上的通信，长沙的“铲共空气”，“为之骤张”(5)。
钧舅判刑前，黄仁宇的父亲探监，劝钧舅“自首”。所谓“自首”，除了认罪，还必须招出“同党”两人，以便特务缉捕立功。钧舅执意不肯干这种出卖他人以保全自己的事。他付出的代价，是行刑前的凌辱虐待，以及终不能免的身首异处。
他死了以后，黄家全家上上下下合着瞒五姑外婆。这位老太太在火炉前烤火的时候，空空的双眼看进空空的空里，没人知道她在想甚么。多年以后，黄仁宇回忆少年往事，伤痛地承认：他在这一刻才知道了“生也无辜，杀之何咎”的意思(6)。
当暮年的史家黄仁宇回顾包括这则惨事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史时，却已经“不从道德观念检讨历史”，而改“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了(7)。用他的话来说：“他们视为的道德问题，今日我们可以视为技术问题了”(8)。他主张：“如果历史家不顾及此中情节，立即用道德名义褒贬，只会阻塞从技术角度之检讨”(9)。年老的史家黄仁宇，没有把焦点放在个人的命运之上，他不肯去探讨历史中的个人，在“终极情境”（theultimatesituations）(10)下的出处去就：个人在这茫茫的尘世里，是如何试着尽力去摆脱种种限制与束缚，以负起他该负起的“道德”责任的？谁是加害人？谁是受害者？谁该褒？谁当贬？都不再是他着重的问题了。他不止一次引用 Georges Lefebvre 的话以告人：“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他不能解释事故”(11)。黄仁宇现在已经“与现场愈远，避免了情绪之冲击”；他站在“历史后端”，“综览”了“全部经过”(12)。他终于得到了一个结论：这一切牺牲都是必要的。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更是“经济”的，决没有一点浪费：
我们曾亲临目睹人类的厮杀，既入暮年，更体味到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的真意义(13)。
到底历史也有它的选择性和经济的原则。（[黄氏原注：]亦即是不绝对需要牺牲的时候，不会有人愿意牺牲）(14)。
我们的问题是：暮年的黄仁宇，是不是在某一种意义与某一种程度上，背叛了钧舅？当他跳过了“道德问题”，光从“技术问题”的角度来看待历史时，是不是对钧舅宁死也要坚守的那一点“有所不为”视而不见？当他说牺牲者都“愿意牺牲”的时刻，当他说出：这一切牺牲都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经济的”的时刻；他是站在甚么样的立场上说话？他是不是还与钧舅站在一起？或者，他就像当年在刑场旁指指点点的看客一样，冷眼旁观(15)；只是这一回他选择的用来观刑的地点，是“与现场愈远”的“历史后端”？
黄仁宇史学中的两个层次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惨剧与不幸，岂止于“清党”一件而已？黄仁宇对于这一切，是知之甚稔的；“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他自己其实在这一连串悲剧中，也仅止于身免而已。
对于牵连到钧舅的“清党”，他说：“从人本主义的立场看来，一九二七年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和以后的残暴行动当然是革命过程中之悲剧”(16)；“四月十二日之事变及以后清党之行动诚有其黑暗之一面，无人能为之洗刷”(17)。他当然知道：在这些无休无止的流血、牺牲里，有多少钧舅遭难，又有多少“五姑外婆”望眼欲穿。
可是，“白色恐怖”没完，接踵而至的是“赤色恐怖”：“三十年后共党当权，也仍是中国的母亲受罪遭殃”(18)。黄仁宇根据韩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Fanshen）一书，指出：中共在土地改革中的“农民暴动”与“恐怖政策”，“甚至弄得有些共产党员也为之心寒”。只在一个小小的村子中，就有十来人丧生。依此而粗略估计，全中国在土改中大概就“牺牲了三百万至五百万之人命，内战之死伤数尚且不计”(19)。黄仁宇因此而屡屡借用许倬云的话感叹：“革命不仁，以万物为刍狗”(20)。
然而，对于黄仁宇而言，他曾经耳闻目击的一出出令人不忍卒睹的惨剧，那一股扑鼻而来的血腥气，以及曾经影响过他那一代人大半生涯的种种，决不是偶然的、毫无来由的。这里面总有一些意义，历史书不可能只是“相斫书”而已：
因为这一串事情之发生，影响及于我自己大半的生涯（【黄氏原注：】我们这一代又何人不如此？），我曾对之经过多度的思量与扪心自问。虽然也衷心冲突，前后观感不同，却自始自终从未以为内战之展开总不外双方意气用事，领导人物只为自己权势打算，国民党则全部贪污无能；共产党又一味残暴无人理。要是果真如此则所有的好人全部袖手旁观，中国的国事一直被人垄断操纵，以致误入迷途，一错再错，就四十多年。总之人类的纪录中没有这样简单而又不合理之“历史”(21)。
当日牺牲了十万和百万以上的人命，决不可能仅因少数的人一意为非作乱，其他则盲目附从。尤其因为这种行动所造成的局面几十年后尚不可逆转，更不能轻易的指斥其为一种错误。……(22)
如果一人一时一事不合情理无足为奇。甚至一个团体在一段时间所作事全有未当犹可分说。如果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前后数十年所作事全部错误，那也就难能令人置信了。历史是时间的产物，有累积性。要是我们忽略每一情事之积极性格，亦必误解以后发生情事之真实意义。(23)
那些人间至惨之事，固然无从洗刷：“对改革期间的残虐行动……，我想任何人也无从为之洗刷”(24)；但是，黄仁宇却相信，从个人的、短期的角度来看固属不幸的命运，换个角度，从集体的、长期的角度来看，却有了积极的一面：“个人的踯躅与蹁跹，托之命运。……可是其所代表的是一种群众运动，带有历史性格，又当别论。”(25)只有事过境迁，当我们摆脱了“个人经验”的羁绊以后，这才能找到他所谓的“历史的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26)：“很多事情的真意义，要多年之后静眼冷观才看得明白。当时用道德观念粗率解释的事物，日后从技术的观点分析，必呈现着很大的差异，其根本不同的地方，则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前后一贯，源远流长，超过个人经验。”(27)
略过个人的得失，而着眼于集体的方向；不要自限于短期的历史，而要去观照长期的历史（对于在“革命不仁”中身当其酷的黄仁宇而言，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黄仁宇如此这般再三再四地嘱咐。他劝告史家，应该“甩脱个人的观感”，把焦点放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上：“不少写历史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通常不能甩脱个人的观感，而且感情用事，容易小心眼，用寻常人的眼光去议论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也就是容易忽略后面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28)。
凌驾在个人的命运之上的，是集体的目标；许多从短期看来不合理的行动，长期来看，却都具备了“历史的长期合理性”。黄仁宇相信，他已经在这一切乍看之下毫无意义、纷乱无章，而且往往死伤狼藉、血肉横飞的表象背后，找到了一个更加本质的、也更加真实的东西。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黄仁宇还曾经借用康德的术语“现象”（phenomena）与“超现象”（noumena）来描写这两个层次(29)。
随着黄仁宇分辨历史中的“现象”（“一人一时一事不合情理”）与“超现象”（“发生情事之真实意义”），而进一步发展出来的，是他对“公共意志”与“各人私人意向之总合”之间的分别。
黄仁宇相信卢梭（J.Rousseau，1712-1778）与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所谓的“公共意志”、“共同意志”或“公众之志愿”（这三个词，全都是黄仁宇用来译"general will"一词的用语）(30)。他申言，所谓“公众之志愿”， 是一种“集体生活之真意义”，几乎是一种透明的品质。公众之志愿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它有至高的道德价值和公众精神(31)。
黄仁宇当然不是一个有神论者，但他所谓“公众之志愿”（或称“公共意志”、“共同意志”），所扮演的角色，几乎接近于冥冥之中的“天神”：
这种亘世纪超过人身经验，也透过朝代的筹划，除非我们相信冥冥之中确有天神作主，只能称之为公共意志之所获得的成果(32)。
此处必须留意的是：当黄仁宇使用“国家的灵魂”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公众之志愿”（或称“公共意志”、“共同意志”）时，这个“公众之志愿”，就不是指这个国家中所有个人意志的总合了。因为灵魂与肉体是不同层次的东西，灵魂高于肉体；所以肉体的各个部份的总合，并不等于灵魂。同样的，作为“国家的灵魂”的“公众之志愿”，也与这个国家中所有成员个别意志的总合，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东西。“公众之志愿”高高在上，高于一个国家中所有成员意志的总合；所以，所有成员意志的总合，并不等于“公众之志愿”。黄仁宇引证卢梭的话，点出了这一点：
社会必有其“共同意志”（general will）。共同意志并不是各人私人意向之总合，它有集体性，也有高度的道德价值，所以又必待贤哲如卢梭者才能从中发现。
黄仁宇还指出：俄国的列宁所谓“民主集中制”的真髓所在，就是这种“共同意志”：“其民主是以人民为主体，而必须集中，则只有优秀份子能了解，只有共产党由上致下的纪律才能掌握”(33)。显然，黄仁宇必定会同意：他对于列宁（V.I.Lenin，1870-1924）这套做法的解释，是完全可以施用在毛泽东（1893-1976）的“民主集中制”之上的。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黄仁宇史学中“共同意志”与“各人私人意向的总合”这两个不同的层次。借用黄仁宇自己所使用的“国家的灵魂”的比喻：这两个层次之间的对比，与“灵魂”及肉体这两个不同层次之间的对比，是相对应的。
同样的，当黄仁宇嘱咐史家不要把眼光全部贯注在历史“短期”的不合理性（“一人一时一事不合情理”），而应该着眼于“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发生情事之真实意义”）时，他所谓的“短期”与“长期”，也就不只是时间上的长、短而已。“长期”代表的是历史的本质、“超现象”，而“短期”代表的则只是表象、“现象”；“长期”与“短期”，在黄仁宇的史学里，却是分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
个人的、短期的、“现象”的、“人身经验”的角度是不足为训的。只有从集体的、长期的、“超现象”的、“超过人身经验”的、“灵魂”的角度来看，这才能得其要领。于是，在个人的、短期的、“现象”的、“人身经验”的层次上流淌着的鲜血，都没有白流，所有的“残酷少恩”，也都是必要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一切也决非偶然。即便还有稀少的例外，也只是例外而已：
历史之发展如仅以各人的人身经营评判，有时也确是残酷少恩。中国法家所谓“天地不为尧舜而有亦不为桀纣而亡”的说法也能在很多的场合上适用。可是在长期间里引用着超过人身经验的眼光看来，历史之衍进却不可能全部出诸偶然，到头也仍具备它的合理性。此中的关键在我看来即是黑格尔和卢梭所说“公共意志”（general will）这一观念之不可漠灭(34)。
此处必须点明：黄仁宇得到这样的结论，决不是根据经验上的任何证据，因为经验层次上的证据都不足为凭。他自己也承认，必须在“超过人身经验”的层次探寻，“在长期间里引用着超过人生经验的眼光”，这才能探骊得珠。
如此这般，黄仁宇攀上了“超过人身经验”的、“超现象”的、“灵魂”的、长期的层次，高高在上，俯瞰芸芸众生。也只有在那个避风港里，他的心灵，才能躲过从“人身经验”的、短期的、“现象”的层次飞溅过来的钧舅的血。从那个高处看来，一切血肉横飞，都染上了神圣的色彩。所有的鲜血，没有一滴枉费；倒全都是为了完成那伟大的目标而流的。这是暮年的史家黄仁宇的一出“神圣的喜剧”（The Divine Comedy），他躲在那个高处，为一切鲜血找到了理由；他的伤痛，也化成了欢欣。
随着黄仁宇从“人身经验”的、短期的、“个人”的、“现象”的层次，登上了“超过人身经验”的、长期的、“集体”的、“超现象”的、“灵魂”的层次时，黄仁宇的史学研究，也从经验科学渐渐转入了另一个方向：一种历史哲学──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35)的历史哲学渐渐成形了。在这一个哲学的层次上，黄仁宇自己也承认：并没有“实切的证据”以为“凭借”(36)。但他仍然相信：只有在这一个层次上，才能够看到历史的真象；也只有在这一个层次上，可以体味到“大历史”的“无穷尽的美感”(37)。对于黄仁宇而言，“大历史”式的探讨，最后甚至已经接近了神学的领域：“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像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38)。尽管黄仁宇已经警觉到：“再进一步的讨论属于神学。要是我逾越这界线，则要违背我研究历史讲解历史之初衷了”(39)。但他耽溺于那几几乎接近于神学的感悟与领略，却是无庸置疑的。
这两个层次之间，并不是紧密地贴在一起的；“超现象”的层次，像是一层浮油般，浮在“现象”层次的水面上。而个人则好比是水中的游鱼，对于水面之上的光影（指“大历史”的意义），只能见得模模糊糊。也因此，在黄仁宇的史学中，个人就不是俯仰于这个“大历史”之中，倒其实是俯仰于这个“大历史”之下的。在这个“大历史”之下，个人的命运如何，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中国的长期革命”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公共意志”（黄仁宇会说这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灵魂”）贯注的所在，就是“中国的长期革命”(40)。
一切都是为了这场“中国的长期革命”。因为是着眼于“长期”的层次，所以这也是就“超现象”的、集体的、“灵魂”的、“超过人身经验”的层次而为言的。千回万转、万流归宗，都汇成了这一场“中国的长期革命”；九死一生、间不容发，全是为了成全这一股“公共意志”：
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也出于一种公众之志愿(41)。
黄仁宇相信：“中国的长期革命”，便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为甚么中国需要“长期革命”？黄仁宇首先从地理说起。他指出：中国的腹地与北亚草原之间，有一条“十五英寸的等雨线”。在此线以北，年雨量在十五英寸以下，无法经营农业，是游牧民族出没之地。在此线以南，则可以种植各型作物，是农业民族居住之区。游牧民族每遇饥荒，就只能南下牧马。农业民族为防备边患，就沿着这条等雨线修筑了长城。为了防卫这条两千多哩的国防线，中国又不得不发展出中央集权，以动员人力物力。黄仁宇指出：中国横亘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体制，正是“中国地理的特殊情形”所造成的。
这两千多哩的国防线，因为太长，所以无法采用“精兵主义”，在“动员作战人事后勤”时，只能“以数量重于质量为宗旨”。军政既如此，民政也只好同样笼统处置了。“纯朴雷同成为最先考虑的因素”(42)。
这种“数量重于质量”的“宗旨”，在明、清两代，更是变本加厉。数百年以来，形成了这样一套体制：
明、清帝国财政与税收之设施，简言之，即不设中央银柜。户部负责中央集权之监督而不承当各地之执行。全国以无数之税收机关与无数之开销机关对排（如所有之县皆为税收机关，所有之千户所有如现代军队之团部或营部者皆为开销机关）。用椿数极多而每椿数量至少之银物侧面交纳收受，无中层之综合分配，亦不受民间经济之诱导与牵制。
这正是中国无法形成原始资本累积、无从产生资本主义、且无由发展出一套现代式民法的原因：“因着是项安排，公私财物始终无法集中，带服务性质之事业，包括现代性格之民法无从发展，统计不能着实，具有现代性之大规模商业亦因缺乏支撑不克登场”。而各级政府，也只能率由旧章，维持住一个衙门的规模而已：“政府受各种条件限制，也只能维持传统衙门性格。十九世纪虽有改革，也仅能在局部作肤浅之修正，而不及动摇其基层之体制”。结果是：“一方面人民收入低薄，一方面整个国家与社会缺乏有效之组织结构”。中国现代史上面临的一切问题，都源自于这一套旧体制。所以黄仁宇说：“日后毛泽东提出中国之‘一穷二白’，实源于此数百年一息相传之体制。”(43)
黄仁宇的主张，其实是一套地理决定论。依他看来，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都是由它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中国人循着历史的惯性而发展，一直无从摆脱这种地理条件的限制。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洋文化的冲击，中国才开始试着摆脱这一套旧体制，而展开了“中国的长期革命”(44)。又由于中国传统上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得中国在“改造或调整而接受西方体制”时，无法像印度一般，走和平的路线，而不得不采取“革命”的暴烈手段(45)。
现代中国，必须“脱离旧式农业管制之方式，进而采取商业原则作为组织结构之根本”。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各事一成不变，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有如中国传统所标榜之‘尊卑、男女、长幼’的秩序”；现在那一切必须根本变革、脱胎换骨，以转成这样的新社会：“商业着眼于广泛之分配，务必促成社会内各事物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所以在‘权利与义务’之大前提下，人与人之关系为多元，自此也才谈得上自由平等”。
黄仁宇指出：这场推动中国从农业社会步入商业社会的“长期革命”，必须分三个步骤来进行：
1.首先即须创造一个高层机构；
2.次之又要翻转社会之低层机构，以便剔除内部阻碍交换之成份，使各种因素统能接受权利与义务之摊派；
3.然后才能敷设上下之间法制性之联系，构成永久体制(46)。
“中国的长期革命”，就是按照黄仁宇所说的这三个阶段而进行的：
1.国民党与蒋介石（1887-1975）因着抗战替中国创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
2.中共和毛泽东则因藉着土地革命翻转了大陆农村的低层机构。
3.于今邓小平（1904-1997）等人则因着经济改革，有重新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之趋向(47)。
只有完成了这些工作以后，中国才能够发展出一个“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48)。
黄仁宇相信：中国的这一场“长期革命”，其实并不是孤例。在空间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必须经过这样的发展：“我已发觉到近代国家的革命，统有共同的程序，即上面要重创高层机构，下面要翻转低层机构，从中还要新订上下之间法制性的联系”。这种革命，是举世皆然的。在时间上，则“这样的改造少则三、五十年，多则近百年或超过一个世纪”(49)。“中国的长期革命”，只是这普世的变革中的一环而已。
“中国的长期革命”，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转为现代社会的一个过渡。这个过渡，黄仁宇喻之为一个“长隧道”。对于浸淫于传统日久的中国人而言，走进这个长隧道，本不是自觉的选择；但走出这个隧道，则是“公共意志”（或称“共同意志”、“公共之志愿”）贯注的目标。所以黄仁宇说：“进入这长隧道，不是我们公众之志愿，而瞻望隧道前面的光乃是我们公众之志愿”(50)。
“大历史”下的“历史的‘经纪人’”
在这个“长隧道”里，个人被局限在“现象”的层次上。个人无从在主观上，认识“超现象”的层次上历史客观发展的方向。只有当事过境迁，在我们走出了这个“长隧道”以后，才能沐浴在“隧道前面的光”里，看透这“长隧道”在“超现象”层次上的意义，从而认清这一切所为何来。换言之，穿过这“长隧道”，也正是我们摆脱“现象”层次里茫无所知的状况，从而得到“超现象”层次的了悟之过程。黄仁宇显然是同意黑格尔的看法的(51)。他相信：活动在“历史之前端”的人，“虽领导人亦无法获知其行动的实际意义”；“无人能做历史的主宰，纵是伟大人物，也不过是历史的‘经纪人’”而已(52)。只有当事过境迁以后，我们这些有幸生在后世的人，才能够有足够的后见之明，从短期的、“现象”的层次，看出历史长期的、“超现象”的意义。如黑格尔所说的：“米诺娃的猫头鹰（指我们对历史的后见之明），只有当夜幕降临之际（指整出戏剧落幕，也就是当我们走出历史的“长隧道”时），才会振翅飞翔”(53)。
在这个“长隧道”里，乃至于在一切人类的历史中，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受限于过去的历史条件。在上文中已经谈过，黄仁宇指出：地理因素造成的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对抗，促使中国形成了历朝历代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近、现代史的阶段，正因为这套“中央集权体制”的制约，使得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了推翻这套“中央集权体制”，无法像印度一般，以和平的、非战的步骤缓步进行，而不得不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如果把黄仁宇所说的这一切因果关系串连起来看，中国近、现代史上随革命而来的一切惨烈的事迹，其“第一因”（First Cause），就是中国的地理条件──“十五英寸等雨线”。
在这些历史条件的限制下，中国展开了它的“长期革命”。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的‘经纪人’”的蒋介石或毛泽东，乃至于其他一切人物，都只能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走一步是一步。
晚年的黄仁宇，根据这样的“预设”（assumptions），投注了极大的精力，著成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黄仁宇指出：蒋介石受制于他四周的环境──“当时剩余之失业人口与流通各地之军械可谓俯拾皆是。有能力之冒险家如能筹备相当数量之粮食与弹药，不难瞬息成军，此亦军阀逞凶无可遏制之一大主因”。而这又是由当时中国的特殊形势所造成的：当时西方的“军事科技容易输入”，但中国却缺乏足以“控制此种力量之政治体系”，这样的政治体系，还有“待长时间之培养方能成熟也”。在这样的条件下，蒋只能“以人身因素拉拢部下，用升官发财为饵培植个人势力”；换言之，就是自己也当个军阀。黄仁宇相信：中国当时的条件，使得蒋无从“绝对杜绝军阀，使部下丝毫不沾染其气息”，也无从“与江浙之商界保持距离”。谁要是要求蒋在那样的情境下，还能够“保证其运动之纯真”，谁就是“天马行空”，“不识时宜”、“不了解革命行动之真谛”。蒋只能按照他已经做过的做法去做，除此之外，别无出路、也别无可能(54)。
依黄仁宇看来，毛泽东也不能例外。毛的一切决定，也都是时势所逼、不得不耳。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土法炼钢”，就是如此：“毛泽东阅及土改的报告，才能实切体会问题的复杂与严重，他之被逼得无出路，可以从‘后院炼钢’的情形看出”。在毛治下，中国人民在人民公社中“吃大锅饭”，在文革期间的“穿蓝布袄”，全都是迫于形势、无可奈何(55)。
甚至连“营私舞弊”，也是时势所迫。黄仁宇不止一次指出：“在若干情形下非如此营私舞弊即不能生存”；“贪污之由来乃是预算不足以覆盖应当解决的问题”(56)。当黄仁宇说出这样的话时，他当然不是不知道孔、宋财团贪污到了甚么样的程度：“此时驻华大使高思亦提出报告，云中国集结大量外汇。财部消息内中八千余万美元，已置入孔令侃等私人帐户”(57)。没有人能否认：黄仁宇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在他的文字中，却从来没有分辨过“非如此”“即不能生存”的贪污，与货真价实的贪污有何不同。
难道除了被动地因循、迁就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外，“历史的‘经纪人’”就不能主动编订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计划，再依次施行么？黄仁宇承认在理论上有这样的可能。他以蒋介石在抗战以前的政策为例。他指出：这些政策，是取法于 R. H. Tawney（1880-1962）之建议：“先开发长江三角洲，使其成果分润于内地，亦使工商业之发展分润于农业”。但这也只是理论而已；在现实上，中国的内忧（“中共领导之农民暴动”）外患（日本的侵略）始终不断。于是就无从就解决土地问题下手了。
换言之，理论上，只要当时的中国没有内忧外患，那么，蒋介石的计划就不无成功的可能。然而，依黄仁宇看来，这又是决无可能的：在内忧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旧式农业管制之方式”，及与其紧密相关的“中央集权体制”所留下的种种弊病，“农村问题”不断“恶化”，“中共领导之农民暴动”遂因而无法遏止(58)。在外患方面，“日本不甘心中国民族意识之高涨，以及蒋所揭橥之‘平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诸般要求，已成为一种长期间及历史上之趋向，并非领袖人物之争辩与折冲所能左右”(59)。而日本对于中国的做法，又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所难以避免的。作为一个新兴的近代国家，由于日本的历史条件，使得日本在改革上比中国要容易得多；但这样的国家，通常不得不把一部份的问题“外界化（externalize the problem）”，以致于“引起兵连浩劫（伦按：似应为“兵连祸结”）的国际战争，最后玉石俱焚，也并未占到便宜”(60)。中国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与日本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交会在一起，这才“成为一种长期间及历史上之趋向”，而且这种趋向，不随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从黄仁宇的种种分析看来，一切都是必然的，一切都无可回避，不会再有别的可能。
既然人的下决定的能力、人的自主因素、人的自由，在黄仁宇看来，是如此这般微不足道；那么，在历史上真正作主的，就不是任何一位“领导人物”，而是黄仁宇所谓的“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了。即便是“领导人物”，也“只能因时就势”而已(61)。
那么，在这种客观的历史趋势之下，作为“历史的‘经纪人’”的这些人物，他们在主观上又么想呢？
“历史的‘经纪人’”本身，正是过去的历史之产物。他们固然怀抱有对于未来的“企图与愿望”（这其中又有“创造及理想的成份”），但他们同时又具有“自私、惰性和憧憬于过去的习惯”的倾向，黄仁宇甚至使用基督教中“原罪”（original sin）这样的字眼来为此类倾向命名(62)。正由于这些“历史的‘经纪人’”的“原罪”，所以，当他们怀抱着对于未来的“企图与愿望”时，他们会被自己的“自私、惰性和憧憬于过去的习惯”所拖累。而历史的发展，就是这两方面（对未来的企望与对过去的沉溺）互相作用的“合力”所造成的结果(63)。
黄仁宇指出：要求那些“前面没有逃脱旧社会的遗毒，后面见不到新社会的光辉”(64)的人──当然也包括蒋介石与毛泽东──，能够依照我们现在所接受的规范行事，就好比是“汽车尚未发明，即在街中装上红绿灯，期望各人严守交通规则”一般。背负着「原罪”的他们，只能“暗中摸索”，只能那般行事(65)。
因为这些“原罪”，“历史的‘经纪人’”，是无从理解自己的历史角色的。在“中国的长期革命”这个“长隧道”里，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对于这场长期革命的历史意义，都只能见个依稀仿佛而已：“蒋先生与毛先生行动于历史之前端，他们不可能和我们一样站在历史后端综览全部经过”(66)。历史赋予他们一个他们自己无从索解的任务，即便他们努力承担，却仍不明所以：“当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须（伦按：“须”应为“需”）要全部改造的时候，历史所赋予个人的任务，可以和各个人的观感完全不同”。换言之，身陷在“现象”界的“历史的‘经纪人’”，他们本身的感受，是会与从“超现象”界的、“大历史”的角度所看到的真正的意义，毫不相干的。如果他们猜到了“历史的意义”，那只是运气好、偶合而已；而即使他们的“胸襟抱负”与这“历史的意义”“完全相违”，那也没有甚么关系──他们仍不失为是“历史的‘经纪人’”(67)。
这些“历史的‘经纪人’”“瞻望”着「隧道前面的光”。作为“历史的‘经纪人’”，他们对于自己的行动，尽管不能“洞察”其“实际意义”，但仍会“较旁人所知略多”，──也仅止于此而已(68)。于是，他们承担起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任务”；在四周条件的限制下，他们也的确各自成就了一番事业。可是，受制于他们的“原罪”与四周条件的限制，他们的事业，往往也只能是阴错阳差、误打误撞的结果。只是运气好，偶合而已。
黄仁宇谈到他在阅读蒋的日记时的领悟：“我最近几年有机会仔细阅读蒋介石日记，他不仅对国事无全盘计划，连北伐的成功也是‘将错就错’，对日抗战更无胜利的把握，只有‘孤注一掷’，有时他尚说出，如战败国亡，亦可‘保全国家之人格’”(69)。“历史的‘经纪人’”蒋介石，在这个“长隧道”里，既无法纵览全局，也就只有“将错就错”、“孤注一掷”了。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所进行的土地改革，也是“中国的旧社会已至山穷水尽”(70)后势所必至、不得不耳的结果；只能走一步是一步，无从事先筹划：“中共之土地政策，也不能算是依预定之方案有秩序的做出”(71)。“起先发动于身患梅毒、吸白面，带有土匪性质的流氓。他们进入村庄之内，鼓动村民造反。起先无非以威迫利诱的方式，弄得多数的农民个个下水，当时‘打土豪分财产’的办法，甚至弄得有些共产党员也为之心寒。然则这还不过是一种初步的程序”(72)。在革命中，这类暴力是无从避免的。黄仁宇显然会同意毛泽东的一段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73)。但到此为止，革命尚未成功：“一到这村庄已被掌握，内外威胁消除，有适当教育的中共人士才整批进入。痞子也好，革命先锋也好，他们的作为又全部被检举”。如此这般，前前后后“牺牲了三百万至五百万之人命”(74)在这以后，才能大体步向正轨：“再度分田时，也不计较过去功罪，而确实讲究合理合法。当初鼓励农民为原始的动物，这时才重新教导他们为善合群”。也才能在最终“造成一个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所以以后成立人民公社、最近的承包制就轻而易举”(75)。黄仁宇强调：毛泽东完成的这些工作，并不是根据长远的计划，依次进行的：“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策划”。也就是说：毛所完成的一切，正如蒋介石一般，也是“将错就错”、“孤注一掷”的结果。其实，所有历史上的变革，都很难有“通盘的打算”，都只能是“摸石子过河”的结果(76)。
无论是毛泽东，抑或蒋介石，尽管由于他们的“原罪”，他们并不能够理解整个“历史的意义”，尽管对于肩负的由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他们也未必可以恰如其份地掌握；但这并无碍于他们能够完成历史交付给他们的任务。黄仁宇赞许他们“各对中国有空前的贡献”(77)。只是，他们的“贡献”，必然是在迂回曲折、徘徊往复的过程中达成的。在“中国的长期革命”这个“长隧道”里，“历史的‘经纪人’”，像瞎子一般，“暗自摸索”，跌跌撞撞、踉踉跄跄，迈向前去。
然而，这些“历史的‘经纪人’”身上的“原罪”，却是完全必要的。这些“原罪”（“自私、惰性和憧憬于过去的习惯”），使得他们把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看成是自己的事业；把公共的事务与自己的利益混为一谈。只有这样，“历史的‘经纪人’”才能够坚持下去。以蒋介石为例，“他的国家体制既是苦心孤诣忍辱负重的构成，他不得不相信任何向他挑战之人物及派系皆具有破坏及捣乱性质”。“对他个人讲，所保全的是他几十年奋斗之成果或仅是自己名位”，“没有实质差别”。黄仁宇指出：“在很多情形之下，这些因素早已凝聚为一”(78)。“历史的‘经纪人’”身上的“原罪”，正是“大历史”操弄、摆布他们的诱饵。
但也由于“原罪”，这些“历史的‘经纪人’”，对于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够有正确的认识。他们往往互相敌对。但从“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之角度看来，他们其实都是“中国的长期革命”中必要的因素：“琦善、耆英与曾国藩、李鸿章的立场不同，而中兴名臣的志向也和康、梁百日维新的人物有很大的差别”；但这无碍于他们在一场不自觉的“接力运动”中承先启后(79)。蒋介石与毛泽东“表面看来”，“继续着他们终身之仇怨厮杀，或者不出于国共两党之权力斗争”；然而，“实际其在历史上长期之功用，则已超过交战者企划之外”。这一对你死我活、誓不两立的仇家，从黄仁宇“大历史”的角度看来，却是交光互映、相得益彰的搭档。他们两位一前一后，不自觉地共同完成了中国“体制上之改造”(80)。黄仁宇指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各种事迹，“粗率看来它们好像矛盾而互相冲突，其实则当中纵有局部之反覆，而终归成直线或至少成梯次的前进”(81)。有时候，历史已经展开了新页，这时候就需要新的“历史的‘经纪人’”来承担下一阶段的工作了。当蒋介石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任务”后，就只有功成身退。因为，下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其“程序”对于蒋介石或国民党来说，是“不可想像”的，“其逻辑就与他们的立场完全相反”。这时候，就只有让毛泽东与共产党来接手了(82)。
也正由于他们的“原罪”，这些“历史的‘经纪人’”，不能看清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都是无可归罪的（在黄仁宇的大量文字中，我所见到的唯一一段归咎于人的话，是把明清以后“数百年一息相传之体制”，说成是应该“由朱元璋负责”。不过，从黄仁宇全部的著作来看，我不觉得这段话可以当真）(83)。他们彼此攻击，“在找不到适当的对象对这两、三百年负责时”，“交战者隔着远距离呼叫对方为犯为匪”，他们相信一切错误都是对方造成的；于是只能以“暴力的方式”来进行“中国的长期革命”(84)。但奇妙的是：这类看似毫无意义的对敌与厮杀，依照黄仁宇的观察，却也助成了历史的发展。以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为例：“即使人身站在敌对方面，毛泽东之土地改革亦须蒋介石在此方加压力才能遂行”。只有在蒋与毛的战争状态中，毛的“群众运动”，才能够进行下去：“那种群众运动全靠对外隔绝，以战时动员之背景作支撑”(85)。就此而言，这样的杀伐也还是必要的。
然而，黄仁宇还是承认：有些历史上的不幸，确实是“多余与过剩”的、是“额外”的。而这仍然是“历史的‘经纪人’”的“原罪”造成的恶果。黄仁宇引证黑格尔的说法：“历史的‘经纪人’”无从“洞察其行动的实际意义”，也“没有见及需要改变的范围之大”；“他们总以为自己所能掌握的局面，即是一切问题的终结”。他们彼此怪罪，指责对方才是罪魁祸首：“他们用道德的名义，标榜着至善与至恶，有如司马迁之论法家‘其极惨??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正是“这一念之差”，“才在人世间造成很多额外的痛苦”(86)。
更重要的是：当这些“历史的‘经纪人’”已经大体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以后，他们却还没有察觉到已经事过境迁了。他们仍旧顺着「自私、惰性和憧憬于过去的习惯”的倾向，继续做些已经不合时宜的事。以毛泽东的土地革命为例，“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土地革命中的平等观念不过是过程中的策略，藉此以扫除过去放债收租束缚经济发展的桎梏，树立一个新社会之基点”。但在这场土地革命成功以后，毛却仍旧沉溺在过去：“但是毛始终不能放弃全民吃大锅饭穿蓝布棉袄之原始的平等观念”。因此而有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为着保持这理想，他不恤发动文化大革命”。而这又形成了下一阶段改革的限制：“使当初他自己领导农民暴动之余焰又在城市里燃炽十年，也阻挡着下一段的改革”。于是，历史的限制又开始在历史的限制之上陈陈相因。──历史总是在这陈陈相因的限制之下展开的。这些陈陈相因的东西，会一直积累下去、也会一直影响着我们的行程，直到这整个宇宙烧尽了它的最后一吨燃料的那一天。
可是，甚至连这种“多余与过剩”，对于历史的发展，也还是必要的。这样的“多余与过剩”，走到了极致，物极必反之下，就突显了历史已经“更换主题”，必须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只是有了蒋与毛的‘多余与过剩’之行动，历史之更换主题反弄得非常明显”(87)。就此而言，所谓“多余与过剩”，就不能全算是“多余与过剩”了。
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都只能按照已经发生过的方式发生。即使可能有微小的不同，也无补、或无碍于大局。是的，大致说来，一切都是无可避免的。有一些太天真、“太理想”的人，他们也设想过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悲剧可以“完全避免”：“有些人认为这事可以完全避免。路易十六实在是一个好国王，法国已经在改革，在组织上已经朝英国的方向走……”。可是，历史已经按照它发生的样子发生了：“我忖想：既有巴士底的暴动、马赛歌、山岳党和平原党，又有外国的干涉，要想整个避免法国大革命，未免太理想”。而且，说到底，这一切又是完全必要的。革命促使“法兰西能在数字上管理”，这才是“剀切而不易辩驳的事实”(88)。
就在这里，黄仁宇所谓“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已经发展为“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了(89)。在黄仁宇看来，甚至连日本的侵略，对于中国的下一步革命，也有促进的作用。他引述毛泽东的话：“日本之侵略行动适足以促成中国之改造与解放”(90)。无巧不成书，历史的发展歪打正着；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不但是难以避免的，而且也都是必要的。
就在这里，黄仁宇爱上了（或起码是接受了）他自己──乃至于钧舅、乃至于他那一代人──所遭逢的一切苦难。因为这一切苦难不但无从避免，而且也都是必要的；是为了完成“中国的长期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从长程的、“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切苦难最后都是有益的。如上文所说的，这正是黄仁宇的“神圣的喜剧”。黄仁宇的魅力，也可能就埋藏在这里：──去爱无可避免的苦痛，或起码是接受它，如黄仁宇所说的：去“接受历史之仲裁”(91)。──对于那些面对着历史上层出不穷的苦难目瞪口呆、黯然神伤的人而言，这正是心灵上的止痛剂。
尽管如此，我仍然要说：这止痛剂有麻醉的副作用，它会使我们看不清人类所面对的处境。
人的自由
黄仁宇笔下的“历史的‘经纪人’”，其实只是历史的傀儡而已。黄仁宇显然同意托尔斯泰（Leo Tolstoi, 1828-1910）的看法。这些“历史的‘经纪人’”，往往自以为是“主宰”，其实他们只是“天命”摆布与“命运”“安排”的傀儡：
他们的失败固然是瞎闯的结果，即使成功也属侥幸，其他各人也只随着局面的展开，好像以本人意志作主行事，其实则受环境及个别性格支配，又实系天命。于是茫茫之中，另有主宰。
个人的行动好像自己作主。但是每人的环境不同又系命运的安排。而对付不同的环境所采用的决策也各按一定的规律(92)。
这些“历史的‘经纪人’”，既因为他们的“原罪”，无从掌握他们自己行动的“历史的意义”；又复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出许多他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也因此，黄仁宇史学中“历史的‘经纪人’”，就只是一些任由机运与限制摆弄的人了。一切都是必然如此，他们只是循着早已经由他们本身的“原罪”与他们四周的条件所安排好的轨道行事罢了。在“大历史”之下，这些“历史的‘经纪人’”按照由“大历史”早已撰写好了的脚本行动着，却不能算是真正的行动者（真正的行动者是“大历史”）。在黄仁宇撰写的“大历史”里，也就只能存在着未能实现的意图，寻觅着行动者的行动，以及不系属于任何主词的动词了(93)。他的史学之中的角色，只能算是一些影子与傀儡。如同T. S. Eliot诗句中描写的“空洞的人”（the hollow men）一般：
我们是空洞的人，We are the hollow men
我们是填塞的人，We are the stuffed men
……
只有轮廓而无形体，只有影子而无色彩；Shape without form, shade without colour,
瘫痪了的力量，毫无动作的姿态……。Paralysed force, gesture without motion.(94)
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能够责备他们呢？傀儡或影子是无从责备的。唯一可以归罪的，只能是那在后面操弄一切的“大历史”。但我们又怎么能够怪罪历史呢？真要怪罪的话，只能怪罪我们自己生不逢辰。而这又算是甚么说法呢？黄仁宇于是只能伤心地对自己的母亲──乃至于“和她同一代的母亲”（当然包括了“钧舅”的母亲“五姑外婆”）──承认：
我如何能对母亲说，“妈妈，只怪你出生不凑巧，前面没有逃脱旧社会的遗毒，后面见不到新社会的光辉”呢(95)？
既然一切都是必然如此，没有别的可能。人的行为，因此就如同自然现象一般，无可指责。谁要是批评毛泽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行动，那就像是指责伽玛射线（gamma-rays）一般，是可笑的、无谓的(96)。就此而言，钧舅的死，不能怪罪于任何人。只是他身不逢辰，一至于此而已。这正是黄仁宇的史学中令人不安的弦外之音（implications）。
没有人能否认：黄仁宇的一些观点，确实含藏着许多真知灼见。我们有谁能够否认：人类的行动，受制于许多条件，所以从来就不是完全自由的？谁能够否认：我们身上充满了许多黄仁宇所说的那种“原罪”？又有谁能够否认：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类，确实无从掌握历史长流的意义？
然而，另一方面，黄仁宇的史观，却也充斥着许多令人不安的弦外之音。比如说：如果我们的所有行为，都受制于四周的条件，而且，恰恰就是这些限制（无论是内在的抑或外在的），逼促着我们不得不去杀人放火，那么，我们还必须负些甚么责任？
黄仁宇显然也意识到他的“大历史”中的这些问题。他自己说：“这样的说法，好像近乎宿命论（fatalist）；也好像是说，将要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与各人的存心没有关系，甚至与人无涉”。但他强调：“其实也并不尽然”(97)。奇怪的是：对于这么重要的问题，他却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让人信服的解释。从他的语气看来，尽管“并不尽然”，但大体而言，人的行为，似乎仍然是被决定的；仍然是“各按一定的规律”，仍然“受环境及个别性格支配，又实系天命”。
像黄仁宇这样的说法，除了用来解释早已发生过的历史之外，谁会据以用来面对当前的问题呢？诚然，只要我们穷究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因果关系以后，我们就可能会得到“一切发生过的事件，都是无可避免的”这样的结论。而当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以后，我们也就无从把任何事情归咎于任何一个人了。此所以A. Ayer（1910-）会说：“理解一切，就是宽谅一切”(98)。
然而，人的处境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在面对当前的问题时，也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四周的环境之上，把我们自己的选择都说成是情势所逼、不得不耳；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再殚精竭虑、想方设法，去走比较合宜的路、去选择牺牲较少的手段了。我们很难想像，黄仁宇的这些说法，可以用来当作处世的方针。他对历史的解释，倒像是一个罪犯，在法官面前，把一切犯行，全都推到社会的迫害、儿时的不幸等等之上；而且，这罪犯还会说他的犯行最终仍旧产生了良好的、令人满意的作用。尽管这套说法也许不是全无道理，但总让人有卸责、狡辩的感觉。
在一切限制之外，在当下这一个时点上，我们总还有一点可以称之为“自由意志”的东西。正是这一点可怜的“自由意志”，使得我们在种种限制之下，仍然坚持去做该做的事；也正是这一点“自由意志”，使得钧舅在牢狱之中，不愿意以出卖别人的代价，来换取自己的免于斩首。我们诚然不能够把这点“自由意志”估计得过高；但如果把它低估到像黄仁宇那样的程度，那就是为自己卸责的狡辩了。无论如何，人类所面对的种种限制，并没有宽纵我们以恣意妄行的权力。
自由总是可能的。无论人的历史处境加之于他的所有限制，也无论“原罪”、折磨、死亡。在面对这一切“终极情境”时，人的自由也总还是可能的。在疲累不堪、忧惧交加、又不明前路的时候，我们还是必须承担起正确抉择的责任。这正是人类在每一刻所面临的处境。难道不正是在种种似乎无法抗衡的限制之前，人的自由，才能显现出它的强度吗？ 这也正是钧舅以他的死给我们留下来的启示。而这启示，正是黄仁宇在他的史学中忘记了的。
也许我们对黄仁宇已经做了太多的责备。对于黄仁宇而言，他只是为了逃避那终其一生纠缠着他的、由那些苦难所带来的伤痛而已。然则，到了最后，人类史上那些排山倒海而来的苦难，到底具有甚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说到底，也许这根本就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回答的问题了。这已经介入了信仰的层次。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只是：在四周重重的限制之下，在每一个该下抉择的时刻，负起我们当负的责任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减少、甚至消除那些苦难。这样的劝告，尽管只是老生常谈，却仍是历久弥新的。
注释：
1. 这篇文字的写作，曾受惠于我与以下几位友人的交谈：彭明辉、薛化元、刘祥光、阎鸿中。在这些讨论中，有时他们谈言微中，有时他们机锋毕露。这些都帮助我对此处所讨论的问题想得更周全，并看得更明白。谨此致谢。又，兹篇文字总是有些缺点的，这当然是我个人的责任。
2. 黄仁宇的回忆并未记下时间。这里的年代，是根据鲁迅的一篇文字大概推断出来的。参看鲁迅：《三闲集?"铲共大观"》，《鲁迅全集》16卷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第4 卷，页105-107。
3. “朱点”，也就是签发了死刑执行令。参看郭建：《帝国缩影--中国历史上的衙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页114、页235。
4. 根据鲁迅的记载，这些女子里，有些只是十六岁、甚至十四岁的孩子。参看鲁迅：《三闲集?"铲共大观"》，《鲁迅全集》，第4 卷，页105-107。
5. 鲁迅：《三闲集?"铲共大观"》，《鲁迅全集》，第4 卷，页105。
6.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8），〈母亲〉，页105。
7.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1），〈为甚威尼斯〉，页215。
8.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8），〈蒋介石的历史地位〉，页269。
9.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4），页57。
10. 我借用了Karl Jaspers的用语。参看Karl Jaspers著，亦春译：《悲剧的超越》（Tragedy Is Not Enough）（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页74。
11.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1），页340；另见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81。
12.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439、页7。
13.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里昂车站的会晤点〉，页280。
14.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蒋介石的历史地位〉，页261。黄仁宇这一段话，是针对在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下丧生的三、五百万人而说的。从他的文意看来，似乎是说：这三、五百万人，是在“绝对需要牺牲”的时刻，“愿意牺牲”的。
15. 湖南长沙在清党“铲共”时，民众围观的情形，鲁迅根据当时《申报》的〈长沙通信〉，有生动的描写：“我一读，便仿佛看见司门口挂着一颗头，教育会前（伦按：也就是黄仁宇提到的“教育会坪”，钧舅的死所）列着三具不连头的女尸。而且至少是赤膊的。……而许多‘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再添一点蛇足，是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参看鲁迅：《三闲集?"铲共大观"》，《鲁迅全集》，第4卷，页105-106。
16.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73。
17.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56。
18.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母亲〉，页106。
19.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257、页261、页441、页445。
20.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73；并见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为甚么威尼斯？〉，页210。
21.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内战〉，页79-80。
22.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玉垒浮云〉（序），无页码。
23.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446。
24.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母亲》，页111。
25.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为甚么威尼斯？〉，页212。
26.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为甚么威尼斯？〉，页211。
27.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里昂车站的会晤点〉，页274。
28.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怎样读历史〉，页188。
29. 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页472。
30. “公众之志愿”一词的译法，见黄仁宇：《近代中国之出路》（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5），〈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页80-81。“共同意 志”一词的译法，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页415。“公共意志”一词的译法，则见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玉垒浮云〉（序），无页码。
31. 黄仁宇：《近代中国之出路》，〈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页81。
32.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玉垒浮云〉（序），无页码。
33.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页415。
34.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玉垒浮云〉（序），无页码。
35. 黄仁宇的一册中文书《放宽历史的视界》，英文本的书名即是China: A Macro-History（《中国的大历史》）。
36.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玉垒浮云〉（序），无页码。
37.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关系〉，页20。黄仁宇在这里谈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一书中的历史哲学：“作者否定拿（破仑）及俄方将领是大事中的主宰。他们的失败固然是瞎闯的结果，即使成功也属侥幸，其他各人也只随着局面的展开，好像以本人意志作主行事，其实则受环境及个别性格支配，又实系天命。于是茫茫之中，另有主宰。如果读者要穷究当中意义，则只能看出，天地之间混如一体，内中只有无穷尽的美感”（出处同上）。黄仁宇对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是怀有相当程度的同情的。当然，黄仁宇与托氏还是不同的。他没有托氏“茫茫之中，另有主宰”那种基督教式的气味；黄仁宇事实上是以“公共意志”取代了托尔斯泰的上帝。这一点在上文中已经谈到了。
38.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页471。
39. 黄仁宇：《近代中国之出路》，〈中国近代史的出路〉，页54。
40.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6。
41. 黄仁宇：《近代中国之出路》，〈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页81。
4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页154-157。可以与中国相对照的是印度。黄仁宇指出：印度由于是“囊袋地形”，北方外来民族之入侵以渐不以顿；所以“历史上无组织常备军长期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事例，如是缺乏中国式的中央集权体制”。而这又促使印度的现代化，无须蹈中国之覆辙。不必像中国一般，为了推翻专制政体，而动用大量的暴力：“印度未走上这剧烈的道路，一方面固然由于反暴力和非暴力的传统，一方面也由于背景上缺乏如中国中央集权、政教合一的体制，足以作为革命的对象。英国可以用不合作的方式使之退转，苏联与美国可以与之周旋，既未在行动之中产生一种新的军事管制力量，那也就可以直接进入民主体制，让全民投票直接选举了”。见黄仁宇：《关系千万重》，〈印度教与原核威胁〉，页253、页262-264。依黄氏的“地理决定论”，地理条件的差异，不但使得中国与印度现代化的取径大不相同，而且还使得现代中国与现代印度一为共产极权国家，一为民主国家。
43.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67-68。有趣的是：黄氏在使用“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一词时，似乎是专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而在谈到传统体制的形成时，则从来不用这一个词。
44.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的汇合〉，页189。
45.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印度教与原核威胁〉，页262-264。
46. 以上的大段引文，都请参看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6。
47.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玉垒浮云〉（序），无页码。
48.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蒋介石的历史地位〉，页250。余英时曾经指出：“能不能以数字管理，似乎是作者（指黄仁宇）划分‘传统’与‘现代’的一项最重要的标准。”我同意余氏的看法。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余英时所作的〈序〉，页iii。C
49.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为甚么威尼斯？〉，页210。
50. 黄仁宇：《近代中国之出路》，〈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页81。
51. 黑格尔相信：历史之中的行动者（agents，也就是黄仁宇所谓的“历史的‘经纪人’”），对于自己在历史中的行为具有甚么意义，并不见得能充份意识到--他只能“透过一层玻璃，见得模模糊糊”（当然，他会比一般人多一些难以言宣的使命感，因为他个人的目标恰好与“理性”[Reason]的目标相合）。对黑格尔而言，“人永远不明白自己当下作为（的真义）”：“我们全都陷在一出我们并不真正理解的戏剧里，充当其中的演员。只有当这出戏演完了，我们才能明白始终在进行着的，到底是甚么”。套句黑格尔的比喻：“米诺娃的猫头鹰（按：此处是指我们对历史的后见之明），只有当夜幕降临之际（按：也就是戏剧落幕时），才会振翅飞翔”。参看：Taylor, Charles. Hegel and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6. 122-123。黑格尔的比喻，见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T.M.Knox.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6. 13。 译文根据：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页14。黄仁宇的史观，其实多来自于黑格尔。
52.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437；及氏著：《关系千万重》，〈关系〉，页25。
53. 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页14。
54.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82-83。
55.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关系〉，页25。
56.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342；及《近代中国之出路》，〈中国近代史的出路〉，页43。
57.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351。
58.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440。
59.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92。
60.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为甚么威尼斯？〉，页210。
61.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436。
62. 黄仁宇：《近代中国之出路》，〈中国近代史的出路〉，页53。
63. 黄仁宇：《近代中国之出路》，〈中国近代史的出路〉，页53。
64.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母亲〉，页111-112。
65.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14、页99。
66.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7。
67.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里昂车站的会晤点〉，页273-274。
68.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母亲〉，页111。
69.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关系〉，页25。
70.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蒋介石的历史地位〉，页258。
71.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440。
7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蒋介石的历史地位〉，页257-258。
7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页17。
74.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445。
75.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蒋介石的历史地位〉，页257-258。
76.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关系〉，页25。
77.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7。
78.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437。
79. 黄仁宇：《近代中国之出路》，〈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页80-81。
80.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439。
81.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关系〉，页23。
8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蒋介石的历史地位〉，页257-258。
83.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67。
84.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444。
85.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447。
86.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母亲〉，页111。
87.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438。
88.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里昂车站的会晤点〉，页279-280。
89. 这是黑格尔的名言。不过，我在此处使用的是一般流行的被曲解的意思。黑格尔原来的说法是：“现实的东西是合理的。但并非实存（Sein）的一切都是现实的，恶劣的东西是种其本身就是残缺的渺不足道的东西。”黑格尔的原意，其实是相当激进的；依他的原意，那些在“实存”中的“残缺的渺不足道的东西”，决不合理，也不值得保守。此所以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会在黑格尔的著作里读出了“进步的、革命的气息”。但一般的曲解，却恰恰相反--黑格尔被曲解成一个为一切“实存”中的东西辩护着的守旧者了。相关的讨论，参看林哲：《黑格尔的法权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页10-11；另参看郁建兴：《自由主义批判与自由理论的重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页3。
90.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73。
91.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73。
92.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关系〉，页20-22。
93. 这里的分析，我受到了Jon Elster的启发。请参看Elster, Jon. Making Sense of Marx.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4. 109。
94. Eliot, T.S. "The Hollow Men." T.S.Eliot: 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1909-1950.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52. 56.我用了陈晓林的翻译。见Oswald Spengler著，陈晓林译：《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页3-4。
95.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母亲〉，页111-112。
96. 我用了Isaiah Berlin的比喻。见Isaiah Berlin: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P, 1969. 81.
97.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页363。
98. Isaiah Berlin: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 Four Essays on liberty. ８１.对于“人的自由意志”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做太多的探讨。读者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Isaiah Berlin的这篇文字；这是我所读过的、对于这个问题的最好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