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第七章 跳跃(1)·非常轨迹 -- 双石

　　“航空侦察”的确是当年的“高科技”，但这“高科技”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古蔺这一带当年森林繁茂，极利于大部队隐蔽机动，天上的飞机有瞅得着的，也就瞅不着的，瞅到的未必就是真有的，没瞅到的未必就是真没有的。中央红军“西征”以来天天脑袋上都悬着飞机，这会儿也生出了了许多对付的办法，比如队伍本来是朝北走，听见飞机声大家就马上掉头朝南，前头的旗帜收起后头的旗帜又打起来，如此每每受愚弄的反而是“高科技”……

　　然而当年的蒋公好像没怎么去想这个道理，也可能是被诸多五花八门纷纭繁复且相互矛盾的“情报”给弄得心烦意乱，干脆就只认一个“高科技”，就凭着“航空侦察报告”直接指挥各路诸侯的行程进止，如此常常劳而无功人困马乏不说，还让诸侯们生出了一大堆的痛苦不堪的怨言。

　　3月18日晚，为帮助蒋公把“匪欲西窜”思维定势强化一把，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五、红九军团先行迟滞已陆续进至茅台的川军郭勋祺部的西渡速度，随即诱其向西北追击，以利主力对周浑元纵队实施机动。19日一大早，红一军团派出一团兵力伪装主力，从大村下马田出发，经正峰寺、朝阳寺、泥壁水大张旗鼓地向古蔺疾进，主力则由石宝寨进抵鱼岔、镇龙山一线。15时，先头部队在距镇龙山三里路的太和栈小街与川军魏楷部谢团一个排哨接触，这个排的川军未作任何还击便一路狂呼“赤匪来了”，拼命逃向镇龙山，红一军团立即兵分三路向镇龙山猛扑，谢团官兵当即溃乱，跳起来就向古蔺方向奔逃，团长连连开枪击毙数名溃兵也无法止住逃命的人流，于是红一军团轻而易举地就进了镇龙山，继而又占领了蒋家田。

　　林彪打得这么顺手也有当地党组织的功劳，那会儿镇龙山有古蔺地下党领导的“红军朋友”社组织，谢团进驻之时这些“红军朋友”纷纷以“劳军”、“请客”、烧茶送水、“认家门”等名义主动接触谢团官兵，大讲红军家伙如何如何精良打仗如何如何厉害，搞得丘八们都对马上就要临头的战事惶惶然心有揣揣，一接仗当然首先考虑的就是“保命要紧”……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进至铁厂，红九军团进至鱼岔附近，红五军团除后卫第三十九团两个营在茅台西岸扼敌之外，主力亦进至两河口（今丹桂）。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已全部集结于紧靠赤水河西岸的地域。这片地域离太平渡、二郎滩渡口不过咫尺之遥，而蒋公在这一线铺排的队伍基本上都是“九响棒棒”。

　　19日这天，中央军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全部进至遵义，周浑元纵队第十三师万耀煌部亦将赤水河南岸鄢家渡至大渡口一线防务移交黔军柏辉章师接替，拟按蒋公令投入“追击”，而川军郭勋祺部3个旅也陆续进至茅台，准备渡河。

　　显然，中央红军作出的“西窜”示形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这一天里甭说是蒋公，就是蒋公麾下各路诸侯，作出的判断和上报的情况也都是众口一辞的“共匪西窜”：薛长官饬孙渡“对于赤水河、龙昌营、清水塘、瓢儿井及高山铺一带严密防堵，免匪窜滇边”；潘将军报“匪大部已由川滇边境西窜”；万耀煌说“匪于筱日（3月17日），自茅台渡河，分两路西窜”；周浑元称“据派石宝寨、可贯便探皓申（3月19日15～17时）回报：㈠匪之一个军团，已经可贯西窜……㈡据闻匪大部系于巧等日（3月18日），经石宝寨川南地区向西方窜去……（9）”

　　而滇军方面的“龙主席”和孙司令官吵嘴吵了个把月，这时候却难得地共识了一回。

　　18日，蒋公下达“聚歼朱毛于赤水河西”的部署当天，“龙主席”对孙司令官来了个“私相授受”：“赤匪人数，刘甫澄初云数千，固属不确，王绍武（王家烈）继云四万，亦难据信。自委座抵渝，支日（3月4日）以后，实行统一指挥。然匪情变幻无常，部署颇感困难，命令因而间有出入。顷奉委座铣（3月16日）电，除原文另转外，略云，匪主力已过赤水，仍向西窜，令孙纵队即到毕节、赤水镇之线布防，兼顾瓢儿井。等因。查此种部署，只可作为一种预定计划，现在该部如先到毕节，似觉分散，仍以在大定（今大方）、瓢儿并为宜。究应如何，由该司令妥商，在不违委座意旨内，斟酌处理。（10）”

　　看得出来，“龙主席”的雄心壮志已经被这个把月来的疲于奔命又劳而无功给消磨得差不多了，对来自“友军”方面的信息，也不再受其诱惑激励而是大胆置疑了，也不再给孙渡下催命符要人家去当出头椽子。对于“聚歼”等等，兴致更是不高，且开始逐渐向“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那顶官帽子戴上之前的状态靠拢：队伍自保，云南自保。

　　“龙主席”这番盘算正合孙渡之意，他顺势对蒋公部署发出一串牢骚：“共匪系集团行动，我军则四处分割，随在予匪以各个击破之机会。且匪利在运动战，我军则不问匪情及时间许可与否，动云布防数百里，赶筑碉堡，并随时为匪被<牵>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反一无所成。钧虑正与此间相同，既奉命令，有时颇难万全；欲呈述理由，不唯往返需时，且亦不便，只好听之耳。（11）”

　　孙渡的动作比“龙主席”那个“私相授受”来得更加彻底，他干脆就将主力全部撤到了毕节。

　　“朱毛”如果真是想“西窜”的话，这很可能就是个可资利用的大漏洞。

　　然而毛泽东等示形于西的目的显然是要向东实现跳跃，蒋公的圈子拉起来已呈要合拢而未合拢之时正是他要跳到圈子之外的时机。20日，已在赤水河西岸地域隐蔽休整3天的中央红军各部已经喘息甫定，毛泽东决定开始起跳。15时，中革军委电令红一军团林、聂：“一军团得电后立派出两个先头团，每人沿途砍带可架桥竹子一根，并带全部工兵连夜兼程赶到，并急袭太平渡（今夜袭占）、林滩（明日上午）两点，抢船各架桥两座，由师长、政委分往亲自指挥。太平渡之桥限明21日12时架成，林滩限15时架成，其先头两个团主力应过河控制太平渡、林滩渡河点，向二郎滩、土城严密警戒”，“架桥须绝对秘密”。（12）

　　两小时后，中革军委“再次东渡赤水河”命令正式下达各部：

　　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亦于同时下达指示：“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与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派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架桥，打破任何困难，使桥迅速完成”，“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这次东渡，事前不宜下达，以保秘密。”（14）

　　中央红军三渡和四渡赤水行动的间隔不到一个星期，此间“三人小组”乃至军委决策处于高度机密的状态，毕竟这些行动事关生死存亡，稍有疏忽就可能坠入一个不可逆的倾覆过程。然而如此也带来了一个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弊端：蒙住了对手的同时也让诸多自己人因不明就理而产生了不理解，情绪起伏也就成了一种必然。据许多亲历者的回忆，那当间是牢骚怪话最多的时候。走回头路，走迂回路，走弓背路，转来绕去把许多人都弄得火气冲天，牢骚怪话当然也不就不管不顾地往外冒。

　　有个回忆很有意思，当时军委警卫队有位警卫队长张水泉，天天跟首长们在一起走路混得很熟说话也没什么遮拦，跑路跑得不耐烦了就发开了牢骚：“打又不打，尽跑路，脚板跑断了，还跑到几时？敌人一条命，我们命一条，难道怕他们不成？”这话刚好让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给听见了，当下便批评：你张水泉咋又说怪话哩……

　　而张水泉眼皮一翻就顶了回去：“说怪话又怎么样？”

　　“说怪话要成反革命。”邓发主管的活计是“肃反”——说白了就是发“反革命”帽子。

　　张水泉满不在乎：“你不是有匹骡子骑着，跟我一样，天天走路，恐怕早成反革命了。”

　　邓发当下噎住，瞪了张水泉一眼也只好作罢。

　　其实那当间毛泽东的样子也很狼狈，他有马不愿多骑，经常用来驮伤病号，成天爬山爬得满身都是雨雪泥浆，还经常跌跤。张水泉见了就责怪警卫员没有照顾好主席，自己上来要架着毛泽东走，毛泽东则坚持要自己走。张水泉只好在毛泽东前边走，以防毛泽东再跌跤。而就是这么着毛泽东还是不愿意：“你是队长，有战斗任务，站岗放哨够辛苦的，还是让吴吉清、陈昌奉跟我走吧”……（15）

　　那会儿对跑“冤枉路“有情绪的不光是基层干部战士，就是军团一级的首长也有很多怨气，这些怨气甚至几十年后都依然未能得以完全化解，这其中就包括中央红军两员战将彭德怀和林彪。鲁班场战斗打了个僵局他们两人都很不高兴，多年后彭德怀还称“在鲁班场和土城两役又打得不好，伤员无法安置，也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困难和减员”，“由于上述两战打得不好，就不能不放弃在湘、川、黔、鄂四省边区建立根据地的正确决定，被迫带着极大的冒险性长征，幸赖红军英勇和巧妙的侦察工作，才免于覆灭到达陕北。”（16）

　　林彪后来则在怨气累积中爆发了一回，直接上书要求更换统帅。

　　中革军委“再次东渡赤水”部署下达的当晚21时，彭德怀提出了不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