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红军长征过草地行军路线的复原㈠ -- 双石

　　右路军左、右两翼部队进入草地后，越过色既坝（今色迪坝），向班佑开进。

　　这两路部队是如何进至班佑的呢？走的是哪些路线呢？目前已公布出版的历史文献资料、回忆文字都没有比较完整准确的记录。1955年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行军记录和根据该书整理补充再版的《亲历长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刘统整理注释）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文字中都提到过一些地名，但这些地名大都很难具有实际的参照意义。

　　比如，红一军团从毛尔盖出发，由屈锦桥进入草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的行程记录称经过了“腊子塘”、“分水岭”、“小森林”、“色既坝”、“后河”，我们在当地询问，均不知“腊子塘”所在，而据《红军长征?文献》称，“腊子塘”这个地名源出自当时国民党军的军用地图，位于“毛尔盖北35公里处”（《红军长征?文献》第6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目前已很难准确确认其坐标。

　　“分水岭”：经我们实地踏勘并与《红原县地名录》对照，可以确定是当地地名为“麦拖岗”（或“麦多岗”，藏语“花朵梁”之意）的高原丘陵，——由此向西南延伸至查真梁子的一系列山岭是黄河水系和长江水系的分水岭。

　　色既坝：系从色既塘（又名得尔塘，今色地）向东南向今朶里台延伸的一线高地，“色既”是藏语“黄金坡”之意，因其音译不准，红原人民政府于1983年5月19日将“色既”一律更名为“色地”，红军长征原始文献中所言“色既坝”其实是一个线状或面状的地标。

　　“后河”，经我们实地踏勘并与双方当年文献及《红原县地名录》相对照，可以确认是现在213国道西侧的“年朵坝”或其附近一线高地。“年朵”是藏语“后邱”的译音——在现存的红军日记和双方文献中，此地译名五花八门，如“年垛坝”、“严朵坝”、“燕朵坝”、“元旦坝”，……，等等，在红军长征原始文献中，这也是一个线状或面状的地标。

　　至于如“小森林”这样的地名，以现在的地形地貌情况，已经无法确定其位置了。

　　1935年8月21日～28日，红一军团首长有三份往来电报可供参照：

说明：

　　①上电括号内容为引者加注。

　　②生的：英语“厘米”之音译。

　　③腊子塘：当地无人知晓该地名，按国民党军当时军用地图标示，“在毛尔盖北35公里处”。

　　红二师进入草地两天后的2月23日晨，聂荣臻红一军团主力和红军大学也随之跟进，26日下午，在年朵坝以北宿营。

说明：

　　①上电文中括号内容为引者加注。

　　②根据电文中所述行程与我们实地踏勘情况综合研判，上电中“色既坝”疑为“年朵坝”之误。“色既坝”位于“分水岭”（麦拖岗）与“年朵坝”之间（年朵坝之西南，分水岭之东北）。

　　③根据我们实地踏勘并参照GOOGLE卫星地图，可以大致辩析聂电所言地名大体位置。从里程上来看，翻过了分水岭（麦拖岗）不远即是色既坝（今色迪坝），色既坝到年朵坝的行程与聂电所称行程大致相符。

　　④后河：可能是由“年朵坝”的汉译意“后邱”而来，可能指的是年朵坝附近的班佑河。时任红五团政治委员的赖传珠（当时负伤休养）曾在8月23日日记中记载：“到后河及元旦坝露营”——这里的“元旦坝”显系“年朵坝”讹音之一。一个人不可能在两处宿营，故此处“后河”与“元旦坝”或系一处，或至少相距不远。（《赖传珠日记》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月28日，红一军团全部到达班佑。林、聂首长当晚即向三军团彭、李首长通报情况：

说明：

　　①巴细：即巴西，又名“长安”。

　　②阿西：这里是指阿西茸（藏语意即农业阿西），另一个“阿西”在今若尔盖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当地人称“草地阿西”或“牧业阿西”。

　　③年朵坝距班佑的行程：据《红军长征•文献》编者称，“据《前敌总指挥关于右路军行动计划的命令》所附之图上标示，严朵坝系在班佑以南170里。”（《红军长征•文献》第646页注释二，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现在213国道通过两地，距离约为60余公里，考虑到国道是在当年湿地填充后大段直线的连接，而当年红军是沿山丘脚尽量避开湿地蜿延绕进，故林、聂上电和《前敌总指挥关于右路军行动计划的命令》附图标示的行程与实际行程相比，应该说是大体吻合的。

　　根据以上判读和分折，再参照GOOGLE地图截下的卫星图片，辅以“在无敌情顾虑及战斗需要的情况下，行军原则就易不就难，就捷不就迂”的原则作为分折基础，更辅以实地踏勘，我们大致可以对当年右路军过草地的行军路线作出相对清晣的复原：红军当年行进的路线基本上是沿山谷谷脚傍着山谷中的湿地蜿延前进，在翻过分水岭（即麦拖岗）后不远，即进至“色既坝”（今名“色迪坝”）。尔后，取捷径傍着从西南向东北延伸的一串山谷向年朵坝前进——这山谷间的湿地，就是著名的“年朵坝沼泽”。

　　参见插图2：红军右路军左、右翼部队行军路线在年朵坝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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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路军右翼部队从腊子山、经洞垭（今冬亚卡）进至色既坝的路线我们尚未实地踏勘过，但通过GOOGLE卫星地图，还是可以比较清楚地辩析出他们当年的行进路线，他们到达的“色既坝”的地点，在左翼部队以东约20～30公里处。尔后按地形取捷径，从与左翼部队平行相邻的另一条谷地进至年朵坝（参见插图2：红军右路军左、右翼部队行军路线在年朵坝汇合）。

　　敌方有关档案文献也有相关记录：“八月二十三日，由毛儿盖、哈洞北窜之匪约千余，经严垛坝附近之阿细（？）到达班佑、冬房附近，……”（《胡宗南部与长征红军在四川上包座附近战斗详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年朵坝位于现在的213国道西侧，这在当年是一个枢纽性的地标：向南经浪架岭（今朶里台即为浪架岭的一个垭口）可去黄胜关、川主寺、松潘；向东翻越一个山垭即可脱离草地进入林区，经“马蹄子”（或“马旗子”）进入包座河谷，与当年的松甘驿道相接。这条“松甘驿道”可以通达上下包座、和巴西、阿西茸、求吉寺地区。右路军原本是可以选择这条路线北进，但可能是因为当时上下包座有敌情，敌胡宗南第四十九师正经黄胜关、两河口进入包座河谷等等缘由，右路军不得不冒险继续沿草地北进。\r

　　我们在2005年五一大假期间，曾从毛尔盖索花村出发，沿右路军左翼部队路线进至色既坝（今色迪坝）。红军过境时，主要是傍着两翼山坡坡脚，在谷地边缘蜿延前行，可能会不时跨过谷地间的沼泽地。这些沼泽地如今大部分已经干涸，且两端都建有一些奶场路（当地奶场为向牧民收购鲜奶而建），但沟壑纵横，湿地仍然十分泥泞，摩托行进十分困难，特别是翻越无路可行的麦拖岗（长征日志记录中称为“分水岭”），仍然非常艰苦，估计毛尔盖索花村——色既坝（色迪坝）间概略行程50～60公里左右（因为在穿越期间多次迷路，多次辗转徘徊，我们现在已难以准确复原出其间的里程）。遗憾的是，当时我们尚未装备GPS，未能将其间地标作详尽标示，只能根据我们踏勘记录与GOOGLE地图作了一些地标标示备考。

　　右路军右翼部队的路线我们尚未作过踏勘，但经向当地人士查询并与GOOGLE地图相互参照，也基本上能还原出他们进入草地的路线。这一条路线是沿腊子山东坡谷地前进，在翻过洞垭之前基本没有沼泽地——在翻越洞垭（今冬亚卡）后，才算真正进入了草地。估计他们从腊子山东坡谷地到达色既坝的行程要略大于左翼部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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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第一次穿越草地，主要是指红军右路军部队穿越草地。

　　右路军穿越草地的时间应该始于1935年8月18日，路线有两条。对此，右路军徐、陈首长在1935年8月17日、18日两份电报说得比较清楚明白：

说明：

　　①按《杨成武回忆录》所述，红四团出发时间为1935年8月21日。

　　②波罗子、卡力格：在黑水县境内小黑水沟一带，红一军团部队正在此间筹粮。

说明：

　　①“定南三团”，即红三十军三个团，“定南”为红三十军代号。

　　②叶剑英，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1935年8月21日晚《陈昌浩、徐向前关于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的意见致朱德、张国焘电》，也大致清楚地说明了两路部队开始进入草地的路线。

说明：

　　①“林彪率第二师今晨走向班佑”：红一军团以红四团为先导，于8月21日由毛尔盖索花寺出发，经屈锦桥（《杨成武回忆录》中称作“七星桥”）进入草地。有关路线在《童小鹏日记》、《赖传珠日记》中都有相关记录，可资佐证。

　　②洞垭，今名冬亚卡（藏语“好梁山”之意，此地有两个冬亚卡，都是山峰，一西一东，这里似指两者之间的一个垭口），红四方面军部队由卡龙经腊子山、冬亚卡进入草地。据《胡宗南部与长征红军在四川上包座附近战斗详报》称：“十二日，黄胜关西南洞亚（注：洞亚，即洞垭，今冬亚卡）发现匪部。……毛儿盖哈洞（注：哈洞，即今卡龙）之匪，亦逐渐北移，十八日，其先头一部约千余，驱逐番骑，到达色既坝（注：今名色迪坝，是指从色地开始向东南延伸直至今朶里台以东的一段高地，现在瓦切——松潘的公路就建在“色既坝”上），携带粮食甚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5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由此或可说明，右路军的右翼先头部队早已进至洞垭，准备进入草地了。18日，先头部队已进至色既坝一线。

　　③先念，指李先念，时任红三十军政治委员，右路军右翼先头部队指挥员。

　　这些文献足以证明：右路军是兵分两路进入草地的。

　　右路军左翼部队以林彪所率红二师为先导，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主力及军委纵队、红大等随后跟进。关于这个情况， 1935年8月22日晨6时《聂荣臻关于部队行动情况至林彪电》可资佐证：

　　聂荣臻此电还说明了两个情况：

　　①三军团进至毛尔盖地域的时间应为1935年8月23日或之后。

　　②毛泽东、张闻天、博古1935年8月22日与徐向前、陈昌浩一起，随右路军右翼部队跟进。

　　右路军右翼部队则是由刚从岷江两岸收缩集结于卡龙附近的红四方面军的四、三十军主力组成，红三军团是最后殿后的部队。如果后来情况没有别的变化，红三军团应该是按1935年8月21日《陈昌浩、徐向前关于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的意见致朱德、张国焘电》所示，“走洞垭路子”随右翼部队跟进。

　　参见插图1：红军右路军兵分两路进入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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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红军长征路线的校核和考证的依据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⒈敌我双方的电报、部署、命令、行军计划、文件等原始文献，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原始记录文字（日记、笔记等）；

　　⒉当地的史志资料；

　　⒊当时的地图，当然越详细越好；

　　⒋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文字；

　　⒌当地群众的口碑资料。

　　这些资料来源应该说各有其优缺点，都不一定是绝对可靠的，都有可能出现谬误，当然也就都需要判读及相互间的互证和补充推断。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资料还很有可能是不完备的，有缺失的（比如当年电文就不一定能收集完备），这些“不完备”或“缺失”，也很可能造成误判及误读。所以，在现有条件的情况下，校核和考据还应有实地踏勘方式的补充，并结合当时当地的敌情我情及地理要素等等客观因素，进行合理的补充性分析推理。

　　国内目前已出版了一些关于红军长征的史志资料、日记和回忆录，比如《红军长征•文献》、《红军长征•回忆史料》、《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红军长征日记》、《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长征史料汇编》以及许多红军战士日记等等，这些资料将红军长征研究大大地提高了一个台阶，也是我们考证红军长征过草地路线的重要参考依据。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资料也具有很大的不完备性。

　　比如，现在收集和公布的电文、部署等文献，并不是当年文献的全部，当间肯定有缺失；文献本身也可能有错讹；虽然当年红军侦察和情报工作是公认的“非常出色”，但他们匆匆过境，很多时候没有大比例尺地图参照（有也不一定可靠，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详勘过这些边远地区，错讹很多），只能靠侦察询问当地群众来确定路线，而因为各地口音不同，这种口译地名与现有地名很可能差异很大。再加上70年来各地因行政区域变化等等原因，还多有更名、迁徙，这就更增加了后人考据的困难。

　　再如，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也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红军是一支工农群众组成的军队，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也是他们的显著特征之一。许多长征幸存者一生转战千万里，身经数百战，除少数干部能以日记方式来记录征程外，大多数人只能靠记忆来回溯历史。而人的记忆力经历了数十年的岁月洗磨，也是很容易出现如时空错位、彼此混淆等等问题的。而且已出版的有些红军日记，很明显是后来补记甚至编撰过的，当然也就大大降低了其应有的史料价值。

　　所以，如上所述，在红军过草地行军路线校核和考证中，回忆文字的作用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因为他们穿越过的水草地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明显而又易辩识的地理坐标很少，对于只是“跟着队伍走”的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已很难准确地描述出数十年前的行军路线。

　　当地群众的口碑资料原本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有关回忆文字的这个缺陷，毕竟红军过境对那些偏僻地区的群众来说是几百年不遇的大事。然而就当年的水草地这片区域来说，这个重要的补充性资料也很难寻觅。当年的水草地荒无人迹，草地边缘的牧民也分散放牧，再加上民族隔阂，在水草地边缘与红军接触过的群众就非常有限，而极少数给红军带过路的通司恐怕早已无人幸存于世（有些部队还没有“通司”，全靠自己探路），所以就红军长征穿越水草地行军路线的校核和考据来说，很难奢望在这个方面得到更多的惊喜。

　　应该说，现在校核和考据红军长征过草地路线比较困难的原因还在于：这项工作开展得太晚了。如果在当年的红军将士在健在的时候——特别是那些流散当地的红军战士还健在的时候，有关部门及时组织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校核和实地踏勘，可能情况会比现在好得多！我们年年纪念长征，专家们年年抄书摘书写八股，大多数纪念活动却都始终停留在千篇一律的“赞叹”阶段，迄今却仍然没有一套长征路线详图，这无论如何都无法表明我们对长征精神的重视（惶论弘扬乎？），也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特别是在看到有些来自国外的“重走”者在大概齐地“重走长征路”后发表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我们心中这种“说不过去”、“愧对先贤”的感觉，就更加强烈！

　　新一代的中华儿女应该是红军的传人，我们四川凯旋摩托车俱乐部的队友们决心勉为其难，尝试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填补这一空白！2002年以来，我们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考察队”，利用双休和大假，开始了对长征路线的实地踏勘！近三年来，重点对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路线进行了踏勘，先后五次穿越草地无人区——多次陷入险境又脱险而出，并依据现有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参照有关地理要素和GOOGLE卫星地图，对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路线进行了尽可能详尽的初步复原，基本确定了红军长征过草地的几条主要路线。

　　以下给出我们自绘的红军三次过草地行军路线图，并就有关路线校核和考据逐一说明。对于难以通过文献确证的路线，也以推理方式注明并以异色箭头线在图中予以标注。

　　1935年9月中旬，中央红军第一、第三军团单独北上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第四军主力在前敌总部徐、陈首长率领下南返：一部从班佑沿来路南返，一部沿包座河谷经年朵坝返回毛尔盖地区，其基本走向为北——南。

　　9月中旬，右路军第四、第三十军主力返回毛尔盖地区。

　　此间，张国焘、朱德亦率左路军部队南返马尔康、卓克基地区，已进至嘎曲河西岸五军、九军各一部亦分别从安曲、日柯地区沿原路退回查理寺、下阿坝地区，其退出草地的基本走向为东——西。

　　尔后，红四方面军（包括编入红四方面军的原中央红军五、九军团）分别离开阿坝、毛尔盖地区，返回马尔康、卓克基地区，开始执行南下计划。

　　实际上，真正第二次完成了水草地穿越的部队，是红军右路军中的四、三十军部队。

　　参见附图三：红军第二次穿越水草地的行军路线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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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6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按党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编组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尔后，在党中央的努力争取下，在朱德、贺龙、任弼时、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促进下，南下碰壁后的张国焘终于决定北出陕甘与中央红军会合。6月25日，红军总部决定红二、四方面军分左、中、路三个纵队北上：董振堂、黄超指挥五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率领尚在大小金川、丹巴及卓克基的部队为右纵队，沿梭磨河上行，向黑水、毛尔盖地区前进；徐向前指挥九军、三十一军和四军各一部、红军大学、总供、总卫两部为中纵队，由炉霍、壤塘、查理寺、上壤口（今龙日坝）向毛尔盖前进；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等率三十军、三十二军、四军两个团、红军总部及红二方面军为左纵队，由甘孜、东谷向壤塘前进。

　　6月下旬，红军左、中、右三个纵队分别启动行程。

　　7月中旬，红军各纵队进低水草地西、南缘：红军左纵队经色达、壤塘、青海班玛县作木沟等地筹粮后进至上下阿坝地区，中纵队进抵查理寺；右纵队进至黑水的扎窝、侧格（今泽盖）、毛尔盖地区。7月下旬，红二、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相继进入水草地。

　　徐向前率中纵队经查理寺进入草地，在安曲附近渡过嗄曲河，经上壤口、龙日、干满塘、阿衣果木康、色既坝（今色迪坝）、年朵坝进入包座河谷，历时7～9天，完成草地穿越，于7月底和8月初陆续进抵上、下包座地区；董振堂等率右纵队沿年前右路军路线，经屈锦桥、色既坝、年朵坝进入包座河谷，历时3～4天，完成草地穿越，于7月底和8月初进至上、下包座地区；朱、张、贺、任率左纵队经下阿坝、甲本塘，在日柯——哈拉玛（今安曲）之间渡过嗄曲河，尔后沿阿木柯河右岸东进，在廿四马鞍腰沟口附近渡过阿木柯河，翻越廿四马鞍腰，经色既塘（今色地）、色既坝（今色迪坝）及年朵坝进入包座河谷，历时8～9天，完成草地穿越，至7月底和8月上旬，进至上、下包座地区。

　　这次北上穿越草地，除右纵队外，其基本走向为西——东，起点为上、下阿坝及查理寺地区，终点为年朵坝，行程比第一次穿越草地更长。因包座河谷已无年前右路军北上时的敌情，所以各纵队进至年朵坝既完成水草地行程，进入了包座河谷林区。

　　董振堂等所率右纵队基本上是沿年前右路军路线穿越草地的。所不同的是：年前右路军进抵年朵坝时，包座河谷中有敌据点，敌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亦正由黄胜关、两河口进入包座河谷，右路军不得不冒险沿班佑河穿越水草地北进；而这次北上时已无这般敌情顾虑，故右纵队进至年朵坝就提前结束草地行程，成为这次北上穿越水草地行程最短的部队（较年前右路军省掉了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水草地行程）。

　　1936年9月底，在包座地区经过休整筹粮的红二、四方面军北出甘南，向会宁前进。

　　参见附图四：红军第三次穿越水草地的行军路线复原图

　　综上所述，红军三次穿越草地时都经过年朵坝（位于松潘、若尔盖、红原三县交界处）。第一次穿越水草地时，年朵坝是草地行程中点；而第三次穿越水草地时，年朵坝是草地行程终点。

　　目前，若尔盖县有关部门已在包座河谷北端刊碑：“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长征路线第一次交汇点”。对此我们存有疑义：“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行程的第一个交汇点”，应该是紧靠现213国道西侧的年朵坝，因为无论是1935年右路军北上和南返，还是1936年红军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都经过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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