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根据电视节目次创】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中国 -- njyd

　　1997年中国银行在查帐中发现了一张老存单，存款金额是一万二千英磅，自存入后没动过，存款人是国务院机关某人代周总理存。

　　这是怎么回事？查清此事后发现要从1941的英国说起。

　　那年英国有个姑娘，叫多莉，1918年生，1941年因为战争她所就业的公司停业，到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应聘。

　　她除了柜台工作以外还负责一百多个中国海员工资的发放，发现这些中国海员拿到工资后大多到酒吧、舞厅等娱乐场所很快就花掉了。为了鼓励这些海员把工资寄回家，她会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给他们减免汇款费用。

　　这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位有正义感的普通英国姑娘的故事，但一件事情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营业厅里有两个募捐箱（不知哪年开始的），一个是红十字会募捐箱，一个是蒋夫人募捐箱。这两个蒋募捐箱都是为支援中国抗战设立的，其中的蒋夫人募捐箱由中国政府驻伦敦的官员管理。1944年，她发现蒋夫人募捐箱中募到的钱实际上都被管理的官员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于是她把蒋夫人募捐箱放在柜台下面，过了几天，这位官员来了，发现营业厅里只有红十字会募捐箱，他所“管理”的蒋夫人募捐箱被多莉收了起来，大为光火。借自己的权势要求中国银行开除多莉，银行只好照办。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救星”，他叫刘本堃，是村长的老乡天津人，清华大学毕业，1943年被中国银行派到伦敦分行工作。在他的仗义执言下，多莉小姐保住了工作，战争时期工作是不大好找滴。

　　这个故事也与平常英雄救美的故事没什么两样，下面就是他们两人顺理成章地相爱、结婚了，多莉小姐成了刘夫人，丈夫是中国人，夫人的名字当然也就改为中国人的名字：刘道蕊。

　　转眼到了1949年，中国国内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在伦敦的中国人也面临着走哪条路的问题。刘本堃等五名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职员组织了起义，为新中国保留了大笔资产。（中国银行伦敦分行负责大半个欧洲和整个非洲的业务，不知道是否全搞过来了。）

　　刘道蕊爱她的丈夫，也爱丈夫的祖国。她不太愿意只做中国人的媳妇，要做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1957年，她向英国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放弃英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英国政府有关部门可能是破天荒头一次遇到这种事，自然不太痛快，但又没有理由阻止，只好说这事要先有中国同意接收她的证明。当然这在当时有些困难，中英到1972年才建交。但这也挡不住她，她还是找到中国驻某国（电视上没讲）大使馆，大使馆经请示后出了证明。于是在1957年，她成了中国公民。

　　到了1967年，在刘本堃的多次要求下银行同意他们调回国内工作，刘道蕊也跟着他来到了她从未到过的中国。

　　临走前，他们变卖了在英国的私人资产，值钱的只有他们住了多年的住房。但因为卖的匆忙，只卖到市值的2／3，一万二千英磅。

　　回到国内，夫妻俩的生活很俭朴，刘道蕊每天中午只吃一个窝窝头，搞的食堂大师傅见面就叫她窝窝头。她对工作也很认真，上班不说一句闲话，对一些职工一边工作一边聊天很不满，弄的一些人认为她不好交往。

　　回国的当年，他们要把带回来的一万二千英磅捐献给国家，因为找不到接收部门，就汇给了周总理，他们认为周总理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汇款单上没署名，周总理接到后批示：国家不接收私人捐款，交由工作人员暂存中国银行（那时只有中国银行办理外汇业务）并查找汇款人退还。但因当时正值文革中最乱的时候，人们都在忙着“抓革命”，这事就拖了下来。

　　当1997年中国银行发现这张存单时已经过了整三十年，本利算下来已经有46万6千多（没说是外汇还是人民币）。这回很快就查到了汇款人，两人已于八十年代末退休。刘道蕊把存单拿在手上看了一眼说“反正我们不要这笔钱”。

　　银行要遵照周总理指示退还，当事人又坚决不要，僵持不下。最后有人提出个建议，用这笔钱设立个基金会总算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用刘本堃名义设立的基金会专门用于奖励银行内的有为青年职工。

　　当记者采访刘道蕊时，见面后她的第一句话就是用英语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中国”。

　　刘道蕊自67年以来未回国英国，她还说：“再过十年我还要在中国过99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