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明史杂谈（2）－－糊涂的崇祯 -- 温相

高水平的回复可以暴露自己的缺点进而提升自己的能力，这是很好的事情。

而且解甲的文章语气并不激烈，读起来不会让人产生不良情绪，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非常值得我学习。我自己的毛病也是知道一些的，不太注意修辞，语气一冲，说话就很容易得罪人。这不是一个好习惯，只是积习难以猝改，慢慢来吧。时间还长，一点一点来，总是能够改善的。

逻辑上也是很连贯的，这正是高水平的一种体现。多读逻辑性强的文章，可以理顺自己的思路。我平时也会收集一些逻辑性好的文章，偶尔读一读，捋顺思路。

对于一些问题，确有说清楚的必要。因此多说一说。

对于袁氏的能力，我看得不高，直接说他无能。解甲说，他如果毫无能力，不至于做出那么多对后金有利的事情。这句话没错，袁氏倘若彻底无能，不至于如此。揽权者必然有揽权的能力。然而，这只是揽权方面的能力。袁氏在做好保家卫国这件事上，是无能的。

在保家卫国方面无能，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他的主观问题，而这个主观问题，如解甲所说，第一层原因是“袁的根本问题是把为己立名放在为国立功之上”，这个原因的原因，则是第二层原因，是“文人的通病”。具体来说，就是“文人问题的根源是不能根据客观世界修正自己的主观认识，或者说将主观世界置于客观世界之上”。因为这个原因，于是：“既然认为自己的主观认识可以取代客观世界，那么很大概率会出现极端利己这种思想。”

那么说到底，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极端利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客观因素造成的文人缺陷。

那么归结起来，似乎是说：袁氏并非没有保家卫国的能力，只是私心致败。

单纯只看这一点，可以说用了一个唯心主义的原因解释了袁氏的无能表现。还好，你又说明了，私心出现的原因是唯物的。所以，一个以主观意识作为原因的回答，也可以是唯物的。那么从这个角度说，说昏君可以导致王朝末年，表面上是用一个个人的、主观的因素解释重大历史问题，但是如果这个个人的、主观的因素的根本原因也是唯物的，那么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唯物的解释。

那么，昏君可以导致王朝末年，应该算不上唯心的。严格说起来，我的表述也很不严谨，说得好像王朝末年都是而且只是昏君导致的。

昏君可以导致王朝的末年。隋朝的灭亡固然有内部矛盾爆发的原因，但是内部矛盾为什么那样爆发？隋炀帝得无过乎？我们总说，危机不是这样爆发，就是那样爆发，但是，危机为什么这样爆发，为什么那样爆发？

天行有常，灾厄其常。君子自强，以故不息。所以我重视人的作用。

在有些问题上，一个看上去唯心的解释，并非就是唯心的。一个看上去唯物的解释，也未必就是唯物的，因为这也有可能是“政治正确”的，有可能是因为必须避开一些东西、所以不得不选择别的回答。

对于唯物主义来说，除了错误的回答，没有什么回答可以回避。

秦二世时代，秦朝社会危机总爆发。这些危机总是有原因的，也许，总是会爆发或者解决的。但是为什么秦始皇的时候能够控制住呢？这与个人能力是有直接关系的。

任何时代都会有成长为危机的因素，关键在于这些因素会不会成长为危机。而这，一方面与“客观世界”有关，一方面也与“人”有关。

人，也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

历史人物的成长是受到客观世界的影响的，但是历史人物的影响同样也作用于客观世界。

唯物主义的两个石头相互碰撞，不能说只有一个石头受到了唯物主义的影响，另一个石头不受唯物主义的影响。

唯物主义的原则怎么会出现一个脱离于唯物主义世界的石头呢？

人，不过就是一种“石头”。这种“石头”和别的种类的“石头”有区别，但是也不过是一种“石头”。

社会危机与客观世界的那种“石头”有关系，也可以与这种“石头”有关系。王朝灭亡可以是因为经济危机而爆发，也可以是因为人事危机而爆发。因为经济和人事，都只不过是“石头”的不同运行方式。

如果将原因归结于人，就是唯心，那么人为什么不是唯物的？

所以我不觉得，昏君可以导致王朝灭亡，这个观点有什么问题。

明朝灭亡，与明朝末年的四个皇帝关联重大。而这几个皇帝出现的问题，很有不同。

明神宗的问题是对官僚机构的管控力度不够。这是一定程度的失能。明神宗的失能，造成了明末危机的背景环境。对于明神宗失能的问题，牵扯深远，说起来可能要很长一大段，所以这里不想说太多。

明光宗的问题是壮年暴卒，没有发挥作用。这是失能。这个失能很关键。明光宗决定了此后的皇帝位子。而他自己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NPC……

明熹宗的问题是幼年即位，早期并不能发挥作用。这也是失能。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他年龄太小，是个客观原因。

这两次失能，明显放大了明朝末年的危机。

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遇到危机，总会想办法去解决。解决不了，当然可能会有很多种变化，但是首先还是会想办法解决的。

明光宗和明熹宗的两次失能，放大了明神宗时代的问题和危机。明神宗时代，特别是明神宗末年收尾阶段对后世的影响，我也说过一些，基本意思就是，每件事的结尾都是下一件事的开头，所以明神宗对后世是有影响的。但是事情毕竟要自己做，自己处理好坏，没必要怪祖宗，所以对明神宗留下的问题，并不夸大看待。因为明神宗时代，明朝面临的危机还远不足以亡国。真正发展起来，还是到此后三个皇帝。此外不再重复。

明光宗和明熹宗的失能放大了危机，但是我不怎么怪罪这两个皇帝。因为并非是他们工作不努力，而是他们没有机会良好的工作。当然，不能发挥作用，也与他们自己不能想办法好好活着有关系，说多了就没头了，不多说了。

这样只剩下明思宗崇祯皇帝了。

前三个皇帝，都有失能的问题。明神宗不严重，明光宗基本没干什么事，明熹宗早期虽然不成，后来依靠自己的白手套，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当然，解甲兄认为阉党不是一个良好的政治形态。不用阉党，历史上很多君主也会用一些外戚、权臣，很多白手套的保质期也并不长，就迅速换掉了。当然，明熹宗没有机会表现出自己是会换掉白手套还是不会换，就迅速死掉了。不过如解甲兄所言，阉党有太多的缺陷，不足以集结最优秀的人才，所以能力还是有欠缺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天启年间，明熹宗都存在着显著的失能问题。

那么明思宗呢？

明思宗即位时，已经十六七岁了。他去世的时候，也已经三十三四岁了。按照古人来说，十六七岁，已经基本成年。执政十七年，三十多岁，也早就到了而立之年。

明思宗确实有先天的劣势。比如他毕竟即位时还不算大，比如官僚集团不好控制，比如社会危机更加严重。

然而他毕竟要比明熹宗大一些，执政时间也长达十七年之久。

所以，我觉得他的能力问题，本身也是加剧危机的因素之一。

昏君本来就可以直接导致社会危机总爆发，就如同庸医可以将可以治好的病治死一样。

天冷的时候，可能喝口热汤就好了，但是被庸医看到，吃错了药，会死。在这里，庸医是危机总爆发的主要原因，因此归结为庸医，不能说是唯心主义。

对于明末问题，崇祯执政十七年而危机愈演愈烈，他的责任，肯定不会很小。

对于程度问题，这个有争论。我觉得崇祯责任大一些，所以说主要是他的问题。

对于崇祯责任大小的问题，这个问题原本不是很重要，但是越来越变得重要。

因为一直以来就有一种趋势，就是片面夸大明朝社会危机的严重性，否认人事危机的严重性，进而否定中国社会的合理性。这种趋势的来源之一，就是一种表面上的唯物主义。这种来源，在表面上所说的一切都是唯物主义的，但是本质上所说的一切都不是唯物主义的。因为这种将社会危机简单归结为社会自发的机械运转，忽略了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唯物主义因素，忽略了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的人事因素。

片面的真相就是谎言，片面的唯物主义也是唯心主义，因为唯物主义应以真实为根本立足点，而不应该扭曲真相。

所以我强调昏君问题在社会危机中的重要性，强调主观失误在明末危机中的地位。

我记得毛主席也谈过人事问题的。比如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话有不同的说法，意义基本相近。以前我也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毛主席这句话和《荀子·君道》的关注点是相同的。

人事问题本身也是唯物主义问题之一。

至于说袁氏的问题，他在保家卫国上无能。而他在揽权上有能，那么他就是害群之马。解甲兄以为他的问题在于由于私心，结果上了当，入了局，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这种情况，轻微了就是废物，严重了就是叛徒。说废物无能，不能为过。说叛徒无能，可能抹杀了他们出卖的能力。还好，我还没说他是叛徒。只不过，袁氏在这样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恐怕早晚就是个叛徒——好吧，历史不容假设，那就不说早晚，就说现实的——亲者痛仇者快，用文言一点的话说就是，袁氏所为，与叛徒所异者几希。

我说文人多眩于名实，不能留意本质。你说文人的毛病是以主观认识取代客观世界。其实这是一回事。大约我用的词过于古典了。单纯从字面上来说，名是称呼，实是实际。名实，不是指名声和事实，而是指概念和事物。在客观世界内部再区分主观和客观，那么概念是主观认识的体现，事物是客观世界的体现。因为我以前看公孙龙的《名实论》，后来又看一些古代的言论，他们大多是用名实一词，所以名实一词用得顺手，和现行的词汇体系不太一致。

至于修辞。修辞立其诚，语言的宗旨是表达内在涵义。“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名实相应，以实正名，以期准确表达概念内涵，必然要修辞。

谈不上以修辞替代逻辑，因为修辞本身就是逻辑必须的一个手段。

给人以拿修辞来代替逻辑的印象，大约是有时候也会利用“当然的道理”，搞一搞气氛。扣上大帽子压迫别人，大概不经意间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吧。以前也醉醺醺写过一些纯粹抒情的东西，可能文字还要流畅得一塌糊涂，那时候恐怕就更加是气壮胜于理直了。过分自信就是自负了。头上长角，过于莽撞，并非是好事。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事情，我就尽量改善。不过古人也说了，察见渊鱼者不祥，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我平时关注的东西够多了，不想瞻前顾后思虑太多，让心思变得太细小，所以一星半点的小毛病不会用太多心思去修正，而是在大略上浮动一下。这样手段比较间接，改善的过程可能比较慢，以后有问题，您多批评。

当然，对于您这一次的意见，我可能还有很多没读出来，所以，如果解甲兄有空暇，还劳烦您再费点心，继续批评。

非调侃。至于史实问题不敢说，因为我确实了解很少。请不要误解。

林风的这几段文字和论理也都很好。

所谓"文胜于质"中的"文"是修辞或煽情，而并非事实、逻辑和论理，包括流畅，流畅不是文字可能造就的，流畅是逻辑，是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分析思路，是论证的清晰。这就是质。我希望不要误解。

人们常常在两种状态下才可以被说服，一种是没有预设立场，虽然带着意见，但是还是想弄明白怎么回事；一种是预设了尽量被说服的立场，即便是你说的理由如何不堪，捏着鼻子也认。

除此之外，除了比较少见的一些情况外，很难说服人。

即便是交流意见，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有些人在当时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事后琢磨以后才逐渐接受。还有一些是当时接受了意见，事后又觉得不合适。

所以说了道理不听，是正常的事情。

而且，讲道理，要么是与自己的同志讨论，共同提升，要么是争取中立的群众，传播正确的思想，要么就是与敌人战斗，坚决遏制错误的思想。

至于那些明枪暗箭，以及风雪荆棘，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东西。

这是第一件事。

至于说史实什么的，人们对史实都会加以选择和炮制，然后才能去利用。

有的人是这样对待历史的，皇帝说的是就是真的，专家说的就是真的，自己信服的权威说的就是真的，强者说的就是真的，与自己所不满的人敌对的人说的就是真的……这些东西看起来没有共同点，其实共同点很明显：

概括来说，在有些人那里，史实是否真实的判断标准，不是史实自身。

马甲的作用遮盖了穿马甲的本体。

文饰压倒了实质。

文言的说法，就是文胜质。

所以，在你们看来，袁崇焕的死因就是他死后一百多年某人抛出的反间计的冤案。即使你们后退一步，承认这起冤案太牵强，也只是继续在冤案的基础上后退，认为他是冤枉的，只是冤枉的不那么严重。而丝毫不考虑他是否本来就是活该。这个心理很简单：你看，他那么冤（尽管承认反间计不靠谱，但是还是在反间计说法的影响下预设了他冤枉的立场），你们还说他活该，真是冷血无情。

这种属于典型的被操纵了的心理。

一个不冤枉而被处决的人可不就是活该么？怎么既承认不冤枉又说冤枉呢？逻辑上的矛盾已经严重到了这种程度，却还自以为自己仁慈善良，自信满满地拿着一堆历史事件中仅仅是皮面上的纹饰材料当宝贝。

史实确实不敢劳动你说，文字能觉得流畅，这也够了。对人要给予足够的信任，所谓足够的信任，就是有七分本领就信七分，有三分颜色就信三分，多了不给。

谈到文字，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陈琳的文字曹操很喜欢，骆宾王的文字武则天也很喜欢。第一个夸女人像花朵一样美丽的人是天才，第二个就是庸才，第三个就是蠢材。曹操喜欢模仿刘秀的宽宏大度，武则天则拿着骆宾王的事批评宰相失人。君等如此，欲何如也？

理上说不过，事上不肯服，发发小脾气，顽童闹调皮，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