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太平天国前期民政-安庆易制和翼王经略江西(1) -- numzero

必须强调一下，安庆易制的各项制度虽然是在石达开的主持下最先尝试推行的，但这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决定，他在离开天京前必然曾就一些基本设想同东王杨秀清进行过交流，在易制期间也必然会不断地会就最新进展向杨秀清汇报和请示，只是杨秀清下放了很大的自主权，使石达开能够主导整个易制而已。所以，安庆易制虽然是石达开政治才干的一次杰出表现，但也是和东王杨秀清的大胆放手，全力支持分不开的。

太平天国的乡官体制究竟是如何组建的呢？前文所引的石达开《给贵池人民训谕》的后半部份说道：

“谕尔等各村民人一乡知谕，遍传合邑诸耆良民，准宜速急依制举官遵限呈册，以五家设一户伍长，二十五家公举一两司马，一百家公举一卒长，五百家各公举一旅帅，二千五百家公举一师帅，一万二千五百家立军帅。公举各宫，须要注明三代履历及该本身岁次、家口若干，至于良家，亦须注明某姓某名、一户男妇老幼、合家总共几十名，速于到限十一月二十日旦，历明载册，交与举任卒长、旅帅、师帅等，亲身戴赴安徽投案。自谕之后，于贵池该县三十九保，倘有谁保越此治内之限不赴，休怨兴师问罪，剿铲不留。各宜凛道，毋违，切切。”

读了这段话就基本可以知道太平军基层政府的组织形式：每5家1伍长，25家1两司马，100家一卒长，500家一旅帅，2500家一师摔，12500家一军帅，这些人就是通常说的“乡官”(关于伍长，太平军军制和乡官任命中都有的，却似不属于“军中官”和“乡官”)，逐层设官管理。注意，这个组织形式表面和军队编制方式一样，实际是不同的。根据《太平军目》的规定，军中每100人另设4卒长，每军104人，以此类推，每军13125人，又有学者考证认为实际编制是每25人就另设卒长，也就是每两26人，每军是13256人，只是因为太平军的编制从来就没满额过(一般每军实际数不超过2000人，北伐援军25个军总人数才7500人)，所以《太平军目》也就暂无修改必要。总之无论哪一种，都和乡官每军12500人的编制方式有所不同，这种细微差别也体现了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虽和军队有所相似，其实还是不同的。

至于乡官的选拔方式呢？《训谕》中也说明了，采用民间“公举”方式产生。

这个“公举”究竟是个什么形式，由于缺乏太平军本身文件的证明，清方史料中又语焉不详，历来史学家们说词不一。经过比照各类记载后，基本达成共识的是100以上的“公举”肯定不是采用一人一票的直选形式，100家以下则似有可能，但也难以肯定。对于卒长以上乡官的公举，有的认为延用了传统“保甲制”的“公举”方式，只是“保甲制”通常只在所谓“士绅”范围内进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并无发言权，而“乡官公举”则允许所有“良民”参与，使公举结果能够更广泛地反映民意。另一种则认为，卒长以上乡官可能采用由下层乡官推选上层乡官的方式。《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官员三年一次升降，绩优者升，绩劣者降，因此乡官很有可能也是三年一次公举但无定论。

至于公举中要求注明三代履历，则主要是为了便于审查公举过程和结果的合法性，在主观上防止有人钻制度的漏洞把持地方政权，及利于进行监督。比如，太平天国是严格要求从“本地良民”中选举乡官的，因此要避免有外地人通过贿赂，强勒，欺诈等方式混充乡官，而太平天国后期个别地区正是因为没有对乡官做基本的履历审查，竟出现有土豪恶霸混充乡官的。这些人对太平天国守土官和将领竭尽阿谀奉承，在乡里却利用乡官权力欺压良民，而且官官相互，只手遮天。如果相关地区的太平天国将领及守土官对这些人的背景略作了解，也不会对其毫无警惕，任其肆意妄为。还有少数地区的乡官竟由大地主担任，使乡官政权成了地主向农民逼租的机器，完全违背了农民起义的初衷。

对于太平天国前期乡官的成份，学者们的观点也是大相径庭，有的认为基本上是农民和无产者，只有少数是地方乡绅，小地主。有的则认为多数都是富绅地主，也就是认为“乡官”政权的公举和封建王朝的“里甲”“保甲”没什么分别。我在这里不想重复进行考证了，认为双方都有各自的依据，也各有偏颇之处：前者过份高估了150年前农民的“阶级意识”，以为他们已经可以用阶级来区分敌我，后者依据的则大多是太平天国后期某几个封建化特别严重的地区的记载，有以偏盖全之嫌。个人认为，《中兴别记》说“石达开既据安庆，张伪榜，假仁义要结民心，收罗无赖充伪乡官”，《太平天国野史》中说““达开既至安庆，以诚意相要结，择村里之有声望者为乡官”，《平定粤匪纪略》中说“择本地助虐者为乡官，授以伪职”，其实各自表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迄今为止发现的数份太平天国自身发布的要求公举乡官的文书中，没有一份限制公举人身份的，仅仅要求为本乡良民即可参与。既然允许普通民众参与公举，那么自然会有小民百姓成为“乡官”，在以精英自居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观念很强的封建文人看来，自然是“无赖”皆可为官了。而“有声望者”则未必就是缙绅地主，其实当时的民众也不在乎他到底是哪个阶级，只要此人处事公道，民众信得过他即可----其实石达开本人在家乡也算是“有声望者”，因为“读书明理”，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又常为乡人排难解纷，十二三岁便远近多称“相公”而不名，可他却不是士绅，更不是地主。至于《平定粤匪纪略》的说法也没错，太平天国选拔官吏，自然要确定其支持太平天国政权，审查三代履历，也不乏有这方面考虑。(太平天国后期，有些人一边当着太平天国的乡官，一边却和清军将领长期保持联络，出卖太平天国情报，随时准备判变)。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评价太平天国的乡官选拔制度，实在有些无的放矢。

太平天国的乡官是否全部由公举产生？这也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个人认为，太平天国的乡官选拔是采用公举与指派结合的方式所产生。如前文所引的告示，明确指出要求“合邑诸耆良民，准宜速急依制举官遵限呈册”，又具体提出25家举一两司马，100家举一卒长等等，而且警告说“谁保越此治内之限不赴，休怨兴师问罪”(前文引述了这份训谕的前半部份，知道贵池民众经安抚说服后已“颇能回心敬天”，表示愿意和政府合作，所以如果再不按期执行，就是阳奉阴违，存心对抗了)，可见这一布告不是走走过场，而是务令照章执行的。但是，有些地区的民众是积极参与乡官公举，选出来的政权也尽心为太平天国效力(后面再谈)，但也有不情愿的，有个地方的方志中记载，因为谁都不愿意出来做乡官，最后竟采取抓阄的方式决定。剔除在被清军克复后推诿责任逃避追究的因素，我想不能否认确实存在有些地区民众有疑虑，不敢出来做乡官的。太平天国政权对这种现象未必毫无察觉，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抓阄选官，还不如直接委任。(套句现在的话说，任何国家的民主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民斗争争取到的，当然也包括承担无可避免的风险。)同样是石达开部所发布的下面这道涉及乡官产生办法的文告，内容就完全不同：

“复选于乡孰人士中有才学而公正者举为军帅，师帅，旅帅，分治一邑之事，小民之痛痒何患不能渐闻于朝廷之上而臻郅隆之世也。今显天燕陈大人驾驻该邑，命本军政司遵制官举安民，自今而后彼义和孝义愧非士人之流不能类举，一乡之善士亦尽心焉而已。彼义和孝义二乡才士之菽举所知者夏惠昭一名为军帅，管理二乡事物，又师帅五，旅帅二十有五，皆二乡中才士所为。”

这就不是以5家25家为单位公举了，而是由守土官或更高级的首领直接向本地“才士”了解情况，由他们推荐“有才学而公正者”为乡官，然后直接任命，不过不限于缙绅阶层，一般读书人也可以。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乡官就不设旅帅以下的等级了，因为要通过“本地才士”以100家甚至25家为单位举荐“有才学而公正者”为官是不现实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些地方史料中记载乡官任命只记到“旅帅”为止，未尝没有这方面原因。而由“有才学而公正者”去干管理100家或25家的事，也实在是大材小用了。还有一种任命方式，是从本地乡试中举者当中选拔任命，这种情况在后面的科举部份再详说。

从这里可以看出，说太平天国政府的乡官都是“流氓无赖”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民众推选官员，难道会挑“流氓诬赖”推选？而太平天国自己指派乡官时，更是通过当地读书人的推荐或考试选拔的。(当然前期不可有能土豪或大地主参选或被选的情况，因为他们是太平天国的重点打击对象，不是逃亡，就是财产充公)。而对于为什么特别强调本地人充乡官这点，上面引的这篇石达开部张贴的文告中有专门阐述：

“照得能治斯民，莫善于一乡之士民，有告在迩，可通乎万民之心。缘胡虏之习，千里外使一匹夫口来，于县堂坐听百里政治，无一人可曲成斯民，肉食终年而后去，乡土有士而不得与其事，虽小民之痛痒急欲告而口除者如隔天壤。假令呼之急而声闻之，非贿赂之断断乎不能。”

守土官即监军和总制的任命是通过委派，可以由本乡人担任，也可以由外乡人担任。有时由驻军首领临时兼任，事后再行委派。而被委派的人员或为本地有名望的知识份子，或从会试翰林及进士中挑选，或由投降清吏留任，如1854年太平军攻克安徽六安州，原知州宋培之投降，即任之为该地监军。驻军首领持续担任守土官的情况也有，但现在可考来历的守土官基本上都是读过书的人，如安徽和州总制李秀成虽没参加过科举，但是读过书的；湖北蕲州监军李岚谷不确定是否曾参加科举，但他在广西白龙洞留有唱和诗和七言古风，颇具文学造诣，兴国守土官胡万智曾是太平天国育才官(负责选拔保荐才俊之士的官员)；江西以驻军首领兼任守土官的石达开部将朱衣点本身就是会试进士。

现在来看一下安徽省“举才俊”的情况。

《潜山县志则云：“据省垣(安庆)之伪翼王石达开，亦逼读书人赴省垣应试”

关于这个“逼”字，以及同类记载中所谓的“胁”“迫”等字眼是否真是强迫的，我们在后文(特别是经略江西的部份)会不断以事实来说明。在这里只做简单澄清。想举太平天国为“贼”的刘文藻《诗舫存钞》中有一篇诗，记有一个湖口籍的洪秀才，被太平天国征召为官，不但拒不服从，还口出厥词，于是太平军把他送到安庆交石达开处置：

翼贼坐堂皇，大义春秋勉：谓尔缪庠生，夷夏胡不辨!

秀才曰噫嘻，春秋吾所善，用夷则夷之，用夏夷人选。

圣人大义明，尔贼岂能眄？众人请杀之，贼笑曰勿翦，

彼固愿死耳，出禁久或转，吾方收士心，否则礼以遣。

《太平天国野史》中提到石达开从本地名士中择任官员时则记为：“达开既至安庆，以--诚--意--相--要--结，择村里之有声望者为乡官。”

太平军对读书人应试还是有一点“逼”的，如1856年10月4日《华北先驱报》322号上曾刊登一文,说:“有安庆居民云：他们得安庆后，即开科取士，按旧名册迫令士子赴考”。不过，如果坚不赴试，也没什么惩罚，更不致招来杀身之祸，有地方志说，“读书有志者皆不屑为”，注意这里说的不是“读书者皆不愿为”，而是“读书有志者”。什么叫“有志者”呢？我认为就是坚决不为“反贼”做事，不当“反贼”的官的人，在清方人士看来是有志气的。这一记载恰恰说明对这些读书人的“逼”是很有限的，只是用力推动一下，但对坚决不去的，也不会强迫或严惩。

太平天国科举原先只有“会试”，就是天试，东试，北试，翼试，至“安庆易制”后始出现乡试。乡试中者无定额，取中者即为举人。榜发后，可在本地授职，担任守土官正职乡官的协理官，或者军中杂职官(多数是充当书手)，个别的还有机会被委派为本地乡官。也可以向守土官报名，发给川资，以舟车送到天京参加会试。(注：这只是前期基本情况，后来又有些变化，但政策精神是一致的)

清制规定“凡出身不正，如门子、长随、番役、小马、皂隶、马快、步快、禁卒、仵作、弓兵之子孙，倡、优、奴隶、乐户、丐户、?D户、吹手”等，都不准应试。此外，复，不是本地的人，不准参加考试。而太平天国乡试则彻底打破了这一禁令，由于对应试和出身门第无特殊要求，与试者来自各个行业，各个阶层，而且外省人也可赴试。如上述《华北先驱报》的报道又载：“工商各界皆准应试。有一卖菜者，考中举人而得官职”，甚至“僧、道、巫、觋、卦、卜、星相”出身的也可参考。对于这一政策，不同立场的人看起来感觉也截然不同，在以些以精英自居的士大夫看来，简直是荒唐可笑，尊卑不分，纲常尽乱，而在罗尔纲这样的史学家看来，“文武各官，三百六十行”则恰恰反映了太平天国起义虽然被一些封建文人大加诋毁和贬斥，却广泛赢得了低层民众，尤其是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戴，是其“人民政权”性质的体现。既然是视角问题，我也不做评论，这里只想指出，因为太平天国初期的起义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和半文盲，急切需要大批知识份子的加入，所以对但凡能读能写的人不分出身职业，全都竭力网络，乡试录取的标准也因此放得特别的低。换句话说，“乡试”的目的不是举拔学识出众的俊义之士，只是为了填补日益频繁的军政活动中暴露出的巨大人材缺口而已。

由于科举实难以将真正出色的人材甄别出来，也无法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材”，太平天国在科举之外又有招贤之制，据传此前天京便已曾出榜招贤，而自“安庆易制”建立郡县级地方政府后，凡太平军“窃居郡县，暨剧贼行兵所至之地，皆署榜于所居门墙及伪官衙前，曰：体国经野，致治必在于兴贤；幼学壮行，怀才必期于见用，况值天命维新之际，正属人文蔚起之时。天朝任官惟贤，需才孔亟，凡属武纬文通之彦，久列于朝，专家典艺之流，不遗于野。但恐采访难周，搜罗未遍，抱璞者耻于自献，徒韫椟而深藏，怀珠者虑其暗投，亦韬光而不市。当知天朝见贤即用，望治维殷，勿以自荐为可羞，即宜乘时而利见。倘有一技之长，仰即报名投效，自贡所长，或由管长具禀保荐入朝，量才录用，家口厚给资粮，不致失所，俾免内顾之忧，以慰从公之志。”(《贼情汇纂》) 很多自谓高才之士，或不屑于被各色人等一同录取，或怕走科举之路难以得到重用，故而宁走招贤一途。由于史料有限，绝大多数太平天国前期文官的出身很难确定，但地方志中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则“安庆易制”期间毛遂自荐而受到重用的记载----这就是安徽望江县捐纳国学生潘含孚，自负有高才，而大半生始终郁郁不得志，于是在1853年到石达开处毛遂自荐，一年以后他跟随石达开前往西征前线再次路过家乡时，已经是翼殿尚书，职同指挥了。

以上就是太平天国自“安庆易制”以后建立起来的地方人材选拔任用机制，以下是部份有关太平天国前期这方面活动的记载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有太平天国1853年颁行的石达开给青阳县人民代表的赠书《旧遗诏圣书》所附谕凭：“十月二十二日，刘悔庵等三十三人赴安徽进贡，翼王五千岁比给诰谕、训谕及 旨准颁行共十三部。又奉丞相赖大人给发翼王谕凭，回传十七都图速口举官造册呈报。

《殿右捌指挥杨告繁昌荻港镇人民扎谕》：“兹本大臣随同翼王五千岁率师安庆。查得尔荻港镇民人尚未齐来投册。为此札谕该镇，限十一月初九日举齐旅帅，两司马等官，填名造册，赴安徽省呈报本指挥衙，以便发给门牌。”

不久发布的另一份《殿右捌指挥杨札谕》：“该省各郡州县已投册者请领门牌。”

《潜山县志》记载:“立伪职曰乡官,有军帅、师帅、旅帅等名,给木印,敛亩费,理名词。……外设一异乡人综县事,曰监军。”

《皖樵纪实》记太平天国在潜山设“6军帅、18师帅、72旅帅。军帅穿红袍,余穿红鞋,俱戴红帽,树红旗。3月,潜城监军侯万里视事,如知县。”

《贵池县志》记： “设官分职，勒民呈册，征收钱漕。”

《太湖县志》记：“九月，伪翼王石达开自江宁回驻安庆，分扰属县，设伪监军等官，奸民导之胁取钱粮”

《贼情汇纂 伪守土官乡官表》记载：“每一州县分三军五军不等。”又记有部份太平天国守土官姓名，如：“罗忠球：功勋土正土一戊一监军，曾踞东流县；李名玉：繁昌县监军；黄振钧：潜山县监军；黄振兴：铜陵县监军；万成桂：青阳县监军。”

《英山县志》记载：咸丰三年十二月“贼目何开贵踞城，树伪职，贴伪示，伪号真天命太平天国，逼造伪册，分军、师、破、 本．伍伪职。”

《湖口县志》记载：“九月(1853/10)，檄胁湖民造册，编立军、师、旅帅等伪官。”

《备志纪年》咸丰三年记事：“由是煽惑人心，假托周宫，倡为军、师、旅帅、两司马、百卒、伍长等职，索民间造册许结散门牌，以安百姓。凡称名，男呼兄弟，女呼姐妹，无老少，无等卑。”

。。。。。。

现存的安徽，江西，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六省(即太平天国曾经建立根据地的地区)的文献中，均有太平天国选拔任命乡官和守土官，及开科举试的的记载，其中既包括太平天国自身发布的告示，也包括地方志私人笔记中的记载，足见这一机制在太平天国占领区内得到了持续而广泛的运作。

关于乡官的具体职能和运作效果，下面再介绍。这里想就太平天国科举和招贤再说两句。从现存的许多史料看来，没有理由否认太平天国政权对知识份子的渴求，很多军队和机关中甚至给予知识份子在起居饮食方面的特别有待。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很好地尊重了知识份子，发挥了他们的作用。相反地，由于宗教政策，将领素质和地域偏见方面的原因，太平天国在对人材的甄别的任用方面出现过很多失策，例如科举中选拔出来的人，多数是充当书手，至多不过是主考官，乡官，守土官，又如招贤方面，上文虽提到有个望江生员投奔石达开后得到重用，但同年另一个望江生员被保举到天京后，洪秀全却将他“送入诏书衙学习”，令其改造思想，“并未擢受伪职”。洪仁(王干)算是见过世面，文化教高的人了，但知容闳之材竟不能用，李秀成向有爱读书人之名，有名的才子王韬想向他投书却不得其门而入。。。。。。这些都大大影响了对知识份子的争取。

只是我不赞同对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一棒打死：他们留下了很多教训，但也取得过一些成功，比如科举制度确实为太平天国吸收了一大批有一定文化的人员，没有他们，这个政权不可能在那么广泛的领域内维持那么长时间的有效运作。太平天国也有一部份将领是比较善于争取知识份子的，如前期的石达开，后期的李秀成，陈玉成，洪仁(王干)，他们虽不能代表整个太平天国，容易造成“人去政息”的局面，但因居于高位，在他们各自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地区，还是校正了许多不当做法的。仍以石达开为例，前期受他节制的地区包括皖赣鄂三省，其中他在湖北省的时间不长，故而影响有限，但对前期安徽和江西统治区的民政却起了主导作用，如在安徽，“郡县士大夫多充伪职”，“民与贼久无分别”。又如太平天国任用高级官员及将领时虽有重两广，轻三江两湖，重武士，轻儒将的明显倾向，但是石达开的部下却有大批来自三江两湖的知识份子得到重要，翼殿尚书除上文提到的潘含浮外，还有天试翰林湖北人杨在田和湖北人周北顺，只有一个“粗通文字”的广西人韦尔编“并无大权”，将领方面，萧寿珲(湖南湘乡秀才)，朱衣点(太平天国进士)，周竹岐，李岚谷都是三江两湖出身的知识份子在石达开部下担任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的例子。所有这些情况对于太平天国的知识份子政策的评价而言显然不是无关的

毕竟在人治社会里，领导人自身素质对政策的影响力往往是决定性的，不能因为“人亡政息”就否定这种影响力，更不能因为太平天国的许多失策和教训就全盘否定他们为吸引人材而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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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在人治社会里，领导人自身素质对政策的影响力往往是决定性的，不能因为“人亡政息”就否定这种影响力，更不能因为太平天国的许多失策和教训就全盘否定他们为吸引人材而付出的努力。

“安庆易制”中政策性的措施

　　(一)设乡官，拔才俊

　　先简单说一下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建立情况。

　　据戴均衡《草矛一得》述咸丰三年兵事说:“贼先时数千里所过不留,未尝行立官安民之事,迨八月复踞安庆,始行此举。”(注：咸丰三年八月为阳历1853年9月)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后来论太平军安徽统治区时说：““今之贼,自咸丰三年以来,俨然有自王之志。”

　　1854年初，西征军三克汉阳，汉口，之后全面挺进湖北腹地，以致敌军惊呼湖北“纵横千有余里，遍地皆贼”。但是，攻夺城池过多，与兵力严重不成比例，只好四散据守，不久又分兵入湘，加之武昌未克，湖北的经营力不从心，以致于“建政”的情况参差不齐，有些地方进展顺利，有些地方则严重跟不上。顺利的例子后面再举，李汝昭《镜山野史》则称湖北太平军“动辄掳掠为主，毫无王者举动，全非霸者之经营，不过争地杀人盈野，争城杀人盈城，逞一时之强悍，乱我清代之疆场，虽然，也是天厌本朝奸贪，助逆诛逆耳。”所谓“掳掠”，就是指太平军的“打先锋”，由于建政工作跟不上，这些地区的部队只好依靠吃大户。6月底，武昌克复以国宗石凤魁镇守，不久，石达开以石凤魁恐难胜任，奏荐地官副丞相黄再兴前往武昌，协理军事，主掌湖北民政。8月，黄再兴到任，一个多月后，李汝昭再次在《镜山野史》中作出评价：“是时，武昌南京属管之地，粤人出示安民，开科取试，禁头变服，按例征粮，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清今受困于粤，与明初受困于清者，势之相出不远矣！危言哉，出乎尔者反乎尔。”将李汝照的前后记载和太平天国方面的人事异动对照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在湖北并非不想全面建立根据地，只是直到攻克武昌后才有此条件。然则此前广占州县便有失策。但这种失策，和全文最开头提到的定都天京后半年间的失策性质相似，主要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安徽的大好形势使杨秀清再次过度乐观，他在调石达开回京的同时改变了石达开稳健的战略，把安徽的兵力大部份抽调到两湖战场，不顾兵力严重不足而急于攻占大片土地，不但使湖北根据地的建设跟不上攻克城池的速度，也给后来的惨败埋下了种子)，而不是太平军在建政思想上出现什么反复。攻克武昌，石达开亲自推荐的黄再兴迅速改变了施政状况，也显示安徽“易制”的成果确被他省所沿袭。

　　赵烈文所谓太平军自“咸丰三年”起“俨然有自王之志”，所指显然不可能是“数千里所过不留，未尝行立官安民之事”的时期，而是在“迨八月复踞安庆，始行此举”之后。可见太平军在1853年9月的“安庆易制”之后，在统治区的举措一改从前的作风，开始表现出立国施政的长远眼光(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时期内因为技术性的失误影响了这种考虑的实践效果)。而这一切，都始于“立官安民”----只有先选拔任命官吏，才能通过他们推行政策。

　　在介绍太平天国选拔地方官吏的方法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太平天国的官制。

　　首先，太平天国采用统一官阶制。官阶由低到高，分别是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侯，王。(其中还有细分，此处从简)这些名称的含义，相当于历代官员的品级，如“军帅”，代表第七阶官员。仅从官阶是看不出文武或具体职务的，就如同只根据“四品”“五品”无从判断文武和司职一样。知道了这一点，就会明白有人说太平天国官名“名不副实”，有人说太平天国全民军事化，用武将任文官，完全是因为不了解太平天国官阶制度造成的误会。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初，因为没有地方官，所以官员只分为“朝内官”和“军中官”两种。自总制以下为军中官，自将军至丞相为朝内官，王侯则即是官阶也是世袭爵位。所谓军中官顾名思义就是长期在军队中担任的军职，而“朝内官”领兵者一律称为“钦差大臣”，所以太平天国的“钦差大臣”并没有什么特殊权力，只代表这个人不是长年担任军职的，而是朝中据事指派来领兵的，战事结束后还可能调到其它岗位。

　　“朝内官”和“军中官”(以及下面将要谈到的“守土乡官”)又各自分为“正职官”和“杂职官”。对于朝中官的正职官而言，官阶和职务没有必然关系，有的是临时指派任务，更有很多另有官职，比如卫国侯黄玉昆，他的官阶是“侯”，职务却是“刑部尚书”。而对于军中官的正职官而言，官阶也是职务，比如“旅帅”就是是统带500人的将官。杂职官也叫“职同官”，因为他们在官阶前加“职同”二字，例如陈玉成曾为“典圣粮，职同监军”，就管粮草的。杂职官通常都有专门的官职和司职，从事一些事务性工作而不参与军政大计，如“典天舆”，就是给天王管轿子的。但也有例外，如各王府的六部尚书也算杂职官，但却参与军国大计。朝中官的“杂职官”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被委任其他司职，如“承宣”是各王府的高级传令官，职同指挥，但东北翼各殿的承宣都有被派到前敌参与领兵作战的。

　　除此之外，太平天国另有“恩赏官职”，如“恩赏丞相”“恩赏检点”，这是一种虚衔，或者说荣誉称号，就像现在的“名誉XX”。如我们下文提到的赖裕新，他的官阶是“恩赏丞相”，称为“殿前丞相”，但他当时的官阶却是指挥。

　　最后介绍守土乡官，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制，这是从“安庆易制”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地方行政分为“省”“郡”“县”三级，改清制之“府”为“郡”，取消“道”一级。如安徽省仍叫安徽省，也称“皖省”，由于省会设在安庆，所以对安庆也称“安庆省”或“安省”，在不发生歧义的情况下，“安庆”和“安徽”有时候通用。在安庆又设“安庆郡”，下辖江北的怀宁、潜山、望江、太湖、宿松、桐城六县而江南的贵池、东流、建德则属池州郡管辖。郡首脑的官阶为“总制”，县首脑的官阶为“监军”，司职就是管辖该郡县军政事务，称为“守土官”。县以下村镇的各级官员称为“乡官”，这是标准的规定，有的记载含混地称为“守土乡官”，还有一些一律称为“乡官”，总之二者都是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司职以民政为主，在驻军较少的地方也兼管军事，但军事方面的权力，同级乡官和守土官比军中官低得多，例如军中官的“卒长”在指挥军事时权力高于乡官的“军帅”，守土官由军中官兼任的情况例外。

　　地方官中也有杂职官，对于他们的称呼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和军中官一样，也是用官阶作为官名。比如“职同军帅”，既是官名，也是官阶，具体司职则从事务性工作到协助守土官和正职乡官处理政务都有。因为杂职乡官很多也参与政事，所以有时候记载中也直接称他们“军帅”“旅帅”。总之，由于现存的太平天国自身文献极少，考查其地方官制不得不借助地方志和私人笔记，而这些记载者自身对太平军的官制也了解得不够清楚，朝中官尚且能分，军中官和守土官乡官就常常被混为一谈，或是不分“正职”和“杂职”，导致细节上的混乱。不过太平天国本身的规定其实是比较清楚的，只是敌对方的记载者不完全了解，也不屑去了解情况罢了。(由于记载混乱，专家一不留神也会弄错，比如有人就曾经指出，罗尔纲先生在《太平天国史 乡官传》中所写的两位传主其实都不是乡官。

　　因为太平天国采用了一套和历代截然不同的官制，所以从一份记载对官制的了解中就可以大致看出这人深入太平天国的情况。一个人如果自称在太平天国生活了一年以上时间，自称和太平天国的官员很熟悉，对太平天国的政策制度很了解，还做下诸多记载，却“守土乡官”和“军中官”不分，，那他多半是信口雌黄，其“经历”也有可能是凭空捏造或虚构夸张。同样，一个现代人如果要谈论太平天国的体制和政治，他分不清“守土官”和“乡官”还情有可原，犯下官阶和职务不分的低级错误则说明对太平天国的“了解”只是空中楼阁，没有基本的制度常识，他不可能有效地去分析辨别史料和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就如同不了解美国三权分立的具体操作方式却妄谈美国的政治运作乃至评价美国的民主一样。官制是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的表现方式，而政体则是国体的体现。对官制缺乏常识的人不可能真正了解政体，更不可能正确分析国体----也就是太平天国的政权性质。

　　太平天国的官制在细节方面还有争议，但大抵如上，在1853年9月以前只有朝中官和军中官，1853年以后则在选拔任用了大量守土乡官，建立起了地方政权，由此实现了对根据地的管辖和治理。

1853年9月底，石达开到安庆，开始易制安民，同时分兵攻占长江南北各郡县；(太平天国在1854年占有安徽44个县中的22个，也就是半个安徽省)5个月后，即1854年2月底3月初，石达开奉召回京述职，洪秀全杨秀清听取汇报后决定正式以安庆试行的新政为国策，在天京以外各占领区推行。7月，石达开再返安庆，任务之一是继续主持皖赣鄂三省的易制，特别是秋季粮赋的征收，直到年底前往湖口指挥九江湖口战役，“安庆易制”到此结束。我会比较集中介绍前5个月中新政在安徽的推行，而以其他地区和时间的情况作为补充。

　　从1853年到1857年，因为石达开是前期诸王中唯一长期负责京外民政的人，所以不难想象他对皖赣鄂省民政的实际影响远超过在京各王，是这三省民政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尤其是在他一手开辟亲自经营的安徽和江西根据地，大多数将领和郡县级首脑都是他的部下，因此这种影响力甚至一直延续到1860年。这就是为什么石达开主政的情况基本可以反应太平天国中前期的民政。(故而曾国藩说“安庆为石逆旧踞之巢穴，江西为石逆新陷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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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关于“安庆易制”的内容，我用这么一段文字来总结：

　　天国癸好三年八月，达开抵安庆，即行安抚黎庶，慰问疾苦。观其所为，盖于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查户口，造粮册，缉盗贼，严军旅，励农耕，安工商，拔才俊，设乡官，修河堤以卫民田，兴军屯以寓兵于农，坚壁筑垒复开疆拓域也。

　　现在分临时措施和“技术性”措施官及政策性措施(官吏的选拔和作用，商业和手工业政策，土地政策四个方面具体说说)两方面来假以说明。

　　临时性的措施和“技术性”(与“制度性”相对)的措施包括：

　　第一 “安抚黎庶，慰问疾苦，于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

　　1853年9月26日，石达开带领五六千太平军，乘着六百艘船抵达安庆，这时西征前线等候接受他节制的著名将领包括春官正丞相胡以晃，检点曾天养，国宗韦俊，石祥祯等，而随行主要官员则包括检点张遂谋，覃炳贤，梁立泰，指挥许宗扬，张潮爵，曾天浩，赖裕新，职同指挥刘承芳等等----呵呵，这些人在当时太平军中大都是赫赫有名举足轻重的，不过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可能一多半没听说过，倒是这里面有两个还没怎么被人注意到的“小人物”你却一定听说过----他们就是在五年之后成为太平天国擎天之柱的陈玉成和李秀成。陈玉成这时还是个“左四军正典圣粮，职同监军”，他一直在前线作战，暂时和“易制”关系不大，李秀成却在从这时候起的两年半时间里一直留在安徽，以平均每年升两级的速度从这时的监军一路被提拔到1856年初时的地官副丞相，跻身高级将领行列。他在后来的自述中回忆这段经历说：“同翼王上安省安民，此时官小，不过听差而已。我在军中，勤劳学练，生性秉直，不辞劳苦，各上司故而见爱。逢轻重苦难不辞，在皖省巡查民务，又兼带兵，修营作寨，无不尽心。。。。。。”

　　既是“上安省安民”，首先必得安抚流亡。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昌东安徽时，沿途多数民众是“望风归附”的，可是到了这一次回师西征时，却遇到有不少闻风而避，乃至举家迁徙，而且不仅仅是地主官绅，连小民百姓也如是。这种情况让太平军的将领们十分困惑，于是在这年8月29日，西征军的重要将领曾天养在江西发布了一道《晓谕四民放胆宽心以勤稼穑札谕》，其中说：

　　“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兹我天王合万亿之众，行仁义之师。原以使天下享舜躬之福。尔等轻信人言，自相恐吓，背井离乡，殊不少解。本大臣？？在抱，胞与为怀，特剀晓谕尔等：继自今宜拜天父天兄，恪守天王诏旨，为农为圃，各宜其生，乃积乃仓，毋废厥业。何必奔走四方，辗转沟壑也。且我天朝整旅兴师，南征北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尔等不归之于今，其欲归之于后乎？谕后各当猛省回头。”

　　第一次读这道札谕时，我想到的是过去从某本书上看到的一段刘邓的某段往事，其中说到有个打仗很英勇的连长，因为对老百姓的态度不满，就大喊声道“我来解放你们的！”----这个连长实在是困惑委屈加不忿：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解救劳苦大众，人家为什么把他当恶人似的防着呢？

　　曾天养毕竟是太平军中一员被敌人称为“有谋”的老将，虽然他也对安徽民众面面对自己率领的仁义之师竟然“奔走四方，辗转沟壑”，大惑不解，但到底没有在文告中大发“天威”，只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不要害怕，“为农为圃，各宜其生，乃积乃仓，毋废厥业”“放胆宽心，勤于稼穑”。我觉得这份告示中流露出的困惑是真实的，可以显示太平军并没有沿途杀人放火，故意破坏----一个人倘若不是傻子，那么在跑到人家杀人放火过一次以后，再来时是不会想不通人家为什么要躲起来的。他尽可以在自己的家书日记中故作困惑，甚至可以当着被害人和外人面时装傻，但他恐怕不会特地给被害人写封信来表达自己的困惑--除非他唯恐被害人不会因为忍无可忍而和自己拼命。

　　安庆的情况比江西还遭些，许多沿江地区的民众迁入深山老林，有的人家只留少数精壮维持生产，谨守门户，且也大有随时走人之势。如果这种情况不能迅速遏止，那么任何政策制度都无从实行，更不要说恢复生产，充裕国库了。

　　所以石达开到安徽后，断然抛弃了天京的几项弊政：

　　1 没有大搞排场。据记载，太平军的船只从9月24日深夜起到9月25日中午陆续停泊在安庆城外，9月25日夜间，石达开率同主要官员及部份士兵进程，未事声张，，并命附近百姓不要逃避。一般人都知道太平天国为诸王“出巡”规定了一套极为夸张的仪仗，例如按规定翼王的仪仗队有一千多号人，出行时沿途人等一律回避，回避不及的要在街旁拜伏于地。而石达开这次“代天巡授”到安庆，却完全没理这一套，将入城选择在夜间，显是不想惊扰百姓。不光这一次，以后石达开到苏皖赣鄂的各个地方，也从来没用过这套仪仗----但这并不只是石达开个人的行为，后面会提到，在他治下的太平军实际上废止了礼制中对各级“军中官”仪仗的铺排(连一个管30人的两司马都要4人抬轿)，安庆的这次入城只是为全军做个表率而已。当主帅的以身作则，各级官兵自然乐于效法。

　　2 没有充民财入圣库。(用“征收赋税”代替“圣库制”)

　　3 没有拆散家庭。据袁甲三记载，太平军到安庆之初曾“私查户口”，如要解散家庭，将男女分别编入各馆，实行军事化管理，只须按馆造册即可，用不着查户口，更不可能是“私查”----这个“私”字，说明太平军起初是在暗中了解户籍情况，为设官建政做准备。

　　4 没有修宫殿，选民女。据记载，石达开直接入住安徽巡抚衙门，只根据太平天国的风俗习惯进行了简单的修改，其后数年也始终未未在安庆修建王府。

　　担心被太平军解散家庭，没收财产，或强征为役，是安徽民众对定都天京后的太平军有顾虑乃至举家迁避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以上措施则有利于打消民众的顾虑，起到暂时安抚人心的作用----不管怎么说，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翼王五千岁”，自称代表东王而来，在民众心目中基本可以代表天京政府----如此方有可能着手建政。

　　《中兴别记》说，“石达开既据安庆，张伪榜，假仁义要结民心”，这些伪榜中只有极少数流存至今，其中一张的内容是：

　　真天命太平天国电师左军主将翼王石 为训谕县良民各安生业，勿受妖惑，惊惶迁徙事：照得天父天兄大开天恩，亲命真主天王宰治天下，又命东王及北王辅佐朝纲，业已建都天京。现下四海归心，万邦向化。今特命本主将前来安徽，抚安黎庶，援救生灵。尔等良民，生逢其时，何其大幸。

　　兹因四路尚有漏王残妖，未尽诛灭，业经特派大员统兵四出搜捕妖魔。诚恐尔等惑于谣言，擅自迁徙，纵有点点残妖岗入该境，尔等即遵本主将前次颁行训谕，一体严拿，解呈安徽，自有重赏。为此特行训谕，尔等良民要敬天识主，认实东王，那时自有天父看顾也。切不可妄听浮言，须知一经迁徙徒，或丢家也，或丧身命，其害不可胜言。统俟天父大显权能，将四海残妖诛尽，自享永福于无穷也。尔等其各凛遵，毋负本主将训诲殷殷之意也。切切，毋违训谕。

　　所谓“训谕”，就是指翼王的命令，太平天国把东王的命令称为“诰谕”，北王的命令称为“诫谕”，翼王的命令称为“训谕”。太平天国的安民告示大都有些场面话，这篇诰谕也不例外，但它的主旨却在最开头说得很清楚：“为训谕县良民各安生业，勿受妖惑，惊惶迁徙”，训谕除了提醒人们见到清兵要“一体严拿”外，重点有两项：一是再次重申自己的来意：“抚安黎庶，援救生灵”，二是劝告大家千万不要随意迁徙，以免“或丢家也，或丧身命，其害不可胜言。”

　　“援救生灵”四字在太平军文书中屡见不鲜，因为“诛妖救世”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旗号，但是否诛完了妖就达到“救世”目的了呢？反正他们是每回诛完妖后就走人了----这正是安庆等地民众迁徙的另一重要原因之一。

　　从1853年2月到9月，太平军此番已是三到安庆，前两次都过而不守，清政府又对其无力管辖，这就是说，安庆在长达7个月的时间内基本处于政治真空，没人能对百姓的死活负责。如果说太平军第一次来还是过境性质，那么第二次是在已经定都天京，而且完全有能力留守的情况下仍旧弃而不顾，势必使百姓大失所望。作为一个沿江重镇，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无人管制，其治安之混乱是可想而知的。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只好躲起来，如果不是因为秋收在际，恐怕会走得更多。

　　故而这道训谕开宗明义的“安抚黎庶”四字至关重要，它明确告诉安徽民众太平天国这次是要认真治理，不会再说走就走，让老百姓自生自灭去“为农为圃，乃积乃仓”了。然后再告诫大家，乱世之中举家迁徙危害无穷，轻则丢了家园，重则害了性命，所以“勿负本主将训诲殷殷之意”，请大家不要疑神疑鬼，好好在家过日子罢。

　　当然，光靠贴训谕是远远不够的，数月之前，杨秀清也曾自天京发布安抚四民诰谕，说“士农工商各力其业，自谕之后，尔等务宜安居桑梓，乐守常业”，可是结果却先有 《待百姓条例》，后又《天朝田亩制度》，结果是“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被人骂“民货皆其货，民田皆其田。诛求猛如虎，蝗过无稍捐”。过去半年，已经在“攻而不守”和“各力其业”两个问题上失信于民，再想博取信任，就不那么容易了。为了能让“上命下达”，石达开采取的办法是在派人到占领区一个县一个县，一个村一个村地去做宣传，例如下面这道《给贵池人民训谕》中说

　　“。。。。。。照得本主将奉天安民，抵此安徽，前于十月初一日饬遣使人四名，颁递训谕，谕尔该城内外人等速宜敬天，依限回禀。讵料我使今止转来二名，据云尔贵池县各耆民人，经读天朝圣书及诰谕、训谕等，颇能回心敬天。。。。

　　。。”

　　一般来说，所谓“颁递训谕”，就是把文稿交给当地驻军，派人誊写后贴下去，任务就算完成了，当地驻军自然会派人，或是从民众中指定读书人把贴的东西读给大家听，而使者则继续到别的地方去颁谕。而这里的则是留在当地，了解“各耆民人”的反应，再把这种反应回馈给安庆方面。进一步推想，他们的任务很有可能还包括直接给民众“讲道理”，以解除民众的疑虑。从这份文告的内容抗，“各耆民人”已“颇能同心敬天”，这个“回心敬天”实际指的并不见得是宗教信仰，而是指改变原来的抵触情绪，愿意和“天朝”政府合作，可见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暂时性的安抚作用。

　　既然民众的不安与社会秩序的混乱有关，只有恢复秩序才能达到安民目的，于是“于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打击仗势欺人的地头恶霸和趁火打劫的流氓团伙，赈济生活无着的贫困百姓，这就消除了造成治安混乱的两方面不稳定因素，使安庆(也包括其他新的占领区)的社会暂时安定下来。

　　第二 缉盗贼，严军旅

　　打击过在明里作恶的恶霸豪强，还需要缉捕暗中为非作歹的犯罪者，这条不必多做解释。

　　而“严军旅”却是比缉捕盗贼更急迫的任务。

　　太平军从广西时代起就制定了严明的规定，从《五大纪律》到二十款《太平条规》再到六十二款《太平刑律》，犯律者绝大多数处以斩刑，严格得尽乎于苛刻。如李秀成回忆进天京时，东王曾有命令，严禁私入民居，“左脚踏入民家门口斩左脚，右脚塌入民家门口斩右脚”。靠了以宗教理念为约束(多数“老兄弟”相信上帝无所不在，任何违纪犯法的事都逃不过上帝的眼睛)，也是为了维护宗教理念(对杨秀清而言，如果有过不罚，就会严重影响上帝的威严，从动摇他的地位)，太平军的老部队是真正做到“秋毫无犯”的。但是，到安徽后，每攻克一地都有大批新兵加入，于是难免出现乱纪行为，即使是个别人，造成的影响也极坏，远甚于盗贼。1855年初，石达开回京述职，顶天侯秦日纲暂代其职，曾对某新占地区颁行札谕，说道：

　　“本侯恭奉天命，出师安良，凡宫民兵土人等，莫不教导，俾得个个修好练正，化醒心肠。但新投军人兵土甚众，良莠不齐，难保无不法之徒，乱行滋扰，诚非上帝救世之心，我主爱民之道。前翼王颁行训谕，严禁逆徒肆扰在案，至今未见尔等良民举公秉正擒拿，前来送案，是本侯城恐尔等乡民，未能周知，为此特行札谕，仰军民人等知悉。自谕之后，倘有圣营兵士人等，胆敢不遵天命，妄到乡村骚扰者，不论欺勒吾民与不欺勒吾民，准尔等放胆扭拿送案，本侯定将该犯讯明，按天法充治，以儆凶顽，而安良善。”

　　这道札谕显示不仅石达开早已意识到“新兵扰民”，采取措施严加整肃，他的继任者也继承了这一点。

　　自此之后，在新占地区号召民众监督部队纪律成为太平军的一贯政策，在江西发现了太平军曾公开张贴的十款“贵谕”，在浙江发现了石达开部将张贴的安民布告中附有军令三十条。如果仅仅为在内部整肃军纪，早有《太平条规》《太平刑律》颁行各营，公开张贴的目的就是让民众可以对照监督，随时举报，比如江西布告中有“凡官兵如有身体不宁者，准雇民夫抬送。其余健壮官兵，非有总制以上各大员印凭经准坐轿，其有贪闲妄捉乡民扛抬者，民宜当即据实扭凛，论罪处斩。”(太平军“军中官”最高级别就是总制，总制以上领兵者均为“朝中官”充“钦差大臣”，所以这一禁令实际针对的是全部军队中的大小干部)，浙江布告中有“私取贡税罪必斩。私办饷银罪必斩。骗民贸易者必斩。拆房作薪者必斩。凡系无令私自下乡搜索者必斩”等等。

　　因为现存太平天国原始文件极为有限，无法切实考证太平军在安徽有没有这样的举措，但个人以为这种公开军令的方式很可能是太平天国前期维护军纪的惯用手段，而它也在保障新兵纪律方面起到了明显作用，如以下这则安徽泾县的口碑

　　“记得我在孩提时期，成年人经常以“长毛来了”这句话来吓唬我们这些孩子，因此影响最深。我七岁那年(民国九年)，一位本族八十多岁的孤寡老妪，人喊美奶奶，经常来到我家就餐。有一次傍晚月下，父母命我送她回家。路上我有意无意的问美奶奶说： “长毛来了，你们怕不怕？”老人慢条斯理的答道： “长毛初来，好得很，在簧门坦上上操，我们上街打豆腐，走来走去，他们望都不望，一点也不怕。”(注意这则口碑特别强调了是“长毛初来”，即1856年在泾县的活动，它说明 1 太平军在新占区保持了良好军纪 2 有“初来”就有“后来”，这话言外之意就是后来的军纪不如从前。1861年以后皖南太平军军纪败坏是事实，叙述人只承认“初来”时军纪好，可见没有故意美化，则其所言前期太平军的军纪良好当属可信)

　　前引《贵池训谕》中提到贵池人民“颇能回心敬天”，而贵池地区也流传着一首歌唱军民情感的民谣，可以相为印证。

　　喜鹊叫喳喳，天军到我家。没有别的送，请喝一杯谷雨茶。

　　(注：“太平军”这一称呼普遍见于民国以后，在当时只有两广人有叫“太平军”的，盖其起义之初，旗号“太平”，“太平军”并不是军名，而是象“大顺军”“大西军”一类的叫法。到江南后，他们明确宣布自己的军名是“天军”，所以江南一般是叫“天军”或“长毛”，两广以外地区流传的民谣中如果有叫“太平军”的，绝大多数是后人伪造的民谣，相反，叫“天军”的民谣可信度很高，因为后世民间知道这一点的很少。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有后人认为“长毛”是诬蔑，把民谣中的“长毛”自行改成了“太平军”)

　　第三 便民利民措施

　　太平天国地方政府在安徽除了推行一般政策法规外，也有许多便民利民举措。这方面的民间传说不少，但多数传说真伪难辨，此处皆不用，只举两个史料中有记载的例子

　　一是在安徽和州发现的太阳河牛路码头船规条碑----该码头与长江东岸采石矶相对，是当时长江两岸的一个交通要道。由于一直以来码头船户，任情讹索严重，于是太平军在占领和州以后，就颁布了新的码头交通条例，严厉地取讹索旅客的行为。碑刻中有如下字句：

　　“太阳河牛路一带码头系□□往来客商之要路，设舟对渡原以利民，有行人唤渡者毋容滞，有急务催行者不可迟延。码头船户任情讹索恐于行旅有亏，腰间富有自能放艇而行，手内空虚未免临江而叹。为此晓谕码头船户人等知悉：自今以后□于远近往来客商对渡务宜随到随行，无谕车子肩挑发及牛骡驴马猪羊等物悉遵已定之章同□不刊之款。倘若仍蹈前辙，贪诈存心一经查出定按天法究治，决不宽。凛之，慎之，毋贻后悔！特此晓谕。

　　计开所定规列后：

　　凡车身人出钱贰拾文。

　　凡挑担人出钱四拾文。

　　凡牛骡驴马每条出钱贰百文。

　　凡羊每只出钱拾文。

　　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怀，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

　　这一条规，明确要求船户，对“远近往来”的乘客必须“随到随行”，不准拒载，，不准以人数不够这类理由拖延时间。并且“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怀，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

　　二是文献中记载有石达开在安庆期间曾组织“修河堤，卫民田”，可惜没有指明具体的时间地点，不过民间口碑中流传有太平军监军(相当于县令)朱陆1858年在舒城杭埠河筑河堤的事迹。据说杭埠河每年5-8月都发水灾，但因为上下游的人彼此不和，始终无法建筑河堤。朱陆到任后，说服了上下游的民众，发动了六万人，以两个月时间修筑河堤七里，使杭埠河上下十里在此后四五十年都没再闹水灾。地方志中虽然没有记得这么详细，但光绪《续修舒城县志》的“舆地志”和“沟渠志”中记载此事的人名，时间，地点与口碑完全符合，说明口碑基本可信。

　　虽然太平天国失败后47年间清政府大肆销毁各种对其有利的文物史迹和文字资料，但馆中窥豹，可见一斑，太平天国地方政府的这些便民利民措施，驳斥了那种认为他们只是破坏一切，没有意图治理一方也没有能力建立真正的政府的说法。

　　如前所述，石达开“安庆易制”所易不是安庆一地之制，所辖的也不是安徽一地的军政，而是整个西征战区。因此上述各措施虽以安徽为主，但也不同程度地在湖北和江西的占领地推行。补充一点：1853年太平军曾攻占湖北数地，其中不少很快弃守，但这是因为太平军此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故意做出进攻武昌的姿态，吸引清廷注意，然后突然回师，攻打庐州。这一策略是有效的，但是连江忠源都以为太平军意在武昌，等太平军突然进攻庐州时被措手不及，终至城破身亡。等1854年西征军再次进军湖北时，便不再随占随弃，而是派兵驻守，设官建政了。

　　到了1854年3月，石达开离开安庆的前后，在清礼部右侍郎湖北学政的奏折中出现了这样的内容：

　　“臣屡派探报到逆营，揭来伪示三张，实堪痛恨，其悖语逆词，原不可以上达辰听。然事关重大，南--数--省--人--心--已--被--摇--惑--将--半，若不将此情据实陈明，恐九重之上，尚以为无足重轻之事”

　　清朝的官吏既然说“摇惑将半”，实际情况肯定远不及此，只是不能显得朝廷太过无能，所以不得不如此说尔。这道奏折清楚地显示，太平军已在“南数省”中渡过信誉危机，他们的“伪示”又可以有效地“摇惑”人心了。倒过来说，既然民众愿意再次相信太平天国的告示，就说明他们基本能够说到做到，我们也就可以拿这些文告来考察他们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