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太平天国前期民政-安庆易制和翼王经略江西(1) -- numzero

石达开远征军中独当一面的大将李福猷，在太平天国史中是一位神龙见尾不见首的人物。公元1862年初石达开远征军从湖北向四川进军之时全军分兵三路。除石达开自领一路外，由赖裕新、李福猷各领一路。此后．在石达开部下的将领中，李福猷就成为仅次于赖裕新的第二号人物，摧坚破敌，屡建奇功，深得石达开的信任。奏稿本《石达开自述》中说： “李福猷深知调度，曾交三万人给他管带．”三辑汇编本《石达开自述》中说：‘达开因李福猷能调度以下头目，是以管带后队．”足见石达开对他十分器重。1863年初，石达开率本军渡过金沙江向川西进军之时，李福猷奉命分兵入黔吸引追军，圆满地完成了掩护石达开本军进军的任务。同年6月石达开在大渡河畔因受洪水阻拦而覆军，李福猷仍率孤军坚持斗争，转战于川、黔、湘、桂粤五省，最后在广东连川负伤被俘，英勇不屈，慷慨就义，成为太平天国的烈土。

可是，这样一位重要的人物，在石达开远征军由桂入川之前，我们在许多公私记载中都找不到他的名字，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

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文》第十八章中说： “同治元年(天历壬戊十二年)正月初二日，翼军出湖南龙山而透入湖北边境之来凤县，与黔绿林魁首李洪联合共进。先是，李洪起自贵州东北，早与翼王通款，准备迎其入川。于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入川占黔江，九月十四，出鄂边之咸丰。翌日，占来凤。十月十七，南攻湘北之龙山，谋迓翼军。候至十二月二十六．李洪军大破鄂军于来凤，斩总兵惠春、游击兴禄、都司双庆等，于是肃清隘碍大门之阻力，无怪翼王是时得长驱直入巴蜀矣。此当是其两三年来之最快意事。”并加按语曰：“翼军入川后始闻有大将李福献者。疑即李洪所改之新名，盖其以后为矢忠于翼王之第二、三名大将，授官人台左宰辅，后晋爵掀天喜，此时名位权势，仅亚于赖浴新，惟一向未见其名出现，而入川后，又只闻福猷名，而未再闻李洪之名，且李福猷兄弟及部下，后来于翼军失败后，有回黔活动者，而李洪固黔人也，此又可为佐证。志此备考。”笔者认为：简氏的假设虽很大胆，考证则未免粗疏。他认为李福猷即李洪的理由有二：一、两人均姓李。二、石达开失败后，李福猷率部回黔活动，“而李洪固黔人也”。其实，这两个理由都难以成立。一、李为常见姓氏，认为李洪改名李福猷，纯属猜想，并无根据。二．石达开失败后，李福猷并非仅率部回黔活动，而且率部到湘、桂、粤活动。既然简氏之说不足为据，则李福猷究竟从何而来，仍然是一个谜。

笔者在刘显世等编篆的《贵州通志》上，偶然发现一个有关李福猷出处的线索。现在录之如下：“本月十五日，准广西抚臣刘长佑来咨，以石逆勾合李福猷等各股悍匪．由贵县龙山窜出石龙，恐窜楚、黔边界，咨请一律严防。又据护古州镇总兵成应洪等寓称：探得石逆大股，现由广西窜过湖南绥宁县属之青林界、延长、安堡、麻龙一带，距该县及靖州通道等处，均不甚远，并与黔省黎平县接壤，该护镇一军原在古州剿办教、苗各匪，将欲竣事，因恐黎平空虚，闻信即分队回部防御等情。奴才已批饬该镇，应即自督大队于楚、黔边界，择要堵截。”

笔者认为：此文中的“李复游”即石达开部下的大将李福猷。清方公文中对起义军中的人名误写同音字的事司空见贯，而石达开部下的大将不会有读音完全相同的两人――如果真有这种情况，早巳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们自己也会改名以免发生混淆。至于清方有意篡改起义者的名字，把含有褒义的字改为含有贬义的字，更是随时都有的事，不足为奇。例如改“萧朝贵”为“萧潮溃”，改“李秀成”为“李受惩”，改“张洛行”为“张乐刑”等，比比皆是。对于“福猷”这样的美名，他们当然不愿照写，改为“复游“，即有游来荡去之意，含有贬义。

据此线索，我们可以推知：

一、根据石达开回师广西发展队伍的情况，这里所说的“各股悍匪”当是天地会的队伍。

二、既然清方对“各股悍捍匪”只点“李复游”之名，足证这一股是势力较大的一股。

三、既然“勾合”之处是在广西贵县的龙山，说明这个“李复游”是在石达开故乡贵县活动的天地会队伍的领袖，可能就是石达开的同乡，或是新知，或是旧识。总之，是共同抗清的同志。他后来受到石达开的重用，也就毫不足怪。

引言：

诚如温兄所言，史学界关于石达开远征的考证并不少，只是普遍感觉论多而考少。如苏双碧先生的《石达开评传》，硬伤就有数处(例如引用伪史料《太平天国战纪》)，逻辑漏洞也有一些(例如认定“曹卧虎”确为石达开“军师”唯一的依据就是曾有一份清军军报提到这个名字，但历史上用真名字记假事迹的先例数不胜数，钱江就是一例，野史作家尤擅于此。何况那份军报提到曹卧虎是在“反旆”的队伍里)，有些推断纯系臆测(如推测石镇吉等人脱离石达开是因为对张遂谋不满)，还有一些史料明知可疑却照用不误且对疑点不加说明(如《太平天国野史》《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这些也许只是吹毛求疵，不过我觉得对史实的吹毛求疵有时还是必要的。另外温兄说的茅先生的文章，指的可是《通史》《全史》二书？(南大其他著作似基本以此两书为准)，如果是这两本，执笔的应该是崔之清。崔先生在军事方面的造诣令人佩服，尤其对许多战役分析的独到见解给人启发颇多，遗憾的一些史实的认定存在不同章节前后矛盾，(如上一节结尾断言石达开的进军方向不是四川而是两湖，下一节却以“进军四川”为战略目标衡量其战术得失)，让人有些无所适从，不免白璧微瑕。另外，崔先生的考证依据绝大多数都是官方史料，极少参照地方史料或口碑材料，而官方史料作伪甚多是人所共知的，总觉得虽可用却应慎用，也是一点缺憾。

相比之下，而史式先生的相关文章却是以考查史实为主，议论得很少。所以我觉得，史先生说他这是扬长避短，确是实言。他的考证不能取代他人的论述，但他人的论述也无法取代他的考证。

比如下面这篇

石达开远征考略

史式&李有明

在太平天国历史上，石达开远征军及其余部活动过的地区为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湖南、广西、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共14省。活动时间自1857年6月离开天京开始，至1863年6月在大渡河畔覆军为止，前后六年，长征数万里，其进军路线之长，作战地区之广，在太平天国屡次军事行动中是首屈一指的。在远征过程中，有时候全军集中行动；有时候分兵两路、三路甚至分兵多支成扇面状向目标前进；进入广西以后，队伍有离散情况，在进军时就出现了或分或合，分合无常的现象；进入川、黔、滇地区以后，常常分共三路，除石达开自领一路可以称为本军外，由赖裕新、李福猷各领一路，独立行动，分兵之后，直至覆败，并未复合。

在长达六年的远征期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57年5月离开天京到1859年2月驻军江西南安府池江镇为第一阶段。这时，石达开只率军在安徽、汀西、浙江、福建四省境内活动，飘忽无定，与其他各路太平军遥相呼应，抗击清军。基本上没有脱离太平天国辖区和军事活动。与日后的远征西南相比，这一阶段似可称为近征。 自1859午2月离开池江镇到1862年2月全军进入四川省境为第二阶段。这时，他们决心远征四川、建立新的根据地。这就有了明确的战略方针。离开池江镇后，先以湖南宝庆作为进军目标，准备夺取宝次作为进军基地、西向入川。在围攻宝庆受挫之后。退入广西、积蓄力量、待机再起。但因广西灾荒严重，难于筹措君粮，队伍分散就食，延缓了进军时间。自1862年2月进人四川省境到1863年5月在大渡河畔受困为第三阶段。这时．他们屡次抢渡长江，企图进占成都。清军扼守北岸，抢渡终难得手。也可以说、在这一年多中间，太平军与清军进行的是一场抢渡与反抢渡的持久战、最后太平军困于洪水、以全军覆没而告终。

要想探讨石达开在这六年中的实际进军路线颇为不易。我们在探考查石达开远征军主力的进军路线之时，深感运用史料之难，这是由于：史料为数甚少，就在为数甚少的史料中，可靠性也是很低的。记载石达开远征军活动的史料纷纭错杂，矛盾百出，常常使人晕头转向，无所适从，稍不留神，就会上当，被误记的史料引入歧途。

为什么史料为数甚少？原因首先在于当时石达开远征军已是一支远离天京的偏师，加之他们行踪无定，常在人烟稀少的边区活动．所以清方的记载不多。其次，石达开远征军最后在川西大渡河畔全平覆没，军中文书完今散失．他们本身没有什么记载流传下来。复次，石达开远征军作战地区都在内地、外人罕至，因此也没有外国人的记载流传。

至于史料的可靠性甚低．有三个原因：

第―、封建王朝方面的史料，主要是奏报，常常有心作伪。作伪的原因不外是两个：曰虚报战功，曰掩盖挫败。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中说：按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奏疏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士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防河得力，因稍移数日以迁就之。当时外省军报，大都如此，亦疆吏与将帅不得已之办法也．”薛福成不仅公开指摘骆秉章欺君说谎，而且认为，外省军报大都如此。当时各地奏报中作伪的严重，也就可想而知。石达开远征军是在边远地区活动，清廷鞭长莫及，难以考合，军报不实的情况自必更加严重。

除了有心作伪之外，奏报中叙事失实的情况也是很多的。1852年太平军撤长沙之围全军北上之后，清方奏报中就有“石大剀(达开)”已经“歼毙”的说法，闹了个石达开死而复生的笑话。

第二、石达开远征军常在边远地区行军，人地生疏。他们本身遗留下来的少数文书每每错写地名、使人难以捉摸。例如《人台左宰辅掀天燕李福猷上翼王石达开禀报》中说：‘查探中旗官兵，并无音耗。而小官度谅其情，所往程途，多行左手之路，必由昭通、渭林，遵奉殿下从先之贵谕，直抵蛮夷回溪司，造桥渡河，亦未知其军机．有何达变而已。”其中颇有难解之处，“渭林”这个地名难以查考，原来是贵州威宁之误。由于地名不熟，他们对于亲身经历的路线有时也会作出错误的记载。

将士们大都缺少地理方面的知识，只知道跟着大队前进，回环往复多绕几个圈子，当时已经晕头转向，事后回忆行军路线，当然更加说不清楚。因此，虽是亲身参加进军的人，把进军路线说错了也是不足为奇的事。

第三、比较而言，许多地方志的记载还要可靠些。姑无论这些记我

者站在什么立场说话．他们记载某―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地点，总比官方奏报真实得多。起义军从某一个地方路过，哪怕是穷乡僻壤，总会惊动一些居民，父老相传，地方志上就很少漏记。但是我们对于这些记载，也不可轻易相信。因为记载者囿于见闻，即使很认真地记下了亲身经历之事，有时也难免有错误。如果得自传闻，出入自然就更大了。

举例说，当时石达开部下的队伍四出活动，打的都是石达开的旗号。而石达开远征军入川之后，西南各地各族农民起义队伍受到极大的鼓舞，纷纷起来响应，他们也大都打起石达开的旗号，以壮声势。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同一天中，石达开居然能在相距数百里甚至千余里的两个地方或三个地方同时活动。地方志的记载者既不认识石达开本人，也弄不清太平天国的官制礼文，无法分辨真伪，只要看到了石达开的大旗，就认为石达开确巳到过这个地方。作出这种记载并非有意虚构，只是不明真象而已。对于这些错杂纷云的史料，必须进行综合排比，找出疑问，然后分析鉴别，探求史实，才能去伪存真，看出历史的真相。

对于石达开的进军路线，清方官书，时人著作以及不少太平大国进军路线图说法不一，颇有分歧，其中有不少记载是错误的。我们特就此进行探讨，并求教于各位专家：

出走安庆 1957年5月石达开离开天京，最初的进军目标是安微的安庆。自天京至安庆陆路距离不足六百里，行军时间不过半月，有关此事的史料还不算很少，考明这段行军路线本非难事。遗憾的是：白1905年李滨撰成《中兴别记》以后，八十年来，凡是附有历史地图的许多历史著作对于这段路线的记载几乎无一不错。

《中兴别记》六十一卷，清人李滨于1905年撰成。据作者自序，此书采录官私材料约二百种“日夕披览、参稽标志。又访诸曾与戎行者，咨询扎记，相与考证，以得其真。”可是其中记载错误之处仍然不少，对石达开进军路线的错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该书对此事的记载是：“戊辰，贼伪翼王石达开率数千人，经芜湖上窜．沿途揭伪榜。略谓：汉秀全疑忌太甚．惧害出走，别为一军。”

作者对于这段记载虽未注明出处。但与史料对勘，我们就能它的来源是福济、郑魁士的奏折。奏折中有关此事的记载“五月十八日(戊辰)，石逆由金陵带其党羽数千，道经该州 (笔者按：即安徽无为州)前往上游，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察其词意，因洪逆疑忌过甚，惧害脱逃。”对勘结果，一切叙述完全符合，只是《中兴别记》转录时，把奏折中的“无为”错为“芜湖”。但因地名搞错，则石达开离京行经路线就产生许多讹误。

简又文既看到了《中兴别记》的记载，又看到了福济、郑魁十的奏折。对于互相矛盾的两说，他不是加以鉴别，去伪存真；而是兼收并蓄，同时采纳。他在《太平天国全史?第十八章》中说：“翼王离去天京，当擎全体属员及基本队伍与俱。先至东梁山，随过芜湖，于十―日躬率皖南沿江队伍渡江。十八，经皖北无为州迳赴安庆”。不论两说谁是谁非．简又文既已兼采两说。他的记载必然是错误的。

石达开在铜并渡江而非铜陵渡江 石达开的进军是否可能经过芜湖?我们认为绝不可能。因为他早已在距离天京不远江苏境内的铜井镇渡江北上，可以通过无为州直趋安庆，就没有再渡江南下绕道芜湖之理。我们说石达开由铜井渡江，是根据何佳清的奏折：“传闻本月十一日(清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即公元1857年6月2日)伪翼王石达开已由铜并渡江逃往江北。洪逆令蒙贼、示贼追之，禾贼亦乘势逃去。”笔者曾到铜井镇作过考查，铜井为一小镇，属江苏，接近安徽省境，其南方即安徽之马鞍山。铜井离长江江边约一公里许，渡江之渡口为长江边上的烈山。后来湘军进围天京，也从此地渡江而南。直到现在，铜井与烈山的太平天国炮台遗迹仍然存在，说明这里是天京附近长江中的―个重要渡口。也许是铜井这个小镇不大出名，后来有不少人都把江苏的铜井误会为安徽的铜陵。

例如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说：“翼王石达开因天王猜忌及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排斥，私离天京，走东山，本日自皖南铜陵渡江”。渡江日期正是1857年6月2日、即何桂清奏折中所述石达开由铜井渡江之口。在铜井与铜陵两说之中，铜井说有清宫档案为凭，有私家著述，当地史迹，群众口碑可为印证，铜陵说则属后人误会，找不出一条出自当时的史料可以作证。因此，除了说郭廷以把铜井误为铜陵之外，再也作不出其他任何解释。郭廷以既把铜井误为铜陵，又接受了石达开进军时道经无为州的说法，他在编绘《翼王扶王之远扯》地图时，就不得不把石达开进军路线绘得迂回曲折、完全不近情理。即：他们到达铜陵之后，渡过长江向东北方进军。到达无为州之后，又立刻回头向西南方的安庆进军。好像是特地跑到无为州去完成什么任务。这显然与史实不符。

石达开南趋广德说辨伪 石达开自天京至安庆的进军路线还有一说，即：先自天京南趋广德．再从广德西趋安庆。既不经过铜井，也不经过无为州。此说来自两幅地图。一幅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干天国》书前所附“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略图”，另一幅是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书中所附‘太平大国进军路线略图”两图内容基本相同。此说亦不可信，理由是：

第一、天京、广德、安庆在地图上是个三角形。石达开由铜井渡江直趋安庆，走的是三角形的一个边。如果由天京到广德，再由广德到安庆．走的是三角形的两个边。如无特殊原因、石达开的进军无舍近求远之理。

第二，清廷在安庆失守之后，把皖南暂时划归浙江省管辖。石达开离开天京之时，皖南的宁国府、广德州一带都在清浙江提督邓绍良手中，石达开是不可能通过敌占区而进军的。

我们认为：石达开自天京至安庆的进军路线如下：

1857年5月下旬、石达开率领少数队伍离开天京，“由南门走出……在雨花台讲道(即“讲道理”)三天、遂不回城，迳往安微”。6月2日，“由铜井渡江逃往江北”。6月9日、“道经该州安徽无为)前住上游、到处张贴伪示”。6月16日，“屯军安庆”。这条路线基本上是直路。按行程计算，从天京到无为州与从无为州到安庆，距离大致相等。但是前一段路包括渡江，时间要长一些。如果说前一段路费时十天左右，后一段路费时七大，每天平均行程四十余里。这种估计是接近实际情况的。

石达开在安庆驻留三个多月、组成了一支数万人的大军，这才开始下―步的军事行动----南援江西。他们这一行功，是自己人和敌人双方都估计到了的。因为当时江西军情紧急。确实需要增援。福济．郑魁士在奏折中说：“江西乃石达开窜扰之方，党羽甚多。一呼百应，且米粮充足。就近裹胁楚、广悍匪，足以横行。 效揣度贼情，必先窜回江右”。这里只说明了石达开南援江西的有利条件，没有说明这次进援的必要性。实际上当时江西军情紧急，太平军在江西的重要据点临江府与吉安府都被敌人重兵围困、日夜盼望援军。这两地被困之后，太平军在江西的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赣东的抚州。因此，石达开选择江西作为远征的第一个目标，大军南下，必先到抚州。以后再以抚州为进军基地，进援临江府和吉安府。

由安庆至抚州，最近便的道路是通过建德、景德镇、乐平、万年、安仁、东乡南下。从有关史科看来，他们确实是循这条道路进军的。1857年10月5日，石达开在景德镇大会诸将、分兵南进。清方对此事的记载是“景德镇之贼窜踞安仁县”。皖南石贼率大股窜至景德、分股南犯”。

南下江西的进军路线 丛刊本《太平天国》附图“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略图”与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附图“太平天国进军路线略图”所绘石达开自安庆至抚州进军路线却与上述路线不同。主要不同之点在于：

1、石达开不是自安庆直趋景德镇而是绕道湖口。

2、石达开不是自景德镇直趋抚州，而是先沿赣江南下作战，进援临江府与吉安府，直到受挫回师才到抚州。

3、从图上看，石达开的队伍似已越过赣江到达西岸、然后又退回东岸。

我们认为：这都与史实不符。理由如下：

第一。当时湖口一带，战事频繁，石达开的主力要想下F增援、必然会走捷径。如果绕道湖口，就会自找麻烦，延误进军时间。绕道湖口之说，可能来自《中兴别记》：“贼石达开自安庆率大股渡江，窜踞建德。犯江西，趋彭泽、湖门、部昌，至饶州、景德镇窜乐平、万年”。如果我们只看这一段。就会发生误会，以为石达开的进军路线是安庆一彭泽一湖口一都昌一饶州一景德镇一乐平一万年。如此迂回曲折，令人难以相信。但是我们再往下看．看到“皖南石贼率大股窜至景德、分股南犯”一语，就会恍然大悟。原来，石达开的“大股”亦即主力是先驻建德，再从建德直趋景德镇，并未迂回进军。因为在上述的各地名中，只有建德才属皖南。“皖南石贼率大股窜至景德”即石达开的主力从皖南的建德直趋景德镇之意，所谓“犯”某处，只是分出一部分队伍前往作战而已。

第二，石达开的嫡系队伍散布在江西战场广的为数不少，其总指挥部原先是在临江府。 临江被围后则转移到抚州。石达开要在江西作战，进援临江府与吉安府，一定会先到抚州、会合自己的部下．共筹大计。不会很冒失地先行作战，再到抚州。有好几份史料都记载了石达开先到抚州的一些活动。如“十月初四，翼军弃安仁而向西南推进，败湘军周凤山军于东乡．斩道员帅远铎。初九，又败清总兵李定太于东乡，续向西南推进至抚州(今临川)。于此，翼工曾征各县童生应府试。 十八日，北趋进贤．．．．．．又绕道西南前进。 二十八、抵丰城．初谋援临江府”。这就明确指出，石达开是先到抚州，再进援临江府的。

第三， 1857年11月，石达开远征军进入江西抚州――当太平军在江西的总指挥部，计划先进援被清军围困的临江与吉安两城，然后逐步恢复赣西失地。两城均在赣江之西，要想赴授，必须强渡赣江。当时石达开缺少水师，湘军水师炮船却在赣江中来往巡逻，并把一切船只拉到对岸，使太平军无法渡江。石达开于12月13日抵达丰城，抢渡不成，就挥军沿赣江南下，另觅渡口。七天之中，行军二百里，历经新干、峡江两县地界，直到吉水，仍难如愿。这时又传来临江危急的消息，他才决定撤军北上，但是临江终于失守。石达开这次在江西作战不利，主要的原因是受湘军师所阻，无法渡过赣江。这一史实，已为治太平天国史者所公认，并无争论。

因此，认为当时石达开已经渡过赣江的任何记载都是错误的。(丛刊图在回师北上时越过赣江，简又文氏图在进军南下时越过赣江，皆误)

进军浙江 石达开进援临江府和吉安府不利、退回抚州，然后全军东向，进本浙江。这一突然行动、令人难解。有些同志认为这是无目的的落荒而走，属于“流寇”行动。但从咸丰七年九月德兴阿向清廷的奏片(咸丰帝朱批该片的日期为九月二十二日)中有关的内容看来，石达开在安庆时就

已拟定厂“赴援江西”与进军浙江的作战计划。片中说：

“……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干不等慨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

由此看来。石达开在赴援江西不利之后、立即进军浙江，绝非无计划的流窜。而是早已决定的配合天京解围战事的有计划的军事行动。因此．这次进军是比较迅速的。从1858年2月26日离开抚州，到4月20日进围浙江衢州，前后不过一个多月、长驱三百余公里、打破了十几座城市，基本上是直线进军。

石达开1858年1月6日重到抚州、2月26日全军东进、进取浙江。在这一个多月中间，洪秀全因敌人围攻天京，曾数次派人到抚州请援。过去有不少人认为：当时石达开拒不应命。例如简又文就是这样说的：“翼王……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咸丰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为公元1858年1月6日)间抵抚州。往西之路即打不通，由是变更计划，转而东向经略浙江。其原日驻防赣省各邑之军队，除已归队者外，以后亦陆续随来。于此，翼王曾屡奉天王诏令回援天京，皆不应命”。我们以上述德兴阿的奏片与简氏的说法相对照就可以立刻判明简氏的说法是并无根据的主观臆断。因为：

第一、简氏认为石达开的进军浙江是临时起意，是“变更计划”的举动。但从德兴阿的奏片看来、“窜扰浙江”正是早就拟定的进军计划，绝非临时起意。第二、简氏认为石达开对洪秀全的诏令“皆不应命”、实际上是立即应命。从德兴阿的奏片看来，石达开对天京解围之战早有设计，不仅命令各路太平军“概回金陵”，自己也立刻进军浙江，以围魏救赵之计配合天京解围之战。这次解围之战虽未成功、但是两年之后李秀成以奇袭浙江的战略解天京之围，正是师法石达开的故智。

石达开围攻浙江其衢州三月未克，在这三个月中间、局势有了重大变化，虽因史料石足，我们不了解发生变化的详，但从两件重要的史事看来，洪秀全与石达开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这两件事是：

其一 、洪秀全已另委蒙得恩为中军主将、掌握军权。免掉石达开通军主将的职务，只给以统领“殿左军”的虚衔。太平天国的全军统帅原由杨秀清以中军主将的名义来担任，天京内讧后，由石达开以通军主将的名义来担任。这时洪秀全取消石达开通军主将的名义．另委中军主将，就意味着剥夺了石达开的军权。

其二、杨辅清的队伍和石达开的队伍发生磨擦，甚至出现冲突，事后洪秀全加委杨辅清为中军主将、取代蒙得恩。这种作法显然是袒护杨辅清的。

转战闽赣 从1858年7月14日撤衢州之围，到1859年1月13日攻克江西南安府，石达开在这半年中徘徊于浙、闽、赣三省边境，不仅进军路线迂回曲折，而且没有明确的进军目标，似有进退失据的情况。同时，队伍中有分化现象产生。国宗杨辅清突然离闽返赣，是因为与石达开嫡系队伍发摩擦，这是连敌人也知道的事情。后来，经略杨在田于石达开占领邵武府后立即率领―支队伍经光泽县入赣，一去不返。这究竟是出石达开派遣还是自由行动，真相难以考明。石达开占领汀州后、国宗石镇吉又自领―军，长驱入粤。日后虽与石达开本军遥相呼应，配合作战、但不再复归本军。凡此种种现象、皆与太平天国内部矛盾、亦即洪、石之间的矛盾密切相关。

石达开从衢州到南安府的进军路线是比较复杂的。常常分兵数路，交叉行进。很难确知石达开本人与其指挥部究竟是循哪一条路线前进。图中的主力进军路线只能指出进军时的大致方向而已。

师驻南安 1858年10月，石达开远征军离开福建，进入江西．于18日占领瑞金。略作休整后，经过会昌，进取南安府。当时曾分兵进入安远、定南、信丰等县。但是从未到过赣州。他们虽有北取赣州以回到江西中邻部老根据地的打算，但是并未实现。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 卷八》，李滨《中兴别记》都有记载。简又文氏图之记载大误，而且图、文不一致。在图中，石达开的进军路线是：瑞金――会昌――于都――赣州――南康――池江――南安。但是《太平天国全史?第十八章》中却说； “翼军自八年九月十二日克江西瑞金之后，即分两路进入赣南。一路由瑞金南进直趋会昌。十月二十日，进兵围攻安远，直至定南。另一路大队(按：指主力)则于二十八日离瑞金。十一月初三，赣军都司清平复其地。此一路经于都、信丰而直趋南安。”又未经过赣州．与图中路线自相矛盾。

石达开攻克江西南安府之后，设指挥部于池江镇，连营二十余里、开壕修栅．准备久守。他在度岁之时、大会诸将、商讨下一步的战略。从他在池江镇时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和他日后的军事行动看来，当时诸将之间是有争论的。两个主要的不同意见是：

一、不脱离太平天国辖区与军事活动区，仍然从事近征，与天京直辖的各路太平军配合作战。具体办法是从池江镇北上，通过南康，进取赣州，打回赣北去。由于他们有计划，有措施，敌人有所觉察，所以作了如下的记载：“贼由南康县窥赣州，在新城墟筑伪城，其赋首则踞池江”。

二、由于有不少人对洪秀全失望，他们主张从此远征不返，到天府之国的四川去建立―块新的根据地。由于湘军是时自赣州来攻，阻断了东归之路，石达开最后采纳了这一意见。他们从北攻赣州转为西入湖南、是行一个转变过程的。这一点．敌人也根据探报，作了记载：“当踞南安时，景德贼要之，取道赣吉，会赴皖、鄂。石逆以为皖、鄂无足图，用伪二旗子略萧发胜等计划，由楚而鄂，进图西蜀，占上游之势，入完善之区”。

进围宝庆府 石达开大军离开南安府时，决定先取湘南的宝庆府作为进军四川的基地。既有了明确的进军日标、乃能以日拓百里之势席卷湘南各地，使敌人受到极大的震动。当时湘军多出省作战，省内空虚。 ―旦听说太平军打进自己的老家，湘军军心动摇。清廷对此极为重视、一方面命令湘抚骆秉章在省内组织队伍迈进行抵抗，一方面飞调吉林、黑龙江马队与水师炮船驰援。石达开进围零陵、祁阳时，遇到清军的激烈抵抗，耽延了进取宝庆府的时间。因此，石达开分兵数路围攻宝庆之时，敌人的援军已经陆续到达。宝庆之战持续了两个多月，十余万太平军因为军粮不继，被迫撤围。由于北上道路受阻，他们只得向南退入广西。

庆远休整 丛刊本《太平天国》附图”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略图’与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附图“太平大国进军路线略图”所绘石达开入桂路线，都是经过桂林到达庆远府。这是误信了《平定粤寇纪赂》的记载：“九月，石达开全队犯广西桂林省，击却之，旋窜陷庆远府”。实际上围攻桂

林的是石镇吉的队伍，而非石达开本军。当时、石达开正是利用石镇吉围攻桂林牵制敌军的大好时机、兼程西上奇袭庆远府的。许多地方志都指明围攻桂林的是石镇吉。例如：“二十九日，石镇吉犯桂林”。“九年秋七月二十九日，贼石镇吉犯省城”。“达开遂率其众走江西、旋掠浙江、福建、湖南沿边州县。至是，由湖南宝庆南窥广西．遣其党石镇吉掠全州，另陷兴安．据灵川，遂犯桂林。这些地方志不仅把石镇吉围攻桂林的经过作了记载、而且把这支队伍的来踪去迹交代得清清楚楚，自属可信。

石达开的退人广西、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是想找一块适当的地方、进行休整补充、以图东山再起、重振旗鼓．进据四川。他占领融县之后，本拟南攻柳洲。但因侦知柳州已被大成国陈开的队伍所据，为避免磨擦，遂转而西攻庆远。他选中庆远府这块地方，还是选得不错的。这一带清军稀少、地方团练力量薄弱、―击即溃。他们驻留此地七个多月、没有发生化么大的战事。可惜的是桂北一带连年动乱，灾荒频仍、突然增加十万大军，筹办军粮极为困难．他们在庆远府附近各县到处征粮，以至开荒种地、都难以解决问题。在七个多月中，不仪没有达到休整的目的，反而被迫分兵就食，影响军心、造成队伍一再分化的严重后果。最后为了暂时解决粮荒问题，被迫放弃庆远府，向桂南一带转移。他们到了桂南，一再分兵作战，队伍离散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以至石达开本军最后只剩下一二万人。在整个远征期中、这是他们兵力最薄弱的时候。为了争取生存，只好避实击虚，到处流动，说不上什么进军的目标。因此，这一段时期他们的进军路线复杂而又紊乱，不易理清头绪。

返归贵县 1861年7月，石达开率领远征军回到自己阔别十一年的故乡贵县。并与占据桂平的大成国领袖取得联系，互为犄角。不久，陈开败死，石达开于9月初移驻横州。以后取道昆仑关、思陇驿、上林、忻城、庆远、洛东、罗城、融县直趋湘桂边境的青林界。然后通过湘鄂边境，进入四川。这一段进军路线，史料记载颇多，但郭氏之图与丛刊图却把这一段进军路线简化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翼王扶王之远征图》的记载是，贵县――融县――怀远――湖南绥宁。

丛刊本《太平天国》附图“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略图”的记载是：贵县附近(并未经过贵县)――金田村――湘桂边境。

丛刊本《太平天国》附图“太平天国革命革命形势略图”所绘石达开在桂南进军路线是不经过贵县而经过金田村，这是错误的。因为为：

其一、石达开回师广西时曾经回到故乡贵县探亲访友一事，一些地方志均有记载。例如：“达开……归贵县．设翼王府于贵县水源街．连营百余里，北至覃塘、石龙、武宣，南及桥墟、兴业，壁垒森严，置递相望”。“太平大国电通军主将翼王石达开回驻贵县、设翼于府于水源街。部众数万。分队数干、寻取道武宣峒岭回奇石墟”。“大宴父老为欢”。“兴业县长荣团与贵县毗连，某年演剧以迎翼王。翼王即撰一 联……长荣人士至今传诵”。1981年3月笔者到广西贵县调查石达开史事时、从当地群众口中还了解到了个少石达开回乡的口碑。

其―、石达开在贵县一带活动时、广西的清军集中兵力围攻大成国的首府桂平，不久即将桂平攻破、大成国首领陈开败死。当时桂平附近的金田村也是作战地区，石达开根本不可能从那里通过，而且，陈开败死之后，石达开在贵县、大墟一带收集陈开余众数万人，决心走小路进军四川，也没有绕道金田村的必要．缺乏重归金田实证。

简又文氏之图虽有小错[例如从横州至思陇驿途经南宁，怀远在青林界以北之类)．大体正确。

石达开收集陈开余众之后，突人湘南，行军急如风雨，决心进取四川，其进军目标是明确的。为了排除干扰，迅速进军，他采取避实击虑、专走几省边境山间小迳的办法。这种意图，从他的进军路线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广西境内，他走的是上林一庆远府一融县―线、这是为了驾轻就熟。在湖南境内、他走的是湘西即湘黔边境；在湖北境内，他走的是鄂西即川鄂边境。为什么选择这条路线，原因有二：

第一、边境地区不大引人注目，而且清军稀少，易于通过。

第二、他在广西队远府时分化出去的队伍，这时正在黔东、四川的酉秀黔彭一带与鄂西活动。走这条路线，随时都有和这些队伍会合的机会。事实正是如此，1862年1月石达开本军就在湘、鄂边境广的龙山、来凤与这些队伍会合，组成一支十多万人的大军，重振军威，向四川挺进。

石达开从1859年2月离开江西南安府起、到1862年2月进人四川省境为止、前后共计三年。这是整个远征期中的第二阶段。在这三年中。他虽然长期流动作战，但却一意入川，希望建立新的根据地，并非甘当“流寇”。1862年2月17日，石达开的大军从湖北利川县境进入四川石(石主)厅境．入川的愿望终于实现。但是这时四川的局势已与几年前大不相同。清军的实力已经不像几年前那么空虚。老奸巨滑的骆秉章由湖南巡抚调任四川总督，带了不少湘军到四川布防。石达开人川之时，敌人已经严阵以待。石达开进军的目标是成都，是天府之国的川西盆地。要到成都、必须抢渡长江。骆秉章要保成都与川西盆地，必须扼守长江。因此、石达开整个远征期中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最后―个阶段。其军事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抢渡长江。从1862年2月进入四川开姑，到次年6月在川西大渡河畔覆军为止主要的抢渡活动一共有四次。即：

第一次、1862年4月围攻涪州，企图以此地作为抢渡基地，但因清军水师封索长江，抢渡计划不能实现。

第二次、1862年攻克长宁，企图进取江安作为抢渡基地。后来被清军优势兵力围攻，放弃长宁东退。

第三次、从长宁东退后，石达开在东溪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分兵前进．绕道黔滇，在叙州附近会师抢渡。1862年11月石达开开本军攻占横江镇，苦心经营，作为抢渡基地。次年初．因被清军围攻，横江失守。

第四次、1863年4月，石达开本军在米粮坝渡过金沙江，向大渡河边挺进。但在大渡河畔紫打地被洪水所阻，粮尽援绝，全军覆没。最后一次抢渡仍未成功。

石达开在第三阶段的进军路线、就可以大致反映出四次抢渡活动的情况。由于石达开在第二次抢渡活动失败后开始分兵，所以此后就出现了三支队伍：石达开本军、赖裕新军亦即中旗队伍、李福猷军。

现在先探讨石达开本军的进军路线。石达开本军在这一年多中间究竟经过哪些地方，各种记载其说不一。比较而言。有两处出入较大。其余各处虽有出入，大致相同。出入较大的两处是：

其一 石达开本军通过合江县境进军叙永，其途中经过的“仁怀”究竟是当时的仁怀厅还是仁怀县？

其二，石达开本军放弃长宁，进军横江、是绕道黔滇进军还是从长宁直趋横江?

截至目前为止，许多太平天国历史地图――包括从刊本《太平大国》附图“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略图”、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附图“太平天国进军路线略图”、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图“翼王扶王之远征图”、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附图“翼王人蜀图”等等。几乎都认为这个“仁怀”是贵州仁怀县，而不是当时的仁怀厅(今贵州赤水县)。我们的看法是：这是一个误会，是南于混淆了古今地名所造成的误会。

清代的贵州省有两个仁怀，一是仁怀县，邻近遵义，现在仍名仁怀县。二是仁怀厅，邻近四川合江，现在改名赤水县。两地相距约二百里。石达开由合江县境向叙永进军，如果通过仁怀厅，是一条最近便的道路，全长不过一百二十里。如果绕道仁怀县，不仅翻山越岭，崎岖难行，而且路程倍之。只要没有特殊原因，谁也不会去舍近而求远，舍易而求难。就当时的进军情况而言，并无什么特殊原因。因此我们认为，石达开进军路线中的仁怀，不是仁怀县，而是仁怀厅。

关于石达开进军横江时是否绕道黔滇的问题，许多地图上所绘的路线都是错误的。从丛刊本《太平天国》附图“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略图”到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附图“太平大国进军路线略图”看来．石达开似乎从长宁直趋叙州，又从叙州绕道云南昭通直趋大渡河边的紫打地。此说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石达开在四川作战，一切都是为了渡江。如果已经渡江到了叙州，即可迳取成都，为什么还要退回云南昭通?历史事实是：石达开从未到过叙州。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图“翼王扶王之远征图”上所绘石达开进军路线是：先从长宁退到云南镇雄，再从镇雄北上横江。这比以上两图略略接近史实，但是缺少绕道贵州的进军路线，仍然是错误的。

石达开从长宁撤退之后．经过四川东溪、贵州遵义、贵州大定、云南镇雄、四川筠连，然后北上横江。有不少可靠的史料能够证明这个史实。例如：

《李福猷禀石达开》：“前于东溪之时，荷蒙殿下劳心，铺派各路官兵，进取平夷蛮夷，造桥渡河，直抵木川司会集。嗣后殿下至于遵义郡，又谕曾李二兄，进取叙郡屏山邑一带”。

《石达开自述》：“头队唐姓杨姓攻破长宁，不能深入，绕道贵州遵义、云南昭通，想从横江过河”这里的说法是笼统的说法。从进军路线来探索．当时经过贵州遵义的是石达开本军，经过云南昭通的是李福猷军。李福猷到达金沙江边的副官村后，被石达开召回横江大营，准备共同从横江抢渡金沙江。所以石达开在这里说“想从横江过河”。

石达开本军经过大定府，石达开曾与当地苗族群众欢聚。对于此事，留下了不少口碑。《太平天国诗文选》中“驻军大定与苗胞欢聚即席赋诗”一诗的‘解题”中说：‘这―首诗．有着一个动人的故事。据搜集者运华的《石让开与苗家》记道：“太平天国的时候，翼王石达开带领数万雄兵，路过贵州大定。所到之处．真是秋毫无犯，百姓安乐。尤其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至今传为美谈。当地苗族人民为了表达他们对这位革命英雄人物的衷心热爱，曾以接待上宾之礼接待了他”。

骆秉章向清廷奏报军情时，曾经提到石达开本军在云南镇雄大事扩军的情况：“(石达开)由黔西窜人云南镇雄州地方。以处既无兵团扼堵，且土匪散练，随在皆是。诚逆得以裹挟．其势复张”

清方官书曾经说明石达开离开云南镇雄之后。即直趋四川筠连，、再北上横镇。中途并未经过云南昭通：“该逆在镇雄州裹挟土匪，其势复张。九月二十四、五等日大股由焦村直扑筠连，并上窜宜宾之横江镇。意欲抢渡金沙江，进窥叙郡”。这也足以说明《石达开自述》中所说经过云南昭通的不是石达开本军、而是李福猷军。

石达开为什么不从长宁直趋横江?为什么绕道黔滇、舍近求远?其原出是不难探索的。他在长宁时，敌人全力来攻。这时他如直趋横江、自然摆脱不了追兵的纠缠，也就难以抢渡。绕道黔滇分兵三路，可以摆脱追兵，迷惑敌人，声东击西，避实击虚，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在绕道进军中，还可以进行休整扩军，壮大自己的力量。

综合以上史料，我们不难勾画出一条石达开从长宁撤军绕道黔滇进占横江的进军路线。认为石达开从长宁直趋横江并未绕道黔滇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还有两种说法。也有加以探讨的必要。 一说是石达开曾经到过贵州的郎岱。另一说是石达开曾经到过贵州的兴义(即黄草坝)。这构说的根据何在呢?郎岱说的根据仅仅是骆秉章的一个奏折：“伏查中旗发逆、系赖裕新即赖剥皮为首，本属著名闪悍老贼。自贵州郎岱与石逆分路、约有二万余众，绕赴建昌，意图伺我不备，长驱深入”。

这个奏折的内容从何而来?是否是出自赖裕新部众?赖裕新个人是在越西附近战死的，骆秉章并没行抓住他，不可能从他口中得到口供。如果说得自传闻探报或被俘士兵，则史料价值不高，也不可靠。因为石达开分兵三路作战，本来就是为了迷惑敌人，使敌人不知主力何在。赖裕新或是任何别的太平军将士，都可能为了掩护自己的主力队伍而对敌人说假话。和那些确凿可靠的史料相比这个奏折的内容自然是不可相信的。

兴义说的根据仅仅是地方志中的一条记载：“同治九年八月。翼王石达开窜踞贵州黄草坝(今兴义县)，滇边戒严，达开率众数十万，由四川沿江―带窜入贵州，所过残破。是月踞黄草坝、谋取道于滇以犯四川。时远近震动，逶东州县相继戒严，请援告急者，络绎不绝。然省城抚局甫定，弗能顾也。 九月，石达开分道寇滇，数路并进，一由普安出平彝，一由威宁出宣威，一由毕节出镇雄。一由永善出昭通取齐渡金沙江，以犯四川。众数十万，沿途骚扰”。这条材料乍看似实，但细加推考，则矛盾难解。其不可信的理由有四：

第一 同治元年八、九月，为公元1862午9、10月。这时石达开还在川南黔北一带活动尚未分兵，不可来到黔西南的兴义， 这里的记载与时间矛盾。

第二，石达开在贵州境内分兵三路，其总兵力不到十万人。文中说石达开率众数十万。过于夸大。

第三、石达开派赖裕新部西进又北行，率先人川，又派李福猷部南下东归．分兵的目的是迷惑敌人、声东击西。以便抢渡。绝个是分路进兵，取齐之后共同抢渡。文中说各路“取齐渡金沙江，必然暴露目标。这显然是和石达开的意图与史实相违背的。

第四、文小所说的四路进兵，有两路是由东而西。有两路是由北而南，这似乎是足想在滇东宣威―带打包围歼灭战，与北渡金沙江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昭通志稿》的记载为什么会如此失实？这正说明石达开分兵活动、迷惑敌人的策略已经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当时石达开为了掩护主力队仍迅速进军、摆脱敌人的纠缠、故意分出许多小队深入内地，到处活动。此外、还有―些当地的起义队伍也都打起石达开的旗号、以资号召。因此，在同一时间、到处部有石达开的活动。这就使敌人觉得风声鹤唳峡，草木皆兵，因而到处“戒严，请援告急者，络绎不绝”。造成一片混乱。而真正的石达开却率领他的本军悄悄渡过金沙江、直趋大渡河岸、未被敌人发觉。《昭通志稿》的记载失实、概由于此。

石达开主力到达大渡河后，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本部三万余人到达大汉河南岸的紫打地。其之时清军毫不知情。但因当夜暴雨，大渡河突然涨水，耽搁了渡河时间，最终在大渡河畔全军覆灭，石达开等五人被解往成都就义。石达开到达大渡河畔紫打地之后的被困情况和突围路线，是我们1981年8月到当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参考有关史料和群众口碑而绘制的。

以上所探时的是石达开本军进军路线的问题。致于赖裕新军、李福猷军，由于进军的范围更加广阔，行动更加飘忽，其真正进军路线也就更难探讨。我们现在所能做到的。只是根据比较可靠的史料――主要要是太平军自己的文书、清方军报与各地方志的记载，定出一些点来、然后根据时间顺序把它们联成一线。致于怎么联法，也只能是核计路程，分析形势、找出―条比较接近事实的进军路线而己。

关于石达开的远征，苏双碧、茅家琪等先生都做了一定的很好的论述，不独史式一人。

不过，你的最后那段话我以为真的可以作为某些史论文章的序言了。

很高兴认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