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原创】抵抗者(上)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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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马甲兄

      又有事情来找,要请您帮忙呢,如果方便,能否给我一个邮件?[email protected]. 谢谢。

      • 家园 你到他的blog上发留言吧

        他也在sina上有blog,我是通过老冰的blog(搜狐)找到他的的(老冰上有他和浮云的blog链接)

      • 家园 老萨有什么事?

          看到你找了好几个人了,我们能帮上吗?

    • 家园 抵抗者(下,之上)

      在石板寨里捣乱的人,是潘让。

      先前,潘让被安排在树林里“休息”,队长给他安排的任务是“保管好三件棉袄和两把砍刀”,这让小伙子感到十分郁闷。

      其实,潘让并不能埋怨伙伴们“不给面子”。他心里清楚,自己的胆量比不上潘发、枪法比不上潘晓、腿脚灵活不如潘命,再加上鸡贾河边的窝囊表现,人家不带他出去玩也是正常的。可是,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一旦别人真的被别人抛下了,潘让的心里还是很难受。

      夜里,对面山坡一片寂静,什么也听不见。潘让猜想:潘发他们没有被鬼子发现,他们也许已经溜进了“梨洞”,他们也许已经和各自的亲人团聚了……

      在树林里傻乎乎地抱着几件破棉袄,百无聊赖。心里一阵阵孤单,眼泪差点掉下来。

      一个人,没事干,睡不着,只好胡思乱想。潘让忽然想起姐姐潘傲的尸首还没来得及收殓、依然停放在闺房里,于是拿定主意——回寨子去!把姐姐背出来。

      说实话,如果有个人在身边,潘发是绝对不敢提出回石板寨的。可这时候,他的心里十分憋屈、郁闷得有点儿不想活了,脑子一热,连害怕也忘记了。

      “姑依凯门”的旁边有个排水洞,洞口是被茅草遮住的、很难被人发现。潘让从那里钻过寨墙,借着夜幕爬进了自家的后院。

      潘让知道,姐姐的遗体就在她自己的闺房里。

      水族的婚嫁观念是比较开放的,有“招郎入赘”的传统习俗,所以石板寨的女子成年以后,家长都会给她们准备一处相对独立的起居空间。潘傲的闺房就设在后院的墙角上,与主楼隔着一个谷仓。

      这时,闺房的门洞敞开着,漂亮的木门和木窗户被拆下来当成了劈柴。屋子里火光通亮,潘让借着火光望进去,看见房间里乱七八糟、一片狼籍,祭桌上的摆设不见了、地上的香炉踢翻了,姐姐的遗体也不知被鬼子弄到哪里去了。

      更可气的是,闺房的床上躺着一个酒气熏天的日本鬼子,睡得死死的、还打着呼噜。

      水族是敬鬼的民族,在他们的观念中,亵渎亡灵是莫大的罪恶。眼前的情形让潘让怒不可遏,他拔出刀、冲进屋,一刀就割断了小鬼子的脖子——这一次,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这一刀砍得干净利落,没有惊动其他房间的人。潘让随即拿起鬼子的步枪和挎包,从排水洞溜出了寨子。

      到了田野上,他就开始检查自己的战利品。挎包里有子弹、有铁饭盒、铜汤勺、香烟火柴,还有一面日本旗。当然,但最高级的收获还是这杆三八大盖步枪。

      潘让没有用过洋枪——刚才好不容易有个扛空枪过干瘾的机会、还被“总队长”剥夺了权利——现在好了,自己有枪有子弹,身边还没有人管,当然要亲自试验一把。

      于是,潘让举起枪、瞄准寨门的方向、扣动扳机,“叭勾——”就是一枪。

      枪响过后,潘让爬起来就往树林里跑。可是跑了一截才发现:奇怪得很,石板寨里一点反应也没有——“难道鬼子们都睡死了?”,潘让觉得十分失望。

      日本兵太不给面子了!小伙的脑子一热,决定到寨子里去再搞一枪,非把鬼子吵醒不可!

      原路返回,来到自家的房子外面。先探头看了一眼,果然,鬼子们都在睡觉。于是,他把枪口伸进窗子,二拇指一动,“叭勾——”,好家伙!屋里的鬼子全都跳了起来。

      大功告成,潘让转身开跑,先找个地方藏起来、观察动静。对于生长在村里的小伙而言,山寨里的每一级台阶、每一块石头都了如指掌,潘让躲在暗处,看着日本人跑来跑去、大呼小叫,谁也找不到自己,觉得十分有趣。

      正开心的时候,看见潘发家的门口聚集着一群鬼子,“乌鸦鸦的好多人,距离又不远,老子枪法再差也能打中个把”,潘让信心十足、端枪瞄准,“叭勾——”,不知道打中了没有,反正那一大堆人全都趴下了。

      这一枪暴露了夜袭者的位置,引得四周的日军都向这里开火,石板寨里顿时枪声大作,鬼子们再也别想睡觉了。而这时,潘让早已钻进排水洞,跑到寨子外面去了。

      回到树林子里,潘让就威风起来了——潘发队长前倨后躬,不仅绝口不提他胆子小枪法差的缺点,反而对他的英雄气概大加赞赏,总队长亲手帮他脱掉湿衣服、还解下自己的棉袄给他穿上,并且当场表示要提拔他当小队长。

      礼尚往来,潘让也显得十分豪爽:“总队长,你的枪没子弹了?不怕!我的挎包里多得很,自己拿!”

      天色蒙蒙亮的时候,石板寨里响起了军号声,日军开拔了。

      但同时,寨子里燃起了熊熊的火光——日本鬼子放火焚烧了村庄,顷刻间,石板寨的一百八十二栋房屋就被吞没在火焰和浓烟之中。

      当外出避难的人们跑下山来的时候,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老村寨已经化成了一片灰烬。眼看着自己的家园毁于一旦,村民们无不痛哭失声,许多人甚至悲伤得昏倒在地。

      寨墙的石头基座上,留下两条标语:“大日本皇军所向披靡!”,“如有抵抗者,格杀勿论!”。

      潘发咬紧牙关,在日军标语的中间刻下五个大字:“抵抗者——潘发!”

      立刻,被烈焰熏黑的石墙上,出现了一句句不屈的宣言:

      抵抗者潘秀辉在此!

      抵抗者潘晓在此!

      抵抗者潘命在此!

      抵抗者潘让在此!

      …… ……

      蒙老拉已经五十多岁了,这时也拎着一把柴刀跑过来,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也写上去,潘秀辉嫌他年纪大,不愿意帮他写。老头急了:“我有力气!我也要抵抗!昨天下午,我也往河里砸过石头的……”

      于是写上:抵抗者,蒙老拉!

      第二天,各村寨的头领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讨联合抗敌的事宜。

      就在石板寨的村民与日军生死相拼的同时,附近的姑檀、板南、板梨、水昂、水迭、宋挂等水族村寨也都爆发了类似的战斗。短短两天时间,包括潘华臣(板南寨族长)在内的一百多人英勇战死、两千座房屋被烧毁、五个村庄被全部烧光,牲畜、粮食和财物的损失更是难以计数……日军的暴行使大山之中的乡民们激怒了,方圆数十里的水族民众全都动员起来,人们结盟发誓,要向鬼子讨还血债!

      会议决定共同组建“农民联军”,由水迭寨的潘文高任“总指挥”。联军的总兵力有两百多人,分为三个大队,潘发担任了第二大队的队长。

      “总指挥”潘文高,其实文化并不高,但他曾经在国军里当过排长,对水族山民而言,这已经是非常高的资历了。毕竟是当过军官的人,“潘总”的水平就是不一样,上任之后,立刻组织大家操练队形,每天立正稍息、举枪敬礼,从早到晚口令吼得震天响,让人觉得特别提精神。

      可是,刚练了没几天,大家连左转右转都没太分清楚,就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潘文高有点担心“农民联军”的战术水平,可战士们却十分兴奋,嚷嚷着说:不怕不怕,马上开仗都不怕!

      读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1944年底,日军曾经占领过贵州的独山,并且,独山县城也是抗日战争中日军侵入中国内地的顶点。

      有一些文章评价:“独山之战胜利地终结了日军的一号作战”,甚至还有人妙笔生花、宣传国军将士在“独山战役”中的英雄业绩,歌颂他们力挽狂澜、阻挡了日军的凌厉攻势。

      翻开资料看一看,日本方面把进出独山的经过称为“乘胜占领”,国民政府则将独山之战称为“大捷”。而如果去问一问独山县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会说:根本就没有打!

      确实是没有打。严格的说,1944年12月,发生在贵州境内的“战事”不能算做是真正的“作战”,正确的称谓应该是——“黔南事变”。

      1944年,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从4月至11月,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军全面溃败,接连丢失大小城市126座。11月22日,南宁失守,同时,中越边境的日军得以会师,至此,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一号作战大纲”提出的目标全部达成。

      11月28日,岗村宁次电令第六方面军第11军(代号“旭”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停止追击,要求他们“撤离黔桂铁路,将防线设置于柳州、宜山一线”。可是,“旭军”却回电说:命令来晚了,他们已经追进贵州境内了。

      本来,“一号作战大纲”的最后一期目标是夺取粤汉铁路南段,并没有要求越过黔桂边境作战。因为,这时候中国的铁路干线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残存的从广西边境到贵州都匀的这一小段铁路支线对中日双方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日军大可不必深入贵州境内冒险。

      可是,日本“旭军”此时的士气正旺。他们发现国军大批主力正陆续南下,遂认为自己应该继续保持攻击的态势。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迫使中国军队远离广西,确保柳州至宜山的主防线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制造“进攻贵阳和重庆”的假象,有可能减轻滇缅方向日军的压力。

      越过黔桂边境的日军部队是第3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和第13师团(代号“鹿”部队,师团长赤鹿理)。由于山路狭窄、难民众多,日军的两个炮兵联队、两个辎重兵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止步于边境附近,并没有真正进入贵州。所以,“黔南事变”中的日军主力其实只有六个步兵联队和两个工兵联队——这都是轻装部队,总数一万四千人,而且还是分兵行进的。

      在日军当面,国民党部队有八个军,总兵力超过了二十万,但是,他们却让日本人轻而易举地闯了进来。

      这八个军中,93军和97军原本是重庆的卫戍部队,属于老蒋的嫡系,战斗力应该还是可以的。

      9月份,他们匆忙赶到广西北部、增援第四战区,刚打了头一仗,全州就失守了。93军军长陈牧农(湖南人,黄埔一期生)立刻被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逮捕、枪决。93军随即后撤,从此不愿服从第四战区的调遣。接着,南丹又失守,97军军长陈素农(浙江人,黄埔三期生)又被张发奎抓去扣押起来,幸亏他是蒋总裁的同乡、说情的人多,这才免于一死(陈素农后来在台湾当“国大代表”,提起张发奎就大骂不止)。

      张发奎如此的“严厉军法”,其实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因为就在前几天,他的侄子、第4军军长张德能因为长沙失守,被蒋总裁下令枪毙了,张司令说了许多好话也不管用,十分郁闷,于是逮着机会就杀了老蒋的学生,解一解心头之恨。

      张发奎这么一搞,不但没有起到整肃军纪的作用,反而把93军和97军整乱了。汤恩伯在贵阳一喊话,这两支“嫡系部队”撒腿就走、跑到贵阳就散了架,到最后,两个军的人马连两个师都凑不齐,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

      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听说这个消息,也不愿意帮四战区干活了。他觉得如果再和张发奎混在一起只会是得罪人,而且“不打仗的没有事,打了败仗反而有罪”,于是就带着自己的20军(军长杨汉域)和26军(军长丁治磐)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收容93军、97军的四川籍士兵。结果等他跑回贵阳,兵力不但没减少反而还增多了,真正是兵强马壮。

      “黔南事变”结束后,一路跑回贵阳的杨森当上了贵州省的主席,真让老百姓哭笑不得。

      手下人都跑光了,张发奎司令长官也只好跟着跑,跑到贵阳就成了光杆。

      这时候,贵阳的实力派人物是汤恩伯,他手里攥着一个集团军,包括13军(军长石觉)、20军(军长杨干才)、29军(军长孙元良)和94军(军长牟廷芳)。几个月前,汤司令在河南被打得一败涂地,换成别人早被枪毙了,可天子门生就是与众不同,不仅没受处分,反而到贵州战区担任了“前敌总指挥”,准备再立新功。

      汤恩伯是个被日军打怕了的人,虽然手握重兵,却不敢主动迎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担心“因败而引敌追入”,所以日军一逼近,他就往后退,反正不打仗就不会打败仗。

      当时,协助汤恩伯总指挥管理军政事务的是张治中,日本鬼子还没有进贵州呢,这俩人就商量着如何“坚壁清野”——谁谁谁去烧房子、谁谁谁去炸桥梁、谁谁谁去打游击……辛亥元老平刚(平少潢,贵州贵阳人,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长)听说此事,指着张治中的鼻子大骂:“你才烧了长沙,又来烧我们贵阳?我看你是个汉奸”,俩人吵得不可开交。

      事情闹大了,蒋委员长就派何应钦坐镇贵阳,还派张道藩(就是给徐悲鸿戴绿帽子的那位,国民党海外部长)主管贵州党务、谷正纲(民政部长)主管贵州政务。这三个人都是贵州人,蒋介石大概觉得,让贵州人来烧贵州的房子,比较有人情味一些。

      这么一来,13军军长石觉就不干了。13军被安排“火烧贵阳”,这可是个容易成为替罪羊的差事,石觉知道,黄埔一期的酆悌同学一把火烧了长沙,结果被枪毙掉了,自己只是个黄埔三期的后辈,烧了贵阳,恐怕会死得更难看。于是他提出,要烧贵阳应该让94军去烧,因为94军军长牟廷芳是贵州人,烧起自家的房子比较顺手,他宁愿带着13军到前线去抵挡日本军队。

      刚巧,孙元良带领29军从陕西赶到了贵州,于是,13军和29军就被布置在马场坪一线,处于独山和贵阳的中间——实事求是的说,这两个军的防御,对“黔南事变”的化险为夷起到了一定作用。

      国民党军全面退守。而这时,在独山一带还有国军的“中央军校四分校”、炮兵学校(教育长史文桂)和通信兵学校(教育长童元亮),学员教职员加起来有一万五千多人。

      独山的警备司令是“四分校”的教育长韩汉英,这位韩司令在独山办学三年、指挥学生在县城周围修了三年的防御工事,平时吹牛皮一套一套的,遇到打仗的时候却撒腿就跑,跑得比美国空军还要快。

      独山这里有一个美军的军用机场,美军方面决定,由伊文思上尉负责破坏飞机场、空军仓库和独山“深水大桥”。按计划,爆破队应该先炸掉深水大桥,然后乘飞机撤离,但伊文思上尉看见城里的难民非常多,一旦炸了桥,逃难的人们就都走不脱了。于是他就先炸了机场和仓库,直到12月2日,日军已经冲到了桥头,美国人才炸掉大桥,徒步前往贵阳。

      无法统计这个举动救助了多少人。已知的是,在伊文思上尉的掩护下过桥的难民中,包括影星胡蝶和她的丈夫潘有声,还有上海滩的闻人虞洽卿。

      伊文思上尉于44年12月2日下午16时撤离独山,这一点,有许多人可以作证。而那些自吹曾经“在深水桥畔英勇阻击日寇”的国军勇士,却是空口无凭。

      事实上,早在12月1日,国民党军就已经放弃了独山县城。

      12月1日,独山县城开始起火,12月2日,火势达到顶点,两天后,这座曾经被称为“小上海”的小城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有人认为“独山大火”是日本鬼子干的,也许真是这样的。其实,即便是国军所为,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也是无可厚非。不应该的是,同在12月2日,都匀县城也燃起了大火、同样把整座城市烧成了废墟,而实际上,日军根本就没有进攻都匀,最近的日本兵距离都匀市也在五十公里以上。

      首先进入独山城的是第13师团的第104联队,他们是沿着广西至贵州的铁路走过来的,在两百多公里长的铁轨上步行四天,完全是正常的行军速度。

      在独山火车站,日军联队长福海三千雄大佐写下了四个大字:

      “无血占领!”

      ——这四个字,应该成为中国军队的耻辱。

      12月3日,13师团的第65联队、第116联队、工兵第13联队,以及第3师团的第34联队、第68联队、工兵第3联队也陆续到达独山县城。

      其实,这些日军部队并不是满员抵达的。比如34联队的大部队此时还远在一百多公里以外,要到12月10日才能够进入荔波,可他们的联队长二神力大佐却带着十几个人先跑到独山来了。这帮家伙争先恐后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得到一份“深入支那腹地”的光荣。

      1944年12月3日的独山城,遍地瓦砾、遍地焦土,遍地是无名的弃尸、遍地是难民的哭声。

      直到今天,黔南一带仍有许多当年的孤儿,他们已经成为了祖父或者祖母,却不知道自己的祖籍在哪里,不知自己的亲人在何处。

      是军队的无能导致了百姓的苦难,是军队的无能造就了敌人的光荣。

      可是,当一伙日酋得意地在县城各处留下“墨宝”,大书特书“无血占领”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在乡间、在村寨的废墟断墙上,有一群水族山民挥刀刻下了自己的誓言——

      抵抗者在此!

      关键词(Tags): #抗战#水族通宝推:西安笨老虎,野草魂,
      • 家园 找到一些相关资料

        出自曹福谦(时任国民革命军166师参谋长)在《文史资料选编》中的回忆。

        关于独山、都匀大火

        “桂柳会战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率长官部逃至六寨时,被美国空军误认是日军的追击部队.加以疯狂的轰炸”。我要补充说明.美国空军这一次不仅炸毁六寨,连比六寨面积大过三十几倍的独山都炸成粉碎.全独山市没有剩下几间完整齐全的房屋。轰炸引起的大火.半月之久尚未熄灭。都匀市也被炸去一半。六寨原来就是个山中小集镇,被炸去三分之二,这三个地方被美国飞机轰炸所损失的物资包括公私财产和死伤的人数(难民、居民、军人),真是无法统计.这是中国抗战史中的一大惨痛事件,国民党政府始终没有宣布过这件事情。这也是我亲眼见到的情形。不过六寨因为有张发奎这名大官几乎被炸死,故国民党政府中人员才了解到六寨被美机炸过,殊不知独山、都匀被美国空军炸得比六寨更惨。

        关于汤恩伯

        汤恩伯部队在龙里干什么呢?专事缴前方下来部队的枪械和搜查从前方下来官兵的腰包,不论好坏东西,一起拿走。因为九十三军第十师不服气汤部这种行为,双方曾在龙里打了一仗。贵阳市民听到枪声,误以为是日军到了,即时四散奔逃,引起一场虚惊,所以在贵州境内对日寇作战,汤恩伯部队是没有打过一枪的。

        关于炸桥

        我记得当时美兵在金城江、独山、南丹等地方破毁物资是有其事的,但没有参加炸桥这一工作。因为他们不担任作战和警戒任务.故不参加这项工作,这座桥是在黔桂公路上南丹城南三十几华里的大山中,大山塘山口南脚下的刁江上游,车河(不是河池)之北。桥高有二十几米,桥长约八十几米,桥墩是钢骨水泥制成的,桥架是木制的。水深平时约在两公尺以上,不能徒涉。装炸桥药包的工兵,我也看见是中国的工兵团,受军政部国防工程处长兼军令部工兵指挥部指挥官马崇六的指挥,在沿黔桂公路上的大小桥梁上及涵洞内,都在事先装置上炸药包,但到何时炸桥,须与前方作战部队长协商;并说他们已严令工兵团切实遵守,要我和工兵团切取联系。至于大山塘这个大桥的炸毁,先是在一周之前装好炸药包,当张发奎赤足跑过桥,上了我们阵地后,命令我们部队通知守桥的工兵即时炸毁了桥梁。这个时候的张发奎真狼狈到极点,跑得连鞋子都丢失,因为马路上的逃难人多,谁也不理会他长官不长官,就是不让路,挤不出路来向前走,于是由十几个卫士左右搀扶,前拉后扶.有的在前边撞路,这样才跑上大山塘山上来。后来张发奎就不管前方作战部队交通困难 不困难,通过一处即炸毁一处的桥梁。故炸桥一节据我亲眼看见的事实与美兵无关,是中国工兵炸的。炸这座桥造下莫大的罪孽,连桥上及桥前后附近的军人、难民死伤总人数在二千人以上。没有走过桥的难民,挤满了马路,前头在桥附近,后尾还不知有多长的“人流”被日军赶到,一一杀死。少数逃进两边山中的人,又被广西当地土著杀掉,逃过桥的“人流”,后尾就在大山塘的山边,而前头快走到六寨。这样长的“人流”每天走不出十华里路远.加上抵抗的部队崩溃得又快,在南丹仅打了四天,以致又被日寇赶上屠杀几尽;其中有极少数的难民逃到贵阳,保住性命。在南丹城北火车道与汽车路交叉之处,我站在东边山上,亲眼看见日军用机枪扫死难民两万多名,地下的尸体是一堆一堆的。

        关于93军

        广西首当其冲的是全州。全州的守军是93军,军长是陈枚农。陈枚农治军不严,军纪太坏,由四川开往广西时,沿途拉夫扰民,到处殴打百姓。在贵阳市内架起机关枪同保安部队打架,胡作非为,纪律荡然。沿途的人民群众怨声载道,极不欢迎,甚至于有人竟然说出“日本人来了,也不过如此而已”。

        1944年5月间,93军由四川綦江出发,7月间达到全州后,不积极作阻止敌人的作战准备,有些军官们竟用汽车载上东西物品运到重庆去做生意,图利赚钱。这些东西物资不是盗取国家的,就是从湖南、广东的商人和难民手中便宜买来的;也有强行扣留的,明夺暗抢的。在大敌当前还不图谋杀敌之计,竟然大做生意赚钱,这种部队怎能打胜仗呢?

        陈枚农对广西、湖南交界的重要险地-------黄沙河,不派重兵扼守.仅一个营做前哨部队.敌人乘防守疏忽之际,于9月初一举而突破黄沙河,进入广西省.当时驻桂林负指挥全责的张发奎.要陈牧农固守全州,而陈牧农听从部下两个师长马叔全、王声隘的说法,误解为不是单守全州城池,而是守全州全县,只要并不退出全州境内,就算对啦,9月14日陈牧农将全州城防撤守,退出城郊30多里之外。全州城郊烧了十几天的大火。容敌人唾手而得全州城。这样湖南通广西的东大门已被敌人打开,广西全省各城市皆震动了。

        全州又为蒋政权的西南补给点,堆集的枪支、弹药、大炮、机枪、被服粮秣,以及后方仓库应有的资料和材料、美国人的汽车汽油,那实在是太多,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还有机械化的第5军的后方仓库物资也堆集在全州,给93军这一撤一烧,损失得干干净净。

        关于97军

        第97军(军长陈素农)奉命于10月21日由重庆出发。该军所辖166师及196师两个师,我是166师临出发时到差的参谋长。师长王之宇、副师长黄淑皆住在重庆公馆中,不随部队行军,怕的是吃苦。这种只图个人的享受、不管国家民族的利害,是国民党军官们一惯作风。本来敌人已临近桂林,部队是应该用汽车输送的,既可减少官兵的疲劳,又可争取时间,早日到达广西省,从容布置阵地,构筑工事。可恨军委会不发给汽车,甚至连笨重的物资和给养,还得士兵亲自背着行军。士兵连双草鞋都没有,光着赤足走路,哪能走得动,走得快呢?166师特务连一个士兵睡在公路上不走了,我问他为什么不能走了,那个兵即时回答我说:“参谋长,我真的不能走了,足都磨肿了,给我一双草鞋,我就能跟上部队走。”当时国民党部队士兵的惨苦情形,由此可见。其他各团营连队的士兵类似情形的事,还有很多。说也说不尽的。我们整整走了20天,11月10日才到达贵阳。先说只到贵阳,后来又叫到都匀,到都匀后又叫到独山,又叫到金城江。我们除了在重庆得到了许多慰劳品外,在贵州各地遵义、贵阳、都匀、独山都得过大批的慰劳品,开过群众性的欢迎会,人民大众希望我们打胜仗来保卫祖国,保护民众的安宁。我都参加了欢迎大会,并代表部队接受了慰劳品。我一个人在新带差的军长陈素农的指挥下,带上一师人马,一步步地向广西进军。因为我是该师中具有13年历史的老军官,当过很长时间的营团长,故当时的营团长们还很听我的话,服从我的指挥。我同萧超武的496团走在前边。到达金城江后,就遇着填满公路中的“人流”挤的部队走也走不开,部队想向前移动几里路是很困难的,有时部队竟被“人流”阻隔成几段而连系不起来。张发奎的长官部也乱纷纷地往下撤,在难民的“人流”群中乱打乱推找路跑,向后边撤退。这时官僚们的官体也不能保持了,一律徒步,有的赤足,争先恐后地逃命,看谁跑得快,就算谁有本领。

        关于二神力大佐让士兵们穿上老百姓的衣服,混在难民里一起走

        敌人的先头部队和便衣队混杂在“人流”中进入我们的警戒线,哨兵还没有发觉,不知道混进了多少次数及多少人后,才被第一线部队发现了。第一线的连排长们就不问青红皂白,命令部队向“人流”中的老百姓乱开枪,才将敌人的便衣队及先头部队打出去,但同时把逃难的老百姓也打死了千把名。

      • 家园 热血沸腾
      • 家园 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源动力
      • 家园 抵抗者在此……

      • 家园 和印象中不同,贵州还出了几个人物:

        蒋委员长就派何应钦坐镇贵阳,还派张道藩(就是给徐悲鸿戴绿帽子的那位,国民党海外部长)主管贵州党务、谷正纲(民政部长)主管贵州政务。这三个人都是贵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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