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评《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功绩”：经济角度》 -- 包子1971

一般人遭遇那么多的失败早垮了。

另：袁世凯的案子是翻不了的。

袁世凯之案翻不得

　选自《求是斋漫笔》龚书铎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社1999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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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历史人物或事件翻案，虽古已有之，但于今已成为一种时髦。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上

的人物和事件，翻案的文章、言论，时有所见所闻。如同翻烧饼似的，原来是肯定的，现

在予以贬抑或否定，本来是否定的，现在则大肆赞颂。帝国主义侵略有罪不对了，是“有

理”、“有功”。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指责为拉中国历史后腿，镇压这次起

义的曾国藩则被称颂为“成功阻止了中国的后退”，是“一大贡献”。辛亥革命、五四新

文化运动是“激进主义”，它们不仅中断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正常发展，而且影响了当代中

国的正常发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在这些被“炒”得有点红火的历史人物中，有一

个叫袁世凯。

　　袁世凯是个什么样的人，稍有点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戊戌变法时他出卖了维

新派；义和团反帝运动时，他在山东镇压了义和团；辛亥革命时，他夺得了民国大总统的

宝座，进行专制独裁统治，搞帝制复辟。然而，时下有的作者、出版社对此却大不以为然

，认为是“简单化的政治评语”，“僵化陈旧”，于是写文章、出书，提出“新观点”。

有一篇叫《另说袁世凯》的文章，就是以“新观点”的面貌出现，把袁世凯捧上了天。这

篇文章说，从清末到民初，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推行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

等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他“兴学重教，开通民智”，“对教育

的重视和投入，前无古人”。文章称颂袁世凯“坚决抵制和反对‘二十一条’”。文章的

结尾，作者有一段总括性的奇妙的话：“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

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

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毛泽东、周恩来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

洋时代成长起来。这一切，同袁氏北洋政府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所以不厌

其详地抄录了这段文字，一是避免断章取义之嫌，二也是为了与读者共赏奇文。

　　文章为了抬高袁世凯，拿孙中山为衬托，对他大加贬抑，说孙中

山制定的《临时政府约法》和确定的责任内阁制，“是造成民初社会

动乱、阁潮迭起、府院之争连绵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与有的文

章否定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如出一辙，都把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社会动

乱归罪于辛亥革命，说什么辛亥革命“是搞糟了”，“必然军阀混战”。

辛亥革命简直罪莫大焉，而孙中山是“罪魁祸首”！孙中山是民主革

命的先行者，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结束了2000多

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民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一直受到中国

人民和海外人士的敬仰，不是某些人任意贬抑或否定得了的，这里无

须赘言。至于袁世凯到底是个什么样人，倒是有必要作一点辨析。

　　任何一个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都有

其复杂性、多面性。即使是圣贤、伟人，要想指出他们的缺点、错误，

也并不太难；而那些巨奸大恶，也不一定桩桩件件干的都是坏事。但

是，这丝毫也不能改变他们各自的基本面貌，不足以推翻已有的定论。

至于凭自己意愿任意曲解历史，想当然地虚构历史，更是不足为训。

史学与文艺不同，它必须力求符合客观历史实际，再现历史的真实，

而不能有任何虚构，不能编造、歪曲。《另说袁世凯》既然是以所谓

“史实”来美化袁世凯，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究竟什么是历史的真实。

　　文章说，袁世凯政府在政治上实行的是“宽松政策”，它的各种

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显然，这是历史的颠倒，

不符合事实。袁世凯政府实行的是专制独裁政策，是违反当时社会历

史发展总趋势的。袁世凯于1912年3月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虽然打着

“拥护共和”的旗号，但同时他就在向专制统治迈进。他把“统一”

当做推行集权专制的代名词，处处强调“统一军令”、“统一行政”、

“统一民国”等等。这年8月，便在“统一民国”的幌子下，杀害了武

昌起义的功臣张振武和方维。第二年，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

中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执掌党务的宋教仁强调组织“国民党内阁”。

袁世凯大为恼火，为了排除集权专制的障碍，他策划了震惊全国的大

血案，暗杀宋教仁。随之以武力“统一民国”，镇压了“二次革命”。

此后，袁世凯便将革命派指为“乱党”、“暴民”，毫无顾忌地公开

迫害革命党人，仅在北京被军政执法处杀害的即“数以千计”，监狱

“大有人满之患”。袁世凯是个老奸巨猾的人，在南方以武力镇压

“二次革命”，在北京却保留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目的是要

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在选举的那一天，他授意其亲信组成“公

民团”包围会场，进行胁迫，自早8时至晚10时，经3次投票，才得以

当选。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便先后下令取缔国民党、取消国会

和废除《临时约法》。至此，辛亥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被

袁世凯全部破坏掉，只剩下了一块“民国”的空招牌。从1914年初至

1915年底，袁世凯政府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公布了一连串的条例，如

《报纸条例》、《出版法》、《治安警察条例》、《地方保卫团条例》、

《惩办盗匪法》、《惩办国贼条例》等，主旨在于钳制人民的言论、

思想，严禁政治结社、集会，镇压革命党和人民。最后就是复辟帝制，

做起了“洪宪皇帝”。从这简略的袁世凯政府统治的史实，可以清楚

地看出，袁世凯实行的是专制统治，不是什么“宽松政策”。所谓袁

氏北洋政府政治上实行“宽松政策”，实属无稽之谈。

　　不错，辛亥革命后，大致是1912年3月袁世凯夺得临时大总统至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的一年时间里，社会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

象，经济上出现了振兴实业、提倡国货的热潮，政治上民主空气浓厚，

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

但是，这种局面的出现，是辛亥革命的结果，是清朝的覆灭、帝制的

废除、民国的建立所形成的，而不能归功于袁世凯。如前所述，此时

的袁世凯虽夺得了临时大总统之位，但还不是正式大总统，况且面对

着的是革命带来的“自由之风，共和之气”，革命党人在南方拥有数

省实力，还有十几万军队。为了欺骗和麻痹国民，他很会演戏，一再

信誓旦旦地公开声称“忠于共和”、“忠于约法”，而实际上却在向

集权专制的路上推进。镇压“二次革命”、武力“统一民国”后，就

更明显了。1913年的后半年，仅北京被查封的报纸就有《日日新闻》、

《民国报》、《民主报》、《亚东新闻》、《中央新闻》、《京话报》、

《华报》等。在地方上同样通令报纸停刊，单是浙江一口气就查封了

《平民报》、《天钟报》、《浙报》、《浙江民报》、《浙声》等五

家报馆。辛亥革命后开创的民主、自由局面不断被破坏，“雨后春笋”

般涌现的革命报刊一家家被查封停刊，有的是专制、强暴，而不是宽

松、自由。被作者作为典型例子来赞美袁世凯“宽松政策”的新闻巨

擘邵飘萍，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邵飘萍确实是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办

了报纸，发表时论，但他的遭遇并不能用来证明袁世凯的“宽松”。

1912年邵飘萍在杭州办《汉民日报》，经常揭露贪官污吏与地方豪绅

的丑恶，并对袁世凯盗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也时常讥讽，因此办

报还不足三年，就先后被捕三次，最后“《汉民日报》遂承袁世凯之

电令而封闭”。这也就是袁世凯政府的“宽松政策”、“言论自由”。

要说袁世凯完全没有“宽松”，也不尽然，问题是对谁。对封建复古

逆流，袁世凯是很宽松的，1912年9月，也就是他当上临时大总统半年

后，就下令“尊崇伦常”，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在这道命令的鼓舞下，

社会上出现了诸如孔教会、孔社、孔道会、宗圣会等许多尊孔的小团

体，以“力挽狂澜，扶翼圣道”为宗旨，热闹得很。其后，袁世凯鼓

吹尊孔读经，搞了祀孔、祭天。鲁迅曾深刻指出：“从二十世纪的开

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都又被从新记得，

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制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

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袁世凯对封

建复古逆流的宽松，就是为了复辟帝制的需要，这当然不是“反映了

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而是拉历史向后退。

　　至于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的“脱颖

而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都是袁氏

北洋政府“宽松”出来的，未免荒唐得可以。不妨举例以明之。陈独

秀在清朝中过秀才，1898年18岁时参加反清革命活动，被清政府追捕

而逃往日本。1904年他在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进行反清宣

传。其后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

反袁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年9月回国，创办《新青年》。李大钊

1913年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曾发表批评袁世凯政府的文章。

1914年去日本留学，继续进行反袁活动，反对“二十一条”。1916年

5月底回国，再过些天袁世凯也就在国人唾骂声中死去。而胡适则是

1910年到美国留学，尚是清政府统治，1917年回国时袁世凯已经死了。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批判封建纲常礼教，

就是针对袁世凯的尊孔复古逆流的。无论是陈独秀等人的经历，还是

《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都得不出他们的“脱颖而出”（其实这说

法本身就不妥），是“出”之于袁氏北洋政府。如果按照作者的这种

逻辑，那么使陈独秀“脱颖而出”的首先应是清政府，是清政府使他

能够从事反清活动，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这大概会被认为是

“热昏的胡话”。从这些例子就可以清楚看出，所谓“另说”说的不

是历史事实，是曲解或编造的，因此，没有必要逐一加以辨析。

　　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于1915年5月9日

接受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袁

世凯的屈服卖国，举国一致认为是奇耻大辱，群情激忿，强烈反对，

5月9日被定为“国耻纪念日”。鲁迅曾说过：袁世凯“是卖国贼。不

是年年纪念五七和五九么？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是有真

凭实据的”（《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当然“二十一条”是

日本要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事情太大，袁世凯不敢贸然答应，

派人与日本交涉、谈判不下二十几次。接受“二十一条”后，他讲了

一些诸如“以保全国家为责任”的冠冕堂皇的话，甚至还开会庆祝

“外交胜利”。如果因此就认为是“坚决抵制和反对‘二十一条’”，

不是受骗上当，就是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有问题了。

在未名空间历史版已经被批烂了，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从战争（抗战和内战）中恢复的结果，一场大战以后，会有高于一般的高速增长，这是受压制的生产力和资源自然的反弹现象。 当然我承认这一断时间经济政策比较对头，那还是公私合营，允许“剥削”的时代吧？

大跃进的最低点当然应该高于民国的最高点，因为时间过去那么多年了，问题在于没有大跃进，应该更高。

抗战后期经济有发展，应该同那个时期大规模的战斗不如早期有关系，也得不出 国民党的治国能力还不如日本人的结论，因为发展速度是斜率，而不是绝对值.

可以这样理解：

找到建国以后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的那一年，从那时候开始，到一九七六年划一条线，这条线的斜率，和一九三六年以前的平均斜率差不多。

一九三六年以前也是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建国以后，和平的历史环境，理应有更高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