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评《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功绩”：经济角度》 -- 包子1971

中国人口死亡问题研究

黄荣清

　　死亡，是人口学传统上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关于人的死亡，与人的生与爱一起，被人们称之为人类永恒的主题，是各种科学包括如哲学、法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社会科学与生物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在内共同关心的问题。人口学的死亡研究主要研究人口死亡的发生率、发生原因（死因）、发生的决定因素与发生规律，以及它对人口再生产诸因素的影响等。本文主要回顾自1979年以来，中国人口科学学者在死亡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收集的文献资料主要取自发表在《人口与经济》、《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中的论作以及笔者收集到的有关有关中国人口死亡研究的著述。

一、关于中国人口死亡状况的研究

　　随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口学研究的兴起及现代人口普查（从1982年起）的实施，在人口、医学、公共卫生、统计等方面的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努力下，对中国人口死亡的了解和认识才真正得以开始并逐渐深入的。

（一）近代的人口死亡研究

　　对人口死亡的了解，其先决条件是有无人口死亡的统计资料。现代人口统计制度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才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外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内处军阀割据、争权夺利、混乱的社会局面，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当时的统治者无暇也无力建立包括死亡统计在内的人口统计制度。例如，最早的现代人口普查曾在1909年至1911年进行尝试，但这次普查仅4个省完成，因遭遇1911年的辛亥革命而终止。以后建立的民国政府，几次尝试进行人口普查，但往往都未完成，且技术上未有改进。而关于死亡的人口动态统计。从1910年至1941年间，至少有7次以上尝试过草拟和颁布法令，其结果有些法令拟就但未颁布，有些法令虽颁布过但未实行。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的几个城市如南京、北京（当时称北平）、上海、杭州、广州及汉口办理过死亡登记。日本帝国主义者出于殖民地统治的需要，在东北、台湾进行了死亡登记和有关的统计。这些死亡资料因登记质量不同，其数据可靠程度各异。死亡资料的另一个来源是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进行的人口调查，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金陵大学利用1929年至1931年由农业调查收集的农村人口资料，涉及17个省的101个区域2817名死亡男性和2682名死亡女性。根据这个调查结果，编制了中国农民生命表。当时中国农民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男性为34.85岁，女性为40.08岁（H.E.Seifert 1933）；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抗日战争时期南迁至昆明在云南省呈贡县开展的人口研究工作，根据呈贡县1940年至1944年6月死亡人口的登记资料编制了生命表。若不计因霍乱而死亡的人口，呈贡人口出生预期寿命为36.0岁，其中男性为33.8岁，女性为38.0岁；若把霍乱死亡人口合计在内，出生预期寿命则为32.8岁，其中男性为31.9岁，女性为34.2岁。除此以外，该研究所还进行了死亡原因的统计，在为首的15种死亡原因中，至少有6项属于传染病，即霍乱、天花、麻疹、斑疹伤寒、痢疾、肺结炎。另外， 1909～1934年中国有18个区域出版了关于婴儿死亡率报告， 1925年广州婴儿死亡率高达555.0‰。根据陈达先生的估计，1934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275.0‰。1917～1933年全国各地区先后有31处有死亡率报告，其中仅有17处报告比较合理。根据上述资料，估计全国的死亡率为33.0‰（陈达 1981）。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死亡登记及统计

　　1.1982年以前中国人口死亡登记及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其中也包括建立和完善人口死亡登记等统计制度。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籍管理条例并开始了城市居民的户籍登记制度；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设立经常性户籍登记制度的指示以及1956年1月农村的户籍登记，统计工作由公安部门接管的政令”；1958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登记条例”，根据户籍登记条例，户中成员如有迁移及出生、死亡事件发生时，都有向当地户籍管理机构（派出所）申报的义务。据此，中国的户籍登记制度走上了轨道。

　　1954年中国建立了全国出生、死亡登记制度，国家统计局也开始发布关于死亡统计数据。从1954年到1982年，每年公布的全国人口粗死亡率即是根据户口登记制度死亡报告的结果，在这以前的数字则是估计数。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结果，1954年，中国的粗死亡率为13.18‰。从1950年到1957年，中国的死亡率逐年下降，1957年已下降到10.80‰。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率曾一度回升。1965年以后又降回到10‰以下，此后死亡率一直下降，1977年后稳定在6‰～7‰之间。1981年的登记的死亡数同普查核实的死亡人数基本一致，因而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数据是基本符合实际的（王维志 1984）。

　　根据中国的户籍登记制度，死亡者的家属必须在死亡发生后1个月内去当地公安局派出所申报，报告的内容包括死亡者的姓名、性别、死亡时的年龄、死亡原因。在城市，死者大多在医院死亡，医院在死亡诊断书上写上死亡者的姓名等有关事项，死者家族拿死亡诊断书到派出所去申报并注销户口。由于城市户籍管理比较严格，城市的死亡登记可能比较正确。但在农村，死者在自己家里死去的情况比较多，死因和死亡时间就不易确定，错误的申报可能就比较多。尤其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户口常和人们的利益密切相关，粮食、副食、布匹、食用品的供应都和户口相联系，如果户口注销，则这些供应然也就取消，人们都尽可能晚报或者干脆不报，而农村的户籍管理又不似城市那样严格，死亡的漏报也是可想而知。在第三次普查时，曾对从上次普查（1964年）以来的户籍进行了整理，结果发现已经死去但还保留着户籍的有800万人，这一部分人显然就是漏报人数。据此可以认为，“三普”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死亡率有相当大的误差。对此，国内外的人口学家进行了研究，例如根据寇尔的研究，中国在60年代以前的粗死亡率有35%以上的漏报，在50年代前期，粗死亡率为20‰以上，1961～1963年有20%～30%漏报，而以后直到1980年，漏报在14%～15%左右。蒋正华的研究则与寇尔有所不同，他估计的实际死亡率和报告的漏报率都要低于寇尔的估计值，特别是在70年代以后，他们估计的粗死亡率和正式公布的粗死亡率比较接近，粗死亡率的误差仅5%左右（蒋正华，李南 1987）。由此可见，两者的结果差距较大。1964～1981年即普查前已死去还保留户籍的有800万人，在加上一些边远地区、生死报告制度都未很好地实施，以及报告后未正确地加以汇总等等，笔者认为，5%左右的漏报率可能偏低。

　　虽然中国从50年代开始就实行了死亡报告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对报告的统计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最后的结果仅得到一个死亡人口总数（可能还有分性别）并由此计算出粗死亡率。更详细的数据如分年龄的死亡数、分死亡原因的人数等就没有汇总。由于没有分年龄的资料，所以也就不知道人口预期寿命。为了求得分年龄人口死亡情况，有关部门出于工作需要，在1957年、1963年、1975年、1978年搞过大范围的调查，得到的结果是：1957年0岁预、寿命为57岁，1963年为61.70岁，1975、1978年为68.2岁左右（国家统计局 1984年）。由于调查并未按概率抽样办法，似乎还是选择在城市、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较多，用它来代表全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会有一定误差。另外，这些结果当时被视为保密，也没有公开发表。

　　人口死亡资料的另一来源是各地卫生防疫站登记的死亡人口状况，包括死者的姓名、性别、年龄、死因等。由于大城市技术力量较强，管理也相对较好，死亡数据报告的质量较高，这些积累下来的死亡数据给人口死亡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1957年，李光荫根据北京市的人口死亡登记资料编制了北京城区1950年及1953年生命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个生命表。根据该作者的计算，1950年北京男性平均寿命为53.38岁，女性为50.22岁，1953年男性为61.18岁，女性为60.52岁。从50年代后期起，北京市、上海市逐年编制了生命表，哈尔滨、长春、武汉、南京、福州、南昌及苏州等城市也先后编制过生命表（王仁安，陈育德 1990）。

　　在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前，关于中国人口死亡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是卫生部肿瘤防治研究所在1975年所组织的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8亿5千万人口3年（1973～1975年）内的全死因回顾性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研究者选择了其中资料完整的24个省（市、自治区）（除湖北、甘肃、广东、广西和山东）累积的20亿人口资料，编制了分地区生命表和全国生命表，得到中国男性预期寿命为63.62岁，女性为66.31岁（戎寿德、黎均辉等，1981），并利用全死因方法研究常见疾病对人口预期寿命的影响。虽然这项调查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概率抽样，调查结果中有些地区的预期寿命可能要高于实际情况，但它可以说是在第三次人口普查前内容最详细、范围最广的一项人口死亡调查，包括的内容如按地区、年龄、性别的死因分类资料，至今仍是国内公开发表最全面的资料。

　　2.1982～1990年中国人口死亡登记及统计。1982年举行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是中国第一次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完成的人口调查，其调查内容之多、覆盖范围之广、数据质量之高是以往的任何一次调查不可比拟的。第三次人口普查公布的调查结果，为人口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加上70年代末期人口学的恢复，国家计划生育工作的推动，国人对人口、人口问题的重视，使人口研究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包括人口死亡问题研究开始了它的全盛时期。

　　蒋正华等根据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编制了1981年全国及分地区的生命表。由此得出了男性平均寿命为66.43岁，女性为69.35岁，男女合计为67.88岁。婴儿死亡率男性为35.56‰，女性为33.72‰，合计为34.68‰。在各地区中，上海、北京的人口平均寿命最高，西北、西南地区的人口平均寿命较低，最高和最低的相差约10岁左右。华北、东北二区的平均寿命相差甚少，中南区之平均寿命略低，而西北、西南区之平均寿命远低于其它地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不但高于人均收入在300美元上下的一些国家，还高于不少人均水平在700美元以上的国家。与各大洲相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非洲、拉丁美洲与亚洲的平均水平（蒋正华等 1984）。

　　人口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由不同的个体组成的，我们可以按不同特征对个体进行归类，从而把总人口分解成不同类别的子人口，而总人口则是这些子人口的和。例如把总人口分解为分性别的男女人口，按年龄分为不同年龄人口，按居住地分为不同地区人口。对总人口某一性质的认识，不等于就认识了各子人口的性质。只有充分认识子人口的性质，才有助于我们对总人口性质认识的深化。为了进一步深化认识中国人口死亡状况，在第三次人口普查后，关于人口死亡状况的研究成果有：各地区的死亡状况的确定，即各地区的人口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等、分年龄组死亡率等，这些工作成果集中发表在由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CPR/85/P52）、由已故的孙敬之教授任主编《中国人口》（总论）及各省区的系列著作，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在8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其他基于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基础上的专题分析有男女死亡力差别分析（黄荣清 1989）、老龄人口死亡分析（黄荣清 1988）、分地区的死亡率分析（郝虹生等 1988）、分民族的死亡分析（钱建明，张强 1990）。另外，根据抽样调查进行了不同婚姻状况、教育程度、职业状况与死亡率分析（刘铮 1986）等。

　　在1982年人口普查的死亡人口调查表上，仅调查了死者姓名、性别、死亡时年龄、出生时间、死亡时间等五项内容，所以由第三次人口普查中人口死亡的结果，还只能得到中国人口死亡的自然特征（如年龄、性别等），尚无法知道不同社会特征人口的死亡状况。这些内容在8年后的人口普查即1990年的人口普查时得到了解决。

　　3.1990年以后中国人口死亡登记及统计。在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死亡人口登记表中，不但保留了三普的调查内容，还增添了以下内容：死者的民族成份；6岁及6岁以上的死者的文化程度；15岁及15岁以上死者他们死亡时的婚姻状况以及生前从事的主要职业。以上内容的调查以及调查结果的公布，使人们对中国人口死亡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如果说对中国人口死亡状况的全面了解得益于第三次人口普查，第四次人口普查则使我们对中国人口死亡状况的认识更加深入。

　　1990年人口普查与1982年人口普查的死亡人口调查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在于1982年只登记了普查前一个日历年（1981年）的人口死亡，并且只汇总出一个结果，即1981年的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而1990年普查登记了普查前一年半的人口死亡，并且按1989年上半年、1990年下半年、1990年上半年3个不同时期进行了汇总。根据这3个不同时期的死亡人口计算死亡率时，人们发现各种死亡率指标有较大的差别，例如根据普查前一个日历年计算，则1989年的婴儿死亡率为22.04‰，其中男性为20.85‰，女性为23.38‰；岁预期寿命为71.02岁，其中男性为69.10岁，女性为73.07岁。根据普查前一年（即1989年7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的数据，婴儿死亡率为27.33‰，其中男性为25.49‰，女性为29.38‰；预期寿命为70.03岁，其中男性为68.33岁，女性为71.86岁。若仅用1990年上半年死亡数据估算全年的死亡，则婴儿死亡率为30.75‰，其中男性为28.54‰，女性为33.21‰；预期寿命为69.41岁，其中男性为67.83岁，女性为71.10岁。这表明离调查时间越近，得出的死亡率越高，预期寿命越低。但在正常情况下，死亡率应随时间推移而下降，即使考虑了死亡的随机波动，也不能出现上述在短时间内的较大差别，这就推动了在以下所要谈到的对中国人口死亡数据准确性的研究。同时也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对死亡率的确定，由于研究者考虑的出发点不同，对同一个人口（如同一地区、同一民族）的死亡指标，可能会有不同结果。我们在阅读有关文献时，必须注意该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条件。 　　基于“四普”调查确定的中国人口死亡状况,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由国家统计局组织的《跨世纪人口中国人口》综合卷和各省(市、自治区)卷的系列丛书中（跨世纪的中国人口编委会，1994），另外，在由联合国资助的P04项目，《转变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系列专著之二《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查瑞传 1996）有集中论述，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下研究成果：

　　中国各民族死亡水平的确定。在“三普”以后，钱建明等人虽然也作过民族人口死亡的研究，但严格地说只是民族聚居区的人口死亡，因为“三普”实际上并未调查死者的民族成份，对于聚集程度较高的一些民族，可以把民族聚居区的死亡水平近似地看作该民族人口的死亡，但对那些聚居程度不高的民族，就无法进行这样的处理。“四普”调查了民族人口的死亡，这对研究各民族人口动态有着特别重要意义。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各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较过去有了较大的降低，少数民族人口中有一部分已达到了较低的死亡水平（少数民族人口中20%已达到或超过了全国平均预期寿命水平）。但大部分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还只相当于全国70年代水平， 5%还处于较高的死亡水平，尚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黄荣清 1993；金阳荪等 1994）。

　　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不同文化程度人口的死亡率有明显的差别，在各种文化程度中，以文盲的死亡率最高，其次为小学、初中、高中及大专以上，即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相应人口的死亡率则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则提高，每提高一级（即从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预期寿命提高近2岁，而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平均寿命则差5岁（谢韦克 1995；胡平 1997）。

　　不同职业人口的死亡水平也有一定差距，总的来说，从事脑力劳动者（干部、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要高于体力劳动者（工人和农林牧渔劳动者），但干部、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与工人的预期寿命的差别不大。以上这些人员与从事农林牧副渔的劳动者差别明显（高凌 1995；孙福滨等 1996）。劳动部信息研究中心还对各种从业人员按职业大类以及部分特殊工种的从业人口编制了相应的生命表。从这些生命表中可知，矿工（男性）、从事化工的女性期望寿命明显低于从事其他工种人员。由此可见，这些行业的安全和劳动保护需进一步加强（劳动部信息中心 1994）。

　　通过对不同婚姻状况的人口死亡的观察可以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未婚的预期寿命要低于已婚人口的预期寿命，已婚中有配偶人口的预期寿命要高于无配偶（丧偶、离婚）人口的预期寿命（李建新 1994；郝虹生 1995）。

　　全国人口死亡资料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在80年代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的生育率抽样调查，即国家计生委在1982年举行的千分之一人口妇女生育率调查和1988年举行的千分之二人口生育节育调查。根据1988年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有关死亡资料，借助于中国区域模型生命表软件技术，有人研究了中国人口从1945年到1988年分年龄、性别的死亡率以并分析了城乡男女的预期寿命，填补了中国长期以来历史的死亡数据不全的空缺（阎瑞，陈胜利 1993）。

根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可以算出（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市，1997），1994～1995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31.63‰，其中男性为27.50‰，女性为36.47‰；6岁预期寿命为70.80岁，其中男性为68.98岁，女性为72.72岁。城镇婴儿死亡率为17.04‰，其中男性为16.36‰，女性为17.82‰；预期寿命为73.81岁，其中男性为71.47岁，女性为76.28岁。农村（县）人口的婴儿死亡率为36.36‰，其中男性为68.06岁，女性为71.44岁。与1990年相比，中国人口的死亡水平继续下降，但下降幅度并不很大。

（三）中国人口死亡资料的可靠性

　　以上我们回顾了关于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状况的研究，它们都是基于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但这些结果是否符合实际、是否准确，取决于人口调查的质量。在1982年人口普查后，关于普查死亡报告的准确性问题，虽然在一些细节上国内外人口学界曾有一些意见分歧，但主要集中在婴儿死亡率上。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报告的婴儿死亡率过低（J .Banister 1987），但从总体上都认为比较可靠。这是因为根据“三普”质量抽查，死亡人口的误差率仅为9.68‰，净漏率为4.40‰（马安 1984）。随着对死亡率研究的深入，更详细的数据的发表主要是在第四次人口普查后。从“四普”公布的死亡人口数据，人们发现了一些不合常理的现象，对数据的质量提出了质疑，同时也联想到“三普”死亡人口调查数据的质量问题。如果死亡报告的可靠性有问题，则由普查数据计算得到的人口死亡指标与实际人口就有偏离，这样就提出了中国人口的死亡应该在什么水平上的问题。 　　最早有根据地提出“三普”中存在婴儿死亡漏报是卫生部在1986年进行的婴儿死亡调查。该调查共调查了中国62个县、市婴儿死亡情况，发现1982年普查报告的婴儿死亡率过低，若假定从1981至1986年婴儿死亡率无明显变化，则在被调查地区，1982年普查报告的婴儿死亡，在农村少报了约44%，城市少报了4%（周有尚等 1989）。

　　美国学者鲍思顿使用发表的中国人口地图集中的2378个县、市中的2308个县、市（除西藏自治区中的72个县、市）的婴儿死亡率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首先将低于15‰的23个县、市（北京市1981年的婴儿死亡率为14.9‰，上海市为17.1‰，可认为低于北京、上海婴儿死亡率的那些县、市数据不可靠）排除，则平均婴儿死亡率为42.4‰；将低于15‰婴儿死亡率的市与低于江苏省如东县28‰（该县是卫生模范县）排除，则有861个县、市被排，剩下的1445个县、市平均婴儿死亡率为51.5‰。如果按周有尚等的估计，把1981年全国市、县婴儿死亡率分别提高4%、43.7%，则全部人口的婴儿死亡率为56.2‰（鲍思顿 1992）。

　　在大部分人口学者注意力集中于婴儿死亡的漏报时，有人比较了1982年和1990年两次普查的分年龄人口数和两次普查的死亡率发现，不仅存在着婴儿死亡率漏报现象，而且其他年龄特别是老年人口死亡漏报的现象也比较严重。根据两次普查的人口留存率计算，中国80年代男性预期寿命不足66岁，女性尚不到69岁，比1982年普查和1990年普查得到数据计算的预期寿命都要低，这说明人口调查数据由于死亡漏报而高估了中国人口的实际预期寿命，并且这种高估主要还不是婴儿死亡漏报引起的，而是由于老年死亡人口漏报引起的（黄荣清 1994，1997）。有研究认为，“四普”死亡漏报的上限为21.93%（男女合计），推荐漏报估计值为15.02%（李南，孙福滨 1994）。

　　总之，通过两次人口普查和一些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我们对中国人口的死亡状况已有了基本的了解。但由于死亡调查中存在相当程度的漏报，因而我们已知的人口死亡信息还只是基本的，尚不够准确。

（四）历史人口的死亡研究

　　近年来，在对历史人口资料的挖掘和对历史人口研究时，在历史上的人口死亡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许多进展。例如，根据广西30年代末40年代初生命统计史料，有人认为解放前夕，中国人口平均寿命应该为45～50岁为宜，而不是通常根据金凌大学调查的35岁左右（游金生 1991）。但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地区时所进行的1907～1938年“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人口动态统计资料整理后得到，1918年东北人口平均寿命为33.70岁，1938年为38.62岁，1918～1938年东北的婴儿死亡率为100‰～200‰，在此基础上，有人推测了新中国成立以前40年的死亡水平（赵锦辉 1990，1994）。米红利用现有的民国人口资料和成果，运用现代人口分析技术，在对民国人口的粗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性别平均期望寿命进行了重建（米红 1996）。台湾学者刘翠溶通过潜心钻研中国各家家谱进行历史人口研究，1992年她根据对50种家谱的潜心研究发表力作《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几乎在历史人口学研究的所有方面都有发现，其中当然也包括人口死亡的内容。美国学者李中清（James Lee）则是利用清皇室家谱与清宫档案对清朝人口进行研究，对清朝时期人口死亡有许多发现（李中清等 1992，1994）。

二、关于死因和人口死亡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对于人口死亡的研究，我们仅仅知道它的发生与发生率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知道它是如何发生（即死亡原因）的以及受什么因素影响？

　　关于人口死因的统计，虽然近年来中国每年都公布城乡人口死因的发生率，但这只是根据中国部分地区的疾病检测的结果，还不是全国范围的统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建立覆盖全国的完善的生命统计制度。现有的研究主要是根据局部地区的统计和一些抽样调查结果进行的。在这方面的研究有城市地区长期以来的死因变动以及它对寿命的影响（梁鸿，高尔生等 1989；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生命统计组 1981），也有农村地区如江苏海门县人口死因的变动（杨士泉 1985），有关于婴幼儿年龄段的死因研究（翁世贵等 1991；董情等 1997；高敏文等 1997），也有集中于某一死因的单项研究（高尔生等 1990；朱遂良，吴永新 1993）等。

　　卫生部1993年组织的全国儿童死亡调查结果显示，1991年全国新生儿死亡率为33.07‰，婴儿死亡率为50.19‰，其中城市婴儿死亡率为17.31‰，农村婴儿死亡率为58.02‰。此调查表明，1991～1993年中国儿童死亡率不断下降，感染性疾病的死亡率在不断下降，作为儿童主要死因的肺炎、腹泻及意外窒息呈下降趋势（林良明等 1996）。

　　此调查与1986年卫生部婴儿死亡率调查相比，其结果比较接近，但与1990年人口普查所得的婴儿死亡率相差甚大。这也显示了中国人口普查中确实有较大的婴儿死亡人口漏报。

　　70年代中期卫生部死因调查表明，当时呼吸系统疾病在20类构成百分比中仍居首位（戎寿德，黎均辉等 1981）。在对中国主要城市人口疾病死亡分析得出，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城市人口疾病死亡模式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急性传染性、感染性疾病的死亡率及其相对死亡比大幅度地下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及其相对死亡比迅速增加。目前危害中国城市居民生命最严重的疾病依次是心脏病、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病、外伤中毒和消化系病，6位死因占全死因的84%。疾病死亡模式类似发达国家或地区疾病死亡类型，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居民脑血管病死亡比重较大（饶克勤，周有尚 1988）。由于本文资料取自登记系统健全、资料可靠程度较高的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涉及的地域范围广，因而该项研究对死因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于人口自杀的死亡研究令人关注。自杀死亡作为一项特殊死因，一直是一个传统的研究课题。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自杀被认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祖国”的行为，是一种非法律的刑事犯罪，官方将自杀死亡数据列为一级保密资料，禁止统计与公布，因而关于人口自杀的研究自然也是“禁区”，长期无人问津。依据卫生部门近年的统计资料及有关调查，有学者在国内较全面地分析了自1987年以来中国城乡人口自杀死亡率的变动、趋势及自杀死亡的规律和特征（杨子慧 1997）。

　　可能是由于资料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对死因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城市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关于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死因研究，在人口研究的刊物上相对地出现得还较少。石人柄关于云南西双版纳流行病的研究是这一类为数不多的死因研究之一（石人柄 1997）。

　　一个人死亡即生命的结束，正如生命的出现一样，是生物生命现象。决定生命过程必然有生物因素作用，例如人的衰老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衰老使人的细胞老化、机能失调，最后导致人的死亡。衰老是任何一个生命体必然要经历的，所以说它是生物因素。但人的死亡，并不完全是由于生物因素所决定的，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可以说人的一切行动及其结果，几乎都和社会经济因素有关。即以衰老为例，虽然它是生物因素，但为什么一部分人衰老得快，另一部分人衰老得漫，仅靠生物因素是无法解释的。又如对于某一种疾病，一部分人患上了这种疾病可能会很快地死亡，另一部分人却因为得到了治疗而恢复了健康，这也是仅靠生物因素是无法解释的。因此，当前对人类健康的研究，已从传统的生物模式转变为生物─社会─心理模式，即死亡的研究不仅要考虑它的死因，还要考虑死者的社会环境和个人行为。

　　前面关于中国人口死亡率的论作，在解释中国人口死亡率从高到低的原因时，实际上都不可避免地谈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中国人口死亡率下降所起的作用，但上面引述的研究，主要是在定性上或宏观层次上阐述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这里就不一一重复。以下是既在宏观又在微观层次上的一些研究，并且着重于定量分析。

　　从经济上（人均GNP）研究婴儿死亡率与期望寿命的有梁鸿（1994）、亓昕等（1996）。用更多变量研究死亡率关系的有“影响预期寿命的因素分析”（马淑鸾 1989），该文选取了人均工农产值、婴儿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等9项指标，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对1981年中国省际期望寿命的差别进行了分析。门俐俐选取了人均国民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等13个社会经济变量，利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对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后的30个省（市、自治区）的标准化死亡率进行了分析（门俐俐 1992）。

　　更多的研究集中于对婴、幼儿的死亡率分析上。例如，在研究生育状况与婴儿死亡的关系时发现，妇女分娩年龄对婴儿死亡有影响，过低或过高的分娩年龄婴儿死亡率较大；出生间隔对婴儿死亡有影响，不到两年的短间隔影响更大；一胎婴儿死亡率较高，二胎最低，以后随胎次增加而升高；前一儿童存活对后一婴儿死亡风险加大（吕鹏俊，冯忠惠 1993）。

　　近10年有许多和婴儿死亡、儿童死亡有关调查，研究者根据这些调查得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顾江、施无莉等根据1988年国家计生委生育抽样调查，分析了全国婴儿死亡率变动及其影响因素（顾江，施无莉等 1991）；盛来运根据卫生部1992年全国儿童基本情况抽样调查，采用了单因素列表分析和多因素综合回归与逐步回归方法，探讨了婴儿死亡率与婴儿出生地点，母亲文化程度、母乳喂养、引用水源和家庭收入状况等变量间的关系（盛来运 1994）；涂平根据1985年国家统计局在陕西、河北和上海进行的第一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结果，运用死亡风险模型，考虑了人口学因素（如胎次、性别、产龄等）与社会经济因素（如父母的文化程度、母亲职业、家庭形式、有无自来水、居住地）对婴、幼儿死亡率的影响，得出了与西方人口学不同的结论，即中国核心家庭子女的死亡率高于非核心家庭的死亡率的结果（涂平 1990）。

　　目前，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已是处于较低水平的国家。按照一般情况，当死亡率下降到一定水平，女性死亡率要低于男性。从总体来说，中国女性死亡率也低于男性，这从女性的预期寿命高于男性上可以看出。但近年的人口调查结果显示，在婴幼儿阶段出现了中国女性死亡率要高于男性的反常现象，对这一现象的探讨也有不少的成果（郝虹生等 1990，1994；李树茁，M.W.费尔德曼 1996）。

　　人口死亡是由多因素决定的，这是研究者的共识。目前在研究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死亡的影响时，大家用的较多地是多元分析中的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由于计算机的普及和计算机软件的进步，使用这种方法已变得比较简单。只要把有关的数据往计算机里一输，就会显示相应的结果，有时即使把同人口死亡完全无关的数据输入，可能也会出现很高的决定系数。这样，影响人口死亡决定因素如何选择（理论的方法、经验的方法还是数学方法）？被选择的变量具有何种性质（随机的、非随机的？变量间相互独立还是相关？是有相同方差，还是有不同方差等）？这些变量又是如何作用于人口死亡（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等，这些都需要认真考虑。目前有些文章罗列了一大堆社会经济变量作一回归，然后根据回归结果作一些解释，就算完成了研究，这样的研究也不能说是充分的，若再仔细推敲有些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回归分析中，即使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在作理论解释时也必须谨慎。因为回归结果常常只是表明了一种现象和另外一些现象的相互联系的关系，并不一定表明这种现象是由另外一些现象决定的因果关系。

　　一般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如收入水平、城市化程度、受教育程度越高）越高，死亡率就越低。但也有人认为，社会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人的行为及环境对死亡率的决定作用可能更大。肖振禹等人在对广西巴马县百岁老人状况及长寿原因考察时发现，当地虽然经济落后，但由于自然环境宜人，当地人保持着优良的文化传统，如家庭和睦、邻里关心、尊老爱幼、生活有规律，保持豁达平静的心理，因而出现了有较多的百岁老人的长寿地区（肖振禹等 1996）。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人口研究所对和龙县朝鲜族人口死亡调查时发现，朝鲜族的社会经济条件（如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就医条件等）要高于当地汉族（董情等 1990），可说是这方面的例证。

三、人口死亡研究方法的进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中国人口学处于“马尔萨斯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阴影下而举步维艰时，世界上人口分析技术和方法的研究不断进展，如模型生命表的编制、W.Brass的体系以及一系列的人口死亡间接度量技术等。中国人口学研究恢复以后，在不断学习、借鉴和消化国外优秀成果的同时，也有不少创新。

　　在80年代初期，有许多介绍人口分析技术的教科书和一些国外的著作被编译出版。如《人口统计学》（刘铮等 1981）、《寿命表及其应用》（蒋庆琅 1984）、《人口分析与规划》（蒋正华 1984）、《人口分析技术》（黄荣清等 1989）、《现代人口分析技术》（翟振武等 1989）、《人口间接估计技术》（国家统计局 1992）、《人口分析与应用》（曾毅 1993）等，这些著作的问世对推广和应用先进的人口分析技术起到了积极作用。

　　生命表是人口死亡研究的重要工具。中国早期的研究有许多是关于探讨年龄组死亡率（死亡概率）与生命表编制技术的（黄荣清 1983；徐景尧 1984；费世宏 1985；翟振武 1985，1988；乔晓春 1985；周希璋, 1985；路磊 1988)。但即使在当时，中国学者也表现了创新精神。针对第三次普查时调查的死亡人口是前一个日历年，与人口在时间上并不一致的情况，蒋正华提出了人口死亡率的自修正迭代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效地推动了普查后各地进行的死亡研究，对自修正迭代法，也有人提出了进一步改进( 陈跃进等 1986；黄荣清 1988)。

　　第三次人口普查后，得到大量的人口死亡资料。国家统计局成立了以李成瑞为首的中国模型生命表编辑委员会及以蒋正华为工作组长的中国模型生命表的工作组，利用历史上和三普调查得到的质量较高的上千张原始生命表，通过对原始数据的聚类、建模以及参数辩识、模型生命表的生成，编制了中国5种死亡类型的模型生命表，填补了国际上对中国人口研究的空白(中国分类区域模型生命表 1991)。

　　第四次人口普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三普中死亡人口有相当程度的漏报存在，这对建立在“三普”死亡资料基础上编制出的模型生命表的准确性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疑虑。

　　对死亡率的间接估计有不少方法。中国人口学者利用这些技术来研究中国的死亡率并用中国的数据对这些技术进行检验(罗茂初 1985； 张二力，路磊 1992； 黄润龙 1992)。

　　以探讨人口死亡规律为目标的人口死亡模型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人口死亡的间接度量模型和直接度量模型。死亡的间接度量模型以英国人口学者W.Brass在60年代提出的logit体系为代表，这是一个有2个参数的模型，它是利用一个已知人口的生命过程来度量另一个人口生命过程的模型，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logit体系基础上又发展为Basia和Ewbank的4个参数模型。Brass 的logit体系作为人口死亡分析的方法，被中国人口学者广泛使用在人口分析上。黄荣清提出，在一定条件下，同样是2个参数的l(x)的双对数模型的稳定性要比logit体系要更好一些(黄荣清 1996)。黄润龙根据4个参数模型对中国各地区的死亡概率分布进行了分类(黄润龙，1995)。死亡的直接度量模型就是直接以年龄为自变量、死亡风险为因变量的函数模型，它可追溯到1825年贡培兹(Gompertz)的人口死亡法则和1860年麦可海姆(Makeham)对贡培兹法则的补充。长期以来，人口学者常根据贡培兹法则对不规则的死亡数据进行修正。80年代，金敏子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在死亡力下降期(即从出生到10～15岁年龄)用Weibull分布来拟合存活率函数l(x)要比用贡培兹函数要好。黄荣清对此进行了验证，发现当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程度，Weibll分布不但能很好地拟合l(x)，并且用它来推算新生儿的死亡率以及出生后第一年各个年龄点的死亡率却都非常准确，所以在死亡率下降的年龄阶段，该以Weibull分布作为死亡率度量模型。(黄荣清 1986)。根据人从出生开始到生命结束的死亡风险，按不同年龄阶段，一般概括为三种不同形式的作用力：在儿童期，表现为死亡率随年龄增长下降；在中老年期，死亡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在青壮年期，则有一个先升后降的死亡力在起作用。在死亡率模型中,从希莱(Thiele 1872)到劳杰士�朴兰克(Rogers & Plank 1983)的模型都把死亡力设计成三种不同函数之和：即一个递减函数、一个递增函数和一个先增后减的函数。黄荣清从研究各国的人口死亡函数后认为，在青壮年期的这种先升后降的作用力，其实应该延伸为在人生不同年龄阶段的波动作用力，它应该和人生在不同年龄阶段生命周期的心理波动相对应。这种思想和医学中人口死亡的生物�社会�心理模式更为一致(黄荣清 1998)。

　　从本质上说，以反映人这一群体逐渐消失过程的死亡间接度量和直接度量两类模型,两者之间并没有根本区别。所谓直接和间接不过是在度量这个过程时的比较参照系不同而已。所谓直接度量是以时间为尺度，即以地球围绕太阳、月亮围绕地球运动为参照。而间接度量则是以另一个人口的消失过程为参照。每一个人口的消失过程有其固有的规律，不以我们用不同的参照系而发生变化。如果两种模型都真正反映了人口死亡规律，它们应该是一致的。国外人口学家很少研究这两种模型的内在联系，而中国人口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尝试(黄荣清 1998)。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日新月异。这些新技术、新方法也被中国人口学者应用到人口死亡分析上来，如在对死亡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人口学者就广泛应用了多元分析方法、风险模型，利用80年代才被提出来的灰色系统理论建立时间序列变化模型来对疾病死亡模式进行趋势预测(饶克勤 1989)，其他如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模糊理论、控制论、非线性科学等一系列现代科学方法，在我们人口学者的研究中都有出现。

四、小结

　　人口死亡是一个社会�生物现象，在对人口死亡分析时，通常按人(它的生物属性)、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行为(个人或集团的)、疾病、死亡等几个方面独立地或彼此相互联系地进行研究。应该说，对上面的各个方面即人口死亡的各个环节，由于科学的进步、知识的积累，我们都已有了基本认识，但还有许多尚未认识的问题。因为实际上包括我们人自身在内的许多社会�生物的“奥妙”尚未被揭示，而同时时代在变化、环境在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在发生变化，作为社会�生物现象的人口死亡现象也必然随之变化，中国古代的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谚语，已经为现在的“人活七十不希奇”的实际所代替。著名的人口死亡风险随年龄增大而增大冈柏兹人口死亡法则，在一些长寿国家中人们发现已须修正，现有的经验是：到一定高龄，死亡风险并不完全随年龄增加而迅速增加，而是增加趋缓，似乎停留在一定水平上。而当人们预言在下一世纪，现代医学将征服不治之症�癌症而将使人们的寿命变得更长时，新的顽症�艾滋病的出现则给人们投下了阴影。总之，对人口死亡的认识将会不断深化，永远不会终结。

　　对中国人口死亡研究来说，当务之急是完善生命统计制度。如果没有完整、准确的统计资料，死亡研究也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国的人口学者要积极关注其他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优秀成果，努力加强同其他学科的联系，把现代科学方法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使自己的研究站在科学的前沿。近年来，一些年青的人口学者运用最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如非线性科学运用到人口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令人刮目相看。与此同时，也要努力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广。许多成果本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但由于交流不够，使这些成果只限于人口学领域，只停留在书本与杂志上。另外，我们也要努力关注国外的研究动态，既包括国外同行的新的研究成果，也包括国外的人口动态。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在人口死亡方面，我们只看到外国学者对中国人口的研究，却很少看到中国学者对外国人口死亡研究的力作。

　　回顾２０年来中国人口的死亡研究，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甚至是空前的。这个成绩既表现在研究成果上，从几乎是空白到全面开花，与世界先进水平越来越接近，有些方面，还有所创新；也表现在人才上，从少数几个研究者到涌现出一批较高水平的学术队伍。我们生活在中国这一人口大国，这赋予了我们研究者得天独厚的研究客观条件，同时又提示着中国人口学者身负的责任：揭示人口死亡的规律，为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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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青霉素，我不想争论为什么国民党在抗战后没有及时发明和生产，事实是老共建的厂子，就像老蒋没有投降日本一样，虽然谈判多了去了。

关于人均寿命，据我所知民国的平均寿命在抗战后是40多岁，到50年代末是近60岁。这里除了抗生素，还有一个原因是婴儿死亡率的下降（这个原因可能更重要一些）。

我过两天去图书馆查一下，看看是否如此。如果你看到望上有资料，请立即上传。

你真动感情啊？真有意思。也许是我血太冷？

你看，这是你的帖子的主要内容（除了第一段），我找不到你说的。

这些人并不明白，1946年时的中国国际地位远远高于1949―1976年间，那时已经成为战后四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法国是后加的），GATT（WTO前身）的创始国，美国在亚洲太平洋最重要的盟友，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国家（以人口计），已经实行民主宪政（虽然有许多不足），人民拥有新闻、出版、示威、结社等自由（实际）。而1949年后的PRC是联合国钦定的侵略国（无赖国家），长期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不仅是西方，而且也与东方国家为敌），只有一些花了大量钱财结交的小国、穷国、无赖国作酒肉朋友（越南、北朝鲜、红色高棉的柬埔寨、阿尔巴利亚、黑非洲），后来基本上还都闹翻了脸，人民生活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极为痛苦，生活在恐怖与半疯狂的状态中。

当然某些拥毛派会以49年后的一些经济成就（特别是重工业）作为毛的成绩，但应该看到没有毛这些成绩会更大（没有大跃进和文革）。另外，任何一个政权都会发展国家经济（除了波尔布特和毛等极少数人），这是一种普遍的趋势而不是毛和CCP的特权和专利，难道KMT在台上就不会这么做么？不仅1927年KMT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并在实际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49年以后KMT在台湾的经济成绩更是有目共睹。

如果49年后KMT仍然在大陆执政，中国必然提早50年成为西方各经济大国在亚洲最主要的经济伙伴，必然有大量的外资，必然建立起一套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因为中国是GATT的创始国），也必然不会有大跃进和

文革30年的经济疯狂和休克，难道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不如现在吗？80年后的改革开放不过是CCP将原来捆绑起四肢的中国人放开一只手的结果而已，难道反而成了CCP炫耀的资本和功劳？

有一个笑话，香港回归前劝香港人不要怕CCP五十年不变的诺言，因为你看看上海就知道了，不是五十年没有变吗？上海在30年代是远东第一大经济中心，东京、香港望尘莫及，当时是数万日本人跑到上海来打工做生意。但是49年以后的上海是什么样子？所以有人说CCP是能创造奇迹的，这一奇迹就是使上海竟然在50年内不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中心。难道如今被放开了一只手的上海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反而成了CCP和毛的功劳？是的，如果有功劳的话就是80年后CCP放开了中国人的一只手，就是毛当年没有把全中国所有的家当全部给小兄弟。

“从一九四五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看，国共两党任何一边胜利都可以达到和平的目的”。

实际上国民党是空前大丰收，除了外蒙，领土基本收回，抗战后期政府的威信一度严重动摇，胜利后大家的期望很高，政府又接受了大量日资企业，经济上算捡了个便宜。问题是内战为何爆发？当然很多人认为“共产党就那样，一定要共产”，所以不能与政府妥协。我也不想辩论。不过如果国民党在军事上胜利，它就更不会解决土地问题（所以它也胜不了）。此外，和平不仅是停止（大的）内战，还有解决国内山头问题。我记得沈醉写过抗战后的全国警令统一，花了很大力气，结果只统一了制服。你当然明白，军警特机关作为国家暴力的重要，我想蒋公是极愿统一全国警察系统的（当然由他指挥），为什么不行？为什么？这都统一不了，怎么发展经济？根子还在于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太弱，非常破碎，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意志（哪怕是波拿巴式的），结果只能随波逐流，甚至跟共产党调情。

1949年后的中国建立的是官僚专断的工人国家，虽然它并无远大的历史前途（这已得到证实），但它废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一段时间里获得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不受任何阶级管制的中央政府，从好的一面说，它可以推动工业化和社会进步（在一定时间里和一定范围内），从坏的方面说，它的官僚专断导致计划有时完全脱离实际，以及在执行时从来毫无底层监督，有时产生的消极影响之恐怖，不是国民党那种资产阶级波拿巴政府能比的。

”青霉素的国产化是1951年在上海试制成功, 按照某些人的逻辑，这也是民国时代培养的人才的成果，不能都放在中共的头上“。

这当然是对的，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建筑在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上。问题是药品也可能在1949年以前发明出来，发明多的是，但它能生产吗？这就涉及到具体集团的利益，比如有背景的进口商的利益，它可能就生产不了。其实你看广州地铁招标，过去根本不让国内工厂参与（我看到的材料是这样），是国内的一定不行吗？不行为什么连参加都不让？其实还是有当权的利益集团在那里决策。这也不是什么“汉奸”，只是他们的本位利益，就是让外国公司来干，这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最大化，这就行了。

另外，讨论“中共”如何如何，并无太大意义，因为中共也只是一个具体的组织，是社会发展规律的走卒而已。中共的上台也只是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式和力量对比的结果。世界上并未产生一个多少正常的工人国家，中国从未有过工人民主，所以中国只是一个粗糙的功能上的工人国家，和苏联一样。这就使得类似今天的优越性争论像乱麻一样，有时根本没有意义。不过这话你肯定听不进去。

“工业发展在初期总量很小的情况下, 是会可能使得后期发展不如初期那么快，但从改革开放以后的速度看，不存在这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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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暂时还不是比利时人当家，虽然大豆已经买了不少。这恰好是因为中国的国家机器在割断张志新的喉咙的同时，也没有让外国优势产业轻易挤垮国内的落后产业，这也不是什么“民族大义”在起作用，而是这个功能上的工人国家的性质决定的。

我想强调的是即使是一个政治上完全依附于某个宗主国或某群宗主国的殖民地，它的工业也会有发展，特别是在刚起步的阶段。只是越往上发展越困难，需要的条件越多，国际竞争也越激烈，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越需要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进行干涉。这种干涉首先是一种基于本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决策，只有很强大、很成熟的资产阶级有这种能力和决心。有些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位置，就是生产原料，有的比较“先进”，可以生产袜子，或者电脑键盘什么的。再往上不可能。

另外就是这种发展与社会进步常常没什么联系。其实现在伊拉克的工业和基础设施肯定会有所恢复，失业率会降下来，但利润也肯定会把持在外资手里，工人有工资就不错了，生活会恶化。这样的经济发展有时越发展人民越穷。这种发展在70年代的巴西出现过，而巴西并不是完全听命于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但是外资把利润几乎都拿走了，再往上发展已经不可能，外债却已经借了不少，结果是一摊烂泥式的局面。

“你如果不作这种比较，就不可能评价毛时代的成绩相对其他时段是不是更好，同样也没有证据证明毛时代的工业发展是比其他国家，或者其他时间段更伟大的成就”。

这种比较恐怕太复杂。因为我说过了，1949年以后中国的社会形态并不是成熟的工人国家，它发挥了一些有计划的社会化生产的优越性，促成了一些社会进步，也暴露了非常多的消极的东西。包括极权的因素。它是个历史死胡同。现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因为在世界意义上已经完全成熟，所以可以借鉴很多完善的统治手法和调节社会矛盾的机制。但前途呢？资本主义的历史前途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大家争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统治成绩，首先是因为对现实中国的社会发展前途的看法有分歧，强调国民党政绩的原因，我觉得主要也是一种自发的寻找被切断的资本主义发展源头的文化努力。但这种对国民党、十里洋场和抗战“惨胜”的欣赏、追思乃至崇拜，还包含了更多的东西。它与目前新生资产阶级那种原生的。赤裸裸的“有产精神”有关，与它极其强烈的对群众性斗争的恐惧和仇恨有关，尽管这种斗争甚至可能是维护它的利益的（比如宪政运动）。也就是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文化主要还是在“正名”，把共产主义批倒批臭，确立自己的阶级正义，把颠倒的价值再颠倒过来。

另外从思想上，感情上，很多资本家以及金领银领们确实也早就想痛快地高叫一声“共产主义我干你老母”（最好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时间）。这是可以理解的，从它的角度也没错，但目前具体的情况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波拿巴政治需要“过渡”，文人乱冲一气可能会把桥冲跨。即存在具体的阶级需求和阶级的全局利益的矛盾。它如何解决，不是我该操心的事。

“有什么中国资产阶级普遍不把农民当人的证据呢？ 什么事情还是不要轻信宣传的好。我看倒是毛时代不把农民当人，连吃不饱饭要饿死都不知道”。

我这里指的主要是清末以来农村的凋敝，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这个趋势。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已经很少有前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地主，地主已经整合到资产阶级中了。所谓资本家不把农民当人看，不是一种道德批判（阶级道德本就不同，无从批判），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农村起了全面破产的作用，造成的苦痛也是“史诗性”的，这与具体的资本家的愿望无关。20年代的一千万人参加的南方农民运动，就是对清末以来资本主义对农村侵蚀的一个正当的反应。当然你可能觉得那都是痞子运动，没啥说服力，呵呵。

1949年以后中国执行的公社政策和剪刀差政策，是以牺牲农民推进工业化，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是官僚的本位利益在起作用，它不敢通过工人民主推进工业化和消除城乡对立，所以把一切都压在扩大工业投资上，想看到奇迹（工人国家的专断官僚层从来如此，自以为可以创造上帝本身）。全是马克思主义大道理，我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