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韩国新村运动（1） -- 晓喻

新村运动（the Saemaul movement）可以宽泛地理解为促进“更美好的生活”的运动。这场运动旨在通过在农民中劝导发扬自立（self-help）、勤勉（hard work）、诚实（honesty）、节约（saving）和协同（cooperation）的传统精神来建立和发展“劳动伦理道德”（work ethic）。因此运动的口号定位：勤勉（diligence）、自立（self-help）和协同（cooperation）。这场运动不是通过宣讲和论道，而是通过促使农民积极参与到由乡村单位（village unites）承担的以行动为导向的规划项目中这样的方式来建立这种“劳动伦理道德”。

1971年新村运动在全国所有的乡村（35,000乡村单位）发起。我们回顾7年以来的经验和成果，这场运动总体来说是相当成功的。35,000个乡村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准也得到本质上的提高。总而言之，农民的劳动伦理道德与以前相比大有改观。新村运动在农村开展不久就延伸到城市工业区。现在，这场运动对韩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农村发展项目，而是一场广泛的全民参与的国家建设运动。

在韩国大多数人认为如果没有朴正熙总统（President Park Chung Hee）的个人影响力，新村运动不可能在这么多的乡村里开展起来，也不可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果。因为朴总统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仅能维持生计的农场，他深切地了解到几千年来在韩国农村周而复始的穷困的传统农村生活。这场运动显示了他实现韩国农村现代化的坚定决心。本书的读者将体会到朴总统促使广大农民参与到这场历史性的自立项目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这篇介绍性的文章旨在运用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和对新村运动的观察来对本书所收录的朴总统的演讲做一个补充。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韩国需要这样一场运动？项目是如何实施的，取得了什么成果？如何培训乡村领导人？以及这场运动是如何拓展到非农业领域的？

现代韩国的劳动伦理道德

人力资本是韩国发展的主要资源。科技知识和劳动伦理道德是决定韩国人力资本的两个关键因素。在过去30多年里，韩国人民的科技知识有了显著提高，这也是韩国60和70年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然而，相对而言，劳动伦理道德并没有的相应的改善。

二战后弥漫韩国的政治混乱和过度通货膨胀的阴影无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劳动伦理道德。这个劳动伦理道德包括商业交易中的诚信、勤俭节约、为共同目标的协同精神。60年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冲突。一些人在经济增长中大发横财，却不懂得如何合理地利用他们的财富；而且有些人在这种激烈的变动中产生了妒嫉的心理。

在飞速的城市工业化过程中，年轻的农场经营者变得不再安分守己地呆在农场里了。一种“成长的震动（growth shock）”开始在农业人口中弥漫开来。每当大选的时候，政客们为了得到选票往往给农村人民许下种种无法兑现的诺言，最终结果是损害了农民的自立精神。农民还是越来越依靠政府了。农民中没有很强的自立精神，农村的发展对国家来说代价是非常昂贵的。

“水泥”打造农村的劳动伦理道德

1971年韩国经济发展，水泥生产过量，供大于求，政府决定把水泥发放到农村来补助各项工程。每个乡村平均能分配到约300袋水泥。这些水泥不能分发给个人，必须用诸符合农村的共同利益的工程。一个乡村单位约有80个农民，平均算来，每个农民可有4袋水泥（约合4美元）。

项目开展的第一年，农民的反应大大超过政策制订人的期许。在许多地方，村民们为了完成所选工程，除了利用所分配的水泥，还奉献了大量自己的资本、商品和劳动力。这些村民的奉献不可估量，工程也完成的很出色，村民们也引以自豪。

第一年的经验表明在35,000个乡村中，约16,000个乡村表现非常积极。于是，1972年，也就是项目开展的第二年，政府给这些在第一年中表现突出的乡村提供了500包水泥和一吨钢铁。

根据参与自立项目的程度不同，35,000个乡村被划分成三大类：参与度较低的基本乡村（basic villages），自立乡村（self-helping villages），自足乡村（self-sufficient villages）。政府的援助主要投放在自立乡村和自足乡村，这将会促进基本乡村的自立精神。要得到政府的援助，村民们必须自立、自助。1973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乡村被评为基本乡村。从那时起，基本乡村的数量急剧下降。目前，基本乡村的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约三分之二的乡村已经跻身自足乡村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