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老山大的故事民间版 -- lucase

山东大学薪火传承的精神——一（一）蔡元培与杨振声

山东大学自清末肇基于济南，经历了山东大学堂、省立山东大学、私立青岛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各个历史时期。

虽校址几经变迁，院系拆分离散，历尽抗日烽火，解放硝烟，反右跃进，十年动乱。但是山东大学自国立青岛大学起，经过一番脱胎换骨，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山东大学堂了，而成为了现代中国一所有影响的知名学府。同时，山东大学所蕴含的思想精神，也于此时慢慢臻于成熟。

省立山东大学于20世纪20年代复建之时，当时的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力主山东大学应当设于青岛。他认为青岛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必将成为未来经济与人文荟萃之地，山大复校于此，与将来之发展定是大有裨益。

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之时，力主引进德国高等教育的管理和教育体制，用于改造陈腐的北京大学，后来果然成绩斐然。他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一直为北大人所传承。后来省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又和私立青岛大学合并组建国立青岛大学，蔡元培先生在其中出力甚多。他还曾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一职。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也深深渗透进并影响着当时的山大人。

杨振声先生，历任私立青岛大学校长，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杨先生来山大之前，曾做过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和教务长。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也深深影响着杨振声校长的言行。杨校长主政山大时期，山大的文史和自然科学研究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文学院的“冯陆高萧”四大家，理学院的王淦昌、童第周等都使得山大在当时的民国高教界有很高的声望。

山大的精神，此时是北大“兼容并包”和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融合，使得山大人既有自由独立的学术思想，又有沉稳踏实的学术态度。

三十年代，是山东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与蔡元培、杨振声两位先生不无关系。

很遗憾的是，我问今天山东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他们居然都不知道“冯陆高萧”是何许人也。没有历史记忆的人，也就没有可以固守的传统，没有历经传承的传统，也就没有任何可以称道的精神。

山东大学薪火传承的精神——一（二）流亡与辉煌交织的岁月

自从杨振声先生1930年主政国立青岛大学至1938年国立山大被迫并入同样内迁四川的国立中央大学，从1946年赵太侔先生领导国立山大在青岛复校至1949年解放军接管山大。这两个时期是山大历史上学术空前繁荣，学校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当时整个国家处在内忧外患的境地，也就注定了山大的这个黄金时期是一段流亡与辉煌交织的岁月。

1932年，民国行政院教育部批复国立青岛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继杨振声之后出任山大校长。赵太侔一直以杨振声的追随者自居，又曾担任山大教务长，所以上任之后于学校诸方面也颇有萧规曹随的意思，并没有出现中国人惯常有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作风。山大也就在东海之滨的胶州湾畔，太平山下度过了四年平静的时光。此时的国立山东大学，已经形成了文、理、工、农、医五大学院，校园学术氛围浓厚，加上青岛较为优越的地理人文环境，无怪乎当时毕业的山大老校友多有“太平山下六二楼前，青岛岁月可堪纪念”的感慨。

遍观此时的国内诸国立高校，北大因历来与政府多有龌龊，屡遭政府打压。发展不是很顺利，但是也没有撼动其国立高校中老二的地位。当时人称，自1928年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以后，唯一没有改名字的两个单位，一个是北京大学，另一个是北京饭店。清华自1928年改为国立大学以后，学生风潮不断，有著名的“三驱校长”等，清华的学生领袖罗隆基，闻一多这个时候正是恰同学少年，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年纪。但是如此种种，清华大学仍然凭借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良好的校园氛围延揽了大批的知名学者，在短短几年，就达到了国内国立高校的顶级水平。看来“北大老，师大穷，燕京清华好通融。辅仁是座和尚庙，六根不静莫报名”说的是一点没错。此时的南京，正矗立着一所民国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由于地处首都，自身又有良好的学术基础，加上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亲任校长（挂名），所以此时已经无人能撼动国立中央大学霸主的地位。除此之外国立武汉大学和国立中山大学也都各自雄踞一方，在自己的一片小天地里自娱自乐。而号称工科南北双雄的国立交通大学和国立北洋大学，则由于其显著的工科特色，被不少重文理，轻农工的人们所看不上眼。而此时的国立浙江大学，还只是元首故里的一所普通学校。只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浙大才有了长足的发展。国立山大处在当时的环境中，在高教界的显赫地位不是今天可比的。

1935年，日本谋划华北五省自治，清华学生喊出了“偌大一个华北，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的口号。由于青岛此时也处于抗日前线，为学校发展计，赵太侔不得不开始筹划学校内迁的事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直隶地面儿都是大平原，若是不早动身，真有可能碰上兵临城下的局面。此时的山大只好草草动身。开始从青岛搬迁到安徽安庆，后来发现这里也不安全。怎么办？只好奔此时的战略大后方——四川。由于一路舟车劳顿，又在安庆耽搁了一段时日，来到四川以后，山大已经无合适的栖身之地，只好寄居四川万县。此时的国立山东大学已经是囊中羞涩，幸好保住了学生、老师和书籍器材，光复之日，又可重开成均馆，再闻弦歌声。

此时，北大、清华和南开已经在昆明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山大也有此意，想和周围几个学校组成一个临时的联合大学。岂料，1938年，刚刚入川未满1年半的国立山东大学接到了民国教育部的停办部文。原有教师员工和学生，悉数并入国立中央大学。书籍和仪器却分给了三个单位保管，等于白白流失。此时的国立山大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只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

1938年，正好是罗家伦主政中央大学时期。罗家伦毕业于北京大学，1928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同年，罗力主清华招收女生，并将工字厅旁的古月堂作为女寝。他也于任内停办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要原因是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大师先后故去，陈寅恪远赴英伦医治眼疾，赵元任横渡重洋去了美国。大师都星散去，研究院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由于其作风专断，导致学生发起“驱罗运动”，从此他就和罗隆基、闻一多结了梁子。1932年，罗家伦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提出“诚、朴、雄、伟”作为中大的校训。山大学子融入中大之后也受到该校训的影响，也就为山大精神的形成，又汇入了一股清流。

山东大学薪火传承的精神——一（三）和平、奋斗、救中国

抗战军兴八年之后，终于在1945年9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在三十年后的台湾，一位颇有巾帼英雄气概的女作家——张晓风，用这样的诗句描绘了当时人们喜悦的心情。

一纸降书，

一列军刀，

一排降将，

我们赢了！

虽说在诗的意象营造上有些突兀，但是那种油然而生的喜悦心情，却可堪比老杜“漫卷诗书喜欲狂”。和全国人民一样，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众多国立私立高校也纷纷开始筹划和平到来以后的幸福生活。因为当时流亡至大后方——四川的高校有近50所，所以一时之间，“出川”成了大家共同的热门话题。如果那个时候有BBS的话，那么我想不管在哪个学校的BBS上，这个话题都会被很轻松的re上十大。教授们、学生们此时都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切地盼望着能早日重返故里，重开学府，再续弦歌。

还是赵太侔校长，当时向教育部长朱家骅立陈务须恢复国立山东大学。终于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在鱼山路旧址复校。当时并入国立中央大学的山大教授和学生，除不再续聘和已经毕业的之外，悉数回归山大。这里有一个疑问，不知道这一批学生算不算山东大学最早的访学生呢？当时能够到民国最顶尖的一流学府访学，这样的“第二校园经历”不知道是不是值得称道。

重开旧门庭，再闻读书声。此时的山大迎来了历史上又一个黄金时期。这个时期的师资是最值得称道的，除了文史方面的八大家，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都有海内外卓有建树的知名学者做领军人物。文理工农医五大学院阵容齐整。山大精神也在此时进一步步孕育发展。

然而，“一觉醒来，和平死了”。抗日烽火刚息，内战硝烟又起。大学生总不能饿着肚子上课吧？而此时，教授已经被人家称作“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了。不过此时倒是尚有一段佳话。陈寅恪先生此时寓居北京，但物价飞涨，陈先生也无力支持如此重负。胡适闻言，令人速送2000美元至陈家中，陈坚决不收，无奈最后只能明言陈以书相抵，陈方收了。时人有云“鲁连黄鹤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这个马屁拍的，呵呵。

终于在1947年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饥饿 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国立山东大学的学子们此时也纷纷走上街头，声援各地学生运动。一时之间，爱国热情和反抗独裁统治的斗争在山大校园中蔓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当时最有力的口号。

借用中山先生的临终遗言作为标题，实在是不得已，因为这一段实在是不好写。相关的内容少到可怜的地步。还请大家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