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学理念系列之一 大学制度的嬗变 -- lucase

大学理念

序

University，中国人在近代将其翻译为“大学”，对应的正是已经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太学”。出现这个词之后，1898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在北京景山后街成立。而在此前，由美国、加拿大教会成立的圣约翰大学（上海），洋务运动中的官商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天津）、南洋公学（上海）等校只能算是中国西式教育的探索。京师大学堂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高层已经全盘接受西方教育体系。1500多年来作为东方文明核心的中国，终于第一次承认了在文化上已经败给以往被称作“蛮夷”的西方。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次次失败面前，终于不得不承认，今日之中国正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兴教育，育人才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至今已历百年的各大高校，大多发端于此。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校，盖莫能外。中国的大学，其大学理念(idea of university)，其教育思想也要放到世界的角度才能完整的看清。在经历了以日为师，以欧美为师，以俄为师之后的高等教育，最需要总结和整理的正是大学理念。

大学制度的嬗变

目前普遍认为，近代大学模式的兴起源于13世纪的欧洲。西欧大学教育的发展，是中世纪生活影响的结果。在中世纪初期，罗马帝国灭亡了，希腊和罗马灿燃的古典文化被摧残，迅速走向衰弱，一度繁华的城市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各种教育机构荡然无存，罗马基督教会成了古代文化主要的承继者和传播者。到了十二世纪，由于基督教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神职人员帮助主教管理他们的教区。于是陆续出现了修道院，大主教区学校和教区学校。大主教区学校设在大主教区内，教区学校设在神职人员所在的村落。教会利用这些场所，对教士和僧侣进行读、写、算和教义基本知识的教育，他们采用古典文化的一些成果，逐步形成了被称为“七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的学习课程。这些学校的教师在意大利被称为博士（Doctor,来源于拉丁文doctoreum,意即教师）,而在巴黎则把教师称为硕士（Master,来源于拉丁文magister,意即教师，师傅）。

中世纪手工业逐渐兴起，行业内的劳动者逐渐倾向于建立能保障本行业整体利益和行业内个体之间矛盾的组织。行会出现在西欧社会中出现。由于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极度膨胀，不仅在精神领域，甚至在世俗权威那里，基督教也成为坚强的柱石。那么就需要大批的经过教会学校培养和教育的神职人员参与社会活动。根据需求决定供给的经济学原理，社会对神职人员的需求在主教大人们看来就是待牧的羔羊仰望仁慈的主的声音。教会学校的数量和规模随即扩大。

由于教师队伍人员的扩张和学生队伍人员的扩张，（在中世纪，学生也是一种行当，大学的四年学制也来源于人们认为年轻人离开父母到远方去，四年是一个比较合适和可以接受的时间）各个地方的教师们仿效手工业和商业的同业公会，组织起了教师的同业公会，学生则组织成同乡会，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他们都把自己的行会叫做Universitals，意为共同体，教师按所教的学科组成行会性质的“教授会”（facultas），学生按籍贯组成“同乡会”（nation）。由于需要，这些学生团体和教师团体结合成学习和研究的“组合”借用了拉丁文中 “大学（universitas）”一词。这个词的原意就是“行会”、“社团”、“公会”之意。而这些组合就成为了最早的大学。

随着文艺复兴的来临，人文主义思潮在欧洲涌动。此时的大学也逐渐摆脱了中世纪浓厚的神学院色彩。以教授治校而著名的巴黎大学，成为了当时欧洲大学的典范，被誉为“世界大学之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各种人文思潮的荟萃，使得人们的目光在注重知识传承的同时，开始关注科学研究。普鲁士的教育大臣洪堡，向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建议，改造柏林的高等教育模式。随后，柏林洪堡大学（中国习惯称柏林大学）成立，成为当时欧洲的研究重镇，当时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在科学，医学和神学领域保持的优势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们所熟知的大数学家高斯，克莱因，希尔伯特，郎道，伯努力，东方学著名学者，希克，施密特，季羡林等都曾在此执掌教鞭，蒙沐教泽。研究数学史的学者大都认为，二战以前的数学基本上可以称作“哥廷根的故事”，而二战以后的数学则被称作“普林斯顿的故事”。

工业革命前，在美国已经出现了几座以英国剑桥大学的住宿学院模式建立的大学。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当时的美国流行以德为师，认为德国的大学模式是对英国模式的补充。因此纷纷以德国的大学理念来改造本国的大学。但是在其他的组织制度上，大多维持或者基本维持原有的体系。因此也就融合了以德国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制度和以英国为代表的住宿学院式大学制度的优点，开创了美国独有的强调独立性和批判性的通识教育模式，并随着美国自身影响力的逐步扩大影响了全世界的高等教育。

1840年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百余年的清朝，终于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开始睁眼看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让他们看到原来被斥为“奇巧淫技”的东西竟然有如此的威力。于是，洋务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这些洋务派的领导者力图“实业自强”。但是直到1895年，北洋水师败在蕞尔小国日本的手里。才让清朝的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之败不在武器，而是败在制度，败在文化。于是，在风雨如晦的1898年，变法终于实行了。虽然变法根本无法拯救已经朽烂的清王朝。但是京师大学堂和各地中学堂，小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已经完全接受了西式的教育模式。同时，延续了2000多年的太学和国子监制度，延续了近1000年的科举仕途也都随之瓦解。清政府希望这些读惯了四书五经，看惯了仕途经济的人们，也能学会声光电化，接受西方的先进科学再振颓势。同时正式开始公派留学，学习西方的政治文化，科学技术。

随后的几十年间，东瀛狂涛，欧风美雨都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大地。随着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的高等教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时的中国，虽然有民国的共和外衣，但是仍然不断有战乱和灾荒。政府已经无暇顾及对大学的统驭和管理。这正好给了大学以自治的机会。同时，由于很多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大学，北洋政府对这样的大学还是要礼敬三分的，毕竟在背后撑腰的外国人不好惹。这个时期，中国的大学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国立大学，一般是由国家出资建设；教会大学，外国教会的资助为其只要经济来源；私立大学，主要依靠社会捐款维持生存，相对艰难。国立大学的代表，主要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等校。这些学校由于经费较为充足，师资力量强大，教授薪水优厚，学生学费较低，因此学术水平都是非常之高的。教会大学的代表，主要有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齐鲁大学等校。这些学校由于管理层和教授大多由国外聘来，因此管理模式和教学模式都是西方的模式，但是其招生人数很少，学费都很高，因此学生的来源大多是仕宦家庭和名商大贾。又因为毕业生英文水平很高，因此出国深造的比例也是较高/这些学校所颁发的毕业证书也都被西方国家认可。私立大学的代表，主要有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以及东北大学。

整个民国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大量的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等诸位先贤，都曾为工作过的大学和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大学理念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蔡元培先生曾是清朝翰林院的侍读学士，正牌子翰林出身。可以说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作为一个科举时代的读书人一辈子的使命。但在主持北京大学校务期间，用他三次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留学期间所研究的德式高等教育模式，彻底改造了北大身上旧有的劣习，使得北大重归中国大学的榜首地位。蔡元培先生一生所提倡的“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这也就是抱着开放的心态，以兼容并包的风气带给北大自由、民主的教风、学风和校风。

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他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梅先生自1931接手清华大学，至1937年间，清华大学已经蜚声海内外，公认为中国第一流之大学，煌煌声誉数十年不辍。此等奇迹，掌校清华的梅先生居功至伟。虽然清华当时有庚子赔款的经费来源，容易出国的方便之门，但是梅先生坚持“教授治校”，使清华以学术为导向，遴选人才，为有真才实学的教授提供优厚待遇则是重要的因素。清华早期著名的体育教员马约翰曾经这样评价梅贻琦：“他有他的人格……真君子RealGentleman的精神。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

张伯苓，名寿春。其弟张彭春为中国现代音乐家。伯苓先生自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目睹清王朝腐朽的统治。本着“兴教育，救人心”的目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创了南开系列学校，服务中国教育事业40余年。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是丰富的，他不但提出了“知中国，服务中国”的教育理念，树立了全新的教育目的，即应造就具有“现代能力”的学生；而且始终将强烈的爱国主义、科学精神贯穿于教育之中。伯苓公一生筹款无数，但仍一身清白，他提出的“私立教育非私人教育”教育理念，“允共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仍然激励后人不断进步。

校长们长长的背影早已进入历史，但是他们所留下的大学理念却是后人最该珍惜的财富。战乱灾难之中，中国的大学各个学科研究仍然能与世界同步，教授们的研究成果能获得国际同行的公认，是与这些校长们的努力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