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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先生反对计划生育政策吗？（原创+文摘）

著名“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先生在一篇小文中提及《黄河边的中国》的作者，我国著名的农村问题专家曹锦清先生在其作品中讲到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虽然何亚福先生炮制的仅仅是一篇不起眼的小品，提及曹锦清先生似乎也仅仅是为了提供一个旁证，但何亚福先生的真实目的，似乎想传递给读者的一个印象是－－看，曹锦清先生那样的大学者也在反对计划生育政策呢！！

我很怀疑何亚福先生是否真正读过《黄河边的中国》，或者何亚福先生仅仅行的是一种“断章取义”，恰好本人手头就有一本《黄河边的中国》，不妨做一下文抄公，让大家对曹锦清先生对人口问题的态度有一个粗浅的了解，以免曹先生莫名其妙地被人当了枪使。

《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第12次印刷版本。以下若非打字错误，均为原文。

p110 标题“难以统计的‘黑孩子’”

p110 该组共40户，192人，户均4.8人，若除去已嫁者，户均4.25人。全组10岁以下儿童（包括10岁）共31人，其中属于超生的16人，超生率约近52％。在16个超生者中，超生一胎者12人，超生两胎者4人。

p112 他现年42岁，妻子40岁。15年前结婚后，妻子一连给他生了五个女孩（注：‘五个女孩’下加着重号两点）。“我只想要一个南海。谁知生来生去还是女孩。”他说，去年乡计划生育人员把他妻子抓到乡政府给结扎了，方死了生男孩的心。但还是东借西凑了5000元，托人买了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全家公有六个孩子：长女现已14岁，二女12岁，三女10岁，四女8岁，皆超过学龄，但因家贫，无力送他们上学。

p112 这对终年辛劳，不得休息的中年夫妇，唯一的生活目标是养活六个孩子，根本没有能力供他们读书求知了。

p112-113 我望着这位被劳累与贫困压得精神有些麻木的中年村民，实在说不清内心的感受是悲哀还是同情。我对着这位拖着六个孩子的父亲说：“你生了那么一大帮孩子，整天为填饱他们的肚皮而操心。。。。。你们夫妇为了生个男孩而把自己搞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人生乐趣呢？再说，你们夫妇俩一年到头拼死累活地干，只能对付全家八张嘴巴，再也没有力量送孩子去读书。在现代社会，你养的一群女文盲只能配一群男文盲啊，她们将永远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没有知识与能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到那时，五个女儿都回家来指责你这个父亲：为什么要把他们生出来？为什么要让他们成为文盲而受穷？。。。。。”此刻，他的眼眶似乎湿润起来，默默地低下头，一语未说。

事后，李氏对我说：“你把计划生育的道理讲到农民的心里去了。如果公社干部（在乡村，依然可以听到农民把乡政府称为公社，把村民称为社员）能到村里来开个动员大会，对农民也说上那么一番道理，他们是听得进去的。。。。。”我想，村民的传统生育观念毕竟是村落内传统生存方式的反映，在传统的生存方式发生重大变个之前，传统观念能否通过宣传教育而得到转变？“导之以德”固然重要，“齐之以刑”也是出于无奈，更何况重罚之下，超生一胎依然十分普遍，不生出一个男孩不肯罢休的农户，往往有之。计划生育，其实是国家发动的一场针对亿万农民生育行为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胜负，实关涉导中国的未来发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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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到，曹锦清先生并非没有看到农村计生工作存在粗暴化的客观情况，但就实质而言，曹锦清先生希望传递给读者的是农村的贫困，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落后的生育传统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口负担过重密切相关的。

为了慎重起见，我还特意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曹锦清老师的研究生弟子求证，求证的结果是曹老师并不反对计划生育政策，“最早的提出控制人口问题的是清代的洪亮吉，老曹认为他是很有远见的”，这是在我MSN上交流的原话。

有人向我提出何亚福引用曹锦清的话，只不过是为了说明计生暴力的普遍，怎么就看出“何亚福先生似乎想传递给读者的一个印象是－－看，曹锦清先生也在反对计划生育政策呢”？

我的观点是－－或许就其本意来说仅仅是转述，但是不是在客观上追求或者暗示我所说的某种效果却不好说。所以，我必须指出，曹锦清先生是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至少其认为控制人口是非常必要的。至于基层计生工作中的暴力现象，曹先生说的很明确－－导之以德固然重要，齐之以刑也属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