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其实我们对邓丽君本人了解的很少 -- 碎片与记录
家园 【原创】其实我们对邓丽君本人了解的很少 决定跳这个坑。
萨苏的一篇邓丽君系列，在河里激起了波澜。说句实话，萨大的文章我们都爱看，但对邓丽君本人的看法，多多少少都各有不同。老实说，锦猴兄和乡间小径兄的说法，我多少都更为赞同。
萨苏的文章，如果说的只是那种海峡两岸华人盼统一的情愫（不论是哪一方的统一），以及其中所夹杂的些许个人的无奈与哀伤，这都无可厚非。但也正如有乡间小径兄所提出，国家之哀伤，万民同感同受，“是一个民族，是数以亿计的人在承担着，而不是因为一个人的星光亮一点，就承担得多一点？”内战结束，国民党败逃台湾，迁移人口上百万计。所涉及的家庭又有多少呢？或许就会有几十万个台湾家庭，而海峡这边，同样也有几十万或者更多的人怀有同样迫切的情绪。就好比我的家乡，解放时统计人口25万，但估计大陆之外人口（包括港台、南洋及其他各地）另有15-20万之众。这种离愁别绪，且不提对国家的统一的期盼，单说对故人或故土的思念，这无数的家庭，又何曾比邓丽君少一分？
我想，如果说的是这样一种情愫，没有什么人会反对。
但我想之所以有河友不赞同的是对邓丽君个人的评价以及“孤独的中国女儿”这顶显然不是人人可以拥有的帽子。
我们可以接受这一点，即在当时的政治状态下，各为其主，各为其盼。对于我们来说，忠诚以及渴望祖国统一都是可以认同的。你可以说邓丽君劳军，邓丽君出国时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协议，邓丽君与大陆叛逃“奔赴自由”“领取赏金”的飞行员合影，都是尽其职。这些，我们就个人的感情而言，都能够接受，或者起码默认——尽管我们必须得努力抛弃政治与立场的因素。
但我们到底又对邓丽君除了她的政治角色（劳军歌手，台湾金牌授定的“爱国艺人”【1981年授牌】）以及职业角色（歌手）之外，了解多少？我们对邓丽君的个人了解多少？
萨苏的这一系列，就我来说，最大的不满就在于，所有的情愫，与邓丽君个人特定相关的，都无据可查——我是说除却她政治与职业角色之外的。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甚至她私人、个人的任何行为、意味、言语能说明邓丽君对国、家（乡）的爱超过了一般人。
“亲爱的大陆同胞们，你们好，我是邓丽君，我现在来到金门广播站向大陆沿海的同胞广播。。。”大陆。邓丽君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北京召开一次演唱会 – “在露天，买不到票的观众也可以听到”。《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也是邓丽君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一首歌。然而，歌中让人感觉最痛切的，还是她那种对于归宿的渴望和无法归去的忧伤。我们努力地从萨苏的文章去寻找能够说服自己的信息，但可惜也只有以上几句。而且非常可能的、或者说无法否认的，以上话语都与邓丽君的政治角色密切相关。不单单邓丽君一个人，所有的唱汉语歌曲的台湾劳军歌手，都会这么类似的几句，那几乎是一定的。
我自然不是要去否认谁。我想说的是——
我们对邓丽君个人的了解很少。其实，我们对她个人的理解——在我们把一切浮在表面的政治的、或者潜入其中的政治的因素都抛开去之后——都知之甚少。我们不了解她的个人，做为不是歌手、不是政治招牌的那个个人。
其实萨苏所写的，只是他自己心目中的那个邓丽君而已。
说一句或许不敬的话，做为受众，我们都在尽力地抛开政治因素去说邓丽君，但邓丽君又有多少时候是在抛开政治因素来唱歌呢？起码我们不知道。
我们其实不知道，心中的那个邓丽君到底是纯粹的，还是政治的、或者职业的。
又或者多少多少。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只记得 有个说法“只要是有华人的地方，就能听见邓丽君的歌声。”
因为老萨一篇纪念帖子，就在河里引起那么大的争论，有这个必要吗？邓丽君是何政治立场，她所爱的“中国”究竟是大海的哪一边，真有那么重要吗？俺觉得，对很多问题搞泛政治化，反而只能显露出政治上的不成熟。
俺承认，俺也喜欢听邓的歌，还有其他很多人包括80后喜欢听邓的歌也大有其人。老萨的帖子，其初衷也只是纪念一位自己喜欢的歌手而已，也许下一篇是张国荣、说不定还有梅艳芳，这不就结了呗？
还有有一句话一直憋在心里，今天一定要说：其实根本不用民进那帮鸟人和咱们划清界线，咱们这边某些人已经自动把“中”和“台”分得很清楚了。
多的不说了，欢迎砸砖。
家园 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歌曲引发政治讨论不是偶然的 因为相当一部分歌曲、歌手跟政治本来就有着大多数大陆人不知道的联系。比如这个：
颂歌基本未被内地听众触及，大陆对这股潮流一无所知。惟一流传开来的《龙的传人》，在流行、传播、解读的层面上，反映的不是对这一潮流的觉察和理解，而是正相反——反映了内地人对其政治背景的极端无知：当时上上下下普遍认为，这是台湾人民思念大陆之作。内地几乎没有人知道，宋楚瑜插手了这首歌（《龙的传人》）。据传，促使这首歌产生的直接刺激即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台美断交、中美建交这一系列震荡，这些“政治地震”使民众陷入对当局信任的危机，也使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一度高涨。一个非常典型的历史情节是：一九七八年台美断交，林怀民的《薪传》正在嘉义首演，消息传到现场，台上台下哭作一团。
《龙的传人》一开始并未引起太大关注，在录音已经完成后，国民党高层、当时的“新闻局长”宋楚瑜亲自表示对该曲的重视，并亲手加写一段词，命侯德健修改。侯德健开始不同意，但最终还是妥协了。因此，李建复《龙的传人》从降生起即镀上了政治的光环，形成由官方一手操办的流行局面：当时各大传媒争相播放《龙的传人》，使这首歌在“创作歌谣排行榜”冠军位置连霸了十四周，“中影”甚至拍了一部同名电影，以政宣式故事片的手法说事，企图以片中主人公对国家民族的热爱，来排除民众对“国家身份”的怀疑（见佚名《少年中国——民歌记事》）。
但以后的历史急转直下，充满了戏剧性。一九八一年，侯德健无法再忍受送审制度的干预，屡屡顶撞而与当局交恶，终致逃向中国内地。侯的一干作品旋即被通牒为禁歌。《龙的传人》大合唱戛然而止，却在海峡另一端更波澜壮阔地风行开来。
在那个政治将松未松、自由思想的风气懵懵懂懂的年代，类似《龙的传人》这样的历史的误打误撞，和混杂在爱国情怀里的复杂政治冲动，简直比比皆是。李双泽、侯德健、胡德夫、杨祖都可以说是富于责任感和爱国精神的人，而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中，社会责任感是危险的，爱国也是危险的——即使是从“爱国主义”这个被允许的出口。
家园 一群秀才为一个戏子忙活好几天，算啥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