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两宋的法律制度---法制指导思想 -- 淡竹

宋朝统治者的法律指导思想，除了继受儒家正统法律思想外，又推崇黄老思想，继而采纳理学，在加强中央集权、调和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保护捉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显示出其时代特色。其思想体现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割据分裂”，“崇文抑武，儒道兼用”，“大度兼容，强调慎法”，“义利并用，重视经济立法”四方面上。

一、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割据分裂

赵宋王朝起于“五代”更替之末，政权通过兵变拥立形式夺得，面临的又是经历长期军阀混战之后土地荒芜农工业凋敝的局面。为了巩固统治，避免成为走马灯中的第六代王朝，深知“节镇太重、君弱臣强”危害的宋太祖，在政权建立初期，就确立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割据分裂的方针。建隆二年（961年），太祖向宋初名臣赵普垂问政权长治久安的方略，“精通治道”的赵普说：“唯稍夺其（节镇）权，制其钱谷，收其他 精兵，则天下自安”，宋太祖说：“君无复言，吾已喻矣”于是“杯酒释兵权”、“收诸道精兵”、“诸州税课，悉送京师”等强干弱支的措施纷纷出台。这些措施的落实，消除了五代时期将领更换皇帝的隐患。法制方面的一些新举措，如最高覆审机构“审刑院”的设置，禁革科举考行与考官之间的恩师门生关系，审理权和判决权的分立，等等，无不是中央集权思想的实践。

二、崇文抑武，儒道兼用

赵匡胤虽是武将，但“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太宗也说过：“王者虽以武功克受，终须用文德致治”。太祖即位后，面对五代以来重武轻文的习气，竭力提倡文治，相当注重吏治文臣在经世治国中的作用。因策计划“陈桥兵变”而官居要职的赵普原本“寡闻学术”，宋太祖经常劝勉其读书，赵普明白太祖的意思，遂潜心研读《论语》，并将其活用于国家管理，《宋史。赵普传》载，“家人见其断国大议，闭门观书，取决方册，他日窃视，乃《鲁论》耳”，所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鉴于五代以来“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的教训，宋初统治者还很重视地方现任官员的吏治才干，要求他们学法知法。太祖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为治之道”，太宗说：“法律之书，甚资治理，人臣若不知法，举动是过，苟能读之，益人智识”。一方面要求武臣读书学法，由“律学博士”对官员讲授、考核，考核成绩居末位者，还要处以罚金，一方面又大力起用懂法的文人任官，据《宋史。刑法志》记载，当时“士补初官，皆试律令”。

在继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同时，宋初统治者还十分欣赏黄老之学。在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实现以后，黄老之学逐渐被推上显学地位。太宗经常阅读老子的《道德经》，他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理学出现之前的宋初主导思想，是儒道兼用。理学出现并逐渐占居主导地位之后，宋代法制指导思想体现出了独尊理学的特征. 真宗（998-1022年在位）大力提倡儒学，重视“德教”的作用，以孔学为“帝道之纲”，咸平五年（1002年）河阳节度使张知白上疏言治平之道：“先王垂训，重德教而轻刑罚，所以见王道之盛也，……刑法者治世之具而不独任，必参之以德教然后可以言善治矣”，真宗“览而嘉之”，随即提拔其到中书门下任职。仁宗时，张知白升任丞相直至去世。理学大师朱熹所说：“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是宋代中后期以德礼为治国之本思想的归纳总结.

三、“大度兼容”，强调慎法

宋太祖由部下兵变拥立而当上皇帝与汉、唐等开国皇帝相比在臣属中“望不隆”而“恩不洽”。有鉴于此他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同时又十分强调慎法，“不敢以诛夷待旧勋”，“不敢以苛法督责吏民”。慎于法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赵氏王朝的统治正如宋初名臣吕蒙正所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小人情伪，在君子岂不知之，基以大度兼容，则万事兼并济。”苏轼总结说：“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然而，对这一政策的执行，后来演化为对士大夫官员的包揽放纵，不但形成冗官之弊，还使贪官污吏得以相互包庇，有恃无恐，片面执行这一政策的效果，与太祖太宗的初衷大相径庭。

慎法思想用于统治阶级内部时，表现为“大度兼容”、“保全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等具体政策；用于处理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时，主要表现为要求注意刑事政策上的宽猛关系。前者在有宋一代基本上得以落实，后者在执行过程中有很大的变化。太宗说过：治国之道，在乎宽猛得中，宽则政令不成，猛则民无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哉但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犯罪”现象不断增多，为了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对宽猛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虽然南宋时孝宗还说：“止申严未必济事须去其不便于民者”，“立法不贵太重而贵必行，法必行则人玩敢犯矣”。但王朝已越来越倾向于迷信重刑。如“重法地”的规定就是其典型表现。后来，朱熹更直接提出，当政者“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认为“刑愈轻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长其悖逆作乱之心”。所以他主张重刑，“惩其一以戒百，……使之无犯。”他的观点是当时法制指导思想变化的反映。

自三国以来，新皇朝建立后的一个重要政治举措，就是尽快制订一部体现新朝特点的“新律”，以示新皇朝新气象。宋初慎法，却走到不敢制订“新律”的极端。以致《宋刑统》基本上是《唐律疏议》的抄袭之作。从总体上说，在有宋一代统治集团中，慎于立法、慎于变法的思想倾向占主导地位。北宋吕端说：“利不百，不变法”；朱熹说：“无大利害，不必议更张”。可以说，这一思想倾向也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四、议利并用，重视经济立法

在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因素，需要由国家进行调节疏导；另一方面由于内冗外耗，国家财政屡屡发生困难急需理财求富。宋代统治者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义利并重相当重视经济立法。太宗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命脉令机要秘书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神宗则“尤先理财”，有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王安石说：“经术正所以经世务”；“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他们把儒家学说在理财“世务”相统一，并认为“治天下之财者莫如法”，强调经济立法的重要性。王安石的观点实际是对宋朝重视经济立法思想的归纳总结。所以，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立法活动频繁，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法规的制订、实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大体上注意到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比较能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在“庆元新政”、“熙宁新政”时期，制定了大量有新意的经济法规，对后世影响有重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