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一） -- 碧血汗青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四）

——自阮、魏争吏桓事看天启四年东林党祸及明季东林党之失

文/汗青

在阮、魏争吏桓事告一段落后，魏大中虽然说阮大铖与东林诸君的矛盾之起是因刘弘化的挑拨，但又说之后傅櫆对东林党的发难，有阮大铖唆使的因素在内。

这其中有个问题先要解决，那便是何以同为东林干将的刘弘化要如此针对魏大中呢？

其实说穿了也并不奇怪。那时候虽然朝中东林党与魏忠贤及齐、浙、楚三党斗争激烈势同水火，可东林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为政见不合而纷争的，有为地域小集团利益不睦的，也有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的，总之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其中，尤以乡党之争为烈，其时朝中以及东林内部的各地方集团之间经常互相攻讦，部分东林党人甚至借助东林以外或对立方之力而大动干戈，且同乡在朝为官者，也经常出现跨越党派互相提携和一致对抗其他势力的现象。如《明史》魏大中本传就这样说到：

吏部尚书赵南星知其（魏大中）贤，事多咨访。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时牴排东林者多屏废，方恨南星辈次骨。东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大中尝驳苏松巡抚王象恒恤典，山东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驳浙江巡抚刘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给事中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忮，嗾其同官傅櫆假汪文言发难。

《明史》黄尊素传则曰：

是时，东林盈朝，自以乡里分朋党。江西章允儒、陈良训与大中有隙，而大中欲驳尚书南师仲恤典，秦人亦多不悦。尊素急言于大中，止之。最后，山西尹同皋、潘云翼欲用其座主郭尚友为山西巡抚，大中以尚友数问遗朝贵，执不可。尊素引杜征南数遗洛中贵要为言，大中卒不可，议用谢应祥，难端遂作。

刘弘化与魏大中有什么过节，目前不得而知。但魏大中持论刻峻为人梗直，平时得罪人不少，得罪的东林党内地方势力也不少，因此他与东林党内一些人士有比较大的矛盾也并不奇怪。仅以上两条所引为例，便可知其至少得罪了朝中和东林党内的山东、江西、陕西、山西等地方集团，是以最后地方乡党势力终于跨越政治集团之界限，联合起来对其发难。

第一个对他发难的，便是言官傅櫆。

傅櫆，江西临川人，刑科给事中。天启四年傅櫆借汪文言一案牵连弹劾左光斗和魏大中，二度反复后最终酿成大狱，朝中东林党魁于斯役全军覆没，几乎被一网打尽。诸书并云傅櫆此举是为阮大铖指使，并以此为阮大铖投靠魏忠贤集团的发端，予以为此言又大不然。

据《明史》王纪、叶向高两传及《国榷》等记载，东林党人、刑部尚书王纪先后上书弹劾魏党徐大化、第一位附魏的阁臣沈纮以及魏忠贤本人，致使徐大化去官，由于当时魏党势力已颇具规模，遂于天启二年七月甲辰遭到报复，被斥职为民。当时傅櫆也为救王纪而上疏抗争，将被贬谪，幸为东林重臣叶向高所营救，但最后还是被处以夺俸之罚。

据此可知这傅櫆原非魏忠贤党羽，而且他还曾和魏忠贤唱过对台戏，至少可以算是个中立人士。

事实上，傅櫆向魏大中发难，并非是针对东林党这个政治集团，而是纯粹因乡党之争而起，针对某个具体个人的意气之争。他一开始针对的也不是魏大中，而是当时的吏部尚书赵南星。

傅櫆是因赵南星任用兵部职方司郎中邹维琏为吏部稽勋司郎中一事发难的。

这位被提拔的邹维琏，说起来确实不符合言路官员以往一贯任用条件，盖当时同一部门的言路官员不得一省用两人，以免结党弊端，而吏部先已有江西人吴羽文为验封司主事。赵南星虽然曾上过一封要求改革此项制度的疏奏，但在这件事情的执行上却过于独断专行，终于铸成了大错。

在当时，如果某部要调人充任郎中、给事中一类的言路职位，必先向其同省在京的言路官员做书面咨询，名曰“访单”，即要先咨询此人在乡在朝的口碑以及诸人的意见，以示此项任用之无私和对言路官员的尊重。这种“访单”虽然是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但实际上早被各省在京言路官员视为自己一种当然权利，因为他们的评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干涉任命的实施与否，若被任命者声名狼藉，则多半无法实施任命。此即为“言官清议”之一种，虽有一定的弊端，但总体来说，在当时社会及制度背景下，是一种相当不错的官吏任命制约手段。

赵南星任命邹维琏，本就是一项新的制度改革，需要有个认可的过程。但他事先没有做所属部门成员的思想工作，此任命既不符合一向的惯例，又没有去做“访单”功夫，是以江西一路在京的言官们一来觉得自己当然的权利被其剥夺，二来以“弗得予闻为耻”，觉得受到了侮辱，于是群起而攻之。虽然赵南星于二十三日上疏并取得了天启帝的支持，但怨隙已构，为时已晚。

这次攻击，便是地域小集团跨越了政治集团界限的一次联合攻击。

前已举当事人魏大中所说：“阮因合章（原文残缺）并合黄正宾、陈居恭共构之。而操江（原文残缺）复怏怏于弗得骤迁，令图予复图浮邱，而傅櫆之疏稿具矣。櫆稿具而阮始辞朝”，此处的章某就是江西籍贯的东林党人章允儒，而在《明史》邹维琏本传的记载中，尚有另一东林党人陈良训之名：

吏部尚书赵南星知其（邹维琏）贤，调为稽勋郎中。时言路横恣，凡用吏部郎，必咨其同乡居言路者。给事中傅櫆、陈良训、章允儒以南星不先咨己，大怒，共诟谇维琏。及维琏调考功，櫆等益怒，交章力攻。又以江西有吴羽文，例不当用，两人迫羽文去，以窘辱维琏。维琏愤，拜疏求罢，即日出城。疏中以章惇攻苏轼、蔡京逐司马光为言，櫆等愈怒。櫆遂显攻魏大中、左光斗以及维琏。自是朝端水火，诸贤益不安其位矣。

这章允儒、陈良训与魏大中原本就有仇隙，黄正宾则是东林创始人顾宪成的密友，那位陈居恭却是魏忠贤的锦衣卫爪牙，此刻都因此事而联合起来。

至于操江“某某”，按魏大中所言是因为“弗得骤迁”而迁怒于魏大中和“浮邱”，“浮邱”者，左光斗也。魏之年谱中，于阮、魏争吏桓事之前有一段记载道：

（天启）四年甲子，（魏大中）五十岁。先是某者御史为大理丞，不数月迁少卿矣，又不数月而冀以佥都协院。时副院则郑公元岳，佥院则杨公大洪，席俱未暖；某欲迁佥院，则跻杨为副，而迁郑为侍郎。予以一时副佥称得人，官固未尝缺，无故迁郑公于户部，人情亦不堪。……予自以为朋友切磋之道宜尔，而闻有二心矣。

查《明史》熊明遇传：“亓诗教等以明遇与东林通，出为福建佥事，迁宁夏参议。天启元年，以尚宝少卿进太仆少卿，寻擢南京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左光斗传又曰：“熊明遇、徐良彦皆欲得佥都御史，而南星引光斗为之，两人亦恨光斗。”则此操江“某某”，即为提督操江的东林党人熊明遇无疑。

魏大中不愧为吏场老手，先前一篇叙争吏桓事之文，春秋笔法大盛。阮大铖因与其争职产生矛盾辞职而去，他说“櫆稿具而阮始辞朝”，紧接着又说“十九日，傅櫆疏上。时魏奄如涿祠元君，阮留涿，燃秸相拜，作竟夜谈”，除最末“叩马献策”事落在实处外，句句未曾明言阮大铖与傅櫆发难有关，然而却处处暗指阮大铖与此事脱不掉干系，实在老辣之至。

事实上傅櫆、章允儒等江西集团一起向赵南星发难，以及后来傅櫆力攻左光斗、魏大中，过程和因素都相当复杂，可恰恰和阮大铖关系不大。

一则，前已引曰：“是时，东林盈朝，自以乡里分朋党。江西章允儒、陈良训与大中有隙”、“吏部尚书赵南星知其（魏大中）贤，事多咨访。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时牴排东林者多屏废，方恨南星辈次骨。东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大中……及驳浙江巡抚刘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给事中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忮，嗾其同官傅櫆假汪文言发难”等等，可知魏大中原本就和章允儒、陈良训不对付，又因弹劾浙江巡抚江西人刘一焜得罪了江西一党，而赵南星对魏大中信任有加事事与之商量，更使得众人将在赵南星处遇到的不如意转而迁怒魏大中，这些人中以章允儒性尤忮，于是唆使同省言官傅櫆发难。

对阮大铖相当痛恨的黄宗羲，在记载其父于此事中的事迹时亦说：

阮大铖长吏垣，与桐城、嘉善不睦，借一去以发难。先生挽大铖，使毋去，大铖意亦稍转，而无奈桐城之疏彼也；赵太宰不由咨访，改邹新昌於铨部，同乡台省起争事权，先生为之调人；江右遂谓新昌之见知于太宰由先生，二憾交作。而给事中傅櫆，故与逆奄养子傅应星称兄弟，私惧为清议所不容。挺险者乃道之以首功，借中书汪文言，以劾桐城嘉善，逆奄主之，以兴大狱。

黄尊素将调解阮、魏争职不成，与调解赵南星提拔邹维琏之争端不成并列为二憾，但却明指邹维琏之争是“同乡台省起争事权”，不以为此事与阮大铖有关。至于傅櫆后继之发难，他更直接认为是因其与“逆奄养子傅应星称兄弟，私惧为清议所不容”所导致，亦不以为与阮大铖有关。

《明史》左光斗传也说：“熊明遇、徐良彦……两人亦恨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衔大中，遂共嗾给事中傅櫆劾光斗、大中与汪文言比而为奸。光斗疏辨，且诋櫆结东厂理刑傅继教为昆弟。櫆恚，再疏讦光斗。光斗乞罢，事得解。”这一记载又与魏大中自叙完全符合，并无二致。

从这些资料来看，可以明确知道傅櫆的第一次发难，是因赵南星“侵犯”了在京江西言路官员的“权利”而使他们觉得受到了侮辱，是由章允儒挑起，通过直接攻击邹维琏去为难赵南星；而傅櫆后续针对汪文言和左、魏的发难，据左、黄等人说一是因其惧怕被清议指责与逆奄养子傅应星称兄弟，二是由于熊明遇、徐良彦恨左光斗、魏大中而致的挑唆，这两点均和阮大铖无关。

又，魏大中说周士朴升迁一事时，“阮大恨，急图于故所结兄弟傅继教，嗾弗下”，又显然是张冠李戴，生生把傅櫆结兄弟之事给扣到了阮大铖身上，若是论及可能性，阮大铖到是有可能通过傅櫆转达其意与傅继教，不过这也只仅仅是个猜测，所谓的阮大铖唆使傅櫆，其实都发端自魏大中这位当事人的春秋笔法，并无一言实指，认真计较起来，真不好作得数。且从时间上看，阮大铖于二月十九日前已辞朝离京，即便其有挑唆之举，那也是挑唆傅櫆的第一次发难，可那次发难乃是通过攻击邹维琏而为难赵南星，并没牵扯到汪文言以及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在内。傅櫆弹劾汪、左、魏，是双方来回多个回合后到了四月时的事，阮大铖此刻早已在家休息了。

因此，引发天启四年东林党人被一网打尽的傅櫆弹劾汪、左、魏一案，和阮大铖与魏大中争职吏桓一事，其实并无关系，这实际上是两件事，只不过当事人有交集，而时间上又是前后相衔，故被想当然地附会成一事而已。

事实上，即使在左、黄等人指责傅櫆的理由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尽不实的曲笔，他们只说自己的论据以及傅櫆的攻击，却完全没有提起傅櫆的辩护之词。

原本傅櫆只是在理论邹维琏是否按例当用，其中是否有任人唯私之嫌，以此刁难赵南星和邹维琏，继而双方互相攻击，熊明遇等人又暗中推波助澜，致使战火也逐步升级范围越来越大，最终延伸到汪文言、左光斗和魏大中身上，导致傅櫆试图以弹劾汪文言而牵连左、魏入罪。但是，在此论战中，却是左光斗先把此事扯到了不搭界的傅櫆“冒认”兄弟一事上，以此来影射其通内：

汪文言之昭雪，前司寇、前总宪也；题授中书舍人，今阁臣也，与臣何预。櫆结东厂理刑傅继教为兄弟，联络机锋，长安冷观久矣。

于是傅櫆大怒，回应他道：“傅继教本系同宗，族属往来，谁能废之也？（18）”傅櫆、傅继教（傅应星）的关系是否属实有否“冒认”，一查便明，并非难事，但其结果却于史无载，可此事最后却是以左光斗乞罢而不了了之，于此点当可略窥其曲直所在。

东林诸公在此一事上，先频频言及傅櫆冒认傅继教（傅应星）为兄弟一事，全然不提傅櫆之辩驳，同时又说傅櫆发难是因与“逆奄养子傅应星称兄弟，私惧为清议所不容”而致，给人以傅櫆是惧怕被舆论抨击才先发制人，先行对左光斗等人发动攻击之印象。

可事实上这却是左光斗在双方交锋几个回合后才发出的一项影射指控，且后来也为傅櫆所辩驳，即云其与傅继教之交往为同宗族属之正常往来。故《明史》在说到左光斗对傅櫆此事的指控时，用了个“诋”字，亦不可谓全是无意为之。

这场最终使得东林党人被魏忠贤一洗而空的政治风波，引发和参与者几乎全是东林党人，而且有一半是东林魁首和骁将：一方是赵南星、高攀龙、左光斗、魏大中、邹维琏等东林高层和核心；另一方是章允儒、熊明遇、黄正宾、陈良训等东林地方势力和封疆大吏，傅櫆则是中立派人士，唯一有牵连的魏党是锦衣卫和东厂的两个小喽罗陈居恭和傅继教（傅应星）。但这两人其实并没有实际参与，尤其是傅继教（傅应星），纯粹是被动地为东林党人牵扯入内的，这是一场典型的因意气之争而引发的内讧。

而且左光斗为了洗刷自己，把任用汪文言之事往外一推了之，他是没事了，可又把东林重臣、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推上了风口浪尖。叶向高很清楚这样搞下去内耗会急剧增大不说，且牵连到的人员也会越来越多，问题也将愈多愈大，故对东林党极为不利，因此他被迫先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然后以辞职为要挟来压制此事：

文言内阁办事，实臣具题。光斗等交文言事暖昧，臣用文言显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宽其他，以消缙绅之祸。

这起风波，终于因首辅叶向高的这一辞职要挟而告一段落。

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平静。

一场更大的灾难就此暗结祸胎：“当是时，忠贤欲大逞，惮众正盈朝，伺隙动。得櫆疏喜甚，欲藉是罗织东林，终惮向高旧臣，并光斗等不罪，止罪文言。然东林祸自此起。（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