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一） -- 碧血汗青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二）

——自阮、魏争吏桓事看天启四年东林党祸及明季东林党之失

文/汗青

此外，阮大铖在弘光朝时，曾说他当时名列魏忠贤等人要对付的东林党人名录《点将传》中，以此为自己辩护，来证明他并非阉党分子。

《明史》之《阉党列传》中，有王绍徽者，于泰昌时“被劾引疾，寻以拾遗罢”，天启二年又为魏大中弹劾去职，到天启四年冬十一月魏忠贤逐去左光斗后，才召其代为左佥都御史，之后一路高升，次年六月进左副都御史，十二月拜吏部尚书。其传中道：

（王）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故忠贤首用居要地。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

既曰其被“忠贤首用居要地”，又云其献《点将录》之后“益为忠贤所喜”，一个“益”字，可见《点将录》当成于王绍徽代为左佥都御史后，即至少是天启四年十一月之后。

魏忠贤对《点将录》、《同志录》这几份名录是相当重视的，每天都要照此名单来决定是否干涉各部官员的升迁贬黜：

凡有字贴及《点将录》、《同志录》、《天鉴录》，俱将原本付（李）朝钦收掌，而（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亦各命照抄小楷折子，藏于袖中。每日晨，齐赴逆贤直房，按名回话，今日升官本内有无折子姓名？参官本内有无札子姓名？面回简举，罔敢异同（6）。

然而，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阮大铖恰恰就名列这份《点将录》之中：

大铖名在《点将录》，号“没遮拦”。而闵人周之夔，亦注名《复社第一集》，阮露刃以杀东林, 周反戈以攻复社。

由清永瑢、纪昀等编纂的《四库总目提要》中，于《东林点将录》条下则云：

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王绍徽撰。……今本缺所配孔明、樊瑞、宋万三人，盖后人传写佚之。卷末有《跋》，称甲子乙丑於毗陵见此《录》，传为邹之麟作，所列尚有沈应奎、缪希雍二人，与此本不同。盖其时门户蔓延，各以恩怨为增损，不足为怪。又称许其孝、陈保泰、杨茂春、郭巩四人后列逆案，不知何以厕名？或作此书时，四人尚未附忠贤耶。阎若璩《潜邱札记》亦有《与王宏撰书》曰：“顷闻《点将录》果出贵乡王绍徽手否，先生以此书实出阮大铖。王偶失阉欢，谋所以解之术于阮。阮授以此书，而王上之，而世遂以名之。细思之，殊不然。儿时读《点将录》，记没遮拦穆弘乃大铖，岂有自作此《录》而窜入己姓名者”云云，则当时已传闻异词。然崇祯钦定逆案，以此《录》属之绍徽，于时公论方明，谅非诬蔑，《明史》本传亦以此书属绍徽。然则辗转传写，虽或有窜改，其造谋之人，要终不能以浮词他说解也。

朱彝尊是清初文坛“浙西派”代表，擅文擅考据，嗣父朱茂晖是“复社”的重要成员之一，其生父在“防乱公揭”一案中以“不宜过激”为由未参与其事，但也是当事人之一。阎若璩则是有清一代考据大家，又目黄宗羲、顾炎武等为“十四圣人”，因此朱、阎二人均无由得为阮大铖粉饰掩过。而二人均言《点将录》有阮大铖之名，此事非为孤证，又都同列“没遮拦”一号，则更非巧合，此说当属可信。

但文秉所撰的《先拔志始》中却有不同说法。他说王绍徽造的是《同志录》，《点将录》为韩敬所造，后又补充道：“《点将录》旧传王绍徽所作，而《同志录》未见抄传，或是韩敬因绍徽原本而增改之者耶？”在其所附的《点将录》中，“没遮拦”号下为“吏科给事中刘宏化”。同时，他和顾炎武两人都说《点将录》上没有阮大铖之名，认为此纯系阮大铖捏造事实为自己辩护。

不过，纪昀等人对《点将录》作者之考辨甚为有理。自天启四年末到崇祯钦定逆案，时间跨度往长里算也不过区区五年而已，且逆案所涉者广，因此《点将录》“其造谋之人，要终不能以浮词他说解也”，在定这本书的作者罪时，肯定不会搞错，“谅非诬蔑”。文秉所说的“《点将录》旧传王绍徽所作”，这个“旧传”才是正确的，而后来各种说法当为讹传，乃至于把《点将》、《同志》两录作者全都搞错，将崔呈秀的《同志录》说成王绍徽所造，而文秉所见之《点将录》，也应该是后来“各以恩怨为增损”之本。

自天启四年六月到十一月，东林、阉党双方的缠斗长达五个月之久，王绍徽又甚为魏忠贤引重，左光斗一去便即刻被引入要地，是“阉党”集团的紧密人物之一。如果说魏大中等人在天启四年十一月后之被罪及次年被杀，有阮大铖参与的话，则其早已与魏忠贤等人为一党，王绍徽没理由不知道杨、左、魏等人被罪有阮大铖的功劳，即使上任之前不知，上任之后也断无理由不知。而《点将录》恰恰是在杨、左、魏等人获罪去职，王绍徽上任之后才作成献与魏忠贤的，若果有其事，其中不当有阮大铖之名。

又，阮大铖一心只为个“官”字，所谓“有官万事足”，若谓其能于乡里操北京朝中事陷害左、魏诸君子，其消息之灵、传递之速既然一至于斯，又何至于在东林败势已成、魏忠贤得势开始大肆报复东林诸君时，居然让自己名列要被“按名黜汰”的《点将录》？此益可证其构陷左、魏之说不实也。

由此可见，即使在天启四年十一月王绍徽上任后，魏忠贤集团也还是将阮大铖目为东林党人的。

至于余以为文秉所见《点将录》为后来增损之本，除前所云之外的另一理由，便是其中记载的“没遮拦”为“刘宏化”一条。按《明史》左光斗本传云：

明年（天启四年）二月拜左佥都御史。……光斗与给事中阮大铖同里，招之入京，会吏科都给事中缺，当迁者，首周士朴，次大铖，次大中。

此处说吏部补缺首序为周士朴，次阮大铖，次魏大中，但依《魏廓园先生自谱》记载，补吏部缺的首序者为“某”人，推升周士朴之事又另有他说。魏大中就是此事件的当事人，他关于这点的叙述应该是可信的：

二月，吏垣都谏程芸阁当迁，序属某。（原文残缺）于冬间既微以亲病闻矣，序当属予，而某不便予之居斯地也，急贻书于阮大铖，令急来，时阮移病未半年也。阮资虽在予前，而尚为右给事中。阮至，而程始升，升后，复以补某；补某之后，阮复转左。会江北铨司缺，某意属何（原文残缺），阮意属曹履吉，公论以属宿望程我旋，程后徐当补何。而阮于某格格也。则又倏而推升周士朴，出工桓缺以待阮，阮大恨，急图于故所结兄弟傅继教，嗾弗下。而某又阴御，以为是予欲之，而予弗闻，阮故弗善予。

这个“某”是谁，魏大中在前后文里一直没说，但在李逊之的《三朝野记》中有记载道：

吏科都程注于二月中俸满当升，其缺序当属刘宏化，次阮大铖，次魏大中。阮方告假省亲，刘亦奉差在外，且传丁艰矣。阮因不待假满，先期入京以待，时工科周士朴亦当升任，部先推之。而阮疑以工科缺待彼，遂通于内，格升士朴疏不下，盖亦方以疏参织监取忌中珰也。

文秉的《先拔志始》则说：

甲子吏科都缺，序应属刘宏化，其次阮大铖，又次魏大中。

钱秉镫于《皖髯事实》中亦曰：

会吏掌科缺，以次应补者江西刘弘化，在籍有丁忧信；后资夫踰大铖，大铖亦方假回。左时已转佥院，急招入京。

以此论，则魏大中所云之“某”，即为刘弘化无疑。至于书有“宏化”者，似应为后世避清高宗弘历名讳而易之，盖其时科道言官有“刘弘化”而无“刘宏化”者也。刘弘化，长沙攸县人（7），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亦东林骁将，先因护熊廷弼获严谴，后又与御史方大任等上书交攻魏忠贤和郭巩，为魏忠贤等人所忌，指使刘徽污蔑其与毛士龙、樊尚燝、房可壮等纳熊廷弼贿，遭削籍。按眉史氏（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载：“社事以文章气谊为重，尤以奖进后学为务。其于先达所崇为宗主者，皆宇内名宿：……湖广则梅之焕、刘弘化、沈维炳、李应魁等”，其中所述刘弘化籍贯与现有资料相符，钱秉镫说刘弘化为江西人，当属误传。

刘、阮二人俱在吏部，阮大铖补缺后为吏部掌科，职位高于刘弘化，加上他是东林魁首高攀龙门生，与左光斗是同里又关系颇好，名列《点将录》“没遮拦”之号在情理之中。至于他本所记“没遮拦”为刘弘化者，应是在阮大铖被指阉党以后，为抄写人径自划出，代之以同在吏部与他职位相仿佛的东林党人刘弘化，故应为阮大铖“附逆”广为人知以后的增损之本。盖无在阮大铖“附逆”事众所周知后，还会有人将其刻意替换刘弘化写入《点将录》之理。

按上述之辨考，弘光年间阮大铖上疏辩冤说自己名列《点将录》，而文秉指斥是其企图脱罪诡辩之语云云，还真是冤枉了阮大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