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南朝篇》第二章：元嘉年间的故事 -- 南北朝大蟑螂

徐羡之等的问题解决后，宋文帝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处理政事了。

首先要摆出一个积极的姿态。文帝即位之初，就着手整顿吏治，派散骑常侍袁渝等人到各地视察当地行政状况，力图了解民间疾苦。元嘉三年（426年）五月，他还亲自到建康华林园（就是当年他大哥开酒店的地方）的延贤堂审理案件，并规定下来每年要举行三次，以表示重视刑狱，力求主持公道。

还有朝廷权力中心的组成。元嘉初年任侍中（相当于宰相）的有王华、王昙首、刘湛和殷景仁几位，王弘任司徒。其中，王华、王弘和王昙首出自琅琊临沂王氏，就是当年“王与马，共天下”的那个以王导、王敦他们领导的大族；殷景仁出自陈郡长平殷浩一族；另一位大员谢弘微则是陈郡阳夏谢氏成员。这些人都是名门出身，和当年那帮能同刘裕一起持刀冲杀的赌徒、冒险家们自是大不相同。而文帝本人则是“博涉经史，善隶书”（《宋书 文帝本纪》），和他们这群文臣们聊起来自然是废寝忘食的。这就是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吧。

这些人中，论作为，当以王弘为最。刘宋初年沿用东晋的制度，规定民间男子十三岁服半役，十六岁服全役。大家都清楚，十六岁的人还没有发育完全，十三岁则根本就是孩子，如何能承受高强度的劳役。更糟糕的是，有些官吏为了所谓的“政绩”，增加服役人数，擅自把年龄不到的人虚加岁数，使百姓的处境更加艰难，无奈只能采取逃亡、不肯生育甚至去大族做奴隶这样的下策。王弘指出，人体质强弱不同，而且在家里劳动可以随时休息，为国家服役则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才行，碰到好的官员还可以体谅，官吏苛刻的话就比较惨了。因此，在他的提议下，政府将服半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五岁，全役则提高到二十岁。这可能算元嘉年间对百姓最有实际好处的措施了。

可惜的是，三王都去世的早。王华在元嘉四年（427年），王昙首是七年（430年），王弘稍迟，也在九年（432年）。不过早在元嘉五年（428年），王弘就退下来了。起因是有个阅历极深的老者范泰劝诫他说：“天下事重，权重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资治通鉴》一百二十一卷）这里面说的彭城王叫刘义康，是刘裕四子，比文帝义隆小两岁，时任荆州刺史，颇有政绩。王弘幡然省悟，趁该年大旱疾疫之际，上书引咎辞官，文帝不许。反复后，文帝终于同意以刘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与他一同辅政。当时王弘身体状况已经不大好了，又牢记范泰的劝告，凡事都交由刘义康做主，从此朝政大权渐渐都落到刘义康手中了。（关于宗室掌权，到底是福是祸，也是众说纷纭。曹魏被司马氏所篡很多人就归咎于宗室势力不足；因此西晋宗室不但权力大，还多握有重兵，结果却是八王之乱。到了后世赵宋，有宗室可封王不拜相的祖训，这个大约和科举制度逐渐完善，人才充足有关吧）

刘义康入朝为相后，他空缺下来的荆州刺史一职由江夏王刘义恭接替。刘义恭是刘裕第五子，也是从小最受刘裕溺爱的一个，刘裕很节俭，几个儿子小时候都不敢向父亲要好吃的，要也要不到，只有他每求必应。他任荆州刺史时还未年满十七岁，文帝很是有些不放心，还特意写了封《诫弟书》，列出数条事项，要他多多注意。该信以“守成不易”为开始，后面逐一列出礼贤下士、勿兴土木、审慎刑狱、生活节俭、多见幕僚等等，甚至有一条具体到“汝一月日自用不可过三十万”。全文可以参见《宋书 武三王传》，很值得一看。元代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此处的批语是：“详观宋文帝此书，则江左之治称元嘉，良有以也。”至少从宋文帝的态度上来看，这是很中肯的评价。

元嘉中期，在文化上还有一件颇值得称道的事——创建四学。元嘉十五年（438年），征豫章处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鸡笼山开馆讲学，文帝也几次亲自到学馆听课。同时，令何尚之开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加上雷次宗的儒学，并称四学。

对于上面的这些事，司马光的评论是：“帝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于其职，守宰以六期为断，吏不苟免，民有所系。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安无事，户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闾阎之内，讲诵相闻；士敦操尚，乡耻轻薄。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

他把称赞元嘉之治的话放在十五年，是有相当的道理的。往后的岁月里，翻遍《宋书》和《资治通鉴》，再也找不到什么值得赞许的事情，看到的只是卑劣、残酷、肮脏的权力斗争，纸面上也渐渐有血腥味弥散开来。

在权力的顶点，也就是皇室内部，开始有矛盾产生了。元嘉中期，文帝常常生病，甚至有时有生命危险，刘义康对兄长倒是伺候得很周到。不过上文所述，尤其王弘死后，朝政大权都集中在他手中。以至于每天早上，停在王府门口的车有数百辆，四方的进贡，也都把最好的送到王府，次一等的才送进宫中。这倒为帝、王兄弟不和埋下了伏笔：一次，文帝吃柑子，觉得形状、味道都不好，义康却说今年进贡的柑子有很好的，马上派人去王府取来，真比皇宫的大不少。刘义康自以为兄弟至亲，不避嫌疑，却不曾想兄长刘义隆从这点小事中读出了另外的内容：进贡的东西王府都比皇宫中好，想必其他的地方更甚，由此可见他彭城王刘义康的地位权威已经隐约有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架势了吧。刘义康应该清楚，帝王最关心的当然是自己的权力地位，他自己独揽朝政大权，就是对兄长够成了威胁，在这样的细节上献殷勤自然是马屁拍在了马腿上。

殷景仁和刘湛的关系问题更是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两人本来很友善，刘湛曾任地方官，正是在殷景仁的推荐才得以回朝的。他却不知感恩，反而见殷景仁更受文帝器重，心生妒忌，鼓动义康诋毁殷景仁，文帝不听，对殷景仁更加信任。元嘉十二年（435年），殷景仁称病请辞，文帝不许，只让他在家养病。刘湛甚至想派人暗杀他，幸得文帝听到相关谣传，将殷景仁所住的护军府移到皇宫附件，才没有得手。这样一来，殷景仁都不敢再上朝了，文帝要和他联系只能通过后将军司马庾炳传递书信，简直就是地下工作，倒也瞒过了刘湛。（有点佩服刘湛了，能把不是傀儡的皇帝弄成这般狼狈的，历史上也不多见）

前面这些还都是小打小闹，元嘉十三年（436年），终于有第一次刀光闪过，受害者是檀道济。这事刘湛也脱不了干系。文帝的确不那么信任檀道济，认为他在以前某些战事中未尽全力，但离要杀他还差的远。倒是刘湛，他对义康说：“宫车一日晏驾，道济不复可制。”刘义隆病危，义康便招檀道济入朝。他妻子明白得很，说：“高世之勋，自古所忌。今无事相召，祸其至矣。”但是没办法，檀道济只能硬着头皮出发。本来这次他还有希望活着回家的，文帝病情一度好转，让檀回江州，船都准备好了。倒霉的是，临走时文帝病情又突然恶化，刘义康便假传诏书，说檀道济造反，将他下狱，处决。一同杀死的还有他的儿子和被称为一时之关张的部将薛彤、高进之等十一人。檀道济被捕时的那句话“乃坏汝万里长城”流传千古，这就是“自毁长城”这个典故的来源。至此，刘裕时期的宿将全部随他而去了。令人感慨的是没有谁是寿终正寝，除檀道济外，王镇恶、沈田子和王修之都是死于自相残杀，关中兵败也是由内讧引起。想起古语有云“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让将军见太平”，这还没太平呢……

刘湛还惹了另一桩大事，他知道文帝多病，便和亲信商议，以“宫车一日晏驾，宜立长君”为由，打算文帝若有不测，便拥立刘义康。义康对这事并不知情，倒是文帝有所耳闻，倒霉的刘义康就这样地位动摇了。

刘湛一连串的恶形终于也将自己推上了绝路。文帝和殷景仁一直在密谋除掉他。元嘉十七年（440年）十月初三，闭门已久的殷景仁突然要左右准备朝服衣冠，别人都不知他什么意思；当夜，文帝一面依照早已制定好的计划，命令刘义康在中书省住宿，一面到华林园延贤堂，招殷景仁进宫。殷景仁接到命令后，马上进宫，下令逮捕刘湛，出示诏书，宣布刘湛及义康的罪行。刘湛被斩立决，一同被处死的还有他的儿子和同党。

刘义康也无法继续在朝中执政了，不得已，只好上表请辞。文帝象征性地保留了他侍中、大将军的头衔，任命他做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他在中书省住了十多天，等外面的事情全部处理完毕后，才被允许出发，走时，文帝只是对他痛哭，什么话都没有。在江州，大小事务都由咨议参军萧斌处理，刘义康事实上过的是软禁的生活。这还不算完，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范晔等谋反，计划拥立义康，不成，被杀，义康也跟着被废为庶人。二十八年（451年），魏军南下，文帝不放心这个弟弟，害怕还有人拥立他起事，终于把他杀了。

到了元嘉末年，事情就更糟糕了。二十七年（450年），文帝不自量力，妄图北伐。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符到之日十天内就必须准备完毕；还令扬、南徐、南兖、江四州富户家产满五十万钱、僧尼满二十万钱者，“借”四分之一。民间不堪重负。北伐失败，魏军进抵江北，所到之处如蝗虫国境，军民死伤惨重，经济更是遭到严重破坏，“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资治通鉴 一百二十六卷》。

宋魏战争的细节，就由下一节来交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