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还是老外敢说啊：关于中国当代文学 -- HSIM

一个印象：那些离开了艺术园地的人，是把文学当成了消磨时间的玩意儿。只要他们能去

干别的，他就那么洗手不干了。对他们来说，文学仅仅是生活里的一项选择，文学没有自

身的价值。如此说来，在一小段时间里，文学是「有用的」。你可以试试，只写一个作品

，看看有没有可能因此成名。在汉语里，这叫"wanr wenxue"（「玩儿文学」），拿着文

学当玩意儿。尽管此事可悲，但你还是不能说这个搞法是背弃道义。因此，这种做法，大

大不同于高行健和贝岭的做法；这两个人都跟政治胡乱纠缠，为的却是求得自己的阶晋。

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一个人，不是出于他在文学上的功绩，而是

出于他的政治立场。高行健定居巴黎，想必明白此事。他满足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期望，靠

的是他声称的三件子虚乌有的事情：（1）他自诩持不同政见者。（2）他坚称自己的作品

在大陆被禁止。（3） 他争辩他对中国共产党太过批评，再也回不得北京。但是，（1）

高行健完全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在1978年，离开中国，一去不返，其时他发现，

靠着卖他那些可怜的画儿，他能在欧洲过上滋润的日子。（2）在他得了诺贝尔奖之前，

他的作品在大陆从来没有被禁止。他的作品以前卖不出去，现在还能在书架上找到。（3

） 由于他出国之后，从来没有返回中国，关于他的前祖国，他能够说的那些事情，没有

一桩是新鲜的。他只知道1987年之前的中国，不知道1987年之后的中国。他只能说的那些

话，别人，甚至党员，老早就说过了。如今，即便普通的人，对政府的批评态度，也更甚

于他。说到贝岭，事情更糟糕。贝岭是文学杂志《倾向》（"Tendency"）的编辑，定居波

士顿。他在北京过暑假的时候，第一次被捕，2000年8 月被释放。他必得离开中国到美国

。在他返回波士顿之后，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对第三只耳朵的恐惧」。他坚持认

为自己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被捕的。根据他的报告，他被指控的罪行，是出版了文学的文本

，却没得到上面的批准。他在中国印一期他的杂志，唯一的目的，是故意要在不经审查的

情况下出版东西。他就是这么写的。但这完全不真实。就在他被捕之前，我在北京见到了

他，他告诉我，他终于找到了一家印刷厂，愿意印他最近的一本杂志，却用不着ISBN书号

。他给我看了校样，说在美国印书太贵，因此他就不得不去找便宜的印刷厂。他决定在北

京印刷，是出于经济原因，不是政治原因。熟悉大陆的每个人，都知道，要出版东西，得

要一个ISBN书号。贝岭没有这么个书号。但是，结果这不成为一个问题。现在，中国有一

个黑市，你在黑市上能搞到任何种类的书，就连政府不喜欢的书也能搞到。要控制所有的

书贩子，想必也不可能；或许政府部门也觉得没必要在全中国搜罗所谓禁书吧。我为甚么

用「所谓」这个词？每当有西方媒体报导说有一本书在中国遭到禁止，我就会对记着们说

，去看看还能不能买到那本书。他们很快就发现，买到它没问题。你在哪儿都能买到，在

官方的书店里也能买到；写书的呢，因为遭禁而出名，喜滋滋地收着国外的邀请函，利用

难得的机会在国际书市上推销自己的被翻译了的书。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家不是最好的

，你甚至可以说，对他们而言，没有比「遭禁」更好的了。

那么，贝岭是因为甚么被捕的呢？我想，他的被捕，是他求之不得的。在发行了他那本杂

志之后，他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小书店里组织了一个聚会。公安局的人不曾光临。但是

，几天之后，事情为甚么就大大不同了呢？熟悉大陆的人都知道，如果得不到许可，任是

甚么人都不得公开举行有外国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贝岭呈示的那本杂志，主要讨论希

默斯 ‧ 希尼（Seamus Heaney ）的诗歌，并且只是在最后几页当中，提供了一幅

敏感的照片和一个敏感的名字；但是，这是一场公开的国际新闻发布会，单单是这个事实

，也仍然是对当局公开的冒犯。贝岭写道，他「突然就遭到了逮捕」，如此看来，就站不

住脚了。不，事情来得并不突然；在我看来，这次逮捕是故意找的，因为被捕给他带来了

不少好处。全世界的记者，包括苏珊 ‧ 桑塔格（ Susan Sontag），都为这次逮捕

而指责中国，把贝岭呼为一位有勇气的编辑。我听说，有人甚至为他在美国提供了一所房

子，以使他的「流放生活」舒适一些。我不禁要冷嘲热讽了，因为贝岭自称的他的「流放

」、他的「死亡之谷」，是他在十年前故意自找的，其时他离开了中国，永远待在了美国

。在这个方面，贝岭和许多其它宁肯待在西方的作家，多有相同之处。虽然他们每年都回

中国，在大陆出书；可在西方，他们仍然自称「持不同政见者」。此事在目前已经变得相

当滑稽，因为他们确实是从善如流地进行自我审查，这意思是说，他们很聪明地把自己文

本中的那些敏感部分删除了，以便在大陆出版。他们为甚么这么做？中国正在变得更好了

，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不愿意自己被以前的读者忘掉，他们想保住自己在中国文学

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失去他们在西方享受的那些好处，他们宣称自己被迫

在过流亡生活。这种骑墙的做派，实在是人情之常，我也不打算指责他们的这种勾当。我

只是想警示世人：不要把一切事情，涂得非黑即白。中国作家不是圣人，党也不是魔鬼。

迄今为止，21世纪中国文学似乎面临着许多内在的问题。但是，我还没有说到那个最诡异

的问题呢。一旦问到，在中国，谁最配得诺贝尔文学奖，好几百中国作家都宣称自己最该

得。人数这么多，这不仅表明他们自大过火了，也表明文学缺少了规范。在你和一个中国

作家谈话的时候，你就能得到下面这个令人震惊的发现：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个男人）

接二连三地批评当代中国作家，直到只剩下一个作家没遭到批评，那就是他自己！高行健

得了诺贝尔奖，而北岛没得到，这时候，就连北岛的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也幸灾乐祸，通

过长途电话抒发他恶意的快乐，长达几个小时。他的至友之一，没得到诺贝尔奖，他干嘛

这么快乐？那是因为他把自己看成了中国20世纪最好的十个诗人中的一个，他认为唯有他

才配得诺贝尔奖。高行健，哪里能和他平起平坐，提他都懒得。为甚么中国作家自视如此

之高，这原因或许和下面这个事实有关：他们大多数都不会外语。在外国生活了许多年之

后，他们还是不会外语。许多作家甚至拒绝学习他们的新家乡的语言。这意味着，他们既

不能用一种外语和其它作家交谈，也不能以原文读任何文学作品。每次谈话，每次阅读，

都必得是汉语的。因此，他们能够得到的东西，常常就类似于柏杨所说的酱缸效应。认识

甚么东西，被翻译成汉语，似乎本来就是汉语的，常常是粗糙的汉语。一个中国作家可能

得到的印象，是非常简单的：哦，这么一种可怜巴巴的语言也能得奖？我能做的，比那个

好啊！

我个人不指望这种情形能很快变好。现在，在全世界，训练有素的翻译家是太多了。在后

殖民主义的冲击下，他们确实知道，一个中国作家在外国没办法不成功。为一篇翻译得很

糟糕的、糟糕的中国文学作品承担责任的，总是那个外国的翻译者。无论是怎么失败的，

都是翻译者的不是，不是中国作家的不是。我知道我在说甚么，因为，把高行健介绍到西

方，我是第一人。从1978年以来，我们是朋友；但是，在2000年秋天，我们就不相往来了

。对他的译文，或者他的文章，我总是觉得被迫要润色那糟糕的德文原文。尽管他的剧作

和短篇小说，对80年代的中国是重要的，但也决不能和当时国际上的文学相提并论。毕竟

，我为文学做的不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么一桩事情，在我德国老家是不允许说出来的。

但是，为了中国文学本身的考虑，中国文学需要敢于仗义执言的人，不管这种人在哪儿，

在德国，或者在中国。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沃尔夫冈 ‧ 顾彬（Wolfgang Kubin）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王祖哲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