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绅士”战争说起 -- 博扬

第一次写下这个题目，是在笔者上中学的时候，当时所感觉到的，是在纷乱的表相下面似乎应该掩藏着一些稳定的、有条理的东西。数年之后，这一感觉变得更加的强烈，而表相下的东西，也逐渐可以看出一个模糊的轮廓。

人类五千年的历史，或者也可以说战争史（二者的区别仅仅不过三百年而已）中，战争无时不在影响着国家的政治进程。军事要服务于国家政治利益，一个国家特定的利益诉求决定了她的军事战略，进而决定她应该拥有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国家利益由人的本源欲望开始向外延伸，无外乎三个层次——生存，无论对单个的人还是国家而言这都是其它所有利益实现的基础；发展，这既包括经济，更包括国家特有的文明，其中前者居于发展的基础，后者则是核心；称霸，取得某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的绝对支配权，由此超额的去获得利益，古往今来的霸权国家所谋求的政治利益便属于这一层面。

国家的综合国力决定她的利益诉求，而截止到可以预见的未来，只有当这一实力在军事上得以体现后，才有可能实现并维持一个国家的既定利益。当经历过一个较为稳定的阶段，国力的积累达到某一临界值之后——当然这一实力最终需要反映到军事力量上，国家的利益诉求必然会指向更高的层面——除了人类的欲望本能，我暂时还找不出什么合理的解释。而这，往往要使这个国家以及她的对手（们）的历史上出现一个相对不稳定的阶段，而其具体形式则必然是一次次的“热战”或者“冷战”，毕竟，我们所需求的总是很多，但我们所接触到的总是还显得不够大。当一国的利益诉求蜕变为追求霸权利益之时，他对资源的需求数量决定了他必然会和其他利益集团发生冲突，而随着需求的增加，这种冲突对于霸权国家将越来越无法以平和的方式来加以调和。就同一个国家而言，高层次利益受损的可能性必然大于基础利益受损的可能性，对军事力量的利益诉求所属层次越高，则军事手段被使用的可能性便越大（当然，大部分时间其强度不会太大），美、英等国在“海湾战争”之后对军事手段的使用表现的日益“轻率”，正是由于他们所谋求的是高于正常国家发展利益的“霸权利益”。套用教科书中的话——资本的成长实际上总是伴随着战争一起走过来的，尤其是每当资本主义世界被危机所深深困扰着的时候，战争就会不期而至，猝然降临。战争俨然成了资本的“守护神”：发动战争可以帮助资本人为的解决危机，扩大需求。

这种国家利益跃变的结果无非两种——要么成功，开始在新的利益诉求下经营国家；要么失败，这个国家将在原来的甚至是更低利益层面上重新积累实力或者干脆灭亡。很难说清这一“治——乱——治”的轮回是人类的悲剧还是幸运，在国家存在的时代里，正是由于要应对新兴力量对自己既得利益的挑战以及对更高层面利益的诉求，人类文明才会在无休止的杀戮中不断的被推到新的高峰……，这是题外话。

由此而来的第一个启示是：

战争的参与者总会有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然而，战争中正义的“冠名权”只能授予其中的一方，至少，需要知道谁“更正义”一些。

笔者历来拒绝将战争与艺术联系在一起，因为无论你是否承认，事实上战争是最易于打开人类心灵最深处黑暗的钥匙，具体到卷入战争的各个个体，战争的意义仅限于灾难与杀戮。所谓战争中的正义与否，说到底只能从战略层面来看。战争中，哪一方的利益诉求更接近人类的欲望本源，那他就是正义的一方，为生存、为发展而战，与为霸权而战相比，前者就是正义的力量，抗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霸权，在于超额的去攫取利益，而中国人民则是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而战斗，因此我们就是正义的一方；朝鲜战争，美国为了全球霸权而参战，朝鲜则是为国家生存而战，中国则是为国家发展争取稳定环境而战，所以中、朝就是正义的一方；……。马、恩著作中提出正义战争必胜，因为从长久的历史——而不是从一、两场一般意义的战争来看，正义一方，即利益诉求更接近利益本源的一方，会拥有更为坚定的战斗意志，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一方为利润而来，另一方则只为了得到充饥的面包，甚至只是保住性命，显然后者更加能够承受牺牲和恐惧，更加不易退缩。这并非什么虚无的口号，而是人类的本能，拿破仑、希特勒……一个个人物，他们都曾将历史搅得天翻地覆，但最终又都铩羽而归，因为他们都最终背离了人类的欲望本源——最初，法国军人面对的是反法同盟对法国生存的威胁，与之类此的，二战初期的德国同样感觉到凡尔赛条约所带来的强烈的窒息感，就这一阶段，无论是法军还是德军，他们距离人的欲望本源尚不太远，直到他们的皇帝或元首的利令智昏被完整的显现出来，此时，他们所面对的敌人不再是威胁自己生存的敌人，而是人类的本能：对于一个会游泳的自杀者，自溺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求生的本能会压倒求死的决心——无论多么的坚决——强行迫使身体游动，在这里也是同样的道理。

启示之二：

很明显，对战争运作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很多时候，还需要我们退而求其次，以稍显笨拙的方式来解决战争。

很多人曾很多次梦想和渴望着在战场上赢得国家统一、主权完整乃至民族复兴，然而现实往往不能如人所愿。相对于“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场“次完美”的战争，就其战场上所发生的，仅仅只是一个必要的“手续”或说是“仪式”，它的价值仅仅在于宣布之前的战略部署开始在新的利益诉求中产生作用。伊拉克战争，真正打垮萨达姆的是之前十年的制裁和政治分化，那以后所发生的，就是一场“仪式化”的战争，那只是将一份已经烧好的大餐端上餐桌。

现代社会中，战争与政治利益的关系有如骨骼和肌肉，肌肉有赖于骨骼的支撑，同样的，除了牙齿，没有肌肉包覆的骨骼也是难以想象的。战争行为是不能孤立实施的，之前的战略部署和战略积累是获取利益跃变的基础，而军事突破之后，也必然需要相应的战略部署迅速跟进，把潜在资源转化为现实利益。单靠战争，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如果将所有的这些都置于战争之中，那这场战争的性质就不再仅是一个“仪式”，而是接近于赌博，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参战国以数十年的国运为标的物的豪赌。按照概率统计，久赌者必输，一旦一国将国家利益跃变的希望完全押宝在战争之上而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从长远来看，其结局必然是要走向衰败，只有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利益跃变，并且适当约束对利益的追求，才是维持民族火种的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