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寻乌调查（1） -- trinidad

　　　伞业现在没有人学徒弟了。拿寻乌城来说，不但现在，近十年来就没有人喜欢学做伞了。它的原因不外:一、伞业的前途是没有希望的；二、伞店的学徒比杂货店的学徒要辛苦，学做伞十三四岁才去学得，要煮一店人的饭，又要买菜，又要扫地，又要捡拾作坊里一切拉拉杂杂的东西。

　　(13)木器

　　从前只有一家，胡东林，赣州人，四五百元做生意，开了二十多年，制造各种木器出售，如台、凳、椅、桌、床铺、脚盆、衣架、水桶、柜子、面盆、尿桶、托盘、招牌、匾额(酬神、祝寿、颂德等用)、对联、书箱、衣箱、壁橱，学校用的黑板及其他用具，送礼用的扛盒和撑格，等等。

　　木器店算这一家大，他的木器不但销在城区，而且销往各区各县。但他店里的那些木器主要不是供给工农贫民，而是供给地主阶级、中等商人和富农的，因为他的那些东西工农贫民要不了，除非为了嫁女才向他买些小衣箱、小柜子之类。他家很苦，在赣州。二十年前他从赣州来寻乌帮人家做木工，积了点子钱开个小木店，慢慢发展，盛时请过四五个工，赚了千把块钱，付了一半去赣州，剩下四五百元做生意。一九二八年起始没有好多生意了，只留了一个工人，他自己做，儿子帮一点，仅仅敷口。衰败下来的原因，完全在于土地革命。北半县没有革命，也受了革命的影响。地主阶级和其他有钱人也不做寿了，也不做热闹喜事了，酬神和歌颂功德也停止了，学校也大半关门了，他的生意哪能不衰败下来呢?

　　他的木器的样式，凡供给封建地主的一概是旧式，但也有一部分是采取进步样范的，那就是学校和教堂的用具。他和福音堂的包牧师有来往。南门外福音堂和教会医院的建筑，木材部分和木器，是由他承包做的。

　　他的亲戚薛某，去年邀了十个人打了一个“月月标”的会，每人五块钱，共五十元起本，开个小小木货店在城隍庙侧边，不请工，两父子做，一年蚀了本，奄奄无生气了。

　　工农贫民要用的木器乃是圩场上供给的。每逢一、四、七圩期，便板子呀，提桶呀，水桶呀，脚盆呀，饭甑呀，饭盆呀，饭勺呀，水勺呀，锅盖呀，倾盆呀(覆菜碗、覆锅头的盆子)，砧头呀，菜板呀(切菜用，圆的叫砧头，方的叫菜板)，洗碗盆呀，禾篮呀(盛了割下来的禾挑往禾坪里去打的)，谷斗呀(打禾用)，砻盘呀(推子)，楼梯呀，等等东西，都由那些住在山肚里“做圆木的”匠人们挑了来卖。并不是每次圩期都有那一切东西，是依了时节和需要而向圩场上供给的。砻盘一种要定做。风车要上杭师父才能造。全县有十来个上杭师父，每年由上杭来一二次。水车一门，本县农民百家中只有一具，因本县陂圳多，很少遇到干旱，用不着水车这种东西。

　　南门外还有两家棺材店，每家都只有四十元本，造的都是贫民用的“火料子”(又叫“火板子”)。地主、资本家乃至稍微有几个钱的佃农和工人，普通都是自己请木匠做棺材。只有极穷人家，或是“抖紧”时候(急用时候)，才会买这种火料子。失了东西或被人损坏了东西的人，常常是这样破口大骂:“爱割爱绝的!爱绝人毛的!火板子夹的!火料子装的!”(“爱割”的“割”，消灭的意思。)这就是形容火料子这种棺材是不名誉的人才用它的。有钱人家自己请木匠做棺材，这种木匠除本地人外，一部分是上杭人，就是那些造风车的师父们，他们兼着造棺材。

　　(14)火店

　　有刘万利、合昌隆、刘鸿兴、温得利、潘发利、潘金利、汤日恒、同来安、曾记涛、九嫂子、大只四嫂子、古流芳、刘奀二(兼卖白酒)、古裕昌等十多家。火店里的客人以挑担子的为最多，占去百分之八十。卖牛的，背包袱子的(背着包袱子向着别地找生活去)，四乡到城里来打官司的，往赣州读书的，变把戏的，卖膏药的，算八字的，和尚化缘的，行医的，看风水的，唱叫化歌的(即唱莲花落的)，共占百分之二十。那百分之八十的挑担子客人中，大多数是鸡鸭客子，少数是挑烟皮客子(烟皮即烟叶)。

　　开火店不要多的资本，只须几条旧被窝，几床粗席子，买点米买点柴火，就可开张。店屋租钱要在几个月后才交付。

　　开火店赚钱，靠赚那些撑伞子的和穿长衫子的。他们来了，把点好东西给他们吃，把点好床铺给他们睡，要走了给他们重重地敲一下子。挑担子的及其他穷人来了，火钱(即歇钱)饭钱都要轻些。吃饭照碗数算，比长衫客子照餐数算，便宜得多，每碗半毛(会吃的一碗又一个零碗就够，不会吃的半碗也够)。吃酒的一壶水酒等于一碗饭价。火钱每夜三个铜壳子(即铜板)，因为要点一盏灯火，还要烧水洗身，故要火钱。冷天盖被窝，另拿被窝钱，每人两个铜壳子。火店卖酒饭的利润，每十毛本赚四毛。真的讲起来，开火店的赚钱，还是靠畜猪子，因为火店的糠、饭汤和零饭，是经常有的。

　　火店的对头是警察和衙门口的差人，因为警察、差人要盘查，常常借了盘查为难客子，弄客子的东西，如像借了查烟土，一转眼把客子的银钱偷去了。若当戒严时候，还要因对答不妥当受那无妄的飞灾。以此客子怕上城里的火店，天还没黑，就在黄垇、河岭、长举、新寨等离城三里到十里的地方歇下来，火店的生意大受影响。

　　火店中，同来安店是反动的。店主陈登祺，出身却是贫农，家在留车，穷得没饭吃，因为他会两手打，便在留车一带乡下教打。民国七八年他到县城当法警，民国十四年就开了同来安店，兼做油行。他因与官厅勾结，又跟留车劣绅陈吐凤要好，三二五暴动时保护县长谢寅出险，为谢所赏识，政权恢复，被提拔为靖卫队长。他率领队兵到双桥一带掳人勒款，焚烧革命群众房屋。谢县长走了，他回到火店里。这回苏维埃没收了他的房屋。

　　(15)豆腐

　　以不满三千人的寻乌城，却有豆腐店三十多家。寻乌城里吃饭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原因，一是价廉，二是方便。寻乌的农村中也是很喜欢吃豆腐的，不如寻乌城这样厉害，却也占了食品的一半。

　　两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两升半的价钱是五毛，豆腐一桌的价钱是六毛半，赚一毛半。所谓“一桌豆腐”，就是大豆腐干四十六块，零卖每毛子七块，三个铜壳一块。若是小豆腐干，则每桌九十二块，每毛十四块，三个铜壳两块。豆腐有水豆腐、煎豆腐、豆腐干、薄干子四种。水豆腐销最多，次煎豆腐，次豆腐干；薄干子最少，因为只有人家做好事才用它。开豆腐店赚钱，主要还是拿豆腐渣畜猪子。因为每天普通只能销一桌豆腐，特别情况才能销两桌，每天只能赚毛半子到三毛子。畜猪子每年可畜两道“猪妈带子”，每道可出三四十元。若畜肉猪，每店每年可畜四个，约四百斤，出得一百元。但畜肉猪供米要多，还不如畜猪子划得来。

　　豆腐生意都是“居家生意”，就是一边磨豆腐，一边又耕田。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学难精。”又云:“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

　　(16)理发

　　全城理发店八家。民国元年以前器具都是旧式的，装式则一律是辫子。民国元年起，开始用洋剪(挥剪和毛剪)，样式一概和尚头，没有别的。民国二年开始兴“东洋装”，器具还没有大镜子，也没有化学梳和轻铁梳子。民国六七年，兴“平头装”、“陆军装”，还是没有大镜子等。民国十年加上赣州来的“博士装”，寻乌学生到赣州读书传来这种新样。民国十二年开始有了宽八九寸、长尺二三的大镜子，又将一尺长四个脚的“单凳子”换了有靠背的藤椅子，并且开始输入了轻铁梳。这些新式器具都是从梅县来的。民国十五六年大革命时，开始输入化学梳。东洋装的名目消灭了，博士装也差不多没有了，但原来在学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头装和陆军装，却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普遍地盛行起来。“文装”、“花旗装”、“圆头装”(梅县人讥笑这种装叫“暹罗柚”)这三种，却是新添的花样，盛行于小资产学生群众(这个群众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装亦名“西装”，花旗装就是美国装，它的来源是从南洋传到梅县，由梅县传到寻乌的。现在县城及别的大市镇中，剃光头的可以说完全没有了。乡村农民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剃光头。在整个人口中，那种剃平头、陆军头等等新样子的，还只是一个小部分，这一个小部分又全数属于青年群众。

　　理发价，剃光头、挥光头都一毛，挥各种新装一毛半，修面只半毛。

　　开理发店要四五十元本，师父普通请两个，少的一个，至多三个。工价以半年计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好的理发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块钱生意，普通是一个老板两个工人，平均每天能进三元，每年能进千元内外。开销工钱百多元，其余都归老板，再开销伙食(以四个人计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内)，可赚四百元内外(老板自己的工钱在内)。这一笔钱的消耗呢?就是老板的嫖和赌。

　　剃头和裁缝，不论工人、老板，很少有把赚项储蓄起来发财的，原因是这两种人多半聪明伶俐、好嫖好赌、好吃好着。为什么这两种人是这样的呢?大概由于他们社会地位的卑下。前清时候，社会上看剃头工是属于“下九流”的。别的地方，缝工的社会地位也很卑下。缝工虽有老婆，但他们仍是好嫖。剃头工则十个有八个没老婆。这种没老婆的人并不觉得苦楚，他们倒在嫖的上面表现十分快活。

　　“下九流”是对“上九流”而言。下九流是:一削(削脚趾)，二拍(拍背)，三吹(吹鼓手)，四打(打烟铳)，五采茶(男女合唱采茶戏)，六唱戏，七差人，八剃头，九娼妓。上九流是: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问卜四堪舆[17]，五流丹青[18]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

　　(17)打铁

　　三家打铁店，叶师父、杨师父、李师父。杨师父安远人，叶、李均于都人，每家资本五十元内外。打的是篾刀，柴刀，斧头，锄头，铁鉔(即耙头)，耘田耙，耙(大耙，牛拖的)，鲢鲤刨，梭镖(寻乌土话“尥子”，梅县叫“挑笔子”，东江叫“尖串”)，刀麻(菜刀)，锅铲(炒菜用)，铲子(刨锅头用)，火钳，火铲，钩环(挑水用)，铁勺(舀米舀油用)，木匠用各种铁器(各种刨铁、各种凿子、斜铲、铁锤、凳头钳、角罗钻、割刀)，铁尺(做衫压布用)，绵刀子(裁缝用)，马刀，关刀，双刀(卡子刀)，小拐子(小把)，铁钉，门鎝(上门用)，铁箍。除马刀、关刀、双刀外，余均家常用具，销向城厢附近。打铁器和打铁方法，一概旧式。

　　铁是城区南厢的黄沙水，双桥区的铁鉔水、石塅坑，南八区的车头、横径、大陂角六处地方所产，每处都有炉，铸铁，又铸锅头、犁头、犁壁(犁)。铸出的铁不但销在本县，大部分还是销往惠州、石龙，也有销往门岭的。锅头除销本地外，约有半数销往会昌及赣州，还有一小部销往潮汕。犁头、犁壁销在本县。每个炉子要挑响炭的(响炭即木炭，铸铁、铸锅都用它，挑的约二十人)，烧炭的(用木烧响炭，每窑三人，五窑炭供一铁炉，共十五人)，运砂的(铁砂从山崩下，农民挑运卖与打炉子的，这种工人不便统计)，以及炉厂内的工人(高炉铸生铁十人，炒炉铸熟铁十二人，铸锅头十二人，火夫一人，坐柜和行走三人)，共计一炉铸铁需二百人上下。每个炉子单铸铁要资本千元，单铸锅头也是千元，铸铁兼铸锅头则需二千元，大宗开支是砂子和响炭，其次是工人的伙食、工钱。炉厂有独家开的，也有合股开的。工人的工钱，师父(工头)每天十二毛，工人三毛，伙食吃老板的。坐柜每年七十元。师父和工人以日计，做一天算一天，坐柜以年计。还有神福、红包和来往盘缠，都是老板对工人的缴费。师父地位很高，待遇不好他就弄鬼，生意就要蚀本。师父会做的每年可得工资五百元。每间炉厂每年能生产四千元，六个厂二万四千元。民国以前没有洋铁来或来得少，工价又便宜，寻乌的铸铁生意比现在大，会做的炉厂每年能生产二万元以上。前清时虽只有两间炉厂，却共能生产四万余元。现在炉数加了，每间炉厂的产量却减少了，主要原因是工钱贵(工钱贵是因外来工业品贵)和洋铁侵入。

　　铁价现在比三十年前(光绪二十五六年)贵两倍，那时生铁每担(四十斤左右)最贵不过十一毛，现在却是三十二毛了，即需八分钱买一斤生铁。三斤生铁打成一斤熟铁，价五毛。

　　本城三个打铁店，两个于都人，一个安远人。乡下打行炉的通通是于都人。于都铁工很多，三千七八百座炉子出门，高炉每座四个人打，矮炉三个人打，共有铁工一万三千左右。他们打铁在江西，而且打到福建、广东，打到南洋去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