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狗尾续貂之《缉凶分部》 -- 梦秋

缉凶分部第九章 凶手再现（三）

凶手在下一次动手的时候，他的行为方式却出乎侦查员们的预料。他在遇害者性别和行凶地点的选择上与从前不同。1989年8月19日，19岁的叶莲娜·瓦尔加失踪了。她与凶手在1982-1986年疯狂作案时期的遇害者们有很多相似的特点。她的尸体是在罗斯托夫以北三十英里外远离铁路的一处树林中发现的。树林附近是一个叫罗迪诺沃—涅斯韦塔伊斯卡亚的村庄。侦查员尽一切可能，查清她出门的时候通常乘坐公共汽车。但是毫无疑问她死在“窄林”案凶手手下。凶手剖开了她的腹部，切掉了她的子宫，同时也切下了她的鼻子和乳房。

9天之后，调查者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沙赫提一个名为阿历克塞·科波托夫的十岁男孩身上。与亚历山大·捷柯诺夫一样，他在市中心的卡尔·马克思大街上失踪了。沙赫提的调查者们对科波托夫的父亲严加盘问，致使后者在一轮讯问之后就晕了过去。而调查者们什么也没问出来。

凶手的嚣张气焰仅仅收敛了四个月多一点。1990年1月14日，11岁的安德烈·克拉夫琴科在沙赫提市中心离家不远的大街上失踪了。几天之后，在离他失踪不远处的树林里找到了他的尸体。凶手切掉了他的性器官。

1990年3月7日，10岁的雅罗斯拉夫·马卡洛夫在罗斯托夫火车站附近的公园里失踪了。几天之后找到他的尸体时，发现他的舌头和性器官被切掉了。

两个月之后，伐木者在顿列斯霍兹火车站附近的森林里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现场距离一年前叶夫根尼·穆拉托夫尸体被发现处不远。尸体的子宫和乳房被切掉。

1990年7月30日，13岁的维克托·彼得罗夫的尸体在顿河左岸的树林里被发现。现场附近就是城市的滨河区，到了夏季河里满是游泳的人。彼得罗夫是于7月28日在罗斯托夫火车站失踪的。他是个个头高大的少年，身高五英尺六英寸。但是他的尸体和“窄林”案的受害者一样受到严重毁坏。

（译到此处的时候，敲键盘的手指都在瑟瑟发抖——译者）

鲍洛科夫手里掌握的“窄林”谋杀案遇害者名单此时已经增至32人。官方对遇害者人数以及遇害详情还是秘而不宣。但是罗斯托夫存在着一个连环凶手，或者几个连环凶手这个事实已经尽人皆知。1989年，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引导下，报业和州电视台已经不再像“窄林”案刚刚被发现的时候那样是国家控制之下的驯良工具。尽管审查制度依旧存在，编辑们也在当地各级共产党机构的领导之下，但是他们不用在报导某些没有专门经过党政部门批准的消息时感到害怕。他们对每起案件都进行了报导并附上了遇害者的照片，通常还会呼吁目击者与民警局合作。

1984年凶手疯狂作案的时候一度引发了罗斯托夫公众的恐慌。在1985-1988年间，凶手在罗斯托夫只制造了几起案件，这样的恐慌渐渐消退。但是在1990年夏天发现了叶夫根尼·穆拉托夫、亚历山大·捷柯诺夫、叶莲娜·瓦尔加、安德烈·克拉夫琴科、雅罗斯拉夫·马卡洛夫和维克托·彼得罗夫等人的尸体之后，整个城市里满是恐怖的谣言。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谣言是：从高加索地区的某个共和国里来的凶残匪帮专门不顾一切地杀害俄罗斯少年和损毁他们尸体。这个谣言反映了摇摇欲坠的苏联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

费季索夫承受了巨大的破案压力。好在改革时代的风波一直照顾着他。莫斯科当局在80年代末连续撤换了内务部的好几任部长。没有哪一任部长能够来得及在任上给他设立一个破案期限并等到这个期限的到来。罗斯托夫州的政局变化也很大。A.N.科诺瓦洛夫将军退休了，州内务部副部长帕维尔·切尔尼谢夫调任莫斯科。这样费季索夫就有了提升的机会。1990年春天，罗斯托夫州党委委任他指挥整个州的民警，并将他提升为少将。

但是党委的决定已经不能够自动生效。罗斯托夫已经有了通过竞选形成的新一届苏维埃，即议会。正如莫斯科的最高苏维埃有权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内阁进行信任表决一样，罗斯托夫州的议会有权对共产党选择的最高行政首长进行投票表决。费季索夫有生以来第一次需要直面人民选择的代表发表演讲。

他的演讲经过了仔细的考虑，提出了具有建设性内容。针对民众们对街头暴力关注的上升，他提出了一整套降低暴力事件的方案。针对民警局有限的几部个人电脑无法联网效果受限的情况，他提出要在民警部门建立信息互联网络。在鲍洛科夫的办公室里，文员正在将各种资料卡片上的内容输入电脑，以便能够自动根据嫌疑人的各种状况，例如地址、犯罪记录还有血型进行分类。费季索夫提出要修建新的民警办公大楼，招募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子和妇女。他还提出为警车配备新型的无线电通话装置，使民警们通过互相呼叫可以更快地作出反应。费季索夫觉得，俄罗斯现在需要一位作风踏实，计划周密的领导人，而他的这次演讲做得正是时候。

但是立法部门向他提出质问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抓住‘窄林’案的凶手？”有一个人这么问。

费季索夫怎样向来自莫斯科的伊萨·科斯托耶夫汇报案情，他就只好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这已经是他能够给出的最好的答复了。他背诵了许多数字：投入的侦破人员的数字，已经排查的嫌疑人数字，因为有过犯罪记录而进入调查者视线的数字。他向代表们保证要尽快破案。苏维埃批准了他的任命，给了他一间位于恩格斯大街办公大楼二楼的宽敞办公室，在他的制服肩章上缝上了一颗金星。

在背地里，费季索夫却对案件非常恼火。调查工作好像又陷入了无能为力和不负责任的泥潭当中——正是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苏维埃体系。1990年3月11日的调查工作负责人会议上，他一拳头重重地砸在桌上嚷道：“在别人开始查找科波托夫和克拉夫琴科之前，我是不是该给你们下101道命令？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有执行命令！你们的手下在干什么，你们也不管！有些人就没把有孩子失踪的事情当一回事。马卡洛夫失踪报案后，民警们甚至没把他最后出现时穿的什么衣服弄清楚！”

然后他教训所有人——包括鲍洛科夫，要是调查者们的工作还是没有起色，“那就有人要被开除！”他警告说。

但是，对于这个总是有办法选择、虐待和杀害他人于无形的凶手，调查者们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1990年8月17日，在这个温暖而漫长的傍晚鲍洛科夫得到消息，在罗斯托夫以北30英里的新切尔卡斯克市区的河滩上发现了又一具遇害者尸体。罗斯托夫州的公共设施从来就不是市政建设的优先项目，这一点在新切尔卡斯克也不例外。要去那个城市，鲍洛科夫需要像障碍滑雪一般穿过一段全苏联最糟糕的路段。路面凹凸不平，路面上除了有向刀锋一般尖锐的突起，还有大大小小散布着的坑洼。路肩也断断续续不成样子。发现尸体的河滩位于顿河的支流阿克塞河一侧。浑浊的河水缓缓流过。河滩上有一排粗糙的水泥建的小隔间作为更衣室，在上面支着几把生锈的金属制的遮阳伞。靠河滩的一侧岸上长着五到六英寸高的绿油油的野草，对岸则是一条铁路。当鲍洛科夫看见铁路的时候，他立刻问道，最近的电气火车车站在何处。车站在大约一英里外。

死者是十一岁的男孩，名为伊万·弗明。他全身上下被刺了42刀，遭到了阉割，然后凶手将尸体抛弃在离河滩15码远的草丛里。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他的祖母的小屋旁的街道上。小屋位于阿克塞河的高岸上，可以俯视河流和铁路。出事的当天天气很热。一直照料着他的祖母允许他单独到河里去游泳。这一天沙滩上到处都是泡水的人。和苏联各地的情况一样，总是妈妈或者老奶奶带着他们的孩子在水里四处扑腾。要是孩子们个头太小，没有合适的游泳衣，那他们就穿着内衣在岸上晒太阳。

鲍洛科夫到达现场的时候，周围只剩下民警和检察官们。河边的野草非常茂盛，鲍洛科夫在草丛里走了几步之后，身后的野草就合拢起来，回头已经看不见河滩或者河流。他明白，在这样的河滩里，游泳的人往往耐不住在更衣室或者洗手间前排队等待，转而选择草地的遮盖更换衣服，或者草草地行方便之事。草丛可以提供一定的隐私空间。但是很难想象，凶手竟然鲁莽地选择在此地行凶。这样一个夏日里，在一石之地外就可能有几十个目击者。凶手怎么知道他们听不见遇害者的呼救声？鲍洛科夫的脑袋里突然闪现出狼的样子——凶残、敏捷而狡诈。

尸体躺在草丛中间的一小块空地里。当鲍洛科夫跪下来检查尸体的伤口时，他想到了他的儿子马克西姆。马克西姆和这个孩子同龄，身高和体型相仿。鲍洛科夫使劲地咬着自己的嘴唇，直到咬出血为止。挫折和愤怒在他的胸口回荡，让他的心脏感到了尖刻的疼痛。他以为这一次他真的心脏病发作了，因为他感觉到心口的疼痛要比1986年的心血管功能衰弱要严重得多。他把手按在潮湿的地面上撑住自己，然后一边流着汗一边摇着头。他慢慢地站起来，疼痛逐渐过去了，但是愤怒和挫折还依旧留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