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万流归海见桑田 作者　[苏拉密] -- 马前卒

万流归海见桑田---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兼复'草桥关民'）.

从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的大视野仰望毛泽东

--- 兼复'草桥关民'

作者　[苏拉密]

一、道别高粱话沧桑

是的，在华北，在东北，在西北，大片的高粱地已经消失，高粱作为我国曾经被广泛种植的传统粮食作物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高粱是怎样退出历史舞台的呢？'草桥关民'发表的《高粱地基本消失是农村改革的成果之一》一文， 把高粱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归结于“包产到户、人们追求‘精致生活’，于是高粱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它实质是“政治万能论”的翻版---只要坚持正确的私有化方向，高举个性解放的光辉旗帜,什么高粱谷子大白菜都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进一步溯源，还会发现这个观点渊源高贵，直接传承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学说。

历史是怎样的真相呢？本文就以'草桥关民'所津津乐道的“高粱”为脉络，通过对华夏6000年农耕文明生态演变的描述，作出尽可能系统、完整、准确的回答。

据考古发现的炭化高粱种子和公元3世纪编著的《博物志》对高粱的记载，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大面积种植高粱的历史上溯至西周早期，延续止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是什么原因让红高粱的“飒飒英姿”在中国的农耕文明史上占据了长达3000年的时间？而偏偏就是我们这一代有幸和它道别？

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高粱的产量并不象‘草桥关民’想象的那样，“个子高，产量就高”；与原产于中国的水稻、谷子，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相比；原产于非洲的高粱在粮食作物中是除粟（谷子）以外单产潜力最低的作物。人们种植高粱绝不是“为了追求产量”。1985年，全世界种植高粱面积5019.1万公顷，总收获7745.2万吨，折算单产仅为不足103公斤/中国亩。中国的情况好于世界，1986年，中国共种植高粱187.55万公顷，总收获为538.4万吨，折算单产为191公斤/亩。而在此前一年的1985年，按照同样算法（略），中国的水稻为356.5公斤/亩，小麦为198公斤/亩、玉米为236.4公斤/亩，谷子为101公斤/亩。

除了产量，高粱的另一个先天不足是：难吃！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把它列为饲料用粮，这到不是因为高粱所含营养低，它的营养成分和玉米相近。原因是高粱种皮里含有大量的单宁，含量高达整个种子重量的1.5%。单宁就是生柿子所含的那种东西，它导致高粱味苦涩。单宁的另一个作用是易于和蛋白质结合，生成胶体，胶体极不易消化；这就是吃了高粱面窝头肚子容易发胀的原因。现在虽不吃高粱了，但很多的《生活小常识》之类的小册子都劝戒人们：不要吃生柿子，容易诱发胆结石。由于胶体沉淀，喝高粱面糊糊是不能动筷子的，稍有搅动面糊就会“泻”---胶体和水分分离；有经验的食客都是不停地转动饭碗，直接用嘴“呼噜呼噜”地喝。

高粱难吃还在于它和玉米、谷子相比，缺乏必要的谷氨酸、赖氨酸、蛋氨酸等氨基酸。“谷氨酸”顾名思义就是“谷子里的氨基酸”。这些谷氨酸有什么作用呢？味精的学名就叫“谷氨酸钠”。缺乏氨基酸的高粱丝毫没有玉米、小米的香适味觉。

关于高粱的难吃，我们甚至还可以引用东北、北京一带流传的一句“俏皮话”作为佐证：日本人吃高粱米---没有办法了。

就是这样一种既产量低又质量差的粮食在中国的农耕、餐桌、灶头活跃了3000多年。我们不禁要再一次追问：是什么原因支持它从非洲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是什么原因迫使它依依不舍地离去？

从先民的聚落和“洼地”说起。

“走过一洼又一洼,洼洼地里好庄稼”

这是反映农村巨变、歌颂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优秀现实主义剧作---《李双双》中丈夫孙喜旺的一句唱词，非常脍炙人口，中原一带家喻户晓。

我们注意到的是：这句唱词中连用了四个“洼”字。如果你对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湖北北部等诸多省份的中国北方农村有稍微的了解，你就会发现这个“洼”字的使用是极为广泛的，它渗透在农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所谓的“洼地”，有些超过2000人的较大村庄，甚至有“东洼”、“西洼”、“南洼”、“北洼”的情况。

村民们相互打招呼：

“去哪里？

“南洼割麦子”

显然，这里的“洼”是指某些特定的田地。

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来了一个人问路：

“去七里营怎么走？

“一路向东，

“有多远？

“两洼地”

这里的“洼”又演变成了距离的度量单位。据笔者的经验和调查，1洼的距离约等于1公里。

能够演变成度量衡单位的事物，必定是与人们最为密切相关和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比如英尺foot（复数形式feet）就是一个男人脚丫子的长度；中国的“丈”原义就是一个男人身高的长度，故有“丈夫”之说；据说当时是按大禹的身高为标准确定的。当然，随着历史变迁，中国的“尺”发生了变化，使得10尺（1丈）的长度到今天和一个男人的身高已经大不相符了，但还是留下了“丈夫”这样的词汇。

可见，中国北方农民与“洼”的关系和对“洼”的认识程度，相当于英国女士和“男人脚丫子”的关系，那是“每天晚上都要碰一碰的”。

“洼”的度量衡化反映了“洼”普遍性，度量单位的大小反映了“洼”的规模----是以公里作为尺度的。

“洼”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我给出“洼”的定义：“洼”是中国北方平原普遍存在的连片、季节性湿地。“洼”与聚落地、旱地、水源、气候等要素一起构成了传统中国农业的生态元。这种生态元亘贯了中国6000年农耕文明史，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才被新的生态元取代。所谓“生态元”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构成大生态的基本单元”。

河南古称“豫”，“豫”的字面意思就是“一个人牵了一头大象”。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揭示，在华夏祖先即将进入农耕文明的前夜，即7000---8000年以前左右，中原大地是一派水草丰沛、林木茂盛的景象；现活动于热带雨林的大象在中原一带尚有出没，其生态景观介于现在的东北丹顶鹤栖息地湿地与西双版纳雨林之间。

后来,由于气候的变迁,林木渐渐稀疏,湿地逐步演变为“季节性湿地”；所谓“季节性湿地”就是在降雨量大的季节或年份表面积水，在降雨量小的季节或年份积水退去，露出地面。就是在这个时期，华夏先民在这块土地上急剧繁衍起来了,中国农耕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一个个农耕聚落出现在辽阔的东亚内陆。

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变迁，相对于人类文明史来说是极其缓慢的，这就意味着在以千年为度量的时间段里，华夏的农耕文明必须与“季节性湿地”所构成的“生态元”结伴而行，若没有强大的力量介入，这种状态就依然缓缓延续。“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是《诗经.卫风.氓》所描绘的、今京广铁路新乡---安阳沿线的大平原3000多年前的生态景观；这个“隰（xi）”就是低洼积水地。直到距今800年，京城汴梁虽早已不见了大象的踪影，但在京畿大型鳄鱼还时有活动（何新考）。可见前、后生态之稳定性。

聚落的基本形式是村子。北方先民们是怎样选择、安排他们的聚落呢？首先必须面对人类不是“两栖”动物的现实，选择能常年露出水面的高台地带作为聚落地；其次周围还要有相当面积的常年旱地用于耕种，用于种谷子。这部分旱地史称“桑田”、“桑榆之地”或“永业田”---这些都是从西周就有的称谓。

何谓“桑田”？棉花引入中国很晚，古称“木棉”。直到唐宋能够拥有一件出产于印度的“木棉袈裟”都是很不容易的，围绕着这种宝贝，经常有很多血雨腥风的传奇发生。中国古代的纺织品主要依赖于丝、麻，在村边旱地的田边地头栽种桑树是西周就已经非常普及了的传统和习惯。据说，这是轩辕黄帝的老婆---嫘祖，在此2000年前亲自倡导的。

何谓“永业”？故名思义，就是不动产。在征服或开发而形成一个聚落的早期，这种田地往往是参加战争和开发的聚落成员按人头可以分得的，并可以传之后代。这些田地官府造册登记、岁亩征赋。为了宣誓产权，居民常会在田地之间埋下石头或石灰坑作为界标；20世纪曾经活跃于中国政坛的“蒋中正介石”，其名、字皆源于此。

“榆”即榆树。榆树耐旱不耐涝，虽成材周期长，但主干发达，材质坚实，是典型的栋梁之才。在聚落附近栽种榆树表达了先民们对占有这份不动产的自信和对未来的有所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