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万流归海见桑田 作者　[苏拉密] -- 马前卒

　　三、“自然经济”特征

　　在亚洲，生产为了供自己消费。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17

　　在俄罗斯，公社属自然经济组织，存在着典型的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毫无竞争的，不需要同其它地区接触的自然经济特点。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指出：“农民的利益没有超出附近村庄的小范围。由于地方市场的规模微不足道，他们不需要同其它地区的手工业者接触；他们怕‘竞争’，就像怕火一样，因为竞争无情地破坏了小手艺人和小手工业者宗法式的乐园。他们的这种因循守旧的生活是经不起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惊扰的。”18

　　在俄罗斯，土地公有制显示为“份地制”，这是自然经济的基础。领得份地的村社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遭受超经济的强制剥削。这种份地农奴制遍布俄罗斯各地。农民每星期三天为自己干活，二天替地主干活。无偿的劳动，是为农奴主付出的劳役地租。这种份地制，是农奴制生产关系的基础。19

　　“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历史的舞台上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20实行自然经济的结果，使亚洲，也包括俄罗斯，无法产生出类似于西方的商业城邦，也不会发生“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而出现的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而与亚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的历史总和城市史紧密地联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西方史即是一部城市的演化史。

　　长期从事自然经济的民族结果成为“农业民族”，而从事商业经济的民族结果就形成了“商业民族”。马克思在论述各个民族的特性差异时，论述了“商业民族”与“农业民族”的区别。在西方，商业的发达与军事的征服，造成农村公社的瓦解与自由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结果产生了城市国家。东方各国家则是“农业民族”，“纯由自然途径形成部落”。商业不发达，集体承担灌溉事业，农村公社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得到加强，与公社制度、土地公有制相适的自然经济成为亚洲的主要生产方式。21

　　四、“亚洲停滞社会”

　　人类是进步的，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这个进步的概括方式。人类的文明经历着从原始文明向农业文明，继而向工商文明进步的历史；在人的解放的历史上经历过从原始的野蛮人向奴隶，向农民，继而向市民进步的历史；在生产关系上经历过由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向私有制转进的历史；在社会支配形式上，经历了由原始公社式的共同体向封建农业式集权政府，进而向市民政府的发展的过程。人类每个民族与国家的社会，一般情况下顺延以上各文明阶梯，逐级攀升。然而马克思在分析印度与俄罗斯的历史时，发现这两个国家出现显著的个性特色。当历史要求人类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时，印度与俄罗斯没有出现这样的转化，将社会滞留在“公社所有制”的历史阶梯上，直至近代。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认为亚洲社会在它过去的历史阶段中，曾经是一个停滞的社会。这样“停滞”不仅发生在古代亚洲，也发生在近现代亚洲。对于停滞这个概念，需要辨证地认识，所谓“停滞”不等同于“停止”。任何一个社会不可能真正“停止”，会在适当的时机与外界的刺激下，朝前开步。

　　只是一个停滞的社会，进步的速度总显得缓慢。社会性质、生产关系常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在缺乏适当的历史时机与没有遇到必要刺激的情况下，其社会变革，犹如固定的环行跑道上的竞走运动。从局部看，社会常有激烈的“运动”；从整体看，其“运动”却是首尾衔接的循环。无法企求更高级的社会与更完善的生产关系，会在这样的“自循环运动”中产生。有时，社会已经出现向高端进步的契机，然而就在文明提升的过程中，固有的，延续了千百年的，已被这个民族与国家“习惯”了的“生产方式”，形成文化力与政治力结合的下坠力。这样的力量因被罩上“民族”与“传统”的光环愈加神圣，最终使新文明的建造，功亏一篑，旧文明“荣归”重来。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说：“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种种外界条件（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特殊自然习性（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22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原始公社制度的瓦解与私有制的产生与完善。

　　然而在亚洲这样的变化来得很迟，或者没有看到变化，其要因之一，在于这样的社会长处于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马克思以印度为观察对象解释说：“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23农村公社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孤立状态长期的保存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之上，同其它公社几乎没有来往，“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24

　　“不同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同样，不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的国家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个体。”黑格尔认为，亚细亚公社的独立封闭的个性，使其无法成为“现实的个性”，从“与他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获得进步的力量。这是亚细亚停滞不前的一大原因。25 “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本质是一个民族的开放性格的体现，有开放才有改革。“开放”成为“改革”的必要前提，亚细亚的历史告诉人们，首先让自己获得开放的性格，才能变“停滞”为进步，否则适得其反。

　　农业的经济方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与此相对的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即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 显然“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固也最长久”，还因为这个社会长期固守着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自然经济。

　　站在近现代的时间坐标上看问题。“停滞”还说的是没有“按时”产生“资本主义”。西方社会有过三个大的发展，首先是私有制的发展，然后是商业的发展，后来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回过头来看亚细亚社会，如前所述，首先没有发展出完全意义上的私有制，然后资本主义的重要前提——“商业”因自然经济力量的强大，也无法顺利成长。“从欧洲历史上来看，这推动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是商业”，26这样就造成当世界进入“现代”以后，亚细亚的大多数国家没有诞生出“资本主义”，匍匐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未见长进。

　　就中国来说，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成长也十分艰难，西欧的现代化包括文艺复兴、资本主义的形成、宗教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展开。时间上和明代近三百年的兴亡吻合。西欧洲在这近三百年之间发生了是资本主义的成长，中国却没有。黄仁宇说：“中国明朝也来一个‘资本主义的萌芽’。现在看来，以这样的题材发表的文字给人影响无非‘有好多人赚了很多钱’”。黄仁宇批评说：“作者既不了解资本主义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那他们搜集的资料也难能与以后发生的的历史事物相联系了。”27马克思在《资本论》卷二中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有过这样的表述：“资本主义的推销方法”用的是C-M-C公式。说的是资本家必须以C（即商品commodity）换为M（即货币money）在此川流不息的商业活动中，还得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公众制度授权于私人，让他无限制的发展”，国家“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皇权，也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28而这些，及至近现代亚细亚社会及中国都做不到。

　　普列汉诺夫说：“中国和古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的逻辑，并没有引起古代生产方式的产生”，“古代社会是代替了氏族社会组织；同样，东方社会制度产生以前的社会组织，也就是氏族社会组织。这两种经济构造的形式中，每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发展的结果，这生产力的发展，到最后必然要使氏族组织崩溃。”29这里普列汉诺夫说的“古代生产方式”即为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在东方的历史进程中在“氏族组织”制度，即原始公有制度理应消亡的时候，它没有出现应有的“崩溃”。当西方社会已经顺利向私有制转化的时候，东方却紧抱原始的“公有制”不放，而且这样的公有制还在此后极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其“次生形态”得以持续保持。而这也是东方社会无法自觉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人口与物质生活虽有高度的成长，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仍然保持完全静止的状态；经济领域虽存在极有利的条件，但就是不见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30

　　五、关于国家力量的强大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生产方式，也同时决定了亚洲的文明形式。“文明”的概念要比文化的概念大得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总和是文明的基本表达。在人类的各个文明体系中，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明形式，是国家力量的强大。

　　古巴比伦《摩奴法典》中写道：作为国家的最高代表，“君主是一切造物中的最大者”。国王对臣民具有无限的权利，生杀予夺无所不可为，所有的居民都向他纳税，并负担沉重的徭役。国家机构中设有常备军、法庭和监狱，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创设。31马克思说：古代东方的国家，“是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国王是“共同体之父”。32

　　的确，“公社”是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细胞，它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洞察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始“切片”。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数千年中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33 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一文中说：“这种国家政权的形式，也是由公社当时所采取的形式决定的。在有的地方，如在亚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罗斯人那里，当国家政权出现的时候，公社的耕地还是共同耕种的，或者只是在一定时间交给各个家庭使用，因而还没有产生土地所有制。在这样的地方，国家政体就以专制政体而出现。”34

　　如前所叙，各个生产共同体的相互亚细亚式的隔绝的，无交换的状态，是亚细亚社会无法产生商业经济而形成长期社会停滞的原因，同时也是铸成东方式专制的要因之一。“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公社形态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35

　　当然，还可以把视野扩展到以下的几个方面：古代亚洲缺少完全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从原则上说，土地不准自由买卖，而是“定期在农业公社社员之间进行重分”36。这个重分一般存在着巨大的操作上的困难。要进行这样的“操作”必须依靠“共同体”的力量。在古代这个共同体是公社。中古至近代，这个任务由国家完成，由此国家的威权力量无限膨胀。这种情况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亚洲，“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水利”是浩繁巨大的工程，“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结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37。由此可见亚洲 “水利”工程也呼唤强大国家的诞生。

　　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人”的思想平台观察这个问题。一个“现代”社会到来，须有“人”的阶层结构的准备。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要形成“人”的构成的三层组合。其上层是支配阶级，其下层是底层阶级，其中间是中产阶级。市场与商人是组合中层社会的基本元素。然而，亚细亚社会阻挠“市场与商人”的产生，无法发育出成熟的中产阶级，去组成一个社会的“中层”结构。这个社会因为没有一个唯一能与支配阶级“分权”的中产阶级，结果使支配阶级的权利得以毫无顾忌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