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1941-1945苏联空军空地支援的发展一. -- 阿多尼斯

全文抄自Kenneth R. Whiting, Soviet air-ground coordination, 1941-1945, Case Studies in Development of Close Air Support, 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Washington, DC 1990

大约20年前，美国空军邀请一批历史学家对各个时期各国军队空地支援的情况分别做出论文，范围涵盖一战时期到第五次中东战争，费用由国防部长办公室支取。这些学者们领了冷猪肉钱后就一头扎进故纸堆里疯狂抄书，这篇文章就是从苏联军事百科等书中“提炼”出来的，翻译完之后才发觉，颇为郁闷。

战前军事实力和理论的发展

在二战前和整个二战时期，苏军对于空军的使用态度和陆军炮兵别无二致：一种协同地面战斗的有力工具。很多评论家一直将二战期间苏联空军所扮演的角色称为“飞行炮兵”。无论是德国还是苏联，在战略空军的发展上都只是几架象征性的飞机，从未有过大规模量产的技术成熟的远程战略轰炸机。空军的全部目的几乎都在于协同陆军的空中支援作战。对苏联有利的是，苏联战时的盟友美英承担起了对德国战略轰炸的任务，因此苏联空军不具备战略轰炸能力，对于战争的结局并没有产生实际影响。

1941年前，苏联空军包括5个部分：远程航空兵，方面军航空兵，集团军航空兵，军航空兵，预备航空兵。远程航空兵由最高统帅部直接指挥；方面军航空兵由方面军指挥；集团军航空兵配属到陆军集团军一级；军航空兵和预备航空兵虽然也由最高统帅部直接指挥，但可以根据需要下放指挥权。同时，其他的苏联空中力量还包括国土防空军，海军航空兵和民用航空队。

整个战争期间，空军一直受它所被配属的陆军方面军司令员指挥，这也是苏联空军自战前就发展成熟的指挥理念的体现。这一结构看上去很合理，毕竟空军的主要任务是协同陆军战斗。对于一直受“诸军兵种合成”理论影响的苏军高层而言，在对西班牙内战中苏联轰炸机的效用得到实际检验后，决定在军队中彻底贯彻战术空军的理论，努力发展战斗机、战术轰炸机和攻击机。

苏联军事理论家一直对“诸军兵种合成”理论十分关注。这一理论在苏联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1917年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尽管那时红军还没有什么像样的空军能够联合作战。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苏联重工业实力迅速膨胀，新武器和新飞机源源不断地装备军队，让“诸军兵种合成”理论重新抬头。

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航空工业有了长足进步，但仍落后于西方主要国家水平。苏联航空工业虽然存在缺乏航空工业金属原料，无线电设备落后，引擎技术水准较低等一系列问题，但富有创意的苏联飞机设计师，尤其是图波列夫和波利卡尔波夫等人，设计了大量在那个时代备受瞩目的飞机。波利卡尔波夫的I-15和I-16、图波列夫的TB-3和SB-2处于30年代中期最优秀的飞机之列，并一直作为苏联空军直到1941年前的主要装备机种。由于航空技术在30年代中后期的飞跃性发展，1937年开始服役的德国新锐飞机，已经比这些35-36年前入役的苏联飞机领先了一个时代。

苏联从未放弃过发展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努力。在30年代初，苏联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重型轰炸机部队，主要装备TB-3。苏联军事专家认为：战略轰炸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对敌方纵深工业区和居民区的打击。对于苏联的两个潜在敌人——德国和日本，这种武器将有效地打击它们的国土纵深。30年代时的苏联著名军事理论家A. 拉普钦斯基（后出任苏联空军副总参谋长）强调了独立的战略空军的关键性；不过他同时也坚持 “诸军兵种合成”理论里空军的重要地位。西班牙内战中，苏联轰炸机并不出色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独立的战略空军支持者的声音，但同时却加强了空军扮演空中支援角色的重要性。即使是A. 拉普钦斯基本人，在1939年也将战术对地支援作为空军的重点强调：“为了赢得空中和地面的战争，必须在战争开始时第一时间集中最大限度的空军力量，在指定时间用于指定前线。”苏联红军1936年颁发的作战条令PU-36里清楚地说到：“空军用于消灭无法被步兵和炮兵或其他武力摧毁的战术目标”。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战果，空军战术攻击力量不但要集中使用，更要与地面部队紧密配合。1941年6月，在德国入侵前夕颁发的空军作战条令里规定：空军的基本任务是支援陆军作战和确保制空权。

夺取制空权被苏联空军认为是最重要的任务，成功的对地攻击依赖于对制空权的掌握。夺取制空权有两种手段：先发制人将敌军的飞机摧毁在机场，或者在空战中消灭敌军的飞机。根据西班牙内战的经验，苏联空军理论家们选择了后一种，大力发展自己的战斗机力量。在1940年颁发的战斗机部队条令中清楚地写明，战斗机部队是夺取制空权的至关重要的力量。因此直到30年代末，苏联航空工业主要力量集中于战斗机的生产，此时并没有放弃开发新的对地攻击机和轻型轰炸机等，但对战斗机的偏重一直延续到1941年。

西班牙内战，对日和对芬兰的战争

30年代早期，苏联一直执行着“半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斯大林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上。此时远东的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关东军重兵屯集威胁苏联；欧洲的德国又在纳粹党的领导下重新崛起，这两股力量都是以反共产主义和反苏作为自己的旗号。因此，苏联迫切需要寻找盟友来平衡这一威胁。1935年，斯大林转为实行“统一阵线”政策，在欧洲寻找任何政治立场的国家只要是非法西斯主义者来构筑联盟。当他努力推行自己的政策时，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让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他必须做出选择：或者专心于自己的新政策向西方示好，而放弃苏联在西方国家的左翼支持者（如法国的人民阵线）；或者支持西班牙的国民军，这会让英法更加认定这是苏联在武力输出共产主义。1936年10月，苏联开始谨慎地向西班牙国民军提供飞机、坦克、火炮以及军事顾问，用于对抗弗朗哥。同时德国和意大利也大量向弗朗哥提供武器装备和“志愿人员”，西班牙成为了法西斯主义力量和共产主义力量相互对抗、检验新武器和发展新战术的实验场。

1936年中，德国空军向西班牙派出了著名的“秃鹰军团”，装备着Ju-52改装的轰炸机和He-51战斗机。He-51在对抗I-15和I-16的战斗中表现并不出色，很快转入空中支援的角色。当秃鹰军团装备了极初期型的Bf-109时，苏联战斗机立刻被抛进落伍的行列。

西班牙的内战尚未结束时，苏联空军在远东进行了另一场较量。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为了遏止日本在远东的扩张，苏联开始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包括大量的苏制飞机、组装和维修设施，以及志愿飞行员。1938年7月，苏日终于在张鼓峰事变中直接交锋。在约两周的战斗中日军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战斗。在这场战斗中苏联空军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尤其在日军掘壕固守并将重武器掩盖伪装后，苏联空军的对地攻击几乎没有效果。

1939年5月到9月间，苏日在哈勒欣河进行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从5月到7月末，双方一直在进行着短兵相接的战斗，逐步投入自己的预备队。但到了8月，苏联决定尽快结束战争，派遣朱可夫为哈勒欣河方面总指挥，并给予他足够的增援兵力。

当朱可夫于8月20日发动反攻时，他在步兵和骑兵数量上拥有1.5:1、机枪上1.7:1、飞机上2:1，坦克上4:1的数量优势。朱可夫全面强化并改进了空军的空中支援作战方式：战前飞行员与步兵和装甲兵共同研究作战地图，并为空军建立了地面特别前进侦察分队。强大的苏军地面突击力量直插日军纵深，同时近500架飞机担负起战场遮断任务，来迟滞日军向战场增援。这一作战方式的有效性，在两年后的苏德战争中再次得到验证。

在苏联，1937年的大清洗让苏军元气大伤，空军也未能幸免。到1939年时，四分之三的苏联空军中高层军官均是新上任的，之前提及的苏联空军军事理论家A. 拉普钦斯基也在39年被处决。航空工业也受到重大损害，不少著名飞机设计师如彼特雅科夫和图波列夫被投入监狱，大清洗的范围几乎波及苏联所有航空研究机构。这一损害，直接造成了苏军在40年的冬季战争和卫国战争早期的表现不佳。

朱可夫在诺门坎取得的胜利，以及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划分苏德利益范围带给苏联的喜悦，全被两个月后对芬兰战争的失败冲得无影无踪。在对芬兰的战争中，苏联拥有兵力、武器数量、物资供应等各方面的绝对优势。苏联空军动员了2500架各式飞机对付芬兰仅仅200架飞机的空军，而且芬军飞机中只有半数能够出动。起初只有900架苏联飞机部署在对芬兰作战的第一线，但是这些I-15，I-16和SB-2出乎意料的大量损失，迫使苏联空军将投入的飞机数量翻倍。苏联空军糟糕的空中支援能力和空地协同能力，同样降低了陆军的作战效率。对于苏联空军，芬军曼纳海姆元帅的评论是：对这场战争并不起决定性作用。1940年5月13日，芬兰军队终于被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的苏联军队压垮，不得不接受和谈与割让领土。但是，即使是对苏联抱有足够好感的冬季战争的研究者，也不认为这个胜利对苏联军队而言是光荣的。

苏军在冬季战争中的差劲表现迫使领导者们对军队的组织架构、战略和战术做出重大变革。当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发动对苏战争时，苏联的新军事改革还在进行中。早在1937年，斯大林就建立了国防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集中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