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不是有“知识”就能叫“知识分子” -- 大明湖

三、何为“知识分子”

美国学者布鲁斯·罗宾斯在他的《知识分子的根基》一文中说：“‘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在‘德雷福斯事件’时期便被广泛使用，并具有政治和职业两层色彩。”[2]这“两层色彩”就是我们理解知识分子的两条基本路径。本文以上也说，知识分子概念具有双重性，所谓双重，就是指职业和职业之外。因此，谈论知识分子，既不能忽视职业，更不能离开职业以外，否则，都将造成知识分子概念上的偏差。

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职业，这从这个词在法国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如此。左拉是一个小说家，是一个以卖文为生的人，因此，他的职业就是写小说。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的概念不同于俄国的“知识阶层”，贵族不是职业，是身份，它不需要以职业谋生，而是靠世袭吃饭。仅从职业一维，中国知识分子承袭的是法国传统而非俄国。比如，胡适作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受聘于北大，拿的是教授薪水，吃的是教书饭，从职业上讲，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了。

职业之所谓，乃谋生之方式。以谋生论知识分子，似乎缺乏“左拉”式的亮点。但，不必小看这一点，至少，知识分子则必须从这一点谈起。因为，正是出于谋生，知识分子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社群而存在。只要将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仕”和现代读书人的多种选择稍作比较，职业化知识分子的独立意义也就浮现出来。在现代知识分子职业分流以前，“士”作为古代知识分子与皇权体制没有分流，只有合流，他们统统被整合到皇权体制的网络中。当年唐太宗看到应举士子在考场上鱼贯出入，情不自禁地说“天下之士入吾彀矣”。“入彀”说白了就是知识分子为体制所收编、豢养和御用。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除了应试及第，卖身体制，实在也没有其他的社会空间可供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与体制是依附性的“毛皮”关系，并没有错。50年代以后，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统统下乡，并风趣地说：不下乡就不“开饭”。这一细节很“生动”地表明了50年代后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又回到了现代以前。

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分化，尽管首先是一种谋生方式，但意义却在于它启动了知识分子对于体制的脱离，或者说它为知识分子摆脱体制而独立提供了某种可能。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不同，就在于现代以来的社会空间大于体制空间，而传统社会则是体制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完全重合。当体制空间缩小自己的权力范围，从而腾出一个不受权力制约和干涉的社会空间时（用形象的说法就叫“小政府，大社会”），知识分子就可以在体制空间外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当然，它也可以自由地选择进入体制。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才可能具有曼海姆所谓“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的特点。就像当年左拉们向体制挑战时是完全独立于它一样，20年代末，胡适、罗隆基在上海批判国民党，也是外在于当时的党权体制（胡时为私立性质的中国公学校长，罗则是私立光华大学教授）。那时他们是自由的，说他们自由，首先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不吃国民党的饭，因而也不（直接）受其牵制。知识分子没有职业上的独立则不足以言其他，正是在职业生成的意义上，笔者才倾向于把胡适等视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而把康、梁还原为中国古代的士，尽管是末代之士。

“五四”时期，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面对的大都是处于文盲状态的社会大众，对比之下，它的文化面貌是很清楚的。可是，随着时代发展和大学教育的普及，社会大众一旦摆脱无文化状况，情况就变得微妙起来。今天，像《现代汉语词典》用“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来解释知识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问题了。假如今天有一个大学生，读完了商学院，又在银行的电脑前谋得一份文职，他同时满足了上述两个条件，但你能说他是知识分子？90年代，一位当时影响很大的作家（王朔）在谈论知识分子时，说：“知识分子的概念不应该只局限于过去的内涵上。这个社会必将出现新型的知识分子。”什么是这位作家的新型的知识分子呢？他没有直说，却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许多从商的人都受到高等教育，也有研究生毕业的，硕士博士的。”言下之义，这样的人就是新型的知识分子。可是，这种新型却不通。读过大学的人去做生意，从职业上讲，应该是商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哪怕他是硕士或博士。按照以上逻辑，在一个知识有所普及的社会，我们面临的尴尬可能是，不是“谁是知识分子”，而是“谁不是知识分子”。

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即“以知识为业（包括文化）”。所谓以知识为业，主要不是指一个人拥有知识和运用知识，而是指一个人以教授知识、传播知识、研究知识、生产知识乃至创造知识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因此，以上例举的银行职员所以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没有（专业）知识，而是因为他只是将他所掌握的知识纯粹向实用方向发展，他之运用知识，仅仅是对知识的消费。如果以研究知识、传播知识、教授知识为职业衡量，那么，知识分子的职业取向，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几种形态：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或工程技术研究的泛属“科技型知识分子”，在各种新闻传播媒体中就业的则为“传媒型知识分子”，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并长期据守学院和研究院的又叫做“人文型知识分子”。比较难以称谓的可能是作为“精神生产者”的作家、艺术家了，是不是可以权宜性地称为“文人型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