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不是有“知识”就能叫“知识分子” -- 大明湖

不是有“知识”就能叫“知识分子”2006-09-04 08:35:02　来源: 光明网　

作者：邵建

随着市场经济的跟进和意识形态的淡化，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专家、学者、教授和顾问。这一形象原有的批判职能萎缩了，相反，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却得到了空前突出。

当我们试图让自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时，俄国知识阶层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怀；而法国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遗产，则是它对权威体制的批判。

“知识分子”是一个比较容易产生歧义的词，到底什么叫知识分子，不同的人显然会有不尽相同的指认。到今天为止，恐怕也没有谁给它作出一个严格的定义，或者说，已经有一个满意的说法为人们普遍接受。也正因此，知识分子问题有着较为丰富的阐释空间，而本文所欲阐释的问题是：一、“知识分子”源起；二、“知识分子”的中国化；三、何为“知识分子”。下面分而述之。

一、“知识分子”源起

对汉语知识界来说，“知识分子”是一个舶来词，它不出自中土而是欧洲；转从时间一维，又是近代以来形成的词，与古代和中世纪无涉。通常认为，“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源头，其一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另一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法国。

源于俄国的“知识分子”概念，其英文为“Intelligentsia”，但该词通常被译为“知识阶层”。作为特定的内涵，它是指由沙俄派到西欧去学习先进文化而后回国的那批青年贵族。在彼得大帝时代，针对俄罗斯社会文化的蛮荒状况，彼得改革心切，近代以来的欧洲文化。这些贵族青年应召回国后，成了以赛亚·伯林所谓的“半个俄国人、半个外国人”。由于他们所带回的西欧科学文化、思想观念、社会秩序乃至生活方式和当时的俄罗斯格格不入，而他们又欲以此改变之，因而，这一群与众不同的新人就被称为“知识阶层”。当然，这个概念最初是描述性的，但它逐步向规范性发展。比如，至70年代，那些在哲学、政治、社会见解上抱持激进态度的年轻人，声称他们才有资格叫做“Intelligentsia”。90年代更进一步，一个人仅仅受过良好教育并在公众中扮演一定角色，已经不够“Intelligentsia”了，它还必须从政治经济上反对整个旧体制才行（据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

关于俄国“知识阶层”，由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所转述的五个特征值得注意：“一、深切地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二、对于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知识分子都视之为他们个人的责任；三、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四、有一种义务感，要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终极的逻辑结论；五、深信事物不合理，须努力加以改正。”[1]在余英时看来，“以上特征是研究俄国知识阶层的专家所共同承认的”。其实这五点除去道德感和求真本性外，最重要的是第一、二条的并类：关怀公共事务，并视之为个人责任。

源于法国的“知识分子”概念，其英文为“intellectual”，它的出现，与1898年的“德雷福斯事件”有关，与作家左拉等人对这个事件的介入有关。德雷福斯是法国军队中有犹太血统的上尉军官，1894年他因被指控向德国出卖军事情报，因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事实证明，这是一起错案，但军方和政府却拒绝对此重新审理，因为这会影响国家包括军方的名誉和秩序。1898年1月13日，左拉率先在巴黎《曙光报》上发表檄文性质的信，即直接写给共和国总统的《我控诉》。次日，该报又跟进一篇有众人签名的宣言书《抗议》，抗议军事法庭对德雷福斯的判决违反法律程序。在该宣言书上签名的，是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教师（以作家为例，除左拉外，还有我们所熟悉的法郎士、纪德、普鲁斯特）。这个宣言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知识分子，同时又被称为“德雷福斯派”。正是作为“德雷福斯派”的知识分子对该事件的介入，才使这一冤狱得以重审并以平反终了。

“德雷福斯事件”实际上是一场“正义与秩序的冲突”，冲突的双方，一边是握有国家权力的体制，一边是来自各种职业的知识人。后者所以走到一起，把这个案件变为一个事件，是出于他们胸中的正义理念和道德责任感。就左拉个人而言，他是放下手中正在写作的小说进入这场斗争的，甚至一开始时他并不想参与这件事，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小说被与己无关的事打断。然而，不与罪恶合作，沉默意味着合谋，是这样的价值信念使左拉放下了小说而拿起《我控诉》的笔。这一事件，严格地说，虽然不是“知识分子”这一称谓的诞生，但却使它第一次在这样的价值内涵上被广为使用并流传开来：即知识分子在社会公共舞台上是体制的反对者或批判者。

无论俄式的“Intelligentsia”，还是法式的“intellectual”，作为“知识分子”概念的两个源头，都有各自的历史渊源。俄国的“知识阶层”不妨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贵族阶级，法国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的“文人”(就像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可以前溯到中国古代的“士”)。比较之下，法式“知识分子”的传统渊源更久，它甚至可以追踪到古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但就它们作为两个新词而言，伯林反对把它们混为一谈，虽然伯林没有具出原因，但原因是显然的。如果说俄国的“知识阶层”出身贵族，因而是一个“身份”概念；那么，参与“德雷福斯事件”的法国“知识分子”因其吃的是不同的知识饭——比如有作家，有教师，有律师，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它首先是一个“职业”概念（当然，此概念的含义并不仅仅在于职业，它还有更为重要的内容）。

本文语境中所谈论的知识分子，与当年法国的“德雷福斯派”血缘更近、谱系也更直接。但无论俄国的“知识阶层”，还是法国的“知识分子”，在我们讨论我们的问题时，都可以成为我们从中汲取的有效的精神资源。概括而言，当我们试图让自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时，俄国知识阶层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怀；而法国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遗产，则是它对权威体制的批判。